唯色注：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其中所写的所有一切，都深感熟悉。事实上，可以把文章中的这些主要的名词更换一下，比如：外蒙古换成图伯特（包括安多、卫藏和康）、苏联换成中国、斯大林换成毛泽东，等等。
另外，我要转发三张出现在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最近文章《The Body Count》及中文译文《死亡统计》中的照片（见上图）。这三张照片并不是外蒙古的场景，而是在康区（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境内），最近因为盖房子，被当地藏人挖出来的“埋尸坑”，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大概是在1958年，被中共军队血洗的藏人僧俗的遗骸。
漠北红色风暴：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
文/段宇宏
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15个国家获得独立。确定苏联已解体，不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近三个月后，有“苏联不加盟共和国”之称的蒙古才真正独立——1992年2月12日，外蒙古更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抛弃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启动自主化和民主化进程。蒙古人终于可以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为苏联附庸的惨痛伤口——谨以此文纪念蒙古民主化20周年。
蒙古国的“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
引子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
若无当地人提醒，外国游客常会误以为这是某位要人宅邸，与之擦身而过。不错，它确实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民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纪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场景的绘画。
1930年代与苏联同步发生的蒙古大清洗，由于其规模远不及苏联，再加之长期与世隔绝，外部世界对草原上这场昔日的惨烈红色风暴几乎一无所知；在蒙古国内部，由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也没有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对大清洗进行局部披露和反思。看上去，它将在人们的缄默中被永远遗忘。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从衣物上可以判断死者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中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烈击打，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由于苏联直接指挥制造的大清洗，留下的档案文献并不多，蒙古大清洗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着从3.6万至10万人不等的几种版本。
纪念馆中展示了从埋尸坑中挖出的少部分尸骨，头部都有弹孔或被钝器重击的痕迹。
被处死的各层级宗教人士统计表之一，仅这张表上，普通喇嘛一项写着6043名。
不过，这段历史虽然尘封日久，但并不乏当事人的见证。
伊苏策零，一位老态龙钟的86岁老人，住在乌兰巴托郊外简陋的蒙古包里，他是五十余年前内务部行刑队的头目，曾经处决过无数的僧侣，这位老者希望通过交待事实换取政府的奖励。沉默了几十年的伊苏策零在BBC镜头前将当年行刑场景娓娓道来，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追随乔巴山（蒙古建国时期重要领导人）的指示行事，屠杀责任不该由他个人来负。
“我的一位兄弟也是喇嘛，当时也被逮捕了。必须要承认，并无任何正义可言，若有300个人被捕，将会有200人被处决，其余人会被判处10年的监禁。喊出他们的名字，反绑双手，用卡车拉出去，在土坑边跪下执行枪决，只到坑被填满为止。乔巴山审案累了会休息片刻，喝上一些伏特加，当他醉的时候，死刑的签发相当草率。”
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说，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和委员会成员们被所知道的事实震惊了。仁钦认为，根据埋尸坑和直接间接证据的挖掘情况，以及对人口档案的研究，应有10万人死于大清洗；3.6万的数字，学者普遍认为被低估，10万是目前估计最高的数字，但还不是最终的学界定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持续下去。
无论是哪个数字，蒙古的遇难者总数，在苏联和柬埔寨同样原因的受害者数字面前，都相形见绌，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一个刽子手和受害者的挣扎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
当时之世敢当面痛骂斯大林，砸他烟斗的，恐怕唯根登一人。
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也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这位传奇的蒙古总理，是斯大林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当面对斯大林大不敬的叛逆者。他曾经做过一件在当时能把胆小者吓尿裤子的事——当众对斯大林劈头盖脸痛骂，并抢过斯大林的烟斗摔到地上。
根登言行鲁葬粗俗，性格张扬好斗，女人和酒是他两大嗜好，一方面极力表现得像个“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内心深处又有浓厚的宗教信仰。
“世界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一个是佛祖，一个是列宁”，20年代初根登喝醉后曾说过这样的“胡话”。
30年代初，“革命青年团”（类似苏联共青团）干部出身的根登在党内斗争中紧跟斯大林而受青睐，政治上平步青云，成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即蒙古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个书记之一，1932年被苏联指定为总理。
根登等人在斯大林授意下大力推行各项恐怖政策：强制集体化、消灭民营经济、关闭寺院、没收教产充公……这场浩劫激起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斯大林在党内寻找“极左路线”替罪羊，多名领导被驱逐，但根登却幸免于难。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遵嘱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愈发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对命令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这点手法岂能在明察秋毫的斯大林面前蒙骗过关？根登很快丧失了的斯大林的宠信地位。
1936年在蒙古驻苏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再次训斥根登不能贯彻清洗宗教界的政策，并对其百般嘲讽:“根登，你是不是当蒙古国王？”。根登终于忍耐不住，仗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红沙皇！”随后，根登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摔碎在地，然后把桌子板凳砸个稀烂。
在座者全部瞠目结舌，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根登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意味着他的生命也已走到尽头。
斯大林随后命令一直与根登争宠的乔巴山重组中央会议，解除根登一切职务。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与会者严厉批判根登“破坏苏蒙友谊”，根登本人随后被强制在苏联“休假式疗养”。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无数埋尺坑。
“白俄外蒙”的短暂泡沫
血腥的红色风暴为何能席卷蒙古草原，这还应从蒙古国的独立过程中寻找原因。
满清的衰落，让一路东扩的沙俄对蒙古地区兴趣越发浓厚，俄军人和商人阶层普遍主张吞并蒙古，知识分子阶层亦主张助蒙古成“独立”国家。不过，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远东军力较弱；20世纪初，还多了日本因素的干扰，故未在蒙古放开手脚大干。
不过，沙俄蚕食蒙古却一直未断。康熙初年，哥萨克占领布里亚特，同治年间侵吞唐努乌梁海。上述地区如今分别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居民主要为卫拉特蒙古人，即漠西蒙古人。
清末俄国势力已早深深渗入外蒙，20世纪初年，在外蒙定居、游历的俄国人数量最多达10万之众，仅在其首府库伦（后来的乌兰巴托）就有俄商3000多人，每年有7000余人的商队往来俄蒙之间。
外蒙王公亦想借俄国势力脱离满清，1911年8月，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外蒙王公即率团赴圣彼得堡请求沙皇协助独立，正巧两月后辛亥革命暴发，大清土崩，国内一片混乱，俄国立即协助外蒙王公发动兵变，赶走当地满汉官员，宣布建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大活佛为皇帝，称“博格达汗”，年号“共戴”。
“博格达汗”、“共戴皇帝”八世哲布尊丹巴大活佛，藏族人。蒙古今年正式恢复了“博格达汗”传统。
因惧怕过度刺激同样对满蒙“深怀兴趣”的日本，俄国虽然答应给予“大蒙古国”各方面援助，但未公开承认外蒙独立，只在外交上与中国斡旋为其争取特殊的“自治”地位。沙俄当然还有另一层考虑，怕公开扶值外蒙独立引发帝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大潮。因此，外蒙独立后一度想出兵征伐内蒙，实现内外蒙大联合建国，被沙俄阻止。
一战暴发，俄国全部精力投入欧洲战场，实不愿在东方招惹麻烦。1915年6月，《中俄蒙协议》签署，规定中国对外蒙有宗主权，中俄都承认外蒙自治，并不得干涉。
外蒙据此建立自治政府，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委派陈毅为都护使赴外蒙，担任最高行政长官，行使宗主权。外蒙名为自治，实际仍在沙俄控制范围内，但陈毅主政之时，为维护宗主权做出了最大努力。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随后暴发十月革命，引起全面内战和协约国干涉，各种外部势力涌入外蒙，致其局势一片大乱。日本欲扶持白俄将领谢苗诺夫，建立一个囊括所有蒙古地区的“大蒙古国”，要向外蒙进军。外蒙内部高层党派政争激烈，因恐惧谢军进入，“亲华派”要求北洋政府派兵保护。
中国内部要求撤销自治，收复外蒙的呼声也高涨不已，在五四运动压力下，段褀瑞派徐树铮率兵进驻外蒙，1920年1月举行“撤治仪式”，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了皇帝宝座上。
彼时沙俄庇护下曾一度独立的外蒙，政权基础极为脆弱，凭借自身财政根本无法独立。由于满清治蒙采取严禁蒙古人从商的政策，令蒙古人对市场经济一窃不通，一切商业活动由关内汉人包办，后来俄商又加入竞争行列。独立后，蒙古政权大力排挤华商的政策，致其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而此时俄国因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运入外蒙的物资更少，经济外交困危至极，在陈毅诱导和徐树铮武力威慑下，外蒙再次回到中国控制之中，不过局面仅维持不到一年。
1920年10月，白军谢苗诺夫军队在远东被苏俄红军击败，其部下罗曼·冯·温甘伦，一个精神偏执狂，绰号疯男爵的家伙，应外蒙上层之邀，带着他那支由俄国人、中国人、日本人、蒙古人组成的杂烩军队突入库伦，将中国驻军打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大皇帝位，自己则当了外蒙实际统治者。
但疯男爵的好景不长。此时苏俄已扶持蒙古人民党在靠近俄国边境的恰克图建立临时政府，1921年7月，苏俄红军领着蒙古人民军进击库伦，温甘伦在逃亡中被捕并遭处决，白俄蒙古灭亡，迎来红俄蒙古时代。
疯男爵温甘伦，当过白俄蒙古短暂的统治者。
“红俄外蒙”的诞生
1921年7月11日，苏俄扶植外蒙建立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签订苏蒙条约，互相给予承认并派驻代表。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立即承认“图瓦（中国称为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民族“自决权”，让其脱离外蒙成为“独立”国家（即今天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共和国，1944年8月斯大林在新疆策划所谓“东突共和国”时，勒令图瓦宣布“自愿加入”苏联）。
外蒙和图瓦自此拉开全面苏化序幕，从镇反——反右——集体化——大清洗，一样不落，斯大林在同步复制了苏联的一切。
接替沙俄操控蒙古的苏联，同样因为顾及国际影响，未公开把外蒙变成自己的“加盟共和国”，但从1921至1992年，外蒙实际上已是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由于外蒙表面上未纳入苏联，所以它成为世界上继苏俄之后“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还在中国军队控制外蒙时期，外蒙上层就四处寻求外援，试图恢复独立。病急乱投医时，他们曾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库伦代表拉尔申求助，还有王公带着哲布尊丹巴的信赴日求援，均无结果。
但找到苏俄这一方——或者被苏俄一方找到的蒙古民间独立力量，却意外地开花结果。受内蒙鄂尔多斯群众性排外运动——“人民圈”和俄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蒙古诞生了两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小组，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党班底：一个，由僧侣出身的学者鲍陀与其学生乔巴山在俄罗斯驻蒙领事馆创建，称为“领事馆小组”；另一个，由公务员丹增与军人出身的苏赫巴托创建，称为“东方库伦小组”。他们的目标是把“葛明”和“葛明军队”驱除出外蒙，实现独立（葛明是汉语“革命”音译，辛亥后对中国人的称呼）。
鲍陀和乔巴山的领事馆小组，文化水较高，跟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有很多苏俄朋友，对马列主义了解多一些，鲍陀本人精通满学、蒙学、汉学、藏学，在俄领馆的学校教援蒙语；与共产国际驻蒙代表额勒贝格道尔吉·日奇诺（大清洗中被处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丹奇诺夫等过从甚密。
丹增和苏赫巴托的东方库伦小组多为下层军人、公务员和僧侣，满脑都是“民族主义”，只关心“独立”，推崇传统文化和博格达汗。正因这个渊源，苏联把前一派称为左派，后一派称为右派，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在苏联支持下，原本处于弱势的领事馆小组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派成为“反右”重点清洗目标。
苏俄内战后期，列宁曾乐观地认为欧美共产革命大高潮即将到来，所以新政权纵然物资奇缺，饿殍遍野，仍然挤出大量经费人力，甚至不惜抛售文物珠宝，对外输出革命。孰料共产国际一大之后，德匈两国共产党武装夺权惨遭挫折，红军进攻波兰，未掀起预期的革命热潮，反而遭激烈反抗而受重创。
列宁反思后认为，全球革命需要延迟，退而求其次，新生的苏俄生如何存发展下去，就成了第一要务。他原本认为东方国家根本就没有共产革命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予重视，经欧洲的挫败，注意到东方发生“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认为把“幽灵”送到东方，既是实现全球建立苏维埃理想的首要步骤，亦是苏俄外交突围的手段。
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与共产国际加紧了对两个小组的整合，告之他们如要争取“自由”与“独立”，必须要创建地下革命政党，并可获得苏俄“帮助”。于是鲍陀与丹增的两个小组在俄共西伯利亚局的运筹下合并创建“蒙古人民党”。所谓创党七元老是指：鲍托、丹增、查格达尔扎布、吉格吉德扎布、多格苏木、苏赫巴托、乔巴山。
1920年6月，苏俄红军控制了大部分远东地区，人民党立即派人进入苏俄联络援助，参与军事培训，丹增等人还找到原在哲布尊丹巴宫中做事，但被除树铮解职的达喇嘛彭楚克道尔吉，通过他弄到了盖着哲布尊丹巴大印的信件，带往苏俄。
其实苏俄根本就不关心有无大活佛信件，进军是早晚的事儿，这只是丹增等人的一厢情愿。不过蒙古老百姓皆崇敬大活佛，初期哲布尊丹巴和独立的名义招纳了很多牧民参军。
苏赫巴托与列宁会面，一张历史事实真伪存争议的宣传画。
1921年2月和3月，俄境内的托洛伊茨库萨夫斯克(恰克图对岸)，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了人民党两次党代会，宣布建立中央委员会，选出领导机构，创建人民军，选苏赫巴托为总司令。随后向从库伦逃到恰克图的中国残军发起攻击，占领该城后宣布建立临时政府，这时候外蒙出现了两个政权，另一个就是控制库伦，挟哲布尊丹巴以行号令的温甘伦政权，红白蒙古之间展开了短暂的内战。
弱小的蒙古人民军自然不是温甘伦对手，疯男爵派兵攻击恰克图时，苏俄境内的几只红军越境过来助战才击退温甘伦，稳住了阵脚。紧接着，应“蒙古人民临时政府”之“邀请”，远东共和国（苏俄为了不刺激日本干涉，在战时远东建立的一个假“缓冲国”）人民革命军亦入境，然后苏俄红军兵分三路，进占库伦，温甘伦政权灭亡。
苏化大改造
苏联对蒙古人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改造，在蒙古建立苏式政治经济体系，使其沦为苏联殖民地，非一蹴而就，有个渐进的血腥过程，在苏联特务机关和军队监督下，伴随着不断清洗镇压而完成。
蒙古人民党建政头三年，之所以还要“拥戴”博格达汗，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因为人民党本身力量太过弱小，若无苏军帮助根本不可能掌权。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时人民党只有党员164名，虽然外蒙当时人口仅约70万，这仍算是极不起眼的组织，且人民党成员缺乏有名望之重量级人物。
人民党当时的民族主义属性远远大于布尔什维克属性，党章规定，只要赞同蒙古独立者，皆可成为党员，而哲布尊丹布却有数百年积累的政教权威，广受蒙古人信赖，仍有“统战”价值。
作为佛教游牧社会，蒙古人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既无兴趣也听不懂。初期由共产国际代表帮他们拟就的公告里，“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一头雾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短期内政策只能改弦易辙。很多蒙古官民、僧侣加入或支持人民党，是冲着“独立”旗号和苏联后台而去，并非对苏联意识形态有兴趣。
与此同时境内还活跃着白军残兵，政权仍未巩固，华商和亲华蒙古官民还有相当势力，苏联还要肃清人民党内的“右倾民族主义”，扶值势力弱小的人民党“亲苏派”，需要过渡期。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踏足外蒙。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
人民党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虚有其职，苏联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作为“总督”藏于幕后，在苏联军政、特务机关配合下，监督人民党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苏化政策。
最早的“总督”是苏联布里亚特人日奇诺，后来是库楚莫夫、车尔诺莫德扬克，一切不贯彻“把苏联当作唯一的最亲密盟友”者，有“民族主义倾向”，有“亲华嫌疑”，不能紧跟“苏联路线”者，无论资历再深，威望再高，轻则入狱重则处决，人民党的党政军元老亦无例外。
若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已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七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很快被处决。
1923年2月22日，30岁的苏赫巴托离奇死亡（乔巴山后来说他是被丹增毒杀），又借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斗争”，原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侣、学者在此期间亦被排挤、逮捕。
中央和省级政权的控制基本完成，苏联认为结束“过渡期”的条件成熟了。
“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份，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整党改组”大会，党名更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声称要按莫斯科指示，贯彻“绕过资本主义，直奔社会主义”大跃进发展路线，实行内政外交“一边倒”，逐步掀起阶级斗争，加快把苏联之外所有国家资本驱逐去的步伐。
创党元老丹增此时接替死去的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他不赞同共产国际代表制订的路线，并认为这是在武力协迫下的会议，作为会议主席他拒绝参会，丹增明显也不能“适应形势”了。
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扣上一堆莫须有罪名：“勾结中国反动派”、“破坏苏蒙友谊”、“妄图武装叛乱”……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任。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党七元老”。
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人民革命党宣称用“用马列主义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战斗道路”，但苏联为在国际社会面前营造外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选择和内部自然演变”，非其插手所致的假像，亦为了不引起其它国家紧张，所以人民革命党一直假装不叫“蒙古共产党”。
只要外蒙还存在对外交往、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宗教信仰和对传统文化敬畏，苏联即难以实行全面控制。20年代中期，外蒙已被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其对外贸易额中，苏联仅占二成份额，苏联国企的劣质商品在蒙古市场上毫无竞争力，苏方处于入超状态，如此则苏联难以用低价或免费方式从蒙古获得皮毛、木材、矿产。
苏联始终认为人民革命党的党员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旧思想”，难以改造，无法忠实贯彻斯大林命令，解决的思路是“从娃娃抓起”，一张张白纸，可以描绘美丽的图画。
在苏联，共青团必须绝对接受苏共领导，为其下属组织，但在外蒙，却用“蒙古革命青年团”来监督蒙古人民革命党，若党有贯莫斯科政策不给力的情况，青年团可以抨击和告密，甚至矛头公开指向党的领导人，青年团还负责发起各种苏式社会改革战役。
20年代中期，大量年轻人被选拔赴苏进行政治培训，回国后送到青年团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经过历练后再充实到党的高层。
青年团挑选狂热成员组建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意识形态战斗旅”，其职责为：发起对传统文化、习俗服饰的清除运动；贬损蒙古传统社会中地位崇高的僧侣、学者的威望，转化和打击信教百姓；协助搜查、举报、没收寺庙财产，摧毁寺院和文物；搜查集体化运动中牧民隐匿的财产和抓捕逃亡牧民。
战斗旅做过的最荒诞事情是逼迫散落在各处的游牧民集合到一个地方，强迫他们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进食，同一时间睡觉，没完没了的开会和学习。
青年团要求下，外蒙禁止了蒙古人最重大的传统新年——白月节，“白月节是一个封建节日，尽管已被禁止，仍然有很多蒙古人在过节，党的领导必须有人为此受谴责”，一位叫卢瓦桑的青年团成员曾这样炮轰人民革命党中央。
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反感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000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它的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开始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外蒙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程度，造成灭难性后果。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货币状况，苏联严禁任何其它货币在外蒙流通，控制外蒙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至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至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000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斗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要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外蒙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生产力极落后，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要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至30头羊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
一个牧民家庭，若以五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图的财产（相于当六头母羊），不论家庭成员数量有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与此同时，肃反干部们常常比“封建主”还富有。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克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外蒙，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对人民革命党进行严加批评，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此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动和大逃亡。
根据历史资料重画出当年暴力集体化的场景（仅为画的一角）
用油画重现暴力集体化时没收牧民财产牲畜的情景。
1930年起已经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光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饥荒、愤怒在不断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杀，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外蒙需要“稳定局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牧民允许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
按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内外部“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份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要比“右”要好，顶多就是帮领袖背下黑锅。
寺院拥有外蒙15%左右的财产，其中牲畜有200万头，正因为暴动平息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所以只有30万头被充公。
经此番折腾的最大成就是苏联在外蒙贸易额中的比重倒过来，占了85%，外蒙自此成为苏联矿产、肉类、皮革的供应地。
不过这只是第一阶段“阶级斗争”和集体化暂告段落，更歇斯底里的一轮大屠杀30年代中期才全面开启，最终完成了集体化。
共产国际驻外蒙“总督”车尔诺莫德扬克根据自身对苏联政治的理解，当时就对自己的佐尔宾吉扬指出：“我们的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障碍，但按我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不会长久，这只是权宜之计”。
布署大清洗，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
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根登不旦未被免职，还被重用来推行“新经济政策”。平息民众大暴动后，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的“黑状”，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
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搞下台，有人民革命党内两个部族集团——卫拉特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的矛盾因素，这两位是布里亚特的卫拉特蒙古人，俄化严重，一直想促使外蒙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根登和军中另一实权人物德米德反感此议，与他们有分歧，正好借机把这两人排挤出去。
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蒙古亦步赤趋，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体团”案，虽有斯大协迫之意，但根登与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等人亦想借机解决党内部族矛盾，集体化失败和民众暴动归咎于这些“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捣乱。
此案317人被捕，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监禁，126被流放苏联，56 人被处决，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这是现代外蒙首次处死孕妇，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给他扣上“鲁浑贝反革命集团”要犯的罪名。
宣传画：蒙古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
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这种要挨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按理说根登早该被清洗掉，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对他格外“宽厚”一些。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外蒙的“小斯大林”。
斯大林强逼外蒙扩军和清洗宗教阶层，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惯性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外蒙视为防范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扩军可协防苏联，消灭宗教阶层可全面控制外蒙，建立一个完全俯首贴耳的代理人政权。
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根登为僧侣们辩解。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外蒙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
斯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可能担忧根登未能深刻领会意图，斯大林这次未使用“隐晦性”词语，而是不断强调“毁灭”、“不能共存”。
一旁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咆哮道：“根登，你这个家伙不要成天喝得醉醺醺后就埋怨苏联，如果你认为跟苏联兄弟般的友谊是蒙古的损失，是我们占了便宜，那你就去跟日本联络啊，我们才不干涉你们内政呢”。
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七十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林的催逼。后世历史学者评价说，党的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互相信任和团结过，没有人赞同斯大林屠杀宗教阶层的指示，但任何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应对，会议皆充满了绝望、沮丧、无奈，体现出弱者在蛮横强者威势下的无助。
根登倡议下，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把外蒙军队扩大到17000人，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总算看出来，根登“无药可救”，只好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
1935年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任命他为副总理，乔巴山与德米德成为外蒙唯一有元帅头衔的两个人，在外蒙政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从那时起，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不旦没有悔意，还向他提出经济、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指责他领导下的外蒙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还列举“二十大罪状”。“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
面对所有指责，根登据理力争，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阿玛尔当“傀儡总理”，同时命令外蒙把内务处扩大、升格为内务部，点名乔巴山当部长。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须大开杀戒，谁不执行谁就有性命之忧。
苏联特务机关当时称为“内务人员委员会”，之前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别乌”，1954年才改名为“克格勃”，在大清洗中为斯大林杀戮元老功臣，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立下汗马功劳。蒙古人对来自苏联的肃反一窍不通，长期以来全靠苏联顾问指挥，此次内务部即效法“内务人员委员会”，由苏联亲自改组和指挥。
苏联特务部门派到蒙古的“肃反专家”。
斯大林派来的“肃反专家”占了外蒙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副部长奥尔兹巴特的工资是425蒙图，普通成员的待遇为220蒙图，同级的普通苏联“肃反专家”工资能拿
到440蒙图。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然后是古鲁伯奇克前来坐阵指挥。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8月应外蒙政府之“邀请”，苏联增派3万野战军进驻外蒙，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
鲜血浸红了草原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外蒙军队的规模本就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领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
乔巴山发布公告称，军官们大量牵连进反革命阴谋中，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得到从轻发落。有1000多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人几人得到赦免，绝大部分仍被枪毙。人类的“智慧”是被逼出来的，有些人干脆主动自首，说自己犯过“强奸罪”和“盗窃罪”，迅速被定刑事罪送进监狱，居然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
外蒙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大清洗时留存的影像，一群被关押的僧侣。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仅有26座，85000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29198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做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时，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外蒙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二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外蒙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遇事则随时可以牺牲阿玛尔，或让他当“替罪羊”，或完成大清洗把他除掉。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外蒙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
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为了狱友。
这里插一个苏联的血色幽默段子：“大清洗期间，三人于牢房中聊入狱原因，甲说：我因为反对州委书记伊万诺维奇；乙说：我因为支持书记伊万诺维奇；丙说：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斯大林先后利用亚戈达和叶若夫来完成大清洗，然后又把他们除掉，自己把主犯的责任推卸掉。在外蒙，他也为“小斯大林”乔巴山安排了他的亚戈达和叶若夫，为他洗脱责任，大清洗最高潮时期，一度刻意把乔巴山调离外蒙，与最血腥的时期“保持距离”。
阿玛尔在苏联的审判中发表了一番后世才得知的感人讲话：
“我是无罪的……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政府总理要由苏联来审判，而不是蒙古的法院。说我阴谋反对乔巴山这不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我热爱蒙古人民就像我热爱俄罗斯人民一样，但我讨厌苏联，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实行殖民化政策。我并不因为蒙古跟苏联和日本分享了共同边界主张跟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我更喜欢与德国发展外交关系，曾经选派年青人去那里留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反革命，你们用伪造的供状迫害人们是无辜的……我，一个蒙古的国家领导人的亲身经历表明，苏联如何在蒙古推行殖民化政策。”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确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原因如下：
残存档案与证据不足以反映全貌。
并非所有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都留下纪录或被内务部统计进去。
未被判处死刑者有一部分在关押期间被酷刑与疾病夺去生命。
另外，还有很多被关押者后来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他们生死状况之全貌难以统计，1938年，一位古拉格官员写信给外蒙内务部的苏联肃反顾问：“你们最近送来的产品太老了，今后请送年轻的和健康的产品来。”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低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外蒙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几十年后被挖出来的大清洗“埋尸坑”。
尸骨堆积如山。
一位僧侣望着当年的骷髅堆发呆。
大清洗中唯一幸存的寺院，乌兰巴托的甘丹寺。
尾声：“鲜血凝成的苏蒙友谊”
肯特、杭爱、萨彦那些高耸美丽的山峰
装点着北方的森林和群山
梅嫩、沙日嘎、诺明那些广阔无限的戈壁
形成横亘南方的瑰丽瀚海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克鲁伦、鄂嫩、土拉那些澄碧清洁的江河
给大家提供药用的溪水温泉
库苏古尔、乌布苏、贝尔那些深邃浅蓝的湖泊
给人畜提供饮用的池塘水泽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
这是现代外蒙最著名的作家、诗人纳楚克道尔吉的名篇——《我的故乡》。纳楚克道尔吉被视作现当代外蒙文学重要奠基人之一，首个“红色作家”，有点“外蒙高尔基”的意味。
纳楚克道尔吉1925年被送往苏联学习，但在一年后，正如总理阿玛尔所说，因为讨厌苏联，他与另外35个年轻人被政府送到德国学习。回国后，他担任过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纳楚克道尔吉对极左政策有轻微质疑，1932年被内务处逮捕，判一年刑期。1937年2月大清布署期间，他与34个赴德国深造的同学悉数遭捕，但他只被叛5个月劳动改造；看起来运气还不错，与他齐名的外蒙最著名剧作家布扬纳梅克直接被处决。大清洗前两个月，纳楚克道尔吉走在街道上遇袭身亡。
纳楚克道尔吉不知能否预料到，他心中“美丽的蒙古大地”两个月后将血流成河，不仅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外蒙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蒙古的国旗由斯大林提出设计意见，国歌歌词中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色彩。到30年代末，外蒙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这样的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已无任何“独立”可言。
二战时外蒙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外蒙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外蒙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外蒙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外蒙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外蒙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苏蒙时代的军队。
苏蒙时代的仪仗队。
现在的仪仗队。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手畏脚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外蒙作战）。
连外蒙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裁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但他紧跟的是作为苏联军事强权国家领袖的斯大林，而非斯大林本人。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外蒙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阵营出现过一阵子“小阳春”。1962年，外蒙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举办了成吉思汗纪念活动，并在这位大汗的故乡建了纪念碑。此事惹得苏联大发雷霆，正在莫斯科的泽登巴尔闻讯赶紧给人民革命党中央去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把纪念活动痛骂一通。为泽登巴尔掌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铁木尔奥其尔因失去苏联好感，以“妨碍苏蒙友谊”、“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罪名，被解除一切职务。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外蒙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外蒙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八十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乔巴山虽是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资历不浅，但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连他自己都承认不足担当重任，长期以来未受重视，在党政军中的威望远不及其它元老，他之所以最终成为外蒙最高统治者，皆因他从不敢违抗斯大林命令，他也是七名创党元老中唯一能善终者。
后世历史学者认为，把大清洗和全面苏化罪责都推到乔巴山身上亦失公允，若乔巴山不愿执行斯大林指示他自身也性命难保，斯大林必能寻觅到另一人来担当代理人角色。外蒙在外部强权的绝对控制下，属于“被自残”，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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