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浪微博上，一位年轻的活佛（“活佛”这个词是中文对转世高僧的错误翻译）发此图并写到：“最近佛协每位活佛及僧人发了一张证件，说是为了假冒活佛和僧人少出，呵呵：）”。
“革命者”禁止变革
文/王力雄
中国官员在谈西藏问题时，总是令我想起当年看过的一幅西方媒体上的漫画——中国总理李鹏被画成戴着喇嘛鸡冠帽骑着牦牛在西藏高原上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个号称把西藏人民从最黑暗的神权社会拯救出来的无神论政权，曾经全面禁止宗教，把西藏寺庙几乎摧毁一净，现在却在批判“黑暗西藏的代表”——达赖喇嘛在破坏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而且表示绝不允许。
最近在中国人大记者会上强硬表达这种态度的白玛赤林，虽为藏人，虽被任命为西藏最高行政官，却又不懂藏传佛教的基本常识。在他隔空斥责达赖喇嘛时这样说：“十四世达赖就是十四个，前面还有十三个，不能说到了十四世我就该怎么弄就怎么弄。”他搞不懂，对于藏传佛教而言，达赖喇嘛只有一个，不管有多少世，都是同一个达赖喇嘛重返人间的转世，绝非有十四个不同的达赖喇嘛。
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员白玛赤林当然可以不承认佛教的转世，但是他既然是在宣称坚持宗教仪轨，而不是把宗教说成精神鸦片，就至少应该表现出对宗教常识的了解和尊重，哪怕只是表面文章，也应该做得像样，否则谈何坚持宗教仪轨？又怎么让信众不认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体系瓦解和缺失，从其官员表达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可看出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西藏的人大主任向巴平措在强调遵守历史定制时说：“历史定制不是共产党定的，不是我们政府定的，那是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他们定的。”这是什么理由，又怎么能成为逻辑呢？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如毛泽东所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以最激烈的手段推翻了以往的一切历史定制。眼下中共正在大张旗鼓筹备一百周年纪念日的辛亥革命，就是纪念埋葬了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满清皇朝的革命。为何说到西藏的时候，却如此冠冕堂皇地把早被埋葬的康熙、乾隆抬出来，而且把他们的权威性放到共产党和现政府之上，号称他们定的就不可改变呢？
这种以气壮如牛的声势所做的既无常识、又自相矛盾的表述，让人看到的是强权的强词夺理，就如同在上游的狼指责下游的羊弄脏了它喝的水一样，理由可以是随意的，目的只是为了吃掉弱小的羊。
2010-3-9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康熙 、乾隆”那一段忒赞！
回复删除奉劝向巴平措之类的生物，每次在电视上吠完回窝，记得要多念几遍忏悔经。
“中国革命者”与“满清帝国”
回复删除1 中共继承了“三民主义”的一半
辛亥革命党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中，当今的中国政府几乎完全继承了其中的“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众所周知，孙中山主张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国族主义，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绝对化的汉族国族主义的实现，要以同化非汉各族为最终目标。孙中山的原话是：“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自从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以来，中国政府便事实上背弃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信仰，大搞“一切向钱看”的意识形态形骸化。要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与现代中国愤青的最大不同之处，愤情们是一群意识形态虚无主义者，而红卫兵们却是共产理想主义者。但是，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政治目标，只顾向钱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道德理由，就会失去人心所向，是难以维持长久的。于是，这个政府便拾起了民族主义旗帜，在马恩列斯的巨幅头像曾经随着群众队伍走过无数次的红色广场上，建造了九五之尊的孔子像----一个曾被唾弃为封建秩序的思想维护者。可以想象，他们也许还会别出心裁，将来极有可能竖起炎帝像或黄帝像。
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在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占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左右人口的民心，而且效果不错。“宁可要中华自我的专制，也不要西方外人的民主”----成了大多数现代中国愤青的至高政治道德。政府也顺水推舟，在评判任何事物时，总会强调这种事物是否具有民族主义特色。无论多么丑陋的东西，只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人们在心理上就少了许多抵触；无论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只要加上一个修饰词“西方式的”，就会遭到人们的排斥。
由此看来，中国政府确实是完全继承了辛亥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而且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为极端。
另外，从中共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来看，可以说是继承了半个“民生主义”，邓小平的所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集来”，换个角度理解就是“允许另一部分人先穷下去”，典型的半个“民生主义”。直至今天，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中国政府依然面临着贫富分化的难题，而且这种贫富分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至于“民权主义”嘛，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当然不会继承。因此，辛亥革命的三个主义，中共继承了一点五个，正好是一半。
------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