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丁一夫先生文章中所写的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本是属于西藏的宝物，却在央视《寻宝》中评选成“无锡十二大民间宝物”之一。而如此散失在中国各地各位“收藏家”手中的西藏宝物，其实数不胜数。某些“收藏家”靠西藏宝物发财成名不说，甚至还摇身一变，成了“薪火相传·珍藏西藏”的人物。
有谁问过藏传佛教鎏金佛像的来历？
文/丁一夫
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的大型电视节目“寻宝”播出了“走进无锡”，参与总人数突破2000，参选物件近万件，由专家鉴定，真品率达到了 15％，大大高于全国5％的水平。在入围民间“国宝”的珍品中，出现了一件藏传佛教的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专家宣布，此尊无量寿佛，跏趺坐于双层莲花之上，双手托寿瓶，面相庄重慈祥。此佛像高73厘米，质地非常滋润，做工精细，生动，优美，从材质，造型，工艺分析判断，此佛应为宫廷和大寺庙所造，时代特征明显，十分罕见。于是，这尊佛像在青铜组里战胜了春秋时期和西周时期的铜鼎而入围国宝候选。据此佛像的民间藏家说，这是几年前在海外的拍卖会上用20万美元拍来的。专家一听，立即说，这20万美元花得值。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藏传佛教的鎏金佛像怎么会流落海外的呢？
六百万藏人世代生活的藏地，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的藏族自治州，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这就是藏传佛教。对于藏人来说，佛，法，僧三宝，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一般藏人家庭都会送一个男孩到寺庙为僧，喇嘛是藏人社会受人尊敬的精英。藏人经常把自家生产的多余产品，粮食或酥油，奉献给寺庙，把积攒的钱财也捐献给寺庙。寺庙日积月累而积攒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藏地由于气候原因，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当遇到灾年，粮食不足的时候，寺庙也是一般藏人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对于藏人和藏人家庭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家乡所在的寺庙。寺庙对于藏人社会来说，不仅是精神需求的支柱，也是稳定社会和生活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在广袤而自然环境条件独特的藏地，寺庙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设施，而是为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一种依靠。这是藏人全民信教的原因。
正是藏人世世代代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寺庙，使得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成为藏地物质和文化精华的集中地方。藏人社会最好的东西就在寺庙里。对于藏人来说，破坏寺庙，伤害僧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宝物，保存在寺庙里最安全。
由于高原的自然屏障，藏地千年来与世隔绝，很少受到外来的侵犯和掠夺。自从信仰佛教以后，藏人珍视一切生灵，不再厉兵秣马，以武力立国，在无法抵挡邻国侵犯的时候，只能请求其他国家相助。但是，无论是侵犯者还是相助者，在进入藏地以后，都还知道尊重寺庙和喇嘛。自从郎达玛灭佛的动乱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到现在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藏地的佛教寺庙一直受到藏人的珍视和保护。
历史上，清朝军队曾几次发兵进藏，以逐出入侵藏地的廓尔喀人等邻国人，但是都没有寺庙受到大规模骚扰或掠夺的记载。近百年来，西方探险者和邻国的商人都曾经到过藏地，但是不曾有过如敦煌盗窃那样的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藏地的寺庙都是“活”的，那里不仅生活着在藏人社会备受敬重的喇嘛，而且每个寺庙都是当地藏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依靠，藏人是围绕着寺庙活动而生活着的，把寺庙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在藏人的看护下，外人想偷寺庙珍宝也无从下手。
1904年，荣赫鹏率领英军从印度入侵西藏，到达了拉萨。这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侵藏事件。英军占领拉萨时期，不敢侵犯寺庙，没有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事件。
那么，这尊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被视为国宝的藏传佛教的佛像，是怎么会流失的呢？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专家和观众们惊叹这尊佛像的精湛美妙，内心里是不是问过这尊佛像的身世？
藏传佛教和寺庙，从公元九世纪末郎达玛死后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发生的唯一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内地的文革破四旧活动，带到了藏地高原。那个时代还没有定期的班车通拉萨，内地进入西藏必须搭乘军车和运输卡车，沿途在公路道班或军队营地过夜。所以，所有进入西藏的人，其实都是军队和政府部门批准和协助下才能成行的。藏地发生的毁灭宗教的破四旧活动，都是在党政军部门的默许和怂恿下才发生的。
就在破四旧运动中，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无一幸存全部被毁。有近万名喇嘛的哲蚌寺，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大学城，沦为一片废墟。最宝贵的拉萨大昭寺，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毁，积攒了近千年的珠宝文物要么毁坏，要么流失。红卫兵公开斗争侮辱出家僧尼，强迫他们还俗。很多不愿破戒的僧尼，被强迫劳改，甚至投入监狱。
这是高原藏地千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被毁和流失的藏地文物到底有多少，大概再也无法统计了。这尊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是“时代特征明显的明代佛像”，不大可能来自近代同样流失惨重的清代宫廷，而更可能是来自藏地那几千所寺庙。如今，通过海外的拍卖会，这尊佛像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上，最后流传到无锡民间藏家手里，实在只是沧海一粟。
于是，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的节目里，人们在赞美这尊佛像的精美绝伦。如果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巴黎的文物鉴赏会，要是拿出来的是一尊圆明园的清代佛像，我们又会怎么想呢？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11/200911200002.shtml
鎏金技術說不定是從印度傳進來的，尼泊爾舊皇宮的寺廟，佛像鎏金甚至比西藏好。不過這還要研究。
回复删除李江琳:来到达兰萨拉的汉人
回复删除1960年4月，达赖喇嘛在穆苏里的临时居所柏拉庄园居住一年后，迁居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英印时期，住在德里一带的英国人曾把达兰萨拉辟为避暑之地，以逃避印度平原酷热的夏季，还在山腰里修建了一座名叫“荒野中的圣约翰”的圣公会教堂。英国总督甚至考虑过把喜马偕尔邦的首府设在达兰萨拉。可是，1905年，达兰萨拉发生了一场地震，教堂的钟楼倒塌，英国人遂放弃了这个想法。当达赖喇嘛率领噶厦和他的家人迁居达兰萨拉时，他们见到的是一片荒山野岭，山梁上，现在被称为“小拉萨”的小镇马克利奥德甘吉，只有几座低矮的小屋和一座废弃了的森林公园。
很快，流亡各地的西藏难民相继而来，在昔日的森林公园里支起帐篷，权且安身。最初的几年里，除了个别西方慈善组织派来的医生或短期工作人员，以及偶尔前来的廖廖几名西方记者，“达兰萨拉”对世人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达兰萨拉”在中国的官方语汇里，还被称为“藏独大本营”，是一个被极力妖魔化的地方。
不过，事情正在悄然变化。过去几十年来，达兰萨拉每年都吸引大量西方信徒和游客，如今却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汉人。他们有的是专程前来参观访问的专家学者，来此与流亡藏人直接交流，了解“西藏问题”中的藏人观点；有的千里迢迢来参加法会，或者听尊者讲经；也有海外民运人士， 不过更难得的，是一些悄悄前来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普通大陆人。出于安全考量，他们返回中国大陆之后， 不会把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合影公开，也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的达兰萨拉经历，但是，这些人来到达兰萨拉，给流亡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偶遇大明星
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信徒，这套程序都是必须遵守的。事先预约之后，来客必须在觐见时间之前至少半小时，来到法王府的接待室登记，填一张简单表格，通过安全检查，然后，一名印度工作人员翻开一本厚厚的老式登记簿，填写来客信息，请访客签名。诸事办妥之后，有人把来客带领到尊者会客室旁边的等候室，等待尊者接见。
有天下午走进接待室，里面已经有一男数女，正在一边忙乱地登记，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话，说得是广东话，有时候又改成国语。他们家常打扮，男人中等个子，女人素面朝天，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我一边等， 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听到他们说觐见的事儿，他们给尊者带来了礼物，还带来佛珠等请尊者加持。接着，这小群人热热闹闹地离开接待室，通过安检。大约一小时后，我在等候室又遇到这群人。他们从会客室走出来，进入等候室，各自坐下，面色沉静凝重，说话声音压低了很多。几分钟后，这小群人鱼贯而出。
后来，我听说这些人居然是几位名声显赫的港台影星，是那种通常在公共场所出现，一定会引来“狗仔队”，或影迷们要求签名合影的人物。我对朋友戏言，说自己失去了发一注小财的机会——当时我就带着相机，本来可以拍到这几位大明星素面素服家常照的。不过，当时别说拍照了，说来惭愧，我压根儿就没认出他们。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原来前来达兰萨拉觐见尊者的大明星们，远不止一个李连杰啊。这些大明星的“粉丝”们知道他们原来也是尊者的信徒，是否会产生“明星效应”呢？
从西藏走来的“甲喇嘛”
这位穿着黄袈裟，足蹬旅游鞋的现代行脚僧，是按照藏人朝圣的路线，从喜马拉雅山北，通过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然后辗转来到达兰萨拉的。他除了肩上背的背包，别无他物。他不懂英语，只会一点点藏语，就这么一个人来了。在达兰萨拉，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大清早下了车，他站在街头，不知上哪儿去。这时候，他遇到一位会汉话的年轻藏僧，把他带到我住的那家旅店，为他订了最低价格的房间。然后把他带到旅店的露天茶座休息，正好遇到我。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自称“甲喇嘛”的青年僧侣。
他来自东北某省，20出头就落发为僧。身为独子，做出这个决定，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甲喇嘛”义无反顾地走向藏地，进入五明佛学院学习。学业尚未结束，五明佛学院被强行关闭，各省宗教局来人，把来自本省的人押送回去。“甲喇嘛”被迫中断学业。风头过后，他飘然而去，再次走向高原，进入一座著名寺院，师从某位高僧，继续研习佛法。就这样，这位年轻法师，在藏地前后生活了九年，有幸跟随数位高僧修行。
“这次来印度，”法师操着东北口音说，“一是为了朝圣，二是受家乡一些佛教徒委托，带一笔钱，供养在境外的僧人。”我听了心头一暖：几十年来的妖魔化，显然并没有让所有的人失去判断力。正相反，长期编造谎言的人，到头来往往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再也看不见真实。
我叫他赶紧去法王府接待室，提出拜见达赖喇嘛的申请。“尊者时间很紧，现在他正好在山上，”我说。
“没关系，”甲喇嘛回答我，“其实我倒不一定要占用他的时间。打坐的时候，我常常很清楚地看到他。”
后来，“甲喇嘛”告诉我，他把带来的一大笔钱送到法王府时，有幸拜见了达赖喇嘛。说着，他从颈上拉出一条银链，链子下面系着一个约三，四寸大小的精致银盒，象个小神龛。他打开神龛的小门，小心地取出一尊高约两寸的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达赖喇嘛赠送给他的佛像。告别时，他对我说：“日后有缘再见！”
次日，“甲喇嘛”怀里揣着这尊佛像，前往菩提迦耶朝圣去了。
手摇转经筒的安徽汉子
他皮肤晒得黝黑，留着“寸头”，衣着普通，神情忠厚朴实，一眼看上去就像中国大陆随处可见的民工，那些在大城市里出大力，却不被城市收留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带着一只做工相当精致的转经筒。在法王府接待室遇到他时，转经筒放在藏式长凳面前的茶几上，他正在犯难：他一点不懂英文，不知道怎样填写登记表。接待室的工作人员不懂中文，无法向他解释。正好这时我走进来，工作人员于是请我翻译。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护照。
填完表，我们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来自安徽，是噶玛巴仁波切的信徒，此次专程前来庆祝噶玛巴的生日，有幸得以拜见法王。安检时，工作人员请我翻译，告诉他不可以带相机和手机，请他把包留在安检处，只携带请尊者加持之物。他手忙脚乱地从藏式挎包里掏出哈达，念珠，和一个厚厚的信封，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供养。就在这时，暴雨倾盆而下。工作人员打着伞，把我和他一同带进等候室。
他的拜见被安排在小客厅。一辆白色吉普车把尊者送到会见室走廊的台阶前。尊者下车，走进会客室宽阔的走廊。我站在大客厅门口，看着安徽汉子低低躬腰，双手捧着雪白的哈达，走到尊者面前，哈达举至齐眉，叫了一声“法王”，声音随即哽咽。尊者双手接过哈达，安徽汉子立刻双膝跪下，匍匐在尊者脚下。
我为之深深动容。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宗教信仰在中国受到毁灭性摧残。暴力革命毒化了社会，毒化了人们的心性，也毒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取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信仰是无法靠宣传攻势来击败的。官式的“世界佛教论坛”，没有世人公认的精神领袖，不过是主旋律之下的一场表演。千金打造出美仑美奂的寺庙，可以成为景点，却不会成为圣地，虔诚的佛教徒们，依然会不辞劳苦，千山万水来到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他们带来的供养，祈请他的祝福。
我不禁回忆起，有一次采访尊者时，我问他：“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污蔑攻击你，你是否为此生过气？哪怕只有一次？”尊者回答说：“没有。一次也没有。相反，我可怜他们。”接着，他诙谐地说：“我想他们肯定嫉妒我。因为我比他们更受世人欢迎。”
若干年前，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对他的支持者们说：“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
现在，是让中国人民的心来说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