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赤脚专家

【藏人画家贡嘎嘉措的作品。】

BAREFOOT EXPERTS – Jamyang Norbu
Phayul[Wednesday, June 11, 2008 20:40]

文/嘉央诺布
译/台湾悬钩子

事实很少的地方，专家特别多。－－Donald R. Gannon

文化大革命梦想出来的许多未经深思熟虑（也常造成大灾难）的计划之一，“赤脚医生”制度（藏语： amchi kangjema）是广受许多西方毛泽东思想信徒与名人朝圣者如莎莉麦克琳(Shirley MacLaine)所欣赏的。

只有PRC在七零年代晚期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才承认这个系统有严重的错误。整个制度在1981年取消。许多个案中，由往往不识字的农夫充当、没有医疗训练的“医生”（也缺乏医疗器具与药品），其医病行为对病人造成更多伤害与痛苦，远远超过任何好处。南华早报的驻北京记者白克尔(Jasper Becker)注意到，即使是在九零年代，中国乡下地区的人民，对于整个官方医疗系统失去信心，甚至转向传统“巫医”求助。

今年三月的革命事件爆发后，国际媒体发现自己没办法获得西藏内部在进行什么事情的详细信息，也无法依赖平常使用的评论人与专家。所以他们只好寻求少数（并且分散）曾以西藏为主题写作的学者与作家、运动人士、非政府组织职员、藏人政治与小区领袖，来解释，并且补充西藏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其中的一些人，也许是个人的脾气、政治的便宜、以及学院的自大，对我来说，以乎刻意创造出怀疑与误解，而如果你对于本议题的基本事实有点了解的话，事实上都非常单纯。他们做的事，造成更多损害，超过任何好处；因此我说他们是“赤脚专家”。

这篇文章并非对这些专家与其说法的详细分析，只是一种初步的概观，检视其中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并且简略地试图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言人，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在BBC的世界广播（March 14）说，藏人企求的是“有意义的自治”。这是拉萨抗议的第四天，根据唯色的纪录，当天僧人与俗人在拉萨与拉卜愣寺呼喊口号，要求西藏独立，挥舞着西藏国旗－－并且被人民武装警察（武警）给毒打、并且被军队开枪射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巴聂特，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08) ）的访问中，亦提供西藏抗议者在口号里所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一个非比寻常的解释。“一大部份乡下的人口说了：‘西藏过去是独立的国家。我们重申这种信念。然而那不意味我们现在要求再度独立。’”

巴聂特曾经在西藏的乡村地区从事政治意见调查？他真的认为，西藏人将自己置于这种可能会从背后被射杀、被监禁、被刑求的境地，只为了向中国武警表达一个这样细致委婉的讯息？藏族的乡下人真的有办法说出这种柯林顿式的三角论证法与分段式？

巴聂特更进一步忠告我们：“我们必须忘记，中国人怀抱着任何恶意，或着他们试图毁灭西藏的想法。”这个，他暗示着，是流亡藏人正在散播的文宣说法，然后他进一步分析：“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混淆流亡政治－－他们要求反中国这，反中国那－－与内部政治，后者是很实际、很复杂、更加成熟的。”

伦敦政经学院的安竹·费雪(Andrew Fischer)也在卫报上的文章〈强硬无法有益任何人〉("Hard Lines Helps No One.")作出类似于巴聂特的说法：“在接下来的文宣战里，西藏本身再度迷失在两个极端的强硬派中，一个是流亡的西藏民族主义者，另外一个是北京的强硬派。”

注意，这两个人都对于将流亡藏人呈现为反中国人士，强硬派民主主义者（与北京的强硬派等量齐观），不留下一点怀疑的空间；然后把生活在西藏内部的藏人当成无助的难民，夹在两块顽固的铁板：流亡藏人与中国当权者，之间。

但是，“强硬派的民族主义者”、不妥协的“反中国”流亡藏人究竟在哪里？达赖喇嘛与他的流亡政府，已经无条件把西藏的主权让给中国了。达赖喇嘛重复地说，西藏留在中国内部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起飞。总理桑东仁波切甚至欢迎西藏的新铁路，他说这会给西藏人民带来经济繁荣。最近尊者在五月十八日泰晤士报的专访，甚至还说：“我迫不及待想成为中国公民。”

我们必须说清楚的是，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控制了流亡藏人的各种组织：政治、行政、文化、宗教，还有大部份西方的支持团体。许多自称自治的组织，事实上都不是如此。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结构，对于西方来的援助款与政府资源，有独断的经费控制权。而西藏政府在过去四到五年里，积极地反对流亡藏人说出他们对于西藏独立的感觉，甚至还阻止他们在印度与海外从事和平的示威抗议活动。

只有极少数的组织是独立的，并且拥有与达赖喇嘛不一样的目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西藏青年议会”。而最明显可见，至少在西方如此的，则是“学生支持自由西藏”。然而这两个组织对于西藏政府的政策，没有参与权，也无法影响达赖喇嘛的决定。这些组织都言明非暴力，而且也不会用任何种族歧视与仇恨异族的方式反对中国人。他们只是反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而已。对于曾经参加过这两个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人，或者参加过其它流亡藏人所办的活动的人，都晓得他们的口号十分古意、温和：“ Shame on China” “China go Home”. Shame Shame…China Shame. Stop the Killings… in Tibet. Free the People…In Tibet. Long Live the Dalai Lama."

这里丝毫没有那种你在迦萨（走廊）类似集会里听到的：“Death to the Zionist Pigs” （犹太复国猪死掉吧！）“Wipe the Jews of the Face of the Earth” （将犹太人从地球表面上翦除！）之类的口号。当然，也没有自杀炸弹犯或恐怖份子。我会很有兴趣了解，费雪与巴聂特是否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家园”的主张，及其原因。

称呼这些藏人是“死硬派民族主义者”不但颠倒事实，而且引起一种忧虑，是否有一种潜藏、下意识的暗示正在被散播之中。对于那些还记得九零年代的事情的人，“死硬派民族主义”之类的名词，立刻就带来南斯拉夫内战的形象：米洛塞维奇、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种族清洗与被谋杀的婴儿。费雪也试图把奥运火炬抗议运动说成一种邪恶的迪克•钱尼／新保守主义，由藏族强硬派操弄的活动，把反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转变成攻击中国、攻击中国人……好像伊拉克战争变成美国境内是否爱国的指标一样。”

这些当然都是典型的责骂受害者的作法。中国也曾经是此种作法的收受者。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的时候，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嘲笑日本是大侵略者，而中国是被踩在地上的受害者的这种看法。西方的许多人，特别是英国人，觉得一个落后、腐败、像中国一样的国家，需要被一个有活力、现代化、进步的日本“教训一下”。

另外一个赤脚专家，帕特里克•法兰屈在《纽约时报》里写道，西藏境内的藏人，被煽动起来抗议，因为他们幻想着美国在支持他们，这种幻觉又因为美国国会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而更加加强。法兰屈声称，他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一位藏人亲口告诉他－－是谁他没有讲。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藏人为什么不在金奖颁发之后立刻发动抗议？美国国会在2006年9月14日宣布要颁奖给达赖喇嘛。而他本人则在2007年10月17日亲自受奖。为什么藏人要等十七个月，或至少五个月，才开始发出抗议？肯定的是，藏人们对该奖的兴奋早已消散了。法兰屈刻意忽略了三月十日开始的抗议活动－－这一天是申张西藏主权的象征大日，而且与金质奖章、美国支持都无关。但这点小暇疵不影响法兰屈建立西方的煽动与鼓励，就是造成西藏暴动主因的论述。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人不要来捣乱，藏人就会接受中国统治－－这对各方而言，都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安竹•费雪也认为在政治上操弄藏人的来源，乃是西方，并且声称“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就因为（某团体？）在西方设下的不妥协政治目的，藏人在西藏处于险境。”

帕特里克•法兰屈试图窄化这个所谓的西方操弄，直指特定组织：“北京攻击‘达赖集团’时，所指涉的是让中国领袖访问西方国家时，每天都在丢脸的各种团体。以华府为基地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现在主导全球的意见，比达赖喇嘛在北印度的政府，都更加有力有效。欧洲与美国的亲西藏组织，就是摇撼西藏流亡政府的狗身的尾巴。”

法兰屈是在八零年代晚期加入西藏运动的，当时西方的支持团体，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从事各种反对中国的运动。但自从达赖喇嘛大力主张他的中间道路政策之后，当时的活动都已经中止了。而比尔•柯林顿将人权议题与贸易脱钩、实行与中国“建设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后，也是ICT的主任，洛迪嘉日，超级热忱地拥抱的主张。所有抵制中国的运动与经济杯葛都因此嚘然中止了（可以参考我的书，Shadow Tibet里的“Going For Broke”一文）。这些日子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与ICT根本不组织抗议，甚至还尽力阻止别的团体进行这种活动。

而大部份的西方支持团体，或者还幸存的一些，现在小心地遵从着桑东仁波切的指令，反对抗议游行与示威。纽约市每年举行的三月十日集会，现在变成纯然的藏人聚会。而今年在旧金山的反奥运火炬集会，有许多非藏人的支持者，但没有人是从过去的支持团体来的。事实上，在这个场合里，我只遇到一位旧日的运动人士，“支持西藏一百委员会”（ Committee of 100 for Tibet ）的弗雷得•薛柏森（Fred Shepardson），而他特别跟我指明这一点。

事实是，法兰屈与其它人，对于目前藏人活动的现况已经完全不了解了。如果他们从其知识分子的高台走下来，观察或（老天有眼）参与一下一两场示威，他们就会清楚地了解ICT与其它支持团体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藏人与藏人主导的团体，包括社团组织在内，已经接手这些抗议活动。而活动人士的组成也渐渐改变，从西藏新来的人，不只是构成这些团体的参与者，甚至开始担任主导的位置（并且开始创办新的团体），所以流亡／西藏（sarjor/nyingjor）的分别，正在快速地消失之中。

我们的赤脚专家们大致上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很愿意在无罪证之前，先假设中国政权乃是清白无辜的。安竹·费雪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包括了一些有力的声音，赞同与达赖喇嘛协商，甚至赞同西藏自治。我们必须支持这些声音。然而，如果民族主义的愤怒转到他们头上的话，他们很轻易就会被吓坏，或者被强迫保持沉默。”

这是“反革者 v. 强硬派”、“温和派 v. 强硬派”的另外版本，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能够让幼稚汉学家着迷的脚本。但就因为政党都是由人类所组成，你会预期任何政治组织，即使是集权式的，像是纳綷党或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亦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与政策主张。但问题是，这些小差别，在这种CCP封闭、非民主的结构里，是否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是像鲁迅对于中国掌权精英的评语：“过去的当权者想要复辟。现在在当权的想要维持现状。还没有当权的则呼求改革。情况大体就是如此。”

无论如何，中国内部，谁是温和派、亲达赖喇嘛、亲西藏自治的党领导人？我很确定费雪无法给我们名单。同样的论证也在1930年代出现于英国，当时亲纳綷的英格兰人认为，攻击希特勒与批评德国重新武装，都是于事无补的，这样不只会削弱“温和”的纳綷党人，让他们无法与英国协商，也会让柏林的强硬派占上风。

这一点将我们带领到费雪的另外一个理论，“（媒体）很少提及的事实是，达赖喇嘛与藏传佛教在中国很受欢迎。而据我所知，达赖喇嘛很清楚知道这一点的影响力，并且了解这个管道是解决西藏议题的重点……达赖喇嘛正在中国内部有效地与北京进行舆论战，而不是在西方。现在的奥运抗议对此战役没有任何帮助。”这是非常有害的垃圾，而且带有严重的幻想色彩。然而我们在此没有空间详加讨论费雪的理论。那些想知道更多的人，可以读我的〈从囊帕拉回头看〉(Looking Back From Nangpala)后半部，其中我试图将这种谬论一次解决。（悬钩子按：这篇文章主要是说，满州皇帝不只是佛教徒，还是藏传佛教的佛教徒，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6年到北京去时被清廷羞辱，回西藏的途中还被清兵追捕，其意图可能就是要谋杀他。连藏传佛教徒的政权都这样了，何况无神论的现代北京政权？）

所有赤脚专家隐含、却想传达给西方读者的讯息，就是国际的各种抗议、制造麻烦，藏人正在给自己、与他们的同胞，带来他们抗议本身要反对的压迫与苦难。赤脚专家似乎要忠告我们的是，我们该做的合理事情，是保持沉默，是放弃。中国的崛起是无可避免的，他们似乎这样说。看看《新闻周刊》与《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看看其它流行的新闻杂志，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是下一个强权，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未来属于中国，等等。你们，我的藏人朋友们，正在阻碍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我个人的研究计划、我的终身教职、以及我的学生下次要到安多去做研究的签证问题。而为什么专家们会作出这种事情，请读香港大学卡尔森•荷兹写在《远东经济评论》的〈汉学家都已经被中国收买了吗？〉(“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以及普林斯顿的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发表于《纽约书评杂志》里的〈吊灯里的巨蟒〉。

我想声明的是，我不只是单单挑出这些少数人来批评。我将来还会写新文章，讨论另外一类的西藏／中国“专家”，他们专门重复中国共产党的文宣，并且以反刍北京真理部的文宣、漂白中国在西藏的罪行，而建立起成功的事业。跟他们比较起来，我们的赤脚医生们，假如并不是客观学术的最高代表，至少他们的失败还有各种理由。

帕特里克•法兰屈在我评论他的书《西藏、西藏：迷失土地的个人史》之前，是我的朋友（请看我的评论：　"The Incredible Weariness of Hope"　）。他在九零年代早期，是个热忱的西藏支持者，也是英国为基地的自由西藏运动主任。除了他这本西藏的书外，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而我认为他所写的《自由或死亡：印度从独立到分裂的旅程》是印度现代史中最有洞见的一部之一。我也希望在将来读他的奈波尔传。

如果有任何人可以声称自己是八零与九零年代的西藏支持运动的大将，那就是罗比‧巴聂特。他在1989年创立了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TIN），并且快速成为有关西藏各种详加研究的实际材料的宝贵资源。创造出正确、独立、有质量的口碑后，有一度，TIN在西藏运动里获得了几乎是偶像级的地位。

我不认识安竹•费雪，但有位我所尊敬的人告诉我，他在西藏作的发展研究，是非常扎实，而且有用的学术成果。

所以这些专家们、西藏之友究竟什么了？还有一个更大的解释。不只是中国的崛起成为经济龙头，就好像我先前提到的，美国与西方在人权议题上的退却，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弱化，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与西藏领袖的政治与道德的投降，自由西藏运动的崩溃。你如何期待小兵继续坚守岗位，如果将军们自己都在对中国臣服的渴望中跌倒？

然后，就是情报收集的失败，在此例子中也许更加有关。所谓的西方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于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恶名昭彰地无知无觉的。只说一个例子就好：在六零与七零年代，所有汉学界的大人物、常常旅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住在北京的外交官，都对于死了几百万人的大饥荒完全一无所知。而少数唯一发现这个灾难的专家，是一对夫妻档，米莉安与伊凡•伦敦（Miriam and Ivan London），这两位本来是研究苏联的专家。在1971年，他们在香港定居，然后在翻译者的协助之下，访问了从大陆来的最近难民。他们写出了第一份中国大饥荒的正确报导。当然，他们被全世界的专业汉学家大大地批评了一顿。

我总是认为伦敦夫妇可以清楚地审视中国，因为他们维持了批评的距离。他们没有各种意识形态、学术、财政、情感、甚至浪漫的中国情怀－－这些都是那些汉学家像骆驼一样到处携带的包袱。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今年分析西藏事件的各种文章里，写得最好的，就是某位拥有同样距离的人。这个人没有在从事西藏或中国研究，而是东欧与共产主义的专家，也是以《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得到普利兹奖的作者，那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安•艾波旁（Anne Applebaum）写在三月十八日专栏里的文章（"Live from Lhasa"），她识别出，西藏的事件代表了各个“受困国家”更广泛反应的一种展现：维吾尔、蒙古人、西藏人，起来反对的是一个古老帝国、外来政权的暴政，而这个政权长期以来就专门压迫周围的弱小国家。艾波旁甚至将独立的国家，如北韩与缅甸都放在这一个分类里，因此，更正确地，把金正日与缅甸军事政府放在北京的代理独裁者的位置上。好像要证实艾波旁的更广的理论，路透社不久之后就报导，东土耳其斯坦后来也爆发了主要的示威运动。而奥运火炬通过首尔时，北韩的难民也举行了抗议，甚至有一个人试图自焚，以抗议中国的作法。

艾波旁的结论就是，如果中国领导人“……不担忧的话，他们应该开始这样做。毕竟，过去两世纪以来，历史上有许多强大、稳定的帝国，被自己所统治的人民所推翻，被其所代理的小国削弱，被臣属小国的民族愿望给压倒。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就会不同？我昨天看着一个模糊的行动电话录像带，看着画面上拉萨街头的催泪瓦斯，我不禁好奇－－也许不是这十年，这一代或这世纪－－然而西藏，与其僧人终究会得到他们报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