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四）

2016年香港书展（20日-26日）上的《杀劫》新版。（曾金燕拍摄）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四）

文/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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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父亲的老照片为我打开拉萨的门，让我进入历史中的拉萨，去认识曾有过却已消失的风景、曾历尽沧桑却已轮回的人们，去倾听曾发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欢离合……“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地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曾在文革中砸过佛塔、烧过经书的强巴仁青老人的诉说，可谓对当代西藏的悲痛证言。

其实父亲的老照片至今还在为我打开拉萨那些紧闭的门。前年夏天，一位幼年为僧、后来当过工人和干部的老先生，指着《杀劫》中几个“牛鬼蛇神”被学生红卫兵及居民红卫兵沿街游斗的照片说：“在他们身后的这幢呈方形的房子是西藏军区的碉堡，刚盖的时候，拉萨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没过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间，所谓的‘叛乱’发生了，解放军把玻璃窗砸开，露出了机关枪，这石头房子就成了军用碉堡，打死过很多藏人。”老先生又补充了一句：“这些遍布拉萨的碉堡，实际上就跟今天遍布拉萨的便民警务站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务站，也打死过藏人。”

我从父亲拍摄的文革照片去寻找属于拉萨、属于拉萨人的场景。也深知在这之后，一切已是发生了剧变甚至覆水难收的场景。迄今为止，藏语发音“帝洛”、汉语意为“世时翻转”的场景仍是属于拉萨的吗？仍是属于拉萨人的吗？而十年前，不对，应是十六年前，为完成《杀劫》这本书，我带着这些照片，骑着自行车，穿过拉萨的大街小巷，从这户人家出来又去那户人家，被遮蔽的文革旧事就这样一幕幕展现眼前，虽然当时震惊且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多么难得的时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如今，用我父亲用过几十年的这架老相机拍照，对于我其实是百感交集的过程。当年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摄影师可能比希望我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更多。我还在上中学时，他就让我试着用他心爱的相机，教我如何对焦、取景、定光圈，还带我去他自己布置的暗室，让我注意观察他怎么冲洗照片，强调这个盘子里的水是显影的，那个盘子里的水是定影的。我喜欢看一张张白纸上逐渐显现出黑白色的画面，全家人在一瞬间被定格的形象似乎可以永存，但这么复杂的程序让我兴趣渐失，或者说，我的兴趣可能更多在于文字而非摄影，久而久之，父亲也只好任由我，所以我到底也没学会怎么用这架相机拍照。这么多年过去，我指的是这几年，当我端起这架仿佛布满父亲手印和目光的相机，在他当年拍下数百张杀劫照片的地点拍照时，总有一种感觉，就像是每一次按动快门，父亲都站在旁边无言注视着，于是时光倒流，我与离开人世多年的父亲如此亲近，这是多么难得的时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我也因此领会了电影大师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所说的：“每张照片都重新证明时间的绵延连续，不可停留。每张照片都是对我们生命必会消逝的提醒。每张照片都关乎生和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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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杀劫》修订版。

主要修订处，一是修正原书中个别出错的细节，比如原书37页的图说中的一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从学校出发去大昭寺破‘四旧’的情景”，实际上应该是，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去大昭寺破“四旧”之后，经布达拉宫正面（今北京中路）返回学校的情景。向我指出这一错误的，正是当年拉萨中学的一位红卫兵。还有，原书出版时，我采访的七十多人中，“其中已有两人病故”，但十年之后，人生无常迅猛，所以在修订版中改成：“其中已有两人病故（注：至2015年9月，据我所知，已有十六人去世）”。

另外，原书中有多处出现“内地”这类词汇，而当时，我在写作时并未意识恰是遭致洗脑，已成习惯书写。正如茨仁夏加先生所言，在1950年之后：“藏语对中国的称呼是‘加那’（rgya na)，现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里完全被消灭了。一个新造的名词：祖国（‘每盖’，mes rgyal)，现在成为媒体与官方出版品的经常用语，而这个名词暗示的是一个包含西藏在内的中国。与此同时，那些到中国去进修的学生干部，被说成是旅行到‘内地’（rgyal nang,‘盖囊’）。还有，现在‘藏人’与‘中国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现在只有‘藏族’与‘汉族’，两族都是中国人。”“藏语对中国的称呼是‘加那’（rgya na)，现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里完全被消灭了。一个新造的名词：祖国（‘每盖’，mes rgyal)，现在成为媒体与官方出版品的经常用语，而这个名词暗示的是一个包含西藏在内的中国。与此同时，那些到中国去进修的学生干部，被说成是旅行到‘内地’（rgyal nang,‘盖囊’）。还有，现在‘藏人’与‘中国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现在只有‘藏族’与‘汉族’，两族都是中国人。”“藏语对中国的称呼是‘加那’（rgya na)，现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里完全被消灭了。一个新造的名词：祖国（‘每盖’，mes rgyal)，现在成为媒体与官方出版品的经常用语，而这个名词暗示的是一个包含西藏在内的中国。与此同时，那些到中国去进修的学生干部，被说成是旅行到‘内地’（rgyal nang,‘盖囊’）。还有，现在‘藏人’与‘中国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现在只有‘藏族’与‘汉族’，两族都是中国人。”[2]也因此，在《杀劫》出版十年后的修订版中，所有的“内地”一词，我都做了更正，如改为“中国”、“中国各地”之类。其他相似问题，概莫如是。

至此，似乎再无余言。对大块文化持续十年的鼎力支持，铭感五内。

另要补充的是，除藏文版，《杀劫》还被译为日文[3]，已出版；被译为英文，将于2016年出版。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记忆》[4]，被译为法文，也已出版。

2015年10月1日，写于北京

2015年12月25日，定稿于北京

（又及：我父亲在二十四年前的这天病故于拉萨）

2016年3月28日，修改于成都

注释：

[1]《一次：图片和故事》（Einmal:Bilder und Geschichten），维姆•文德斯（德）著，崔峤、吕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3]《杀劫》日文版，藤野彰、刘燕子译，日本集广舍出版，2009年。

[4]法文版《西藏记忆》法文版，张莉、Bernard译，Gallimard出版，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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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7/blog-post_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