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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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

文/唯色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一）、背景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号召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席卷中国，也很快刮向被占领的西藏高原，震荡无宁日。

西藏【1】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纷纷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多为过去地位高阶的“三大领主”【2】，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难逃被革命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

而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掌控的西藏，也有派系之分。由于“造总”把矛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3】，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包括军队内部的高层。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两派纷争；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 1967年5月起，两派开始武斗，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毛泽东在取得了利用文革“夺权”的胜利之后，下令军队“支左”【4】，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来整合权力，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使西藏文革更加复杂化，随之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二）、六·七大昭寺事件

“六·七大昭寺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著名血案之一，因为由军队策划并实施，被认为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标志，西藏军区曾做过调查并有详尽报告，所承认的内幕令人震惊。

概括而言，被“造总”占为据点的大昭寺，其三楼左侧临街的屋子被设作广播站，有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驻守，由于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厉害，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开枪攻击，死伤多人，这天是1968年6月7日。

而官方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5】对此记载只是简单的一句：

“6·7 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财经大院【6】和大昭寺  警备区部队司令部进驻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2002年6月，我在拉萨采访了广播站广播员旦增（1990年因车祸离世）的丈夫。他回顾道：

“那天大昭寺先是被‘大联指’包围，主要是住在索康大院里的秦剧团的演员和拉萨市歌舞团的演员。后来军队进去，在里面打死了十个群众，打伤的有我的爱人和‘高音’。‘高音’的名字叫赤列曲吉。她俩都是‘造总’的广播员，是拉中高68级的学生。我爱人，那时候是我的未婚妻，差一点被打死了，子弹穿过她戴的军帽，从她的头部擦过，腿被手榴弹炸断了骨头。……我亲眼看到那些尸体被弄到藏医院的门口堆放着，很惨，缺胳膊少腿的，被打得很烂。全是居委会的群众，有些是被枪打死的，有些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未婚妻及时得到了治疗，……因为她受伤了，所以就没有去下乡安家落户，分到群艺馆当会计。当时，赤列曲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用一个搪瓷缸子堵住才幸存下来。她以后在《拉萨晚报》藏文编辑部工作，现在已经退休，经常转经。”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被打死在大昭寺里的有十人，还有两人打死在附近的大街上，平均年龄二十多岁，都是藏人，居民红卫兵，三女九男。旦增的丈夫至今还保存着旦增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他从箱子里取出的，还有当时报道这一事件的“造总”报纸《红色造反报》（藏文版），以及“造总”为此事件专门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等。

   

在大昭寺发生的这场血案令拉萨哗然，两派特派专人赶赴北京汇报，毛泽东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时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也有批示。西藏军方因此向“造总”道歉，一些人被处罚。“造总”在《红色造反报》上予以详细报道，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游行活动。被打死的十二位红卫兵被隆重埋葬在拉萨“烈士陵园”内专门开辟的小陵园，西藏军区和西藏革委会为其立碑。

如今，被设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的“烈士陵园”，在其一角尚还保留着这片特殊的墓地。看得出，最初颇受重视，有高大的墙，十二座围成圆圈的坟墓簇拥着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设置的有花台和路灯；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还镶嵌的有死者照片。但如今，墓地里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堆积着牲畜的饲料，每座墓都残破不堪，照片全无，刻在墓碑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竭力辨认才依稀可见——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七》大召寺事件死难烈士”；其次是死难者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如果是女性有特别注明；然后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军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据说起先他们被认为是烈士，一年后却被说成死有余辜，棺木挖开，暴尸野外。旦增的丈夫回忆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棺木被挖开了，尸体已经腐烂了，成了骨头，生了蛆，苍蝇在上面乱飞，又恶心又惨不忍睹。有几个尸体后来被他们的家庭认领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其实已经空无一物。本来藏族没有这样埋葬的习惯，但是当时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因为说他们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样一个惨状，当时我们看了以后，那心里简直是……”他语调哽塞，再也说不下去。

四十多年过去，据说从未有人来这里凭吊过这十二个死于非命的红卫兵，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于任何公开文本，如今连“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这一说法也都绝口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湮没。

但当时，这一事件惊动了伟大领袖，导致“大联指”失势。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造总”总司令陶长松和“大联指”总指挥刘绍民获职副主任，相当于副省级。11月9日，“大联指”宣布撤消总部。11月13日，西藏军区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召开了平反大会。第二年3月25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决定撤消总部、各分部和司令部，结束工作。不久，发生了以“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为典型事件的波及多个地方的所谓“再叛”。

（三）、所谓“再判”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下发，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7】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8】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9】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极其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中共军人，而不同于武斗中打死的只是平民。北京震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而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1959年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而言，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予以镇压，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亦逃离家园。而1969年发生的系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反抗中共政权的“叛乱”呢？但官方为何要改变口径，将当时定性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实际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10】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

“叛乱”与“暴乱”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 “造总”总司令陶长松【11】时，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暴力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讥嘲道：“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说：“像69年的事情，任荣【12】写了一本书，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大大缩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八百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距离拉萨百多公里的尼木县及东部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或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在当时还是今天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而中共军队的屠戮之重，却是清清楚楚的大开杀戒。

注释：

【1】本文中所说的“西藏”，指的是今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而不包括分布在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藏区。

【2】所谓“三大领主”，是中共对于传统西藏的政府、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以划分阶级。

【3】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占领西藏的主力部队第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72年在任成都军区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时病逝。

【4】“支左”即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1967年4月4日的指示。

【5】《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财经大院位于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尧西达孜的对面，现为自治区计经委大院，当时“造总”的主要活动点。

【7】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8】边坝县：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辖县，传统西藏东部的康地，藏语意为祥焰。以农业为主，兼有牧业、林业。

【9】尼木县：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辖县，传统西藏腹地——卫藏，藏语意为麦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半农牧县。

【10】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内，为“拉萨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官方介绍，“为纪念平息‘1959年武装叛乱’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于1965年建立。……又安葬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尼木事件时牺牲的革命烈士，此外还安葬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11】陶长松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进藏，任拉萨中学语文教师。他是西藏红卫兵创始人，率领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并组建西藏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任总司令。后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沦为阶下囚。1980年代中期就职西藏社会科学院，退休后常住拉萨、成都。

【12】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大联指”的支持者。现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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