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正如作家唐丹鸿在推特上推介茉莉文章说：“茉莉早在07年梳理的中共西藏政策和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引用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在理，结论令人信服，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思。” 

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 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

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

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

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 “西藏历史权威” 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

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

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

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

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

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

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

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

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

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