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辩论会：Twitter会引领人们走向街头吗？

【本文转自译者https://yyii.org/wen/2646/】


纽约时报辩论会：Twitter会引领人们走向街头吗？

核心提示：纽约时报辩论会：推特会引领人们走向街头吗？围绕着Gladwell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小革命》（译文见此）多位意见领袖发表的不同意见。

原文：Can Twitter Lead People to the Streets?
来源：《纽约时报》辩论会
作者：Timothy B Lee, Evgeny Morozov, Michael Anti, William Powers, Burt Herman, Howard Rheingold
发表时间：2010年9月29日
译者：@zhangjialong；@xiaomi2020
校对：@mranti；@freeman7777；@xiaomi2020讨论说明

这个星期在《纽约客》上，Malcolm Gladwell发表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批评，不认同象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正在重塑行动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去年Twitter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抗议中被作用认为发挥了作用之后曾经广为流传。

“社交网络在增加参与的方面是有效的，因为它降低了参与者的意愿强度，”他这样写道。他还说，在这些平台上建立起来的“弱联系”无法提供真正的政治行动主义所需的原则和战略。

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工具能否孕育政治行动？它们的局限性在哪里？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熟，这会如何改变社会？

讨论参与人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一书作者。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私人信息的力量

Timothy B. Lee，普林斯顿大学信息科技政策中心的成员，卡托研究所的客座学者。他的博客是“从下至上”

如果运动家们不愿意为了运动而承担真正的风险，没有什么社会运动会成功。这包括要有足够多的普通公民，即使还不是积极支持的话，至少也要对运动的起因报以同情，还要包括能够接触和说服尽可能多的这种公民的战略。让互联网革命成功的不仅仅是网络让运动家们能够更容易的互相沟通，而且也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接触和说服其他公民的新工具。

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好例子。如果没有象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样的组织的努力，民权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电视成为了大众媒介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1963年，数百万美国人打开电视，亲眼目睹了公牛康纳（Bull Connor）对伯明翰示威者的暴行，也通过电视听到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林肯纪念碑的台阶上发表的著名演讲。1能够在现场目睹康纳的暴行的少数人打算自己向南方行进，但是正是电视画面打动了数百万人，让他们支持民权立法。

社交媒体一定会成为带来改变的更有力的工具。在1960年代，只有最高调的社会运动才能吸引国家性电视台的注意。相反，结合了YouTube和带视频功能的手机让每个人都有了向全球观众播报的能力。

关于公民是否有权录下他们与警察的交涉过程，现在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就是这些科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的例子之一。

无处不在的多对多的沟通科技在那些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会带来最深刻的变化。压制性政府是靠控制其公民获取的信息才能保持权力。在20世纪这还相对容易，因为审查机器可以集中精力控制大众媒体。个人化的沟通，比如信件和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可能对政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程度。

互联网打破了过去划分公共沟通和个人沟通的屏障，同时也让内容审查更为困难。当政府想要淡化某些事件的时候，新闻迅速地通过email，短信、社交网站上的帖子、在线视频等等传播开来。

实时地审查成千上万的个人信息的过程费时费力，这也意味着国家要这么做的话，就要面临能力限制，要欺骗公民就更为困难。

这也意味着21世纪的社会会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沃土。在自由世界的运动家们会更容易记录和公布社会的不公正。在受压制国家的公民一旦有了连线工具就更有可能得到更多资讯，也就更有可能对政府不满。

当受压制国家的运动家开始抗议，该国的其他公民也更可能得知这些消息。抗议不公一直都是一项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但是互联网给了全球的运动家们对抗暴政的有力的新工具。

虚拟的vs. 真实的抗议

Evgeny Morozov，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新美国基金会的史华慈成员，即将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

互联网对行动主义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互联网会影响传统的行动主义，通常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义更易接触和更易承受。其次，它会引发全新的的“数字行动”，它很可能会最终取代旧的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非政府组织常常是社会运动的先锋。可以称其为“公民社会1.0”。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都是集中化的、有着层级化的组织结构、清晰的战略目标、官僚化地运作（即使它是由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领导。）

对很多这样的组织来说，互联网以其能够覆盖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犹如神赐的礼物。奥巴马在选举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关于很好的例子，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选举运动如何利用互联网带来的高度去中心化的巨大优势。

但是，围绕着某些议题进行公众动员的这种新能力不会自动改善民主生活。假如20世纪60年代初左右就有Facebook和Twitte，三K党也会大量地使用它们。（在非民主国家中，也有许多其他风险，例如：任何推翻独裁政府的网上活动很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他们很快会记下所有 “数字革命家”的名字。）

目前大部分为互联网的力量备感兴奋的人们认为，互联网注定可以绕过层级结构和僵化的旧的运动模式，迅速进入到“公民社会2.0”：在这里是去中心化的、无领导的、不受组织结构的约束。美国国务院对这些新角色的另一个定义是“这些年轻人……有一个网址或网站，而不是一个办公室，他们有着[Twitter上的]跟随者和会员，而不是付薪的员工；他们有一个开源平台而不是高额预算。”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方法在推翻非民主政府或捍卫人权上的成效如何。 许多被认为这种新模式的成果—例如在摩尔多瓦和伊朗发生的“推特革命”—事实上是虚幻的，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切实的证据。

从政策角度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要推动传统的组织更好地使用数字工具，还是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培育新型的虚拟运动？

如果人们认为有效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恶劣的专制条件下，没有公民积极参与到传统的政治进程中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传统的政治进程包括公开的政治游行、冒着生命危险无视警察，被殴打和被囚禁——那么在网上签署请愿书和转推新闻文章的链接似乎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甚至可能给生活在这些国家年轻人的造成错误印象：比起传统的反抗运动来说，虚拟的政治驱动力而不是真正的抗议在这个现实而腐败的社会中更为可取。

但我们不应该混淆动员与组织。从动员来说，互联网擅长以政治原因动员人们集合起来（当然，并非所有都为了民主），但仍然需要有人参与到长期的战略组织之中。

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工具，但是它也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即时运动，就像点快餐那样的运动模式。”她是对的：有效的社会变革需要的不仅仅是买下有趣的网址—— 有时人们也的确需要在办公室里现身。

在中国，即使“弱联系”也至关重要

安替，独立记者、博客作家，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Gladwell认为Twitter不会引发一场革命。的确，Twitter和其他web2.0工具帮助我们接触和传播信息，但你不可能仅靠在Twitter上发推、加好友、或者点击“赞”就能有效地进行反对运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完全由国营媒体控制政治内容的国家，更快速更便捷地接触信息会在严密的宣传系统中打开一丝缝隙。自从2009年初Twitter特和其他中国的模仿者2在中国流行以来，中国公民能够通过这些网站比从官方新闻媒体更快地获知敏感新闻，这也促使相关审查技术升级。最终的结果是官方不得不改头换面地自己发布这些消息，而不仅仅是噤声。中国民众现在有了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官方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我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真相。

像在中国这样对草根政治零容忍的国家，社会媒体建立起来的“弱联系”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仅仅因为联署呼吁书就被判刑。非政府组织被切断了来自海外的经济支援，而且很难合法注册。虽然以Twitter为基础的联系是脆弱的，但这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地方，这是开始迈向建设健康的公民社会的一步。

感谢Twitter，加上VPN的帮助，我们可以突破中国政府的审查，直接在网上与达赖喇嘛对话。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提到他的名字，而不用通过文字游戏来逃避政府的敏感词审查系统。一些中文推友甚至可以动员进行一次小型的在天安门附近的示威，通过手机上传现场抗议图片。

任何发生在偏僻地区的突发事件可以快速地通过Twitter转推登上国际媒体。当14亿人民有机会（哪怕机会很小）来直接地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不经任何审查和自我审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使它不是一场革命。

数字的和传统的工具

William Powers是《哈姆雷特的黑莓：在数字时代生活得好的现实哲学》一书的作者

最新的社交网络是促进了强联系还是弱联系？如果你直接问这个问题的话，答案显而易见。总体来说，数字联系不会像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友谊和承诺那么强大。你要不同意的话，那你肯定是个机器人。

但是这种选择非得是“非黑即白”的吗？数字化网络不能取代活生生的聚会和谈话，或者是合理的层级化管理，即使有时感觉它能做到似的。是的，一些全心全意相信网络的人已经把生活都搬到了网上，他们在主流媒体上通常相当引人注目。主流媒体长年来都带着敬畏之情报道各种数字化现象，无论多么微小。Malcolm Gladwell反对的那种终结一切的弥赛亚想法的确还在各种文化中不时浮现。

不过，谢天谢地，这种愚蠢的想法终于开始淡出了。现在出现的一种更智慧，也更有建设性的关于数字化未来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欢迎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同时也承认它们的局限性。

Twitter和Facebook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当这些工具和个人联络同时使用的时候，这些新技术可以变得非常有用，有些个人联络是非常古老的，比如面对面谈话、会议和引领民权运动的示威抗议等等。我从我的数字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交到了真正的朋友。但是如果我关掉电脑，将这些新学道的东西用到我的生活之中，它们又能起什么作用？数字联络和更传统的沟通方式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是互补的。

Gladwell歪曲了《人人都有发言权》（Here Comes Everybody 中译书名为《未来是湿的》）中Clay Shirky 所写的那个故事。一名纽约人是如何通过数字关联找到丢失的手机的奇迹。没什么了不起，对吗？但是那只是 Shirky 所举的最平凡的例子而已。他的书中还有更多真正重要的社会和组织改变，这些改变大大地帮助了——如果不是全部重塑了——新潮流。

改变源自伟大的思想。我在Twitter上跟所的50多人有达赖喇嘛；一位在Twitter上发布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3睿智之语的热情的澳大利亚人；一个本笃会僧侣社区4，他们发行散文集和其他的纸出版物，想要为我们过于忙碌的脑袋放慢节奏。当我从Twitter上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力图把它应用在非数字化世界之中，我们每天花在实际生活中的时间更多。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发轫之地。

新媒体的信任源泉

Burt Herman是Storify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经理，Storify是利用社会媒体讲故事的平台，他也是“黑客”的创始人，“黑客”是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国际化组织

现在我们都有了可以向全世界宣告的扩音器。无论你有什么动机或兴趣，都可以自己在互联网上公布消息，这个消息可能被数十亿人听到。发布的门槛基本上为零。

在大众媒体的时代并非如此。就在几年之前，能够获得大量听众的能力还被局限于那些能够登上出版物、电台或电视台的人们。象记者和传播总监这样的看门人控制着信息的传播。现在，任何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向Twitter发送消息，立刻就能对全世界的人发布信息。任何有YouTube账号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这种媒体的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探索和寻找其他可以分享想法的人，而不受地理局限的限制。想法可以以光速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候就象“病毒”一样。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一个信息泛滥的媒体环境中进行注意力竞争。这些来自于个人的扩音器形成了全球化的噪音，噪音如此之大我们必须要努力分辨出其中重要的声音。

许多人现在都在想法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科技企业想要以算法来筛选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科技能做到的还比较有限，仅仅是把信息潮水汇聚为信息流。

为了过滤信息流，一种新型的守门人出现了。那些能够选出对听众来说有用的信息的人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我们还在为这种新型的看门人找到最合适的称呼，不过到目前为止，“信息馆长”（curator）似乎是最适合的。

和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不同，听众们过去要靠收音机波段能否覆盖，或者送报纸卡车能开到的距离被分群，现在，“信息馆长”们依靠共同兴趣寻找他们的听众。他们筛选出最相关的信息，加上他们自己的评论和看法，就象在展厅中为一件艺术陈列品加上注释一样。最成功的“信息馆长”们因为了解他们的听众想看什么而建立起追随队伍。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社交媒体的核心是关于在人们之间社交和建立起真实的联系。最真实的声音就是那些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的声音，无论传递信息所用的是什么科技，这一点始终未变。

网络上的追随与领导

Howard Rheingold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讲师，也是《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聪明帮》（Smart Mobs）等书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的文章很好地指出了网络化行动主义的一些重要的局限，但是却忽略了不是Twitter的其他新媒体——比如短信和博客——在政治运动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比如说，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科拉达5下台的部分原因就是由短信组织起来的示威，而卢武铉之所以能在南韩赢得总统选举胜利，部分原因是最后关头的短信发送号召选民们出去投票。当然，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运动和茶党运动都运用了社交媒体找到了大量追随者。这种单子可以一页页地开列下去。

我同意要刺穿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活动的过于乐观的看法是重要的（比如说在伊朗大选后示威中被夸大了的Twitter的作用；忽略了伊朗和中国的审查机器的成功。）但是无视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政治示威和选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则也需要非常强大的障眼法。

无论社交媒体是否大幅低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门槛，无论集权政府是否也能利用这些媒体来中和影响力，这些都可以争论。但是只有在论争中包括所有的证据，这些辩论才能站得住脚。

至于说Twitter，我认为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利用它来增加价值，而不是在上面成天消磨时间。当然，它是能激发自恋，也会转移注意力。但是它也能够让流动的信息进行自我组织成为可能，我（通过Twitter）学到了这一说法“个人化学习网络”。

我认为Twitter有价值因为它是开放的（任何人可以加入，除了那些设置了许可的账号意外，任何可以追随其他人）它是即时的、多样的、交互的、它可以沟通不同的人群，它有着让网络形成社区的潜能，它可以形成大规模协作，它可被搜索。

我用Twitter来学习。当我想要学习视频的时候，我会追随有一群视频专家的Twitter列表。想要学习社交媒体如何应用在教育中吗？可以追随一群热爱科技的教育者列表。（一年半之前我写了一篇关于Twitter应用的博文。）

网络可以是野蛮话语和误传的沼泽，它也可以是建立社区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可获得的低成本媒介。不同并非在于科技，而在于如何使用它——这种知识才是关键。很多人知道如何组织示威和动乱、获得选票或是关闭某些机构。那些知道如何把网络转为运动能量的人赢得了权力的钥匙——在未来几十年中，这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

注释：

1译注：1963年5月，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Eugene “Bull” Connor)用警犬和高压水龙头对付和平抗议者，其中有很多是小学生。这种场面震惊了全国。马丁·路德·金于当年8月，在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前，他向约20多万民权支持者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有震撼力的演说之一”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更多相关信息请查看这里。

2译注：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中国微博运营商。

3译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於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

4译注：本笃会僧侣：天主教隐修会之一。有着严格的《本笃会规则》规定会士须“发三愿”，即不得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入会者除平民外，也有贵族，会士中出现过不少圣徒和学者。

5译注：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1998年5月当选菲总统，2001年1月因受贿丑闻被迫下台。2007年9月12日，菲律宾反腐败法庭认定他犯有盗窃国家财产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同年10月，获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特赦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