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这是一份来自中国民间的关于去年西藏事件的调查报告https://docs.google.com/Doc?id=df4nrxxq_91ctcf6sck。尽管避及了事件的宗教与人文成因（事实上，这是甚为关键的！），并且在其他方面的分析上存有不同意见，但在中国的环境下，这份调查报告还是非常可贵的，因此在此推荐。

图为中国官方对去年西藏事件不加任何反思的解释和强大宣传（仅举此二例）。

另外，就这份调查报告所产生的反响，尤其是藏人对此有何看法，是需要了解的。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目录】

前言. 1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3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4
2、特定路径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 7
二、70、80年代出生的藏族年轻人的生存困境. 12
1、基础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12
2、职业教育的和社会机会缺乏. 13
3、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 14
4、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迷失和遗忘. 15
三、藏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6
1、藏区治理结构的演变. 16
2、藏区区域自治下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19
四、政府对3.14事件后续处理中的失误. 21
五、现阶段复杂的藏族宗教文化问题. 22
六、结论与建议. 24

附录：. 26
（一）安多与卫藏地区历史文化背景回顾. 26
（二）国家对藏区民族政策、法规变迁梳理. 30
（三）调研访谈资料汇编. 30
（四）调研对象联系表. 30

前言

2008年3月至4月间，我国拉萨、甘南以及阿坝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地遍及卫藏和安多两个藏区。上千名当地青年与僧侣参加了对机关、店铺、其它公共设施的打砸损毁，甚至暴力攻击无辜百姓。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藏区青年，包括僧侣成为了暴力事件的主角？是如宣传所称的政治宗教层面的强烈诉求，还是社会生活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对于此次事件，中西方媒体围绕着“藏独”、“ 人权”、“文化灭绝”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彼此激烈争论。

314事件固然有外部成因，比如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政治、宗教方面的诉求，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影响力等等，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单单依靠外部因素就能形成，必然有其内部成因，而新闻报道却较少对此次暴力事件爆发的社会土壤进行详细考察。受民族感情的影响，有些报道甚至引发了更广泛的民族间的不信任和互相攻讦。对藏族民众生活状况实地调研的缺失，既不利于在理论层面理清藏族地区社会矛盾的本质，也不利于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藏区的教育、就业现状怎样？普通人的生活、思想状态如何？尝试探析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通过在当地的调研和访谈相对客观地了解变化中的藏区，加深民族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这是公盟此项调研的强大驱策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权力、财富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迁、对外开放加速的形势下，我国各民族都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需要和路径选择，族群关系也呈现新老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调研的初衷和核心目标是“理解”，主题是“藏区问题的社会根源与近年来藏区社会生活变迁”。时代在变，每个族群的生活也在变化。选择“变迁”这一视角，既能涵盖那些经历过“农奴——土改——改革开放”的老人，更希望关注那些生于70年代之后，成长在藏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的藏族青年。作为藏区的未来，这些青年的生活环境和视野已然远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了新的衡量现实的参照系。不再是之前的农奴社会，而是自己身处其中、耳濡目染的现代生活；不再是一个被自然环境保护的自成体系的藏区，而是或主动或被动与整个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的地域。在激烈演进的社会改革过程中，藏区社会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似乎更加严峻和迫切。

本次调研选择了安多藏区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以及卫藏地区拉萨市和乃东县为调研地。安多藏区甘南自治州是藏族文化艺术的重要源生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安多藏区一直处在藏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该地区正是研究藏民族社会变化的经典模型。卫藏地区的拉萨、山南，是藏文化的祖地和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卫藏和安多都在经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外来的因素不断在冲击和改变其面貌。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区域，也是因为这两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特征。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共生，凸显了藏区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小组走访了以上地区的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移民，希望通过亲身接触当地的声音更客观清楚地勾勒出藏区百姓的生存状况。

鉴于过去的经验、有限的调研时间，结构式访谈和问卷并不适应当地文化程度偏低、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实际调研情况。无结构式访谈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的社会材料，也能灵活地适应被访者的情况。所以，小组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社会研究方法，将对社会状况的普遍性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最终实现方法为深度访谈和小型座谈两种。

我们认为，全球化下的民族问题是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本着理解和尊重的原则，各民族间关系的维护和调试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西藏问题”是最热点、最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之一。近年来藏区矛盾冲突的恶化，一方面源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考量所造成的理论盲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变迁下凸显出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关注不够。

当前状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藏区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首要要加强对该地区民众思想、经济、生活状况的切实调查。了解才是协商、团结、发展的前提。要真正推动藏区的健康发展，当前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需要转变思路、调整思想，从一贯关注构建民族国家的宏观视角转向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保障、公民意识培养和社会长期发展等实际问题。

我们呼吁，更多地站在藏族的立场上，而非汉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寻求尊重藏族社会特点和意志的现代化之路，建设有着藏族特色的和谐社会。实际上，面对传统矛盾和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汉族和藏族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更需要惺惺相惜，需要彼此的借鉴和鼓励。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报告，中央政府以及藏区以外的中国人民能够加深对藏区社会变迁的理解，希望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健康和谐的藏区。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调研一直关注3·14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虽然在当地的调研仅有一个月，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这次事件之中所寓含的群体性不满或愤怒有其复杂的社会性根源。事件体现出来的各种矛盾既有历史的根源，有无法回避的宗教感情和族群认同的原因，也有深刻的现实利益冲突问题。我们的调研只能截取问题的一个纬度——藏区正在经历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来尝试进入议题，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当然，藏区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此次3·14事件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甚至不一定是藏区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但我们期望，它能为更深入了解藏区社会的变化提供一个背景，为理解如今的藏区民众心理和行为提供一个入口。

短短的几十年间，藏人生活的世界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其背景是大一统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快速市场化路径下的现代中国的兴起。从一个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宗教社会、部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放社会，从简单的农牧生活走向市场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从在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信仰生活到如今现代性价值体系对宗教感情的冲击。在民族国家以及其他现代性的合法性话语体系之下，藏族面临国民身份、族群身份与宗教身份等多重的分裂和错位。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面对如此急速却又被动的转变都无可避免地感到不适，充满矛盾。而客观来说，这个急速现代化的过程和它的路径并不是藏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太多强大外力的作用。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藏区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我们不只一次体会到，今天的藏区所面临着的种种分裂、痛苦和困惑。

经过3·14，从汉族和政府的角度出发，对藏族有很多不解甚至指责，认为国家给了藏区藏族这么多的扶持和帮助，为什么还要“闹事”。但对藏族人而言，现代化的生活和种种“发展”标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标准。汉族的帮助和带来的“发展”常常同时伴随的是强力的改变、冲突和藏人本身意愿的不被尊重。“藏人的幸福更多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这种自由，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能够施舍给别人获得的这种幸福。（龙布访谈）“随着改革开放，带给藏族人民一种新的价值···强迫藏民接受‘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消费才是硬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在价值上把一个原本有信仰的民族给改造了，同时也已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了西藏，改造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李小山访谈）从现实利益层面出发，现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一般藏民群众带来更大的发展的好处，反而面临着一个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解读3·14事件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区域社会和群体对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几十年来的各种变化的一种应激反应。似乎无法理解的表象下，隐含着合理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这恰是需要我们理解和反思的。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学者Andrew Martin Fischer 在“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藏区经历了一场全新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在新中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得藏区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极大地改善了藏区的基本面貌，提高了藏族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场现代化进程——“发展”逻辑、发展的路径和速度——对藏区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藏人在藏区被日益社会边缘化。梅·戈尔斯坦在《雪狮和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一书中曾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的理解。他认为，不仅是历史的原因，需要看到激进而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所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藏区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市场化进程）和“发展”的政策思维并没有真正帮助藏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渡，反而在很多层面上造成了对藏族（从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属性和认同上）的结构性边缘化，激化了一系列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之前，虽然藏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现在更落后，但反而比现在相对稳定祥和。这既源自藏区—藏族的传统性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必然发生的剧烈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藏族自身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主导和掌控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速度。首先简单总结和分析一下中央推动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旨在建立一个新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是20世纪以来决定藏区—藏族命运的核心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在藏区推动全面的改革，脱离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社会基础。这场现代化运动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旨在推动新的合法性的建立；同时也深深触动了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触及了藏区的宗教、文化等深层次核心。就中央的藏区政策，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阶段的藏区变革；第二阶段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1）第一阶段：全面改变原有藏区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建立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治一体化”，重新梳理中央—地方的权力关系，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模仿苏联的体制，以“民族”划分和辨认为基础，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级民族区域政权，废除宗教领袖与部落头人的特权，进而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和部落制度，重建中央对少数民族区域的有效统治。由于历史上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政教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汉藏融合的差异，卫藏地区从政教合一的权力体制向中央领导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的结构性更替呈现出比安多地区更复杂和更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对于安多还是卫藏地区，制度上的转变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在经济基础上，自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央先后在安多和卫藏区域推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寺院经济和部落—土司等基础经济制度和结构，废除农奴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将土地牲畜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给农牧民。通过基础生产资料制度的变革，农牧民获得了生产资料，藏族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时藏区的核心产业依旧是农牧业以及初级手工业。这一经济基础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在藏区成功地建立起了新的合法性和认同感。（调研组在对农牧民的走访中，发现在很多家庭摆放或者供奉毛泽东的图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藏区开始获得中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改变使得藏区整个与汉族地区在制度层面达到了一致。同时，整个藏区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2）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面市场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

以1976年文革结束为标志，中央的藏区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文革后中央全面恢复和重视藏区工作的时期。八十年代初，虽然有了制度上的“统一”，但藏区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和藏族民众的生活水平仍大大落后于汉族地区。并且，在反省文革时期藏区政策后，中央希望通过关注藏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重新恢复自己在藏区人民中的威信。新政策的核心是，在中央更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加速发展藏区经济，以发展促稳定，为稳定推进发展。通过进一步加速现代化进程，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希望进一步改变藏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认同结构，建立和强化在藏区长期稳定的合法性和认同。这可以在近二十年来西藏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上得到充分反映。新阶段的政策一方面继承了中央从1959年开始的，却为文革所中断的藏区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更明确地推进了中央主导的藏区全面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1984年3月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纪要》中提出：要按照不断发展的新情况，修订具体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央投资4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建立藏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现代经济提供大力支持。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两件大事，即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干部对口援藏工作延长至20年，同时使西藏所有的县市区都得以全面覆盖。

对于藏区的农牧区，主要的政策变化发生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藏区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区，推行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在牧区，推行了“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进一步鼓励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家通过财政倾斜，加快公路、铁路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改善藏区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带动旅游业和各种资源开发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意识地在藏区扶持一些工业项目和产业的发展，鼓励服务业、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允许非藏族进入藏区（主要是西藏地区）进行自主经营。

在社会福利方面，对藏区的核心区域（主要是拉萨等主要城市）给予高额资金，提供免费教育、各项社会福利、公共事业建设等；对农牧区等贫困地区给予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和补助。在基础权力结构方面，重新关注输入接受良好教育的非藏族人员入藏，进一步稳固地方权力结构。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在藏区的基础教育以及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西藏班等，培养新的藏族精英。

新的政策取向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方面重视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另一层面，反省在文革时期的错误，重视和尊重藏区的“藏族”特点，扶持藏族地方官员，关注藏区文化、教育事业，继承和恢复藏族文化和宗教生活，鼓励使用藏语等。这集中体现为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宗教生活的复兴。

第一阶段新的制度结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藏区—内地、藏区—中央的关系。制度的磨平和直接的统治使得藏族和整个中国的发展直接捆绑在了一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整个中国开始摸索着进入快速、全面市场化的发展阶段，藏区的发展被有意识地整合到了整个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加速市场化、现代化成为解决藏区问题的一个核心思路。

文革后中央的藏区政策经历过一个恢复和宽松的过程。这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尊重和扶持“藏区-藏族”特点的政策面上。但这种宽松并没有突破统治合法性和稳定的基本诉求。对藏区宗教生活的矛盾态度，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以及和达赖喇嘛谈判的屡屡受挫无疑使中央不再愿意更多地让步。整个藏区政策的核心日益落到“发展”逻辑上——关注经济发展和“汉族”主导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发展”是通过中央直接提供大量的财政拨款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引擎来进行的。这种倾斜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意图，大量倾入了藏区的少数地区（以拉萨为核心）。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的藏区本地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活跃起来。在整个过程中，对藏区的真正了解、藏区发展的特殊性以及更广泛的藏族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关注得太少。

2、特定路径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

特定的政策和发展逻辑，特定的发展路径和速度，这些都引发了特定的社会性后果，塑造了今日藏区在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上的种种特点。

（1）“扩散”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藏区经济生活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藏区经历了两次明显的现代化变革阶段。不少学者已然注意到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马戎教授在《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变迁》中指出，藏区经济形态的变迁体现了现代化的“扩散模式”——核心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边缘区域。“扩散”是在中央政府引导和推动下来进行的，无法脱离追求一致性的“大一统”观念和狭隘的汉化发展观。

藏区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建立在对藏区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大破大立”的基础上，完全推倒之前的结构和制度，将“统一”的新体制植入藏区。这个进程服务于新的统治合法性的建立。其次，这一现代化进程的维持和推进一定程度上一直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外来性扶持和支援。第三，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常常无法脱离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逻辑的影响，呈现出“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内在矛盾。

马戎教授等学者对西藏特别是拉萨地区经济结构的研究表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是直接依附于中央财政支持进行的。鉴于藏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输入”的工业化进程都以失败告终。借助高福利和政府购买，拉萨形成了消费经济。但对于一般的农牧区而言，他们往往面临和中国内地农村一样的困境——现代化进程中薄弱而原始的农牧业的天然弱势。最近二十年（更确切地说是最近十年），藏区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经济活跃程度乃至和汉族地区经济联系的紧密度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牧业作为传统产业本身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受制于自然环境这种弱势更加明显。甘南地区为代表的传统农牧区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甘南调研时，甘南自治州仍是全国重点扶贫点。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得甘南藏区相对贫穷，一般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基本停留在温饱线之上。除了投资生产之外，一般农牧民每年的余钱并不是很多。在夏河调研时，当地的学者告诉我们，除了初级农牧业之外，当地产业体系近乎空白。之前围绕着农牧业的加工工业——比如毛纺厂、屠宰加工厂等都倒闭了。而作为拉卜楞寺所在地，夏河每年的旅游也只有5月到10月为期半年左右的开放期。受制于特定的产业结构和自然环境，藏区大多数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以拉萨为核心的发达地区却在中央倾斜性扶持之下获得高福利、重点补贴。从九十年代开始，对当地政府的高额财政支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入以及给予城镇居民的高福利迅速改变了拉萨的面貌，也带动了整个商品经济的繁荣。拉萨固定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水平，远远高于藏区的一般农牧民。作为一个现代都市，拉萨具有标志繁荣的一切。通过访谈，我们感受到，拉萨作为藏区现代都市中心的地位和面貌就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在2000年之后飞速形成的。通过接触之前学者的研究及很多拉萨本地的市民，我们发现，拉萨的城市生活水平、固定居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不亚于任何汉族的发达地区。这和安多地区（以农牧业为主）等核心区域之外的藏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加速现代化或快速市场化的进程中，藏区和汉族地区，藏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以及藏区的城镇和农牧区都出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另外，在中央“西部大开发”和加速藏区发展战略的大政策下，巨大的投资项目和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兴旺，外来寻找经济机会的人群不断涌入藏族核心区域聚集。新的经济机会既搅动了藏区内部的人口流动，也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进入藏区的核心区域。以拉萨为代表的经济移民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而政府对这个过程一直实行不干预的政策。

（2）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从1959年开始，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根本上以农牧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农牧业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农牧业的现代化受制于各种原因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城镇区域的主导产业始终无法建立起来。国家持续的支持和投入却带来大规模的亏损。在藏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现代化路径并不现实，也不合理，缺少成熟的社会基础。中央的大力支持反而使得藏区过度依赖中央政府，演变成 “依赖型经济”模式。甘南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占全年财政收支总额的极少部分（往往是1/10以下），大部分的财政来源是中央拨款。这种情况在西藏自治区同样存在。虽然国家每年大量投入，但这些资金对当地经济的独立发展帮助甚小。由于缺少核心的优势产业，农牧业仍然是初级阶段，而核心区域的商品经济的主要动力又是非藏族群体，整个藏区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自身的活力，也无法给一般藏族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

国家在大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并没有效惠及藏族的普遍主体。藏民无法快速融入全面现代化进程，真正惠及每个个体的扶持和保护反而缺失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是人脱离传统关系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这既涉及到机会的问题，也涉及到技能的问题。而对藏人而言，目前藏区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首先是机会问题。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改变了普通藏族民众的生活，使大多数藏民获得了好处，那么现在快速的现代化却可能带来的是藏区本身的分化和民众间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特定的现代化进程和政策逻辑以及倾向性扶持造成了一个分裂性后果和相对剥夺感的加剧是需要深思的。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普通藏族民众（特别是经历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藏族民众）对毛泽东都持较高的认同。通过“解放农奴”、彻底打破藏区社会原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当时基本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入冲击了传统的藏区社会，惠及藏民个体。不少人回忆毛主席的时代都说那个时候好，很公平。不少当地知识分子承认，自己如今的地位和生活是毛主席和政府培养起来的。

而九十年代之后的藏区发展呈现了一个日益分化和缺少公平的趋势。国家的扶持和各种优惠性帮助都集中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大型基础建设为中心、以服务城镇人口为中心的方面。对占藏区主导的农牧业投入和引导远远不够，对一般农牧民的生产经营关注不够。在甘南夏河县访谈农牧民的时候，不少农牧民告诉我们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想多养牛羊，受制于草场和资金限制。想开店但没有本钱。在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道上藏人的店铺并不多，多为回民。而且这些经营者多是经营了十几年，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当问到当地有没有一些扶持性的小额贷款等项目时，他们都说很难获得贷款资金，没有本钱。访谈中发现，不少人是因为在本地缺少发展机会（没有牛羊、土地，或是没有本钱进行其他副业）才考虑出去打工。但一方面束缚于传统农牧业的生产特点、对劳动力的要求，另一方面束缚于语言、技能，他们真正的机会很少。而农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有限。不少出去打工的藏族年轻人或前往城镇“卖酥油”，或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沙石工，还得依靠之前出去的更富经验的同乡介绍。

在采访藏区老师的时候，他们都提到很多受过教育的藏族孩子不愿意也不能再回家干农牧业了。他们通过教育、各种媒介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无法走出去，也无法走进去。不少年轻人往往聚集在一些城镇，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自己得不到的，感受到一种无法参与其中的无力感，也不同程度地体验到被排斥（语言上、机会上）。

在拉萨，随着大规模城市基础建设的推进、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且国家对藏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采取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策略。大量的汉族和回族被吸引进入经营商业、餐饮服务及旅游业。在繁荣的经济中收益最大的是外来人口，是非藏族，而藏族人由于缺少资本、技能等方面的真正扶助日益被边缘化了。在拉萨，到处都是四川人开的川菜馆。出租车司机以河南、四川、湖南、陕西的外来非藏族为主。旅行社几乎为外地人所有，在旅游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经营方面，八廓街周边的店铺一大半是来自甘南、青海回民所开，而非藏族。很多藏族的手工艺品来自云南，来自浙江，来自尼泊尔。一位西藏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告诉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地道纯粹的本地产的手工艺品了，大都是舶来品，很多“伪藏饰”就在拉萨郊区的浙江商人的作坊里生产。

其次是技能和心态问题。在拉萨等更大的现代化城市，要参与大型基础建设以及其带动的城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个体具有必要的技能、资本和教育水平。而这些都是藏族人所缺乏的。我们在甘南的走访调研中发现，即使是80年代前后出生的年轻藏族大多数都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和我们同辈的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汉族地区。即使三五年前，藏区小学的辍学率都高达30%，平均教育水平只有小学而已。（关于教育和藏族年轻人的问题后有详述。）访谈了不少藏族青年人，他们都说出去找工作不容易。主要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没法用汉语流利交流。在拉萨，会说汉语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很多人不愿意要藏人，因为认为他们比较“懒散”。技能的缺乏，加之在经营观念上有不那么“积极”，他们很难和来自内地或周边的非藏族劳动力竞争。非藏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各个层面上本地经济的主体。藏族在经济上、技能上、适应价值观上都无法与非藏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竞争。

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本身日益分化。起到窗口作用的“现代藏都”拉萨和一般藏区农牧区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基本面貌上的差异日趋增大。为什么如此关注“分裂的藏区”这个问题？因为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藏民对于现代化的很多感受和认识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汉族地区，而是来自于拉萨比较核心的藏区城市。在甘南采访的不少普通藏民都说自己去过拉萨，或是去打工、做生意，或是亲戚在拉萨。作为藏民族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中心，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的中心，拉萨带给藏人的冲击对藏民对自身在现代化中的位置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通过大众媒体，通过外出打工的亲身体验等，藏区和非藏区发展上的差异也被藏人日益体验。

“六七十年代的人，经过文革的人，这一代人他对共产党的信仰是百分百的，包括牧区的人；但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尤其是高中初中毕业的人，出去看过，也了解藏族历史的人其实比较激进。···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像是一个转折点，藏人出生的多。考不上学，在家游手好闲的人特别多。···他们对外面了解比较多，思想比较积极。他们就想，为什么人家那么发达，为什么我们这么贫困，为什么我们就坐在草原上放牛羊。”（东智研究员访谈）

（3）快速现代化下藏人的恐慌心理和无权感。

一位拉萨出租车司机这样向我们描述03年他第一次来拉萨看到的情景：一位藏人在马路中间的下水道小便。作为一个外来者，出租车司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对于藏族而言，他们同样面临外来冲击下的尴尬。当自己习惯生活的土地，和自己的传统认同、生活方式、宗教情感息息相关的土地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现代化都市”时；当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找不到工作，感到缺少机会的不公平时，体会到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时，藏人的恐慌和危机感就不难理解。

以藏族的僧人群体为例。在传统中，僧人是整个藏区社会中最有文化、最有影响力的阶层，是藏族的知识分子阶层，获得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对以宗教性为核心的藏民而言，宗教生活和僧人们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访谈中，几乎所有的藏人都持续着他们的宗教生活，有时间去转经，初一十五上寺庙，在遇到难事的时候请喇嘛念经等。这其中既包括老人，也包括年轻人和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冲击着僧人和藏区的宗教生活。

扎扎研究员（夏河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接受我们采访时曾提到，现在的藏区宗教生活和僧人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变和冲击——如何面对世俗化的问题。他认为，年轻的僧人们有一种危机感。这既来源于现代化的生活越多越多渗入藏区社会甚至僧人自身的生活。我们在拜访不少僧人家时发现他们也有DVD，看港台片。不少小僧人晚上跑去上网，QQ聊天。年轻的僧人对外界世界的了解更多，他们办杂志，热爱新事物，积极学习英文。我们就此问过不少藏人对此的看法，大多数藏人持一个宽容的态度，并不认为这本身于纯粹的信仰有所冲突。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到，这其中体现出的年轻和年老的僧人的不同。在采访夏河红教寺仁钦喇嘛时，他说像上网吧这些事师傅不让他们去，会打他们，但也管不住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本身是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何在对现实的关照和信仰的纯粹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这本身是僧人甚至所有藏人都面临的困境。随着现代化价值的越来越渗入，僧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变化的藏区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其实对藏区的未来至关重要。经过文革的冲击之后，现在藏区的宗教文化的传承本身也出现了一个年龄断层，中年僧人的缺少，使得老僧人对年轻僧人的影响力和传承也出现了薄弱。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被一致化了。藏区作为“落后”地区必须追赶“先进”地区，向“现代”看齐。另一方面，藏族人却没有足够的机会和能力来应对。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快速变化的社会图景带来了文化、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的冲突。过去，藏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往往是有限的，但特定的现代化进程一下子打开了藏区，剧烈地冲击一切民族的核心要素——经济生活、权力结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人口面貌。汉族主导的、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在藏族感到不公平和受损害时，可能更强化藏族的族群认同和对传统的认同，引发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族群间的冲突。

总而言之，要理解3·14事件，要理解藏区的现在，需要关注藏区现代化进程这个核心问题。如果说藏族的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那么藏族和藏区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藏区凸显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目前这条现代化道路以及其主导力量和方式所引发的问题。从1989年事件到今年的3·14事件，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结构层面的诱因就是藏区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其核心就是藏人的边缘化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不满。

二、70、80年代出生的藏族年轻人的生存困境

3·14事件的参与者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些年轻人的态度和行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生于改革开放前后的藏族年轻人，物质生活水平远远优于他们的父辈，但也正是他们内心有很多积郁不满，并集中爆发了出来。正如上文提到的，新一代的年轻藏人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思所想都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年轻藏人面临的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2007年的统计显示：藏族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4年，高中入学率很低。就业问题十分严峻，由于民族教育水平差，无竞争优势。即便是在大学的藏族在校生中，仍然是文科偏多，理工科偏少；传统学科较多，新型学科偏少；理论师范方面较多，实用学科偏少，教育和社会需要出现不和谐，甚至脱节现象。

首先，基础教育水平低下，基层大部分青壮年为文盲。

走在藏区的城市和乡村，宣传“普九”、鼓励奖励牧民送子女上学的大字标语目不暇接，而向当地群众了解后，得知这些政策是近三年，甚至近一年才开始实施。根据《甘南州“两基”攻坚实施计划》，普九的时间表为“2005年合作市、临潭县,2006年迭布县、舟曲县,2007年夏河县,2008年卓尼县,2010年碌曲县、玛曲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力争2010年全州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在甘南夏河的桑科、清水等地，我们走访了十几户农牧民家庭，家中孩子只要是10岁以下的，几乎无一例外正在上学，因为政府给予了大力补贴，使一个农牧民家庭可以不用任何花费即可供孩子上学，甚至还会得到奖励。作为家长自然愿意让孩子上学，并且有让孩子读初中的计划。

然而问及15岁以上，尤其是20几岁的农牧民孩子，则大多只有小学文凭，甚至是文盲。普九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令人欣慰，只是成效恐怕要在10年之后才能看到，青壮年文盲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却还摆在眼前。青壮年中文盲比率庞大，既有外部条件欠缺的原因，也有其内部原因。

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读书无用。藏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然以放牧为主，孩子一旦上学就没有时间帮助家里放牧，且读书之后由于没有“门路”，很难留在城里工作，回到老家后又丧失了放牧、种地等传统技能，不如不读书直接在家帮忙维持生计，“新读书无用论”也在滋长。目前藏区牧区半农半牧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没有本质改变，家庭对于教育的观念也因此没有太大变化，10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普遍被送去上学，与政策有很大关系——不送上学会被罚，送上学则有可观的奖金，至于上学的目的，家长们则不是很明确。采访中，家长通常表示只要读到初中达到政策要求就可以了，家里牛羊需要人手照料。而20岁上下的青年人本身对接受基础教育也不积极。藏区当地政府近年正在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但政策在基层很难落实，青壮年男子都在外面打工赚钱，免费培训也没人愿意参加。在青水牧区采访时，当地村民说每到上面来检查扫盲工作，乡里就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强制叫回来集中培训十天，应付检查，十天后发放小学文凭，如此便算是“脱盲”了。在牧区，我们只采访到一位在夏河县读高中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才让卓玛，她的表哥是村子大队长，家庭条件相对优越，在城里有亲戚，因此才一直读到高中，问及她同村的小姐妹是否也在上学，她说“她们早就嫁人了”。

另一方面，当地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较低。藏区基层学校很多办学条件恶劣,教育基础落后,工作艰苦,基础教育人才的引进极为困难,尤其是高层次与高学历教育人才奇缺,在偏远地区基本“一师一校”，小组采访到从内地到拉萨的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研究生小于和小威，他们说：“看到山区里的学校那么缺老师，我们即使有心帮忙也无力帮忙，在那样的地方我们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适合不了，更不要说教学。”

在夏河县我们采访到一位在农村任教的小学老师，由于学生数量多，教师奇缺，每名教师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两基”政策落实以后，学生的待遇很好，教师的待遇却没有改善甚至变差，据这位老师说，他的工资从98年到现在只涨了500多块。学校80%的老师想转行，只是没有其它行业可转才不得不继续当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夏河藏学所专门研究藏区教育状况的才让东智说：“我们下去调研时，有些教师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给学校所在的村子附近建个手机信号塔，让他们晚上能跟家人通个电话就满足了。”

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小于和小威的学生都是师范生，假期他们还给函授班代课，学生是来自西藏各村镇的中小学教师。据他们介绍，这些村镇教师自身基础教育水平十分令人忧虑，首先汉语不过关，类似“张塞（骞）出使西域”“东汉末年臣（宦）官当道”的笑话屡见不鲜，开卷的物理考试不能自己在书上找到答案。而这些教师经过在西藏高等师范专科的14天培训即可实现“小学老师大专化”的目标。

2、职业教育的和社会机会缺乏

年轻藏人普遍缺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作技能和社会路径，又很难回归传统农业社会。相比于基础教育，藏族青壮年的职业技能也非常值得忧虑。通过实地考察，小组认为，从更为实际的角度考虑，对于20岁以上的人来说，普及基础教育已经很难实现，并且不能立刻收到实效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在城市的藏族青壮年就业问题是当务之急。具备能够实际应用的劳动技能，才能更快更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

现实状况是,甘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现有职业中学5所,所有学校校舍陈旧,教学实训设备空白,办学条件十分滞后,严重制约着全州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协调发展。西藏大学阿旺晋美教授举的一个例子很具代表性。“拉萨火车站修建的时候，原地都是农民和田地，为修火车站都拆迁了，国家也给了农民很多的补偿，但农民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他们不会花钱，他们一下得了几万块，就乱花，小孩买车啊，摩托啊，到处玩，不到一两年，这个钱花完了，原来他们是靠种地挣钱的，现在又没有地，又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成了社会的压力，在这个环境下，一煽动，不就很“方便”了？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养成了他们的恶习。”这个例子表现出很多藏族青壮年的困境，他们本来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被动卷入工业社会，但他们大多从小生活在农业、牧业家庭，劳动技能表现为种地、放牧，一旦进入城市，便不能胜任工厂、工地的工作，从语言和劳动技能上都很难和内地打工者竞争。小组访问的甘加草原牧民，村子里很多年轻人在外打工，年轻人汉话不好，只能在工地上干些重体力活。

制约藏族青壮年进入城市生活的因素除工作技能缺乏外，“社会路径”也是一个人尽皆知却又心照不宣的的隐性障碍。所谓社会路径，即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门路”。如小组在上一部分的阐述中提到，大部分受访家长对于孩子读高中、考大学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即使读了高中，也很难考上大学，就算考上大学，家里没有门路也不能留在城里政府工作。”

夏河县卓玛餐厅的老板多吉才旦说：“要上学家里就得卖牛羊供，以后咋办？上学也考不上大学，一般只能考上合作师专，师专毕业想留在城里只有当老师一条路，当本地老师也得有门路啊，现在师专也不分配工作，除非当官的、有面子的人家。”多吉才旦父亲是生意人，多年经商积累了还算厚实的家底，他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仍算是事业有成。提起那些和他从小一起玩的小兄弟们，多吉才旦用一个字概括了他们生活方式：“混”。没有上学，没有门路，没有家底，又不愿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里游荡，成为暗流涌动的“不安定因素”。

3、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

如果说50、60岁以上的藏人更多地体验到了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自身生活水平的巨大转折，那么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体验到的是藏族地区与内地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以及藏族地区内部权贵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在采访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老年人和青年人、青少年在自我称谓上的差别。从老年人的言谈中，我们更多听“公家”、“社员”这样的词汇。而年轻人则不然，“我们藏族人”“我们民族”这样的说法在谈话中经常出现。

与相对剥夺感伴生而来的,是各种差异感的产生,包括中心与边缘,汉族与藏族,官员与百姓等等差异。甘肃藏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智说，年轻人的观念改变与他们在外打工有很大关系，“30岁以下出去闯荡过，见过世面，思想比较激进，宗教观念下降，民族观念有所上升”。甘肃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扎扎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扫轻人们的传统观念，改变了观念。（3.14事件后），50岁以上的人非常感慨，闹什么闹呢，年龄大的老百姓和老僧人都认那样不好。”

研究小组惊讶发现，藏族的民族意识，反而在314事件过程中被空前激发出来。尤其是政府在3.14事件之后，奥运结束之前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藏族人在机场、内地所有公共场所受到“特殊对待”，这使得藏族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鲜明地感受到其民族的“差异”。一位叫白马吉宗的藏族女孩讲述了她奥运期间在北京的遭遇，“我代表拉萨某公司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的培训，就因为我是藏族人，竟然没有任何一家旅店肯让我入住，气的我和他们大吵，你们这是民族歧视！”

4、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迷失和遗忘

在外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冲击下，藏区年轻人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迷失和遗忘。突出体现为：藏族语言文字传承障碍，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缺乏系统认知。

首先，藏族语言文字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现一定的传承障碍。藏区目前最缺乏的老师是哪个学科的？我们在开始推测是英语或汉语，或者数学。但在调研过程中，学生和老师普遍反映，目前藏区最缺乏的教师是藏语文教师，且采访到的十几名小学生，在被问到最难学的哪一科时，答案惊人一致：“藏语文”，最容易学的则是“汉语文”。虽说会说藏语，但是能担任藏语文教师、向学生深入浅出讲解藏文的人才则寥寥无几。

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致很多藏族的精英对藏语文教学现状表示忧虑。如民族学学者马戎教授所写到：“这个民族历史的正式文本及后人的追述、民间创造的英雄史诗，这个民族在天文、数学、医学、建筑、文学、农学等所有方面的知识与文化积累，都是用本民族文字记述下来的，所以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和体现出一个群体的精英集团和广大民众对于本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民族语言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所以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前途，通常受到这个民族的领袖人物、精英集团和民众的极大关注，认为它与这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紧密联系。”

其次，对本民族历史缺乏系统认知。314事件的发生与一些藏族年轻人对历史的无知是有很大关系的，他们不了解祖国和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系，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诉求。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藏区的中小学教材中，藏族本民族历史内容极其缺乏，更谈不上对藏史的的系统教学。西藏大学的阿旺晋美教授说，艺术系的一些大学生可以把“唐卡”临摹下来以假乱真，但问他们画的是什么，竟然回答不出来，他们都不知道那些画中的人像是谁，有什么历史典故。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支教教师小威说，他在课上给学生讲起汉文化中的天干地支，学生很感兴趣。讲完后他说你们能给我讲一下藏历吗，全班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有能力讲明藏历。藏区孩子使用内地教材的藏译版，没有单设藏民族的历史、文化课程，导致对文化传承的麻木不仁，藏汉语混用现象明显，很多藏语词汇因此退出流失于生活。这种教育体制仍在继续，对民族历史不感兴趣的藏民日益增多，对历史文化了解熟知的青少年很难找寻。

三、藏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藏区3.14事件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除去上文所说的现代化背景下“发展”逻辑引入所带来的迷茫和冲突，调研组还着力关注了藏区历史和现今的政治生态。在强力逻辑引导下的“发展”中，政治在社会进程中起到了无法比拟的重大作用。

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安多、卫藏两大藏区社会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国家政权体系的构建问题，换言之，即作为藏文化区的区域社会纳入到政治国家体系之内的政治化构建过程；二是内部社会结构的调整问题，尤其是在面向现代化过程的调整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的调适问题。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藏区内的现实矛盾当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但其中也有历史痼疾在现代条件下的转化与变异，是清代以来探索藏区治理模式中某些不成功因素的积累。

1、藏区治理结构的演变

清朝是在汉族本位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情形下，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政治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合法性，构建政治国家的权威，顺治帝、康熙帝大力宣传“满汉一体”，雍正帝更是加紧钳制反清排满的民族思想，营造意识形态宣传攻势，驳斥华夷之辨。他们试图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崇儒重道”和实践层面上融入宗法礼制，论证满清具有道统与政统的合法性，构建一个合乎传统的政治国家权威。然而，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内部结构上的矛盾性。首先，清朝统治者虽一再宣称“满汉一体”、“天下一家”，但实际上还是存在“满汉”、“中外”之别和“内外”之分的；其次，虽然在政治属性上，似乎国内诸非汉族已经不再属于“夷类”，但对于内地的汉族来说，未汉化或者汉化程度较低的各民族仍属于儒家文化圈之外的“异族”。这不能不对跻身于儒家文化之中的清朝的民族政策产生影响，一方面使其能够正视这种差异的存在，采取“从俗从宜”的统治策略；但另外一方面，文化上的张力造成的对国家政治权威认同感的强弱，也会促使清朝对待不同的民族而产生某些歧视性倾向，并采取安抚、压制等不同的策略和治理方策。

清朝对藏区各民族的治理方略虽经历了从“外”到“内”的转变，不过“不生事为贵”的根本目标追求却始终没有变化。在“非我族类”的宗法性观念的指导下，地方官员并不对该区域进行积极治理。非酿出巨案，则视为“番与番斗”，与己无关；而若是矛盾做大，则籍口“番性犷悍异常，罔知法律”，请求“籍资弹压而免疏虞”。这种文化张力所造成的对国家政治权威认同的弱化，不仅使国家权力行动有效性大打折扣，也使政治国家不愿过多介入到藏区的社会生活之中。到了近代时期，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还竭力实施西部与内地的“一体化”政策，以消除其所担心的可能由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离心力而带来的威胁。但国家权威面对藏区区域性社会权威的挑战时早已显得软弱不堪。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清朝的政治权威在反清排满的声浪下，土崩瓦解。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取代了旧的封建王朝，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旧权威的解体并未造就出相应的新权威。民国时期国家政治权威角色的缺失，使政府不得不倚重他们以维持地方社会旧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宣称“五族共和”，但仍不自觉地将西部民族地区视为文化上的边疆，将各族人民等同于荒蛮落后的代表。所谓的中原标准，偏重于文化的传统的相似程度。在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中心与边缘的二重视角下，藏区本身就被视为了文化上的荒蛮之域。受此影响，国民政府的政策无论是对直接控制的甘南，还是倚重于其他势力间接管理的卫藏、青海，对藏区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加以改变的决心和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安多藏区和卫藏地区在矛盾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传统政治格局中，卫藏是个更为偏远、国家统治秩序也更为稀薄的地方。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郡县”体系对安多藏区的影响巨大，其统治方式至少在符号层面保持着与“中原”的统一性，但卫藏地区由于从未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连这种符号层面的一致也完全不存在。民国时代，“××保安司令”的头衔可以得到安多藏区上层人士的认同，但对于卫藏地区的精英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就单一藏文化与民族成分方面，卫藏地区比安多藏区更为“纯粹”，尤其缺乏安多藏区中普遍存在的双语精英，当地精英对于藏族文化传统有着更高的评价。而且，在清末开始，卫藏精英通过印度了解海外文化者甚众，贵族通英文表达的人数也有许多。因此，把卫藏纳入到现代国家体系的努力就必然带来更剧烈的变化，精英阶层的感受尤其如此。安多藏区权力精英意识中的地方现代化进程是与内地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的，自身表现也比较主动；而卫藏地区的大部分精英而言，这种现代化更为被动、也更为突然，在不少卫藏精英描述中现代化不是全中国现代化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是中原政权强力介入的结果。在近代“民族自决”观念的影响下，部分海外卫藏精英把“中央—卫藏”关系仅仅看作是一种“宗教册封”关系，而产生了“国家”的幻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完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次政权更替。新政权建立后，同样推行“一体化”政策，不过这时的“一体化”政策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所谓新的内涵，不再是借助或维护旧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而是要破旧立新；不再是继续维护民族地区少数贵族、宗教领袖的传统利益和特权地位。这种新的“一体化”政策获得了藏区广大民众的拥护，为新的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变迁，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新的一体化政治、经济制度下，藏区的社会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变，旧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治地位、传统特权、既得利益受到冲击，其中少数人铤而走险，在1958年发动叛乱，以对抗民族地区的历史巨变。但在平定叛乱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国家政权和地方政府忽视了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上的特殊性，忽视了这些地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与内地的差异，试图用更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方式，在短时间内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进行更为彻底的强制性改造。这种揠苗助长、越俎代庖式的努力虽然在短时间内也能够取得表面的效果，却很难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极易引发人们内心的抵触和各种传统因素的反弹。

由此可见，藏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无疑要依赖政治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之有效以及藏区地方权力结构的关系处理。表现为国家在面对地方社会时的两种策略：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首先，就国家在藏区的行动能力而言，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1）国家的政治权威性，即国家动员资源能力的强弱，这在根本上决定国家对区域社会变革能力的大小，是采取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2）国家所宣称的价值与区域社会价值规范体系之间的吻合程度，规定着国家对待区域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区域社会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程度。其次，就藏族区域社会而言，总是深深地烙有文化与社会的地域性特色，依存于不同的权力或者权威生长蔓延的地方权力结构盘根错节，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国家、地方诸多权力结构的竞争和合作，利用、蒙蔽、控制和博弈。这其中既有空间延伸的国家与地方政治、经济权力集团之间的博弈，又有以时间为轴线的传统与现代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角色的博弈。而最终究竟会趋向何种途径，固然与力量与策略有关，但归根结底思考检验藏区政策的的标准在于身份认同的问题。

总结清代民国以来藏区权力结构非健康发展的原因，主观上出在对藏区的身份认同上：（1）国家并没有将该区域内的居民视为具有同等资格的国民或者公民，而是视为化外之区；（2）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在该区域以一种文化上优势者的角色来审视，不能正视文化的多元性，考虑怎样进行文化的调适，通过新的知识制造去完成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转化，树立国家观念。因而，在缺乏了基本国家观念的条件下，就无法避免身份或者说角色从之间的矛盾。历史上的最大教训在于，许多藏区民众的主体意识上根本就缺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导致了藏区权力场内国家权力不得不仰仗于宗教权威、或者地方骨干才能发挥效能的奇特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在60、70年代较好地解决了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问题，完成了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牢固地树立了国家政治权威在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压倒性优势。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现实的权力制度因素，藏族自“平叛”之后新兴的新的地方权力精英，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藏区精英，成为中央政府不得不倚重的治理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变化中逐渐产生了新的问题。政治思路的一元性与区域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再次浮现出来，在全球化冲击、宗教力量复苏双重影响下的身份认同以及地方新兴权力精英“过滤”后国家权力和藏区百姓之间的认知“误差”是当今藏区社会之中比较集中的矛盾。如何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繁荣安定，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打开新路，走出误区，解决现实矛盾。

2、藏区区域自治下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清以来“以番制番”的政治套路、近代“民族自治”的政治观念以及苏联模式的早期成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制度的设计。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和制度设计其优势在我国藏区60—90年代的实践中得到肯定的答案。但在近些年的现实中，一些新的问题也面临挑战。

中央政府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懂得本民族语言和风俗，有振兴本民族的强烈愿望，能够充分反映民族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在处理民族地区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上，在维护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和专业干部，再1993年12月，中组部、统战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一直到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强调要“认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对少数民族干部既要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又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把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50多年来，经过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努力，一支“数量较为充足、结构趋于合理、专业基本配套”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各个少数民族地方成型壮大。到2007年为止，少数民族干部已经从建国初期1万多人增长到现在近300万人。另外，西藏的特殊性还在于自和平解放50多年来，先后有十几万内地干部职工响应党的号召“援藏”参加建设。自1994年对口援藏开始后，又有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国有企业先后四批选派近4000名干部进藏工作。

基于民族聚居区域范围的自治，必然伴随本地化的官员体制，经过数十年的组织建设，形成了大量的行政官员和权力人士。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开始趋于棘手：

（1）和非自治地方的不同在于，藏区地方官员难以进行跨越本土的大面积交流任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官员流动性较差，会在当地形成固定的权力网络，必然导致腐败、渎职的高发。在藏区就在很多地方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本地权力精英网络，地方权力寻租和行政低效成为家常便饭。藏区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近十多年传统宗教力量复兴之后，官员、经济新贵和宗教力量也缠绕一起，形成了新的权力架构，形成了“新贵阶层“。“实际上藏区的制度设计，背后成为资源的分配权问题。各级都有集团利益，制度突破的阻力很大。”（西北民族学学者韦明博士访谈）

区别于传统贵族，这些新的权贵阶层的特征是：（1）他们占据合法性的高地，社会资源更复杂，力量更强大；（2）如果说传统贵族是更多通过藏区部落宗族认同、宗教关联获得“内部源生”的权力合法性，那么新兴贵族的权力更多是来自于中央认可而获得“外部源生”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不同，表现在遭遇现实社会矛盾时，“新兴贵族”并未能成为藏族百姓本身能够认可的“权威”，在国家与普通民众出现分歧时，“新贵”就难以起到正面的“缓冲”作用。（3）“新贵”在本土的权威度虽不如老贵族，但其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也未见得更加强烈。老贵族在“本土”和“国家”的双重力量左右下“保土安民”，寻求“政治平衡”是其第一追求。相对而言，由于新贵来自乡土的、部落的、宗教的约束逐渐割裂，所以往往藏区普通百姓未必将他们当作是“自己人”，新贵一些失当举动的后果，往往“顺理成章的”就被中央政府来承担。

（2）由于藏区特殊的政治环境，“稳定”在国家的藏区政策中也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央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虽然“发展和稳定”是民族地区工作的的执政思路，在实际的权力运转中，“稳定”往往成为压倒性的的重中之重。依靠藏族官员干部稳定藏区成为顺理成章的思路，中央赋权很大，但又缺乏对当地官员的有效监督，很多人学会拿稳定作为档箭牌。“稳定和发展”之下，形成了民族地方权力监督的死角。“境外势力、藏独问题”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用以掩盖执政失误、压制社会不满情绪的“遮羞布”。部分官员往往把辖区内的社会问题“无限上纲上线”，都往分裂势力上靠，以此掩饰失误。调研小组在后续的访问中就曾发现某县地方政府将农牧民和当地水电站赔偿纠纷的处理简单定性为“反分裂、维稳定”事件。如同西藏共产党开创者平措汪杰先生所说，“政府內部有一大群吃反分裂饭的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分裂牌，表面上喊反分裂，实际上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这里，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极力把责任追究到‘海外敌对势力’，这样才能巩固他们的地位和利益，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求稳怕乱的思想也根植在部分官员的惰性之中，实际上是是执政能力低下、执政理念滞后的心理折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观念之下，一些聚众人数较多的宗教法会被拖延、限制或者取消；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路下，地方行政有了许多违反《宪法》及《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为，但目前对应的监督追究机制并未健全。西藏自治区人大秘书长巴桑罗布认为：执法犯法、司法腐败、法制观念淡薄等等，是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突出问题。调研小组在甘南的访问中就有牧民表示“治安乱得很，他们（公安局）不管，我们牛羊被别人抢了，报案就算抓住了（抢劫者），也抓住两天就放了。牛羊也要不回来，牛羊被卖掉的钱还分给公安局。”（夏河曲奥农牧民访谈）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受到宗教思想和教育水平的影响，藏区百姓对政治的浸染程度远远低于内地，以至于很多人不能区分中央政策和地方规定、中央决策与地方行为之间的区别，中央政府往往为地方的失误“背黑锅”。 调研小组在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以“公家”、“牧民”来区分自己和各级政府，认为“以前公家好，现在公家有时好，有时坏。”（达久滩草原牧民访谈）

（3）支出型的财政结构以及干部执政能力的障碍。十一五期间中央仅对西藏的一般转移支付、体制补贴和专项补助累计达到475亿，中央给西藏的支出占到其总支出的90%。在安多藏区调研时，一位官员表示，某县的财政收入为1000余万，财政支出为四亿多，这其中约四十倍差距均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完成。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从内地有关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选派干部对口支援西藏。2001年党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干部对口援藏工作再延长10年，同时决定将西藏所有的县市区纳入覆盖。多年来各种优惠政策在资金、项目、物资等各方面给予藏区大力支持，也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状况，但同时也造就一些藏区官员将精力放在如何向中央要钱、要项目等方面，对运营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兴趣远远大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建设。

目前，藏族地区干部知识结构问题也显示了很多问题：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一线干部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党政、事业单位人员大量膨胀积压。思政干部冗余，技术型、企管、科技干部缺口很大。在小组在藏区的访问中，就发现某地区文体局的副职官员居然是小学文化水平。

1993年12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备，廉洁勤政，密切联系各民族群众，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结构合理，能够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目前看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任重而道远。

四、政府对3.14事件后续处理中的失误

调研小组发现，3.14事件是诸多因素综合所致，包括发展造成的心理落差，经济层面的不满情绪，移民问题，境外影响，宗教情感和现场的“从众效应”等等，不能简单归因为“暴力分裂主张”。我们主张，3.14事件之后的处理本应该起到迅速平息事件，果断化解矛盾，积极安抚群众，处理渎职官员，努力促使民族间更加团结和睦的作用。但就现在的处理情况看来，政策却有着较多失误。政府强力宣传和欠缺慎重的处理更是起了反方向的效果。

1、后续宣传对“暴力”的过度渲染使得3.14事件作用被无限扩大，形成了一定的民族对立情绪。在拉萨和甘南的暴力事件的画面在十多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互联网视频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画面密集展示了部分藏人的暴力行为。而在事件起因方面又单一归因为“海外势力”，对于对藏区实际缺乏了解的汉族公民，便由此形成了针对藏人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宣传举动，从长远来看是有损于民族团结的。汉族公民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变成了对藏族群体的畏惧和仇视，藏人被渲染为不能“知恩图报”的民族。调研小组在事件发生后发现很多互联网论坛上充斥众多汉藏网民的狂热辱骂，更加深化了误解。农布先生告诉调研小组，他的汉人朋友看过画面几乎要和他绝交，这是他难以接受的。（国际NGO中国干事、康巴藏人农布访谈）可以看到，政府新闻发布确实做到在了快速、直观、有效，但是潜在的负面效果不容低估。这样的处理，伤害的是拥护统一的藏人感情，损害的是汉藏之间的关系。

2、对314事件定性为“分裂藏人打砸抢烧”的判断缺乏政治智慧。上世纪50年代末的藏区武装反抗，被定性为阶级斗争，并未上升成种族对立。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打击一小部分首恶，安抚广大农牧民”。于是，政策调整、所有制改革都成为解决当时问题出路，矛盾很快化解。然而面对今天“打砸抢烧”和“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藏区各地政府的反应过度、草木皆兵。地方政策无形中就形成严格监控，怀疑每一个普通人，“政治上人人过关”，势必引起更多藏人的不满，造成广泛的离心离德。更加危险的是，这样对藏人的怀疑和排斥，莫名弥漫到国内很多地方，不公待遇时有发生。调研小组访问中，很多藏族精英都表示在机场、酒店受到了过分盘查，爱国的情感受到了伤害。

3、对藏族宗教感情的的了解不周，使得3.14事件之后对待寺庙和僧人的方式存在失误。僧侣在藏地既是引导人们精神世界的神职人员，又是传统知识分子，藏族天文、历法、医药、律法都产生于这个群体。在有着普遍信仰的藏区，僧人具有极大的社会威望。因此政府慎重处理与僧侣寺院的关系，正面互动，对藏地的长远稳定极有益处。然而，3.14之后的处理中，众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要求排查，短期关门整顿；外地户口的云游僧侣被驱赶和阻止流动；所有寺庙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对于更多的那些不问政治、一心修行的僧人是一种干扰，效果未必是正面的。小组调研中就刚好遇到几次法制宣传活动，干扰了正常的法事和修行活动，僧人们怨声载道。

五、现阶段复杂的藏族宗教文化问题

在推进藏区现代化的进程中，藏族宗教文化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人类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制度、文化中展开的，并与之进行着互动。藏族宗教文化的主体是藏传佛教：它既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族宗教文化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主体性思想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所谓现代化与藏族宗教文化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主要是现代化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西藏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次仁甲布说：“我们的政府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但也不鼓励信教。实际上，藏传佛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学问，称其为佛教不如称为佛法准确。如何更好的引导藏传佛教适应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个关键议题。

当我们将现代化理解为世界历史在近代以来由现代性逐渐增强与传统性逐渐减弱而导致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时，就为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上重新检讨现代化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并开辟了新的道路。现代化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情形，“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性的强弱则视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性强弱而定，在兼容性较差的情形下，自身现代性因素的不足，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当然在国家推动变革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先进国家的制度模式，而是要从自身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出发，否则“如果无视文化价值和社会习俗的差异，为使用新技术而引进的外国制度就无法服务于预想的目标，而只能造成社会混乱”。可见，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而言，启动现代化一般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继而以强制性变迁的成果为基础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藏传佛教作为藏区传统制度与文化存在的基本方式，不仅不应该被视为现代化的阻力，还应当被视为为推进藏区现代化进程在功能调整的基础上可以依靠的重要传统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盼新型藏区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突破极端宗教世俗化者所设定的论调，超越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制度、行为和意识都将失去其社会意义的陈旧的宗教认识论，确立宗教完全可以与现代化携手同行的思想认识。这一点已经为目前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所证明。世俗化过程只是消减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但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根本变化或消失：“世俗化只是使藏传佛教发生了改变，使其传统的作用衰减，这是藏传佛教自身结构变化所必然引起的过程。”

当结束了理论探讨，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回我国藏区时，就可以发现现实中现代化进程与宗教文化交织着多重矛盾变奏。首先，国家政治力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安多藏区的现代化启动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条件，但诱致性制度变迁却未能有效展开，以致强制性变迁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影响未能得到很好的消除。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安多藏区普遍实现了民族地区区域自治，藏族人民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权利。这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给安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由于逐步废除了封建、宗教特权，贫困落居的面貌得到了改善。但是，由子极左路线在文革中的恶性发展，使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破坏，根本不顾及安多地区长期历史形成的习惯和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企图人为地消灭宗教，毫无道理地拆毁寺院，批斗宗教上层人士，强迫喇嘛还俗，遂使宗教活动转入“地下”，严重地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引起群众的不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执行了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逐步地恢复了寺院的宗教活动。重新开放的寺院，按民主管理原则，由信教群众和寺内僧人选举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热爱国家的僧人组成寺院管理委员会，从而使宗教政策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但是，目前还存在两种矛盾：（1）在国家政治话语层面上对待宗教界定及相关政策方针上的刚性与滞后，从而导致在现代化与宗教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界定上，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一致性；（2）在国民身份与教民身份关系的认定上，地方官员还不能有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存在用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半强制性劝退僧人的现象。这种情形的存在，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虔诚宗教信仰者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国家对藏传佛教在强制性变迁基础上的诱致性变迁，影响藏传佛教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功能性转变。

其次，藏传佛教在强制性压制解除后，一度出现了强势的弹性再生，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本身的分裂和矛盾。改革开放初期，在安多地区信教群众被压抑的宗教请绪极度高昂，他们对宗教活动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积极性。其后，随着地区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交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使原来衬闭、半封闭的社会状态得到根本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沿着交通线的农耕地区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部分中青年，宗教观念已经开始逐渐淡薄。在此情形下，藏传佛教寺院本身也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1）宗教人员的“俗人”色彩加重；（2）寺院组织职能趋于功利化，寺院组织管理方式趋于民主化；（3）信徒信仰观念发生转变，目的现实化，形式间变化，拜上师道德化。尽管如此，由于藏传佛教信仰的特殊传承方式，使其在整个藏区还是每一个人社会化过程内在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因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过，这种变化终究会带来宗教内部权力结构的转变以及权威角色色彩浓淡的变化，从而使宗教内部结构以及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看待藏传佛教的教权和地方权力问题，如何管理寺院和僧侣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当前国家对于新形势下的变化，还缺乏足够的准备和行动，从而在如何有效地利用藏传佛教这个传统资源推进藏区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策略，协调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冲突，重塑藏民族身份认同和自身在民族与宗教政策上的形象方面，存在严重滞后。这应该是造成当前藏区多重矛盾交织的重点。

六、结论与建议

为了国家长久的和谐统一，西藏314事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如果只是强调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内部社会治理结构的反思，那是对国家长远利益的不负责任。在现代化大背景下，藏区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其他国家乃至藏区其他民族百姓相比，显得相对落后，尤其是看到越来越多外来人员在藏区获得大量财富，无形中会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文化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很多年轻的藏人也身处困惑和迷茫之中。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存在问题。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批地方藏族干部，他们利用来自上层的权力资源在民族地方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都变成了少数的政绩工程和少数私人的财富，他们不善于面对公众，不善于面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思想的社会，常常激化社会矛盾，然后寄希望于中央政府买单。普通藏人感受到国家的帮助不如感受到被剥夺感那样切肤和明显，他们像很多内地省份居民一样对地方吏治多有不满。日积月累的困惑和愤怒加上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导火索，导致了314事件。

我们认为，目前并不存在一些人所言的“灭绝西藏”的事实依据。汉藏关系的主流是善意。但通过藏区3•14骚乱，我们发现，藏区社会凸显出了各种矛盾和困境。我们试图通过调研和文献的梳理来理解这种困局，理解藏区民众的生存境况。本报告反映出来的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些视角肯定不能涵盖藏区问题的各个面向。但一切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初衷：理解，在藏区的变迁中去理解；同时希望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呼吁“团结、平等、互助、和谐、以人为本”的民族关系、“多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建设、共同繁荣、共享成果”。前提是政府充分认识到藏区百姓的公民地位，保障藏族百姓的权益，观念思路要适应快速现代化时期藏族地区的社会现实，期待能够不羁于当前理论，扩展视野，突破政策。

调研小组针对“3.14事件”的社会因素调研，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1、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在尊重和保护藏人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调整藏区政策思路，制定适合藏区特点、符合藏人意愿的发展政策。

2、引导藏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特别注意引导全体藏人分享、获得充足的机会和发展利益。注重培养本土性的经济实体；扶持中注意改变力度的严重不均，缩短藏区内部城乡贫富差距；将援助范围扩展到西藏以外的藏族自治地方。继续以资金援助与技术帮助、人才支持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吸引外资，同时适度保护当地产业。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注意保护藏人充分就业的权利。针对藏区农牧业区域，推进惠及个体的扶助和保障。

3、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大对地方权力结构的有效监控，加速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进程。对藏区政权出现的腐败、执政水平、渎职等行为，不再姑息，尤其是打击那些假借“反分裂”之名压制地方社会问题的官员。确定更合理和民主的藏族干部选拔政策，优化现有的干部结构。

4、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用最大的诚意解决当前藏区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农牧民教育问题，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吸引适龄儿童完成普九教育。继续发展和鼓励藏区高级人才的培养机制，优化大中专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加快完善藏区基层的职业技术教育，采用和东部省份学校联合办学的方式，让藏族学员走出去，增大较高科技含量技术和实用藏区生产技术的培训力度，培养熟练技术工，消弭各种壁垒，鼓励藏族青年多元就业和创业。在学校教育中，特别关注加大和发展适合的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内容，加大公民意识培养的内容。必须将教育和培训看成是长远解决藏区问题的重中之重。

5、充分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和支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和活动。充分认识到宗教性和宗教生活对藏区和藏人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宗教方面，要因势利导，注意宗教权威作用。尊重和恢复正常的法会、游学、求法和僧阶考试等宗教活动。注意保护藏传佛教的传承。在宣传活动中，充分保护和尊重藏民的宗教感情。

6、在解决藏区问题时，需要转变思路，采用更积极和智慧的应对方法和思路。以疏导、理解和融合为主导思路，减少民族间的偏见、隔阂和伤害。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改变从上至下的过分强势态度，智慧地调动藏区本地的积极力量（比如宗教力量）解决。

7、推进藏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敦促出台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自治地方自治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法规，改变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至今缺少下位法的现状。规制关键性的资源的所有权、处置权等问题。鼓励藏区各方面专家积极参与藏区政策的讨论和谏言中。

8、在维护和宣传民族团结局面的建设，以藏区改革开放成就的宣传代替以往对过去农奴制度的渲染。在体现发展的活力的同时，坦陈藏区面临的社会问题。警惕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民族主义暗涌。

9、在处理危机问题时首要区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宗教问题，不同问题不同处理方式。中央政府应当处于“仲裁者”地位，尽量和地方官员不当行为保持区别。尽量将敏感事件“脱敏”处理。

附录：

（一）安多与卫藏地区历史文化背景回顾[1]

所谓安多地区、卫藏地区的划分是一个藏族社会的本土性空间概念。自古以来，安多藏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从唐代吐蕃占有河湟、陇右地区开始，迁居到这里的吐蕃各部落与西羌、吐谷浑等各民族不断融合，并在吸收汉人、蒙古人等民族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安多地区的藏族。藏人聚居地区的地理概念至清代就清晰划分为三大藏区：自阿里的贡塘至索拉加山窝以上之区域，称为卫藏法区；自黄河河湾以上的区域，称为多朵人区；自汉地白塔寺以上的区域，则称为安多马区。这种依据山川河流作为划分区域空间标准的方式，同时显示了彼此不同的文化场景。作为藏传佛教的起源和传播圣地，卫藏拥有“法区”的美名，以其强大而悠远的宗教影响力而著称。康藏汉子以其能文能武、英俊潇洒而闻名于藏区，康藏地区博得“人区”的称号。安多藏区则以发达的高原畜牧业而被冠名，以马为畜牧业文化代表。同时，三大藏区还是依据文化符号而形成的区域概念，即以拉萨方言为主的区域、以康藏方言为主的区域和以安多方言为主的区域。

安多藏区的地理范围包括：青海的藏族区；甘肃西南部藏族区；四川西北部藏族区。这种基于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是长期形成的，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的认同，被称为“安多哇”。但这种“安多哇”认同，并没有造就这个区域中整体性社会组织的出现。与卫藏地区出现的统一王权不同，安多地区长期保留的是部落联盟的制度。不同的牧团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或聚集或分散，有很强的弹性。而卫藏地区对安多藏区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以宗教为方式进行的。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安多藏区的部落制度在苯教的作用下，得到了不断地强化。自聂赤赞普起至赤德妥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然而，苯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因受地域局限，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众神谱系。苯教认为“只有本部落的神才和部落成员休戚相关，而对旁部落范围内的事物不能干涉”。苯教的影响导致统一政体结束后，安多藏区内各部落以山神崇拜为重要传统资源的部落制度不断强化，造成了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

中央王朝重视对安多藏区统治管理始于元朝以后，尤其在明朝初成建制。明朝在安多藏区的东、北部地区施行军政交互设置的管理措施，以达到“藩蔽”内地、“招徕柔远”的目的。王朝国家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安多藏区之内，不过土官制度仍然是基本统治制度，府县与卫所只不过是起着监督地方、守护地方安全的作用。这种土官制度还主要是以部落为基础，以部落组织为基本形态的。除此之外，元朝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崛起，在安多地区有了大量传播。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明朝在安多藏区大量册封上层僧人，施行僧纲制度，逐渐形成“国师、禅师管理族民如土司之例”。由此，在传统部落制度之外，出现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制度形式。

明末清初，蒙古各部大规模进入安多藏区，并将藏、土等各民族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下，使该区域出现了“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的局面。1723年，清朝平定了罗布藏丹津的反叛之后，将青海蒙古各盟旗由外藩转为内附，设置西宁办事大臣进行专门管理。清朝军事上胜利后所确立的强制性权威角色，确立了正式的在官方严密控制下的盟旗制度，也使甘青藏族、土族、裕固族基本上摆脱了蒙古势力统治，进一步纳入到国家正式行政系统之中。先后在汉藏走廊地带设立了洮州厅、循化厅、巴燕戎格厅、贵德厅、丹噶尔厅，并施行土官制度，分封了大量的土司与土官。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变化并没有脱离“因俗而制”的总体框架。甘青民族的土官制度，都是与原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清朝为了羁縻安多藏区各民族，因袭明朝的做法，积极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使安多藏区发展起一批大型的寺院，如拉卜楞寺、塔尔寺、隆务寺、佑宁寺、广惠寺等，建立起政教合一制，并在一定区域内使宗教制度凌驾于部落制度之上。

由此，除了清朝象征性的统治外，安多藏区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处于宗教制度和部落制度双重钳制下。部落头人实际上集中了本部落所属全部的社会权力，成为部落生活的核心。这种以部落头人为权力核心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制度，构成了藏文化区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虽然，清朝确立了千户、百户、百总、什总等新型的部落组织框架，仍使千百户拥有对本部落内的绝对权力，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部众依然在身份上依附于千百户。在这种情形下，部众因为缺乏独立的身份属性，实际上过着以部落头人为核心的集体生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负责制。而藏传佛教盛行，活佛尤其是寺主活佛不仅在寺院组织内拥有绝对权力，还因教民的广泛信仰成为特定教区内的魅力型权威，甚至凌驾于部落头人之上，从而使藏族民众对宗教身份的认同超越对部落身份的认同。一些大型寺院通过控制部落，将政教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政教合一制的统治，逐渐在藏文化区内形成了以寺院为核心的大部落联盟，成为具有强势的地方实力派。宗教首领就可以借助于这种新型的组织体系，构建自身的超强动员能力。由此造成了安多藏区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部落权力构成了整个权力运作机制的基垫，其他两种权力只有通过它才能发挥作用；宗教权力上升为魅力型的权威，虽然在总体上须仰仗清中央政府而取得相应的合法性，甚至还要屈从于地方政府的强制力，然而在面对地方政府时却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的基本力量；否则，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政治权力，很难真正发挥相应的效力。

中华民国时期，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掌握着国家政治权力，由于自身所掌握集体资源固有的缺陷，还都不足以使之有效地实现对全国的控制。所以，安多藏区内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一般民众仍然维持着对寺院和部落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安多藏区中，政治国家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直到1941年，“夏河全县藏民，其政教大权，属于寺院大佛爷嘉木样呼图克图。过去设有土官、头目、贡操三种官称，或世袭，或由藏民公推，或由拉卜楞寺院委派充任，其任期二三年不等。自本年黑错保安行政会议后，藏民对政府印象甚深，政令亦渐推行。并将全县划分为一镇十二乡，土官头目等均改乡镇保长，亦由政府委派撤换。但保甲编制，尚未施行，恐远岁尚有很多问题”。实际上，直到中华民国结束，该区内的政教合一制与部落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凭借所拥有的强大资源，自上而下很快在安多藏区建立了各级政权，这种政治的“一体化”就为推行新时期的社会基层组织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和基本保障条件。这种巨大变革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强权保障下的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社会制度强制性变迁的结果，使安多藏区地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各级民族区域政权，废除宗教领袖与部落头人的特权，进而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和部落制度，调整了社会结构，解除了广大民众对于传统上层的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安多藏区，卫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有其自身特点。由于介绍卫藏历史的著作很多，大多数国人对卫藏历史的了解相对丰富，因此这里只拟略作分疏。从9世纪吐蕃帝国崩溃直到17世纪中期，卫藏地区就从未形成强有力的统一世俗政权，大小领主各自割据一方，但军事力量相当孱弱。在这一漫长时期中，藏传佛教势力日益增长，寺院对于世俗事务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以达赖、班禅、噶玛巴（即明朝册封之大宝法王）等为代表的活佛转世系统也相继确立，黄教在14世纪后逐渐在卫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17、18世纪蒙古和硕特部与准噶尔部相继入藏，卫藏实际处于外来军事贵族集团的统治下，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的摩擦有激化趋势。18世纪清廷以“驱准安藏”为指导方针，以怀柔手法团结宗教力量，同时坚决清除准噶尔部在卫藏的军事存在，彻底击败廓尔喀入侵，成功控制了西藏局面。在此基础上，清廷在卫藏正式确立了以达赖、班禅为首脑的政教合一体制，派驻代表中央权威的驻藏大臣，并创造了以“金瓶掣签”与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对于地方政权予以规范制约。依据藏传佛教教义，班禅作为阿弥陀佛的化身，宗教地位高于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但在政治职权方面，达赖所控制的噶厦明显胜于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在地方权力结构中，不但有噶厦派出的官员，还可以看到拥有世袭封地的贵族以及各大寺院的上层僧侣，三者构成为人所熟知的旧西藏“三大领主”。作为被统治者，自由民的身份很不稳定，他们随时有可能沦为奴婢与贱民，奴婢与贱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法律保护。与安多藏区相比，卫藏地方的宗教气氛更浓，政教关系虽然复杂但并无对立，中央国家意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上层，在行政管制层面则基本不作用于卫藏地方。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征服印度的英国开始不断蚕食卫藏领土，并通过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对卫藏地方当局施加影响，企图使卫藏脱离中国并为其所控制。其时清廷国力衰败，加之驻藏大臣处置失当，使得卫藏地方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产生了较强的离心倾向。虽然由于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强力干预而使卫藏局势一度平静，但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时期中央对于卫藏的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某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上层人士为了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开始刻意塑造达赖作为唯一卫藏政治领袖的身份与地位，迫使班禅流亡内地，并试图把噶厦政府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康区乃至安多，这便是今日海外集团所谓“大藏区自治计划”的滥觞。至20世纪30年代，卫藏地方当局积极扩充军备，吞并了原属康区的昌都地区，将东部势力范围推进到了金沙江畔。但在进一步侵犯玉树地区时，藏军主力遭到青海、四川两省地方实力派的沉重打击，这一扩张活动遂告中辍。40年代后，由于摄政热振活佛坚决拥护中央，卫藏局势有所改善。但由于地方上层统治者中亲西方势力的颠覆活动，热振活佛下台，旋遭杀害；加之国共内战结局已经日益明朗，摄政达札等人遂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制造“驱汉事件”，一时“西藏独立”的噪音甚嚣尘上。195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开始与中央政府谈判，此后卫藏历史已为公众熟知，历史学者与作家都有详细论述，小组就不再赘述。

（二）国家对藏区民族政策、法规变迁梳理

（三）调研访谈资料汇编

（四）调研对象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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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中历史文献主要由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杨红伟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景平博士梳理，特此感谢。

唯色注：

【1】这份调查报告，另见http://memedia.cn/2009/05/09/140。这里注明调查人员是：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撰稿：北京大学 方堃、黄莉、李响。调研：北京大学 方堃、黄莉、李响、王洪喆。
【2】关于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见http://www.gongmeng.cn/com_1.php。其成员中，有去年西藏事件中愿意为被捕藏人提供法律帮助而签名的21中国律师中的滕彪、江天勇、李苏滨、温海波、邬宏巍；还有最近为四川省甘孜县的普布次仁仁波切、以及为甘肃省夏河县的久美喇嘛担任辩护律师的李方平。
【3】《远东经济评论》上对国际藏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巴聂特(Robert Barnett)专访时，罗伯‧巴聂特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能跟治理西藏的高层官员讲话，你会忠告他什么？——时说：“明天早上，停止宗教的禁令，停止禁止学生去寺院学习，停止禁止达赖喇嘛，停止禁止他的图像，立刻组成委员会来规划非藏人的移民问题。不要再推动短视的GDP成长。开始培养人的能力。你就会立刻为自己创造了十年感激。你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并且把西藏大体上跟中国其它地方等同了。”见http://lovetibet.ti-da.net/e2578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