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挑战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因为我非常熟悉这些人，或者说这些长辈。我个人的长辈包括父母及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和配偶，我周围的长辈包括我在学校时的老师、在“单位”（当今中国说法）时的年长同事和领导，等等，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也因此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很明白，甚至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与其说他们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双面人”更准确。当然还是有政治理想主义者，但并不多，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个。无论是大多数的“双面人”还是少数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随着我对他们的深入理解，当然，这也使我认识到毁灭了或者消耗了、浪费了他们生命的那个政权的本性有多么地反人道。
我曾经写过，差不多有这么整整一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属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差不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天翻地覆的这几十年来紧紧相连的，且随着一年年的推移，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寄生物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世界布满了某种烙印，之难以消除，犹如依附于业力。当然，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实际上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的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地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来鹦鹉学舌时，原本丰富之极的汉语竟会一下子变得枯竭、乏味，反而将那些烙印显露无遗。
并且，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的宗教信仰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以及穿插其间的类似2008年遍及藏地的所谓“暴乱”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一张大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少数人属于壮志未酬、犹自不甘，大部分人随波逐流。望着那一张张衰老的、执迷的、异化的熟悉面孔，分明有着藏人的轮廓，让我心生悲悯的同时，更对掌控甚至操控他们灵魂的魔鬼无比痛恨。
【附：我写过他们的故事，在《西藏：2008》这本书中记录了这些片段：
2008年的“3·14”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潮（此为文革句式，套用之），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有些人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于是乎，他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之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基本上无人出于真心，只是为求保住也被纳入体制内的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
据说一个文革时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进行了一番痛心疾首地斥责达赖喇嘛的自问自答：“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米（没）有！他，给我们建了学校吗？米（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米（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这场演讲反响很大，一时间，街头巷尾都骂开了：什么？破庙？每年那么多外国人、中国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藏语，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来看这个纪念碑去玩那个KTV吗？啊呸！听说此人闻知民间的沸腾之后，吓得闭门不出。
据说一个住在拉鲁小区的退休老汉，在电视上批判达赖喇嘛到了丧失心智的地步，结果第二天，他家门口堆满了散发恶臭的大便。一个住在政协大院的旧贵族老妇，在电视上用无比温柔的敬语恳请当局，对那些“暴乱分子”务必“囊若囊，囊-仁达曲夏”（藏语，大意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请出手吧），结果第二天，她家的大门上被挂了一个习俗上给死者准备糌粑的瓦罐，以表示诅咒她去死的意思，她那句话还成了拉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流行语风靡一时。
据说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且因女儿嫁到国外，曾在一次探望时遇上出访西方的达赖喇嘛接见藏人的机会，听说她当时哭得几乎昏厥，不能自已。而这时候，她操着文革语言捶胸顿足的样子出现在当晚的西藏电视新闻联播里，于是不久，她在街头被几个年轻藏人拦住，警告勿再胡说八道，否则即使老了，头上也是会挨石头的。
据说……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故事满天飞。当然啦，我更相信的是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例，其警世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eise-08272020121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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