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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流亡藏人诗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诗文选集日文版《一个人一支侦察队》封面。（译者：刘燕子） |
你我流亡者的命运——为丹真宗智诗文选集日文版《一个人一支侦察队》写的序
唯色
1、
最早读到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的诗，应该是2006年，从傅正明先生主编的《西藏流亡诗选》一书中。这是第一本集合了境内外藏人诗作的诗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些诗歌是以藏文、英文和中文来写，前两种文字译成了中文。三种文字，凸显的是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丹真宗智用英文写的诗，在这本诗集中有六首译成了中文。他的诗给予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记得《我的西藏特色》这首诗中的诗句：
我是西藏人。
但我并不是来自西藏。
从来没去过那里。
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还记得他的另一首《私人侦探》里的诗句：
从拉达克
只能远眺西藏。
他们说：
看那杜泽黑色的小山
那就是西藏。
第一次，我看到
我的祖国 西藏。
此刻想起这些诗句，我仍觉酸楚。就像那时的感受是，在喜马拉雅山麓的那边，有望穿了双眼也归乡不得的流亡者，是与自己血脉相关的族人。
2、
青藏铁路通车那年，我在北京见到准备坐火车去拉萨的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记得是住在达兰萨拉的两位诗人向他介绍我的。一位是丹真宗智，一位是布琼索南（Bhuchung Sonam）。或者只是其中一位诗人给我写了邮件？时间有点长了，有些细节记不清了，而火车进入拉萨也快十三年了。
当时我给潘卡吉讲过一个故事，是说铁路快修到拉萨时，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了一个青蛙，受伤的青蛙形状硕大，且在不胫而走的传说中越来越大，最早的版本是被放在一架木板车上拖走，到后来已被说成是必须靠一辆卡车拖走。其实这个故事传达的是藏人在不可阻挡的铁路面前感受到的挫败与沮丧。因为青蛙在藏文化中充当的是古代神灵的角色，具有超越了动物学意义的功能。当火车逼近，原本深居在西藏土地里的神灵被挖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地运往无人可知的地方，也即是说，西藏的神灵就这样完全没有抵御能力地遭到了重创。
潘卡吉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他给纽约书评的文章，包括他对我和王力雄的访谈。当然他写得很文学，细节生动。他也写过丹真宗智及几位流亡藏人，那篇发表在2005年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在三年后被境内的一位年轻藏人译成中文，因这个标题“达赖喇嘛的不知疲倦的孩子们”，在境内藏人的中文网络上流传甚广，至今仍在类似新年祝福或尊者达赖喇嘛寿诞日的时候，被藏人们相互鼓励要做尊者“不知疲倦的孩子们”，为尊者分担守护、延续本族的责任。
我当时将这篇译文发在我曾遭到中国黑客攻击的博客“绛红色的地图”上。此刻找到重读，有这样一段：“在所有关于丹增尊珠的文章和照片中，他那条总是戴着的红布条总是被不断的提及和显示，他曾经表示直到西藏获得自由，他才拿下这红布条。”
潘卡吉还写了丹真宗智的这个故事：“像很多流亡藏人一样，他生长在印度新德里的西藏难民社区。1997年，他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之后，他穿越整个印度，来到拉达克，并想从这里回到西藏去，当时他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他对我说，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看自己的故土。后来他在越过边境的时候被中国武警逮捕，送到拉萨。在那里被关了三个月之后，他被驱逐回印度。”
这说明，丹真宗智还是回到过拉萨的，以所谓的偷渡者或囚犯的身份，匆促地回到过自己的家乡，然后被捕被驱逐。
3、
说到身份，几年前，我应当时还未关闭的香港《阳光时务周刊》邀请，主持并编选了“般若星空下：藏文学专题”，十多位藏人以藏文、英文、中文写作了诗歌、小说、电影笔记和评论。我写的是《身份、声音及其他》一文。开篇即写道：
“1959年改变了藏人的身份。
之后，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以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除了以母语写作的声音，也有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声音，说起来多么地丰富多彩，却是百味杂陈。
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藏语，流亡）和‘詹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烙印，成为1959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的显著身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历时半个世纪的流亡，不但在地理上造成人为的阻隔，致使以漫长的边境线为界，西藏民族被划分为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两大群体，在文字上造成的阻隔更是明显的，虽然出现了能够双语或者更多语言的写作者。”
4、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流亡”这个词的含义，指的是远去异国而不得归乡的人。四处漂泊，心怀乡愁。我亦以为我的族人中有成千上万散布于各个异国他乡的人，即流亡者。“詹却巴”，用藏语来说这个词，一说出，眼前就是尊者渐渐衰老的形象，耳边也回响起尊者说这个词的沉重语调。
我以为丹真宗智这个头扎红布条的诗人是流亡者。这当然没错。大概在十年前，我们有过几次匆匆的聊天，但网络信号差，我仅仅模糊地看到他的屋里贴满了照片、图画，其中有我的照片。我也听2009年去过达兰萨拉的王力雄说起，他在丹真宗智虽然不大却是老房子的屋里，见到了我的照片。以及，把丹真宗智的诗译成了日文的诗人、译者刘燕子也见过。
更早潘卡吉就提到过，他还让我拿着书上的丹真宗智的照片合影过。这让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就像是我其实和丹真宗智同样的命运。就像是我们都是流亡者。可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曾以为，对于丹真宗智来说，一生中的关键词是“流亡”，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也是我的人生的关键词。我们同生共命。
不过流亡的意义有不同。是的，丹真宗智的流亡与我的流亡还是有不同。他是外部的流亡，而我是内部的流亡。他是在收留之国的流亡，拥有真实的人身自由，而我是在占领之国的流亡，拥有相当有限甚至岌岌可危的人身自由。而且，他的流亡里有尊者实实在在的音容笑貌，尊者有时候还会拿他头上的红布条开玩笑。而我的流亡，只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见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尊者慈悲地笑道：“你一直哭，你有话要说吗？”
不过我的内部流亡可以看见空空的颇章布达拉，深夜我望着寥廓的颇章从戏剧似的灯火转入黑暗泣不成声。我的内部流亡可以在尊者寿诞日去往游客纷至沓来的罗布林卡，向空空的黄金法座奉献洁白的哈达，而这天，也有一些男女老少穿本族的盛装，抱着鲜花来祝福。我在内部流亡时，亲耳听得一个与尊者同龄的老人说：“我们一直在等、等、等……我们的衮顿，他有自己的宫殿和寺院，他有自己的人民和土地，这里的一切属于他，我们每个人的今生来世，属于他，只属于他，我们的依怙主。他会回来的，总有一天会回到拉萨，我相信，我们都相信。”
前些日子在Facebook见到丹真宗智的近照，发觉依旧头戴红布条的他比以前沧桑了，也就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比以前沧桑了，如同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对我说：光阴不等人。
光阴不等流亡者。然而心却一直如磐石，坚定不移。而肉身也不会歇息，须不知疲倦。
5、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写作理念可以归结为这三句：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
但现在我认识到，写作即游历的说法太轻松，太愉悦，太浪漫化。而现实中有太多的苦难、问题与恐惧，写作根本不可能是游历的状态，相反更类似一种流亡的状态，甚至更严重。
其实我已修正为：写作即流徙，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并以此，与同为流亡者的丹真宗智，与把我和丹真宗智的文字译成日文的刘燕子，互勉加油。
2019/1/16，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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