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BET’S NEXT INCARNATION?”
CONSTITUTIONAL CRISIS, CONFUSION AND
CONSPIRACIES AT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圖伯特的下一個化身？
憲政危機，困惑與CTA的筹謀
作者：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
翻譯：更桑東智（@johnlee1021）
原文發表時間：2013年4月22日
數月之前，在開羅和埃及其他主要城市，到處都爆發了大規模抗議行動和激烈的街頭對壘。數千名埃及自由派人士和世俗主義人士走上街頭抗議總統穆罕默德·莫爾西（Mohamed Morsi）“攫取權力”。之前，莫爾西頒佈了一份宣言，授予自己新的權力，他稱這些權力是“暫時性”的，直到制定出一部新憲法。莫爾西的反對派不接受他的說辭，並宣稱他想成為“新法老”（the new Pharaoh）。
流亡的“藏人行政中央”（CTA）從去年起，自身也經歷了一場嚴重的憲法危機。在達蘭薩拉的這個案例中，奇怪的是似乎沒有人意識到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也可能住在流亡首都的有些更有悟性的居民心裡有自己的疑惑，但由於太害怕或是太困惑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更不用說去崗堅吉雄（Gangchen Kyishong，即CTA所在地）的廣場舉行抗議了。
在看到將圖伯特總理的頭銜由“噶倫赤巴”（kalon tripa）改為“司政”（sikyong）時，我才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感受到這一“危機”。“司政”是一個更為古老也有些晦澀的官銜，為舊圖伯特的攝政王所使用。但是我原本以為這種名稱的改變只不過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變化。正如桑東仁波切（Samdong Rimpoche）在數年之前，將流亡政府總理的頭銜從傳統的“司倫”（si-lon）改為聽起來更加堂皇的“噶倫赤巴”，也就是“首席噶倫”。
因此，我和其他人一樣都以為，從“噶倫赤巴”到“司政”只不過是一個官銜在博語（即藏語）名稱上的改變，而總理本身的職權範圍依然如故。2012年9月26日，CTA在其網站發佈的一份官方報告中，也明確表示改變的只是這個職務的名稱或頭銜：
“噶倫赤巴羅桑森格博士於今日批准了最近對《圖伯特流亡博巴憲章》（the Charter of Tibetans in Exile）的修訂，將噶倫赤巴的正式職銜改為司政。”
但是在這份報告的最後一段，有一處暗示說明實際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達賴喇嘛尊者在2011年8月8日說，他即將把繼承于攝政達紮仁波切（Tagdra Rinpoche）的政治領導權移交給洛桑森格博士，他是歷史上第一位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司政或圖伯特政治領袖。”
達賴喇嘛實際上向他的總理移交的是他從達紮攝政那裡繼承的作為至高無上君主（sovereign monarch）的權力，那麼現在總理實際上成為了下一位最高統治者、君王或國家元首。洛桑森格啦在他自己官方推特的個人資料中描述了“司政”的實際含義，他說得很清楚，事情遠非換個頭銜或名稱那麼簡單：
“Sikyong –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political successor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司政——民主選舉產生的圖伯特人民的首腦，達賴喇嘛尊者的政治繼承人。”
公眾記憶是短暫的，因此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回想一下，洛桑森格啦在2011年4月26日是被大家選舉為流亡政府的噶倫赤巴或稱總理。僅此而已，不多不少。只是總理，或者如果你喜歡稱為噶倫赤巴也一樣。
在一個議會制政府中，總理只是政府首腦。在這樣的制度下，國家元首——或是在我們的情況下所謂“人民的首腦”——應該是一位君主（比如英國和日本），或是一位總統（比如印度），對於我們而言就是退休以前的達賴喇嘛。
如果領導行政機構的人同時兼任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這個人通常應該是被選舉為和被稱為“總統”，但也可以是非選舉產生的君主。如果你將政府首腦和國家元首合二為一，那麼你得到的是一位總統，比如在美國、委內瑞拉或是肯雅。
所以至少，圖伯特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和根本性的變化。而最為奇怪的一點是，在內閣、議會或民眾當中對這個重要的行政制度的轉變，根本沒有就此進行過任何討論。當然，並不是說圖伯特民眾不能或是不應該改變他們的政治體系，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但即便是一個名義上的民主國家，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改變，也需要經過大量和長時間的議會討論和政治辯論，最終還要經過全民公決。
就我們自己而言，有關是否將當前實行的總理制轉變為總統制的問題，應該在達賴喇嘛實際退休之前進行全民討論。但是這種討論在之前和現在並沒有發生，在不久的將來似乎也不會發生。而真正讓人感到沮喪的是，對於這個絕對無視民主程序的行為，沒有人公開表達憤怒，沒有絲毫抗議，在流亡社會的報章雜誌上也沒有任何一篇社論或文章對此表示譴責。似乎每個人都接受了CTA在新聞稿中所宣稱的只是“將噶倫赤巴的正式職銜改為司政”這個客套話。
說到抗議，穆爾西總統“暫時”授予自己權力引發了重創埃及的抗議示威。而這些權力實際上遠遠比不上對圖伯特政體偷偷進行的這些改變來得激烈和影響深遠。穆爾西聲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他所做的改變主要是爲了避免主要從穆巴拉克時代延續下來的法院系統的干涉，這套法院系統破壞了革命以來的很多改革努力。
那麼，流亡政治體系現在到底會走向何方？“司政”的地位是否等同於“總統”，甚或是像司政的某些支持者們所稱的“大總統”（ Supreme President）？我們是不是可以預期到了明年還會變成“最高領袖”或者“受愛戴的領袖”？由於這個轉變現在已經木已成舟，我們是否應該讓自己接受這個新現實並且隨遇而安？而即便我們這樣做了，這個變化本身是否真的如此簡單明瞭？例如，司政宣稱自己是達賴喇嘛的政治繼承人，這似乎是在說他作為領導人的作用要遠比一位簡單的民選官員，甚至要比一位總統都更加影響深刻、無遠弗屆。
在這位圖伯特新晉“最高領導人”周圍已經開始出現某種或可稱為“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活動。他訪問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流亡博巴社區時，有黑色SUV車隊開道，隨行的安保人員身穿深色西裝頭戴墨鏡。這種派頭更像是超級大國首腦或是黑社會老大，而不像一個主要依靠西方慈善捐贈資助的流亡當局的領導人。圖伯特流亡駐紐約辦事處的代表也發表了一份溜鬚拍馬的聲明，說新一屆圖伯特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提升新的流亡政治領袖的國際形象。
司政本人也似乎如同喝了一口酷愛（Kool-Aid）（這是一個美國習語，隱喻一些人懷有未經批判性檢驗的信念、觀點或哲學原則，含貶義——譯者注）一般地自以為是，他曾經對一位澳大利亞新聞記者表示，圖伯特境內的自焚事件在某種意義上是受到了他競選獲勝的激勵。他還很可能把自己的角色看成是某種英雄，甚或是類似于救世主。他對同一位記者說，他接手的是處在“最為艱難階段”的圖伯特鬥爭。他告訴《悉尼先驅晨報》（The Herald），“如果你研究任何一場運動，開始階段總是短暫而殘酷的。就圖伯特而言，這個開始便是中國的入侵。而結束階段往往是迅捷而令人愉快的——你看埃及的選舉結果。但是中間階段總是最為艱難的。”
很明顯我們的司政沒有研究過印度獨立運動，這場運動的結尾部份——“印巴分治”——或許是整個鬥爭過程中最為創痕累累的階段。而最近埃及革命的結局也遠非“迅捷而令人愉快”——現在已經惡化成為嚴重的街頭暴力和騷亂。對於那些在我們的鬥爭中真正發揮領導作用的人們而言，對於圖伯特各地勇敢無畏的自焚者和被囚禁在行刑室、勞改營裡的政治犯們而言，現在毫無疑問是“最為艱難”的階段。但在這個問題上，司政先生或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我們任何人，用如此言過其實的詞語來描述我們自己對圖伯特事業的微薄貢獻都是很不恰當的。
兩位歐洲電影人克利斯蒂安•D•帕勒（Christian D. Paehler）和莫倫•斯尊奇（Maren Strenge）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我們或許可以從這部紀錄片的副標題上多少看出一些司政神話的脈絡走向。這個項目似乎得到了CTA的首肯與支持，在達蘭薩拉的拍攝工作似乎是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完成的。洛桑森格在影片標題中被稱為“外鄉人”（The Outsider），而在最為引人注目的副標題中被稱為“圖伯特的下一個化身”。沒有人對這個非常具有暗示性的副標題表示反對或提出爭議，因而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副標題是得到官方許可和祝福的。這個副標題所顯示的圖伯特新建立的民主體制可能回歸到某種神權政治，實在讓人難以心安。
在達蘭薩拉拍攝《外鄉人：圖伯特的另一個化身》
如果司政是“達賴喇嘛的政治繼承人”，並且如他的經過官方許可的傳記紀錄片所顯示的，有可能更進一步成為“圖伯特的下一個化身”，那麼我們就陷入了一個遠比只是由總理變為總統更深的憲政泥潭。儘管總理變總統本身已經問題多多，但畢竟這種變化不帶有很多神學問題（和風險）。而這些問題和風險是包含在一種更多是以形而上學原則而非憲政原則為基礎的制度之中。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一大堆問題必須要在採取步驟解決這一問題之前得到解答。“達賴喇嘛政治繼承人”的準確憲法地位到底是什麽？這位圖伯特領導人是否必須像他所暗示的那樣被認為是一位“化身”？他是否就是達賴喇嘛尊者在幾年前提到的可能選擇“在世轉世”（ Madhey Trulku，博語“瑪度朱古”）的現身，是尊者在自己圓寂之前選擇的在另一個人身上的示現？如果是這樣，那麼對這樣一位政治化身提出任期限制豈不是冒犯神靈？民眾是否應該把他看做是一位“終身制大總統”？我們是否應該稱呼他為閣下、殿下甚至尊者？在他死後，我們是否也要尋訪他的轉世靈童？等等等等……
令人震驚的是，一位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人，竟然會對全體國民的最高領導職位做出如此權宜之計的——“走一步看一步”——憲法安排，儘管圖伯特民眾在此刻還是無國無權之民。無疑，正如我先前所建議的，應該舉行一個“全國”辯論甚至是一次某種形式的全民公決，去讓流亡民眾決定他們新近選出的領導人帶領他們走向什麼樣的政府制度（議會制、總統制或是神權制）。不錯，是達賴喇嘛尊者最早提出將噶倫赤巴一職改變為“司政”，但是我確信尊者應當不會反對就這個問題進行全國辯論或者全民公決。尊者一直堅持（在若干不同場合）基本政策問題的最終決定應該由圖伯特民眾做出，而不是由尊者自己。
這種對達賴喇嘛的建議和言論的曲解，甚至故意誤用，是當今圖伯特社會另一個主要憲政危機的根源，在圖伯特社會內部造成了不必要的和惡行的分化。去年9月6日，11個設在達蘭薩拉的政治派別和宗教右翼團體，在巴克宿酒店（Bhagsu Hotel）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們譴責“圖伯特青年大會”（TYC）和“一些個別博巴”因為指責達賴喇嘛終止流亡政府而傷害了尊者的感情。這些團體是關閉“圖伯特青年大會”的所謂“公眾要求”的背後支持者。他們還對圖伯特社會中以支持獨立而聞名的“個別人”發出暴力威脅。“但是，在回答記者有關問題時，這些團體說他們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說明TYC曾經發表過帶有此種目的的言論，相反，他們引以為證的是達賴喇嘛的一次講話”（2012年8月3日，尊者在拉達克的開示）。
這個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在達蘭薩拉，所有支持獨立的組織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被邊緣化、妖魔化、甚至被取締的壓力。圖伯特領導人採取這種分化瓦解和孤注一擲的策略，可能是對最近圖伯特政治局勢中出現的公眾開始對達蘭薩拉制定的國家政策失去信心做出的反應。
從這一點來看，當前遊戲規則的改變始自中國徹底而明確地回絕了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達賴喇嘛兩位最主要的談判代表突然辭職，也凸顯了這個政策遭遇的慘敗。這兩位代表的講話暗示了他們對所承擔的任務感到絕望。
在流亡社會，圖伯特青年大會逐步加強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爭取獨立運動，包括在世界各地組織“讓贊會議”，2012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前舉行的絕食抗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流亡社會在2012年的一個新進展是“圖伯特國民大會”（ 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的成立，這個組織旨在追求恢復一個主權、獨立和民主的圖伯特民族國家。2013年，世界各地的流亡博巴紀念偉大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獨立宣言》一百周年，顯示圖伯特公眾對讓贊鬥爭的理解和評價出現了明確而積極的變化。
但是毫無疑問，最為顯著而有力的進展來自圖伯特境內。自焚抗議在2012年末和2013年初愈演愈烈。在要求自由和達賴喇嘛回歸圖伯特之外，越來越多的自焚者公開要求圖伯特獨立和脫離中國。
桑吉卓瑪，17歲，2012年11月25日在安多澤庫多禾茂地方（即青海省黃南州澤庫縣多禾茂鄉）。她手上的文字是“圖伯特，一個獨立的國家”。
爲了阻止民眾對讓贊事業不斷增長的熱情，達蘭薩拉似乎想採取一種“雙管齊下”的策略。首先是攻擊讓贊擁護者既“傷害了達賴喇嘛的感情”，又在圖伯特社會“製造分裂”（北京所說的“分裂主義”）
圖伯特流亡議會在今年3月10日發表的聲明中，警告圖伯特民眾不要發表任何不負責任的言論和文章，不要傳播不負責任的消息，相反應該將他們的努力付諸實現圖伯特民眾的“共同願望”。而他們所說的“共同願望”只是“中間道路”政策的代名詞。早先，司政曾經不點名地譴責一些人，“有意無意地”在圖伯特民眾當中製造分裂。議長邊巴次仁也同樣攻擊“一小撮博巴毫無根據的主張讓達賴喇嘛尊者感到痛心”。嘉日卓瑪（Gyari Dolma）等其他一些內閣部長，也公開譴責了對當權者提出批評的人。
2012年10月，達賴喇嘛私人寺院朗傑紮倉（Namgyal Monastery）主持Thomtok朱古，在巡迴訪問明尼蘇達和紐約的圖伯特社區時，譴責那些倡導的理念與達賴喇嘛願望相悖的人。讓他的聽眾感到非常震驚的是，他還公開表示反對博巴慶祝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獨立宣言100周年。他說這樣的慶祝活動會讓達賴喇嘛感到痛心。一位明尼蘇達的年輕人在電話裡和我談起這件事，說他感到非常煩惱：“我一直認為所有的達賴喇嘛都是同一個人。”
達蘭薩拉反對讓贊的另一個策略是給達賴喇嘛提供錯誤資訊，尤其是有關讓贊倡導者言論與活動的錯誤資訊，這種做法很可能激起尊者對讓贊倡導者發表反對意見。圖伯特政治局勢敏銳的觀察者們會注意到，儘管達賴喇嘛已經完全退休，但是司政、部長和其他官員們還總是圍在尊者身邊，甚而至於，當尊者在世界各地舉行宗教開示和舉辦各種心靈與科學或和平討論會時也同樣如此。這種如影隨形是一種手段，以此可以獲得和保持與尊者接近的管道，其結果是當發生任何事情或是任何討論時，能夠在第一時間將自己的觀點傳達給尊者。這種伎倆的另外一面是斷絕你的政治反對派所有任何接近達賴喇嘛的機會。
在我擔任發行量最大的獨立博語報紙《民主》（MANGTSO）編輯期間（1993-1995），我經常請求對尊者進行採訪，但通常都會遭到回絕。而當時任何印度的或者國際的報紙雜誌，只要提出要求，都可以對尊者進行個人採訪。圖伯特政治兩條最基本的經驗是如此令人沮喪地簡單：贏得和保持與達賴喇嘛的接近；斷絕你的政敵任何與達賴喇嘛接近的機會。而這兩條經驗即便是在尊者退休之後，還依然和尊者當政時同樣有效。
我毫不懷疑，正是這些阿諛奉承和背後操控導致達賴喇嘛對讓贊倡導者感到焦慮甚至是警覺——尊者一直被告知，這些人在從事所謂的破壞他的政治遺產和分裂圖伯特社會的活動。正是這些錯誤資訊導致尊者公開表示反對“圖伯特青年大會”以及倡導獨立的“個別博巴”，甚至或許還包括尊者在孟各（Mundgod）令人遺憾地表示支持自由亞洲電臺臺長劉仚（Libby Liu）粗暴地解除阿沛•晉美（Jigme Ngabo）博語部主任的職務。
2013年3月29日，在印度北部薩魯噶拉（Salugara）的一次法會上，尊者非常詳盡地闡釋了“中間道路”政策無與倫比的優點，以及實行這一政策會給圖伯特帶來怎樣的和平與經濟繁榮。尊者還說，提倡獨立關閉了與中國建立聯繫的大門，從而破壞了他的談判努力。尊者說，“中間道路”政策還能進一步給“四到五億中國佛教徒”帶來利益，並且可以像過去一樣，在中國傳播佛法尤其是圖伯特佛教（藏傳佛教）。他沒有直接提到自焚事件，只是暗示達蘭薩拉與北京方面的對話努力遭遇失敗。但是尊者堅持說，他“堅信‘中間道路’政策將在未來產生結果。”在講話的最後，他特別強調“最重要的是，圖伯特境內的博巴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博巴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因此，我依然重任在肩。”
尊者斷言他的民眾依然將信仰寄託於他當是正確的，但是這段話的第二部份“依然重任在肩”，明顯可以解讀為尊者在圖伯特世界“依然掌握著最終的政治權力”，尤其在事關“中間道路”問題上，尊者似乎在暗示不會容忍對這個政策的任何改變。
如果情況確實如此，如果在達賴喇嘛退休“兩年”之後，博巴們還不能就尊者所制定的國家政策的成敗進行公開而坦誠的辯論，那麼這無異於在宣佈流亡圖伯特的民主政治是一個糟糕的笑話，並且還給中國一再指控達賴喇嘛沒有誠意和不誠實授以口舌。《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曾提到“中國對達賴喇嘛的退休不予理會，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吸引國際社會注意力的‘花招’。”
我已經看到一篇對達賴喇嘛的這份講話所做的合理化辯解，認為這個講話只是一個博巴的個人意見，也因此只是尊者享有的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一種表達。這種辯解不僅僅是不夠坦白，而且非常令人不安地虛偽。即便已經退休，尊者還依然擁有政治權力，當然是相對而言，擁有一位民主體制下的總統只能是一件偷偷做夢的事情。比如，尊者是一位“全知者”（ thamche-khenpa）這個幾乎為所有追隨者所信奉的概念，任何對此概念質疑的人最終都會被貼上“無信仰者”的標籤，並且會引來狂熱暴民的嗜血咆哮。因此，只要尊者還堅持傳播他的觀點，那麼在任何問題上都不會有真正民主的辯論。
我認為，對於尊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理解他真正的政治遺產——在終極意義上講——不是“中間道路”政策，也不是為他帶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倡非暴力。他真正的遺產是他為圖伯特流亡社會引入了民主治國體制，無論這個體制依然存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描述過的局限和瑕疵，尊者也因此得到他的人民的感念。我也真誠地相信，未來的圖伯特領導人以及將會在民主進程中逐步形成的社會形態，會擁有成功解決圖伯特問題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活力。因此，重點在於尊者要確保他的民主遺產免遭敗壞，而且不要讓他固執堅持的“中間道路”政策成為導致民主制度失敗的重要原因。誠然，移交權力的決定完全是尊者自己做出的。儘管如此，從已經享有一生的最高權威的位置上退休，在最初階段還是會讓尊者有些心緒難定，可能會產生一些焦慮甚至回心轉念的想法。
作為一位人性的觀察者和分析者，威廉•莎士比亞在他偉大的劇作《李爾王》（King Lear）中曾經描述過一位年邁而意志堅強的君主退出權位時可能遇到的困難。沒有看過現場演出的讀者可以觀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演出的DVD，或者黑澤明（Akira Kurosawa）根據《李爾王》改編的壯觀電影《亂》（Ran），儘管電影的詮釋與原作存在一些明顯差異。當然，你也可以坐下來打開《莎士比亞全集》（Complete Works）閱讀這部劇本。
《李爾王》中最吸引人的角色之一是李爾王的宮廷弄臣“傻兒”（the Fool），他對主人絕對忠誠，忠心耿耿地陪伴著李爾王頂著狂風暴雨在曠野上遊蕩。他最終被絞死，也或許是我們樂於這樣理解，因為在劇本的後半部份他再沒有出現。儘管如此，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李爾王，托爾斯泰與“傻兒”》（ Lear, Tolstoy and the Fool）一文中堅持認為，“傻兒是劇本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他起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合唱隊的作用，通過比其他角色更機智的評說讓主題更加鮮明，他還是李爾王狂暴個性的一個襯托。他的笑話、謎語和打油詩，還有他對李爾王的傲慢愚蠢沒完沒了的挖苦……就像整個劇本中貫穿始終的一條清醒理智的細流。”
舊圖伯特是一個類似于李爾王時代的英國的中世紀國家，它的那些敢於“向當權者說真話”的弄臣、歌手和吟遊詩人，發揮著類似報紙和電視的作用。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有一位名叫“吉索啦”（Kisur-la）的低級官員，擅於寫作辛辣的諷刺詩。一些戲劇表演者會取笑一些重要的圖伯特體制，比如降神和僧侶集團；還有“祈願法會的背水婦女”（ monlam-chuma，默朗曲瑪）會唱著歌謠諷刺那些腐敗的權貴。從這方面講，我想本博客的作者和那些經常在博客上發表評論的人士所能起到的有益而卑微的作用，就像是達賴喇嘛身邊的“傻兒”。
當然，我是在為我們當中那些對當前現實有充分瞭解的人辯護，他們不被達蘭薩拉的險惡表演所接納，但是依然對達賴喇嘛充分保持著老式的信仰。然而，我們應該明白，新一代的圖伯特活動人士、知識份子和領袖人物正在嶄露頭角，他們將會超越宮廷弄臣、宦官、馬屁精或者甚至“下一個化身”的角色範圍，無論這些角色曾經看上去何等浪漫。年輕一代的博巴想要在一個真正民主的未來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那裡，哪怕是最為全知全能的人也會理所當然地受到質疑和批評，而不會有暴民和宗教審查來橫加干涉。
注釋：
*噶倫赤巴這個頭銜可能是桑東仁波切下意識地表達了他未曾實現的學術和宗教抱負。格魯派的喇嘛和僧人可以企及的最高職位是“甘丹赤巴”。
**尊者在薩魯噶拉（Salugara）的講話由TSG聯絡與新聞發佈官次仁旺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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