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记客：中国对西藏的东方主义

“翻身农奴得解放”：一个政治神话而已。此照片拍摄于北京民主文化宫（典型的帝国霸权的象征）题为“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展览上。这篇文章转自香港灰记客博客。

中国对西藏的东方主义
Posted on 一月 2, 2013 by greyreporter
转自：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3/01/02/chinas-orientalism-towards-tibet/

在有近百藏人自焚，藏族自治州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民族政策失误，数千名藏人于两星期前于联合国总部示威，抗议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后，有一自称马列主义者，于facebook转贴了中国“左派”学者汪晖于零八年西藏“骚乱”后，于零九年所发表的文章“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并指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看不过眼西方社会对藏人处境表示了同情(这些同情多来自民间)，所以引汪晖几年前的文章，为中共对西藏的统治辩护。

是不是所有马列主义者都为中共“治藏”的失败辩护？未必。至少在香港就有马列主义者，拥抱民族自决的原则，声援过西藏人。年初有香港人在尖沙咀自由战士广场举行过“与西藏同行”的集会。香港立法会议员，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苏共党内的“反对派”)的“长毛”梁国雄，以及另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林致良就曾到场声援，并发言。他们作为无神论者，当然对藏人普遍尊仰精神领袖达赖嘛喇不以为然，更“寄望”西藏人的”阶级觉醒”。但作为信仰国际共产主义的人，他高举民族有权自决自主的原则，批判中共在西藏所作民族压迫，以至殖民主义政策，与同场其他人士，包括宗教人士同声支持西藏人的抗争，亦属贯彻自己政治理念的表现。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没有忘记马克思反专制的人文精神，对官僚僵化的共产党文化深恶痛绝，亦值得肯定。

而这位自称马列主义者，则经常以最正统最先进自居，当“群众”对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义愤时，例如声援刘晓波被判刑，声援艾未未被失踪……他会说出刘晓波、艾未末是西方的宠儿的狠话，以示他比其他人“清醒”，而不是从捍卫基本人权，即以同理心看待每个个人应享有的权利与尊严的角度出发看事物。而就灰记所知，自从藏人自焚以来，这位马列主义者并没有对藏人自焚表示过立场。

灰记猜测他是对“落后”藏人对宗教自由的渴求，对他们的尊者嘉瓦仁波切的仰望，希望他能回到西藏等的诉求“想不通”。明明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怎能endorse这些“落后”行为。加上这位马列主义者仍然“迷信”国家性质论，即中共无论如何专制，中共权贵无论如何瓜分“国有”资产，垄断资源，中国在他心目中仍是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制度在他心目中仍是比其他资本义国家更“公平先进”。在这个“认识”下，近百个藏人牺性自己生命的呼吁似乎没有触动他，在这个“认识”下，令他站到中共官方“大一统”的“民族立场”的那边。而汪晖的文章，正好迎合他在“力抗”西方”一面倒“支持”藏独”，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洪流”，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

当今除了“毛左”，有多少人仍抱这位马列主义者的“先锋”心态？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汪晖的文章迎合大陆主流心态，因为文章从不质疑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却少了官方恶形恶相的语言暴力，多了很多先进语言，例如︰

“……一个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超越这些既定的身份政治，在阶级政治衰败之后，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不同的人群平等参与并保持社会的多样性的普遍政治。总之，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自主的、能动的参与性），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主流舆论和不同类型的族裔民族主义者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之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彻底思考我们的发展主义逻辑，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为新的平等政治奠定基础。……”

问题是要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不同的人群平等参与并保持社会的多样性的普遍政治，要创造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必须触碰中共的专制，或曰威权体制。当敢于实践社会多元性，触碰敏感禁区的人，不是被监视、被监禁，就是要被迫沉默时，如何创造呢？例如茨仁唯色，就是希望说出她所知的西藏真相，便成了被监控的对像，在境内被禁声，因为她是藏人，进拉萨要接受审查。汪晖作出这样的呼吁同时，却不敢批评中共抑制多元的体制一下，是否有点“伪善”？

至于要打破“汉藏矛盾”的框架，首先是否要承认西藏人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空泛的说民众性的政治基础？“自主的、能动的参与性”，在今日西藏人活在如临大敌的军警监视下，是否漂亮的空话？

当然，灰记也“感谢”汪晖没有过份强调“藏独分裂势力”，甚至响应了达赖喇嘛大藏区的构思。他的文章也许是“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下/体制内，态度最“开放”的了。而大部分西藏人拥戴的尊者达赖喇嘛，至今仍希望西藏留在中国，落实真正自治。

回到汪晖的文章，灰记在网上搜寻，没看到自从藏人自焚潮出现后，汪晖有再写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灰记不知道藏人这种大规模的自我牺牲的表达方式，会否对他造成震撼，会否改变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文章，引经据典，特别对西方如何塑造西藏的想象有非常详细的叙述，甚至批评中国人现在也跟随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改造”想象中的西藏︰

“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说到底，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问题。”

不过，他在批评中国社会新东方主义把“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当他提出东方主义并非单纯的西方问题的同时，整篇文章却未见呈现西藏人主体性的努力，亦对大量诸如“民族文化”这种以汉人为中心，不自觉把其他民族看成“他者”的中国官方/主流语言，不加批判地应用。

汪晖提到西方的对西藏的东方主义想象，当然不会错过西方以实质行动”塑造”这个想象的历史，例如近代英国人如何入侵西藏，如何怂恿西藏统治阶层脱离与中国的关系。甚至一九五九年的起义(西藏人的角度)/叛乱(中国人的角度)，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介入。灰记当然不会否认这些历史事实，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是透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把全世界纳入这个现代化的体系，几乎无一幸免。中国近代曲折的历史，也是回应这个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过程。正如汪文所言︰

“……其次，民族主义知识并不仅仅是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历史力量，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相关区域的各种政治关系无不被这一力量所重新塑造。殖民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由于清朝无力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蚕食，西藏与清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异、矛盾和疏离。……”

西方人东方主义所犯的“毛病”，如把他们描述/研究的地方看成没有主体性的“他者”、 “异类”等，更重要是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和塑造，是一种权力体现。扎伊尔德所写的东方主义操作，是包括西方各种意识型态系统如学院、传媒，以及政权系统，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与支配等的。正如种族主义之成为种族主义，是因为种族主义操作必须是包括甚至是由于政权系统和意识型态系统互相配合的操作，利用偏见及对不同种族实际的剥夺、支配和不公平对待，如美国由黑奴时代到现在还未完全消除对黑人，拉丁裔、亚裔人士等的种族歧视，南非白人种族隔离主义、纳粹主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复国主义”等。

现今大陆很多愤青把一些西藏人因为“传统”文化受威胁，生活不自主，诉诸反对汉人移民、仇视汉人的情绪，讲成西藏“法西斯主义”， “纳粹主义”，完全是本末倒置。无权力者/被殖民者，即使情绪如何偏激，他们也还是受权力/殖民主义压迫的人，也是在回应权力操作/殖民主义压迫。

汪晖当然不会同中国愤青一般见识，但由于文章缺乏西藏人的主体性，或曰西藏人的声音，以及不敢触碰中共一元化统治，或曰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以至官方的错误民族政策，把一切归咎于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的问题， 同样犯了西方人的“毛病”。于是很轻易合理化历代中国武装入侵西藏，包括一九五零中共占领昌都后，利用武力威吓的”和平解放”西藏，包括把中共对旧西藏的描述，所谓人间炼狱的农奴社会照单全收，突然对中国人的偏颇失明，对西藏人的存在视而不见。 正如藏人异议作家唯色在响应如汪晖这些学者的博文所言︰

“……我曾写过，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中国对西藏更是‘东方主义’，而且是那种把西藏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他们认为2008年西方社会对西藏一边倒，怎么不去想一想，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谁才是“东方主义”>)

在谈现在西藏的状况时，先回到“传统落后”的西藏。汪晖文章强调，中国古代以至近代清朝与西藏的关系，并不能用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去看待，并指出即使到了积弱的清朝，以至现在，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汪晖的强调，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为中国官方“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学术”注脚。不过，他的解说始终欠缺西藏人的视点，即西藏人在整篇文章中都是任人摆布的“他者”。

而当西藏人欲显示一点主体意识，主要是针对中国而发时，文章就会突出是因为外国势力的影响，“引诱”西藏的统治精英/阶层与外国势力“勾结”，例如一些统治阶层精英与纳粹战犯关系密切。甚至搬出现代海外的藏青会与一些外国政府的密切关系等。换言之，西藏人要不就乖乖当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反动”的，受外国势力唆摆的/“离心分子”/“危险分子”。这种对西藏的书写手法不会比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更贴近西藏的现实。

西藏之所以今天成为中国的领土，并非因为”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与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扩张，对一些古老帝国，包括中国的冲击后的不同结果，即这些古老帝国的“藩属”走上不同的道路。譬如越南曾经长期被中国的皇朝直接统治，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清仍维持对中国皇朝的藩属关系，与西藏和中国皇朝的关系可相比较，即愿意当中国天朝的“藩属”，或与皇朝保持一定的关系，但有明确的民族认同和独立意识，不会随便被“宗主国”干预。

中越关系亦因法国殖民主义入侵而变化，越南曾受法国殖民统治，最终透过越南人的自主反抗，建立自己的国家。另一个类同的例子是朝鲜，朝鲜亦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在清朝也是中国的”保护国”，也是在十九世纪末被日本殖民统治后，于二战后走上独立的道路。为何中国现在不说越南和南北韩“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无他，因为越南和南北韩的独立已是既定事实，中国便不好再诉诸清朝以至古代中越和中朝如何亲如一家，只能接受现实。

朝鲜半岛是在甲午战争后，清朝被迫中止于朝鲜的“宗主国”和“册封国”的关系，朝鲜沦为日本的实际殖民地。二战后，北部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在美国影响下建立大韩民国。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无论是苏联的影响还是美国的影响，都不能抹杀南北韩人和越南人独立于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因为西藏是非常弱小的国家，十九以至二十世纪西藏的军队不堪一击，对抗不了英国人，也对抗不了中国人，所以不能如越南人一样，在明朝驱逐明军，也不能如南北韩般走上独立之路。而是被中国武力“征服”。

而中国对西藏施加的武力，并非始自一九五零年，清末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就曾经大开杀戒。唯色在她的博文<国家主义者宣扬的英雄>写过感想︰

“……据记载，赵尔丰先是‘剿办巴塘七沟村，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的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随即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无端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

美国的基督教神父史德文医生，上世纪初到藏东巴塘行医、传教，在日记中记载，赵尔丰的军队把藏人僧侣与百姓，放进寺院煮茶的大锅里活活煮熟至死，然后喂狗吃。有的人被四肢捆绑于牦牛之间，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有的人被泼洒滚烫的油，给活活烫死。

这样一个不但杀人如麻、且以同化的方式毁灭藏人文化的刽子手，却被中国官方评价极高。西藏自治区党委外宣局官员马菁林就说：“在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者的赵尔丰，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1950年代对藏人的屠杀，适用于2008年对藏人的屠杀。”

而汪晖把清朝的血腥镇压，归咎于英国人︰

“……英国对西藏的入侵既导致了西藏的离心倾向，又引发了清朝政府对于西藏进行直接控制的努力……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平定了康区叛乱之后，在川边（西康）一带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些‘新政’措施不但严重脱离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而且‘带有较为深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36] 为平息和应付藏人对“新政‘的抵触和反抗，1910年，清廷派协统钟颖率军纪极差的2000川军进驻拉萨，直接导致了达赖的第二次出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至拉萨，迅速触发了驻藏清军的内讧和哗变，他们恃武力抢劫寺院、商店，甚至屠杀藏人，激发了藏人对汉人的仇视和反抗情绪。1912年，在清朝灭亡的背景下，经尼泊尔人的调解，所有清朝驻藏官员和清军被驱逐回内地，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系统至此彻底瓦解。”

他在《西藏问题》一书，对赵尔丰的对西藏人的清洗，干脆说成对英国人入侵西藏的响应，完全没有西藏人的身影。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出版了一本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其中把赵尔丰对藏人的血腥同化很技巧地归结为一种“回应”：“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平定了康区叛乱之后，在川边（西康）一带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需要说明的是：‘新政’是为了回应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支配而产生的回应措施。”……”(唯色︰‘国家主义者宣扬的英雄”)

中共不是把晚清描写成腐败无能黑暗的国度吗？为何一提到”民族问题”，便把一个晚清官员的种族清洗行为说成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的规律。为何以解放世界受压迫人民的共产主义者，要继承大清帝国透过侵略得来的国土？而汪晖更把清官的残酷，美化为”’新政’是为了回应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支配而产生的回应措施。”就是看不到西藏人作为主体的存在。

公平的说，汪晖的文章有描述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如何看待中国︰

“……清朝与西藏关系的上述双重变化与西藏上层的离心倾向是相辅相成的。1912年，尚未回到西藏的十三世达赖下达‘驱汉令‘说：‘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送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汉人官吏军队进藏，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苟残恶毒，于斯为极……自示以后，……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37]所谓‘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王，建立新国’的说法，将‘驱汉’行动的合法性建立在新型的、亦即民族主义的“承认的政治”之上。在回到西藏二十天后，他又向他的官员和属民发布了一个单方面拥有统治权的声明，将西藏与明朝、清朝以宗教和朝贡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模式界定为“供施关系”。这一供施关系的界定事实上建立在严分汉藏的种族要素和建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要素的基础之上。如果将这两个要素与1912年发生的外蒙宣告独立和1913年1月签订的《蒙藏协定》联系起来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以追求“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蒙藏协定》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

但汪晖把西藏的“离心”，归咎于英国人势力进入西藏和南亚。为甚么是“离心”，而不是西藏人的民族自觉？为甚么只归咎于殖民、帝国主义？那么越南、南北韩、外蒙古又如何？这是否天朝心态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包装成先进的学术语言？所谓“区域民族自治，一体多元”，所谓“民族平等合作”，事前其他民族有否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讨论和制定机制？西藏的十七条是在中共解放军兵临城下，西藏统治阶层被迫签订的城下之盟。

即使十七条如何“宽松”，也是不平等条约，即使中共这几十年对西藏如何投入，如何改善西藏人的生活，它还是一个外来政权。即使旧西藏如何“黑暗落后”，它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政治实体，正如即使阿富汗是如何“黑暗落后”，是“前现代”社会，它的主权/民族自主仍必须受尊重，否则，为何一九七九年，中共要联同美国，极力反对苏联应内战一方的当地共产党“邀请”进入阿富汗，说苏联侵略阿富汗，要联同美国和西方国家杯葛八零年的莫斯科奥运？

这种以“先进”压”落后”，以“革命”之命进行的外族统治，注定受到扺抗。中共要强加其意旨，加快“改造”西藏，搞它那套激烈的土改，令很多西藏人不满。中共可以归咎于这些西藏人受上层精英、僧侣、”农奴主”唆摆。但为何大部分西藏人情愿听从”万恶”的旧西藏”统治集团”的话，而不听从”解放者”的话呢？

在西藏人与中国人缺乏互信的氛围底下，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的中下层官员及广大民众因为认定十四世达赖喇嘛会被中国军队绑架，极力阻止他前往中国驻藏军营观看表演，最终达赖喇嘛决定出走印度。

当然，这样说并非抹杀西藏内部有改革声音，汪晖文章提到的第一代革命者平措汪杰，就是少数”醒觉”的藏人的代表。灰记曾在此博客提过他，有兴趣者请看<泪火>。

这位藏人中共党员曾接受中共认可的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不同时期的访问，口述他的革命经历，由戈尔斯坦写成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零四年出版。最近由香港大学出版中文版，名为《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不知道汪晖有否看过这本书，是否知道平汪(平措汪杰的简称)曾经坐了十八年的寃狱？灰记以为，阅读平汪这类仍在体制内的藏人的自省至为重要，因为他们如能说出真话，更能有说服力地突显西藏人的主体性。不过，汪晖的文章无意这样做。

平汪在年青时曾希望建立与中共平等地位的西藏共产党，当然这种行为被旧西藏统治者认为是叛乱，但在后来中共“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也是分裂罪行。不过，他的理想在中共未“得大陆政权前，已“屈服”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及现实。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少数藏族党员。从此一生陷于藏汉矛盾夹缝中。

平汪五十年代曾跟达赖喇嘛交往，当时中共为了安抚这位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选”他为全国人大副主席，邀请他们到北京访问。毛泽东甚至亲自到他下塌的地方和他见面倾谈，而平汪这位当时中共藏族最高级干部，则负责陪伴达赖喇嘛。

平汪对当时只有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有正面印象，认为这位西藏年轻统治者有改革意愿，双方谈得很投契。可惜，中国的“左倾”冒进风气越来越严重也好，中共的大汉沙文主义越来越严重也好。中共在四川的藏区推行的急速改革遭到极大反抗，很多人逃到西藏，藏汉的矛盾日深，最终酿成一九五九年的“骚乱”(中共的观点)，或曰起义(西藏人的观点)。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高层，以至万计西藏人流亡印度。

与此同时，平汪因多次建言要照顾藏人的思想感情，不要过急推行改革。在他心中，西藏的改革要来自西藏内部，来自藏人的“觉醒”，而不是由中共主导。而作为一个十分“传统”社会，西藏人要改变固有的观念是漫长的互相说服/教育过程，但中共急于透过改革控制西藏，自然听不进他的诤言。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中共官员，被隔离审查，最终坐牢十八年。

他提到作为“少数民族”，自己对民族问题很有兴趣，看了很多马克思和列宁，以至斯大林讲民族问题的书。而其中一本列宁讲民族自决权的书(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西藏人有权自由加入或退出中国)，居然成为他的罪状之一。他慨叹道，在声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看马克思主义书籍，竟也不被容许，何等荒谬。

平汪同很多中共干部一样，七十年代末被释放，然后恢复名誉。他没有脱离中共，但依然为西藏人的福祉发声，在中共大一统套话下，平汪更关注民族平等的问题。例如他零四年开始，直至零八年，四次去信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促请他注意西藏问题。他没有跟从中共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主旋律，反而多次赞扬达赖喇嘛不寻求独立，只寻求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路线，符合中国的利益，希望胡锦涛和温家宝尽快跟达赖喇嘛会面，因为尽管他是中共党员，但和很多西藏人一样，知道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借用中国汉族异议作家王力雄(唯色的丈夫)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锁匙》（应为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不断为达赖喇嘛返国吶喊。

零八年西藏发生起义/”骚乱”之后，他再写信给胡锦涛，当中提到︰

“……对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凝聚西藏佛教精神的核心，绝对神圣，不容任何身、口、意上的亵渎。这是家传户晓的常识。……今天，谁也不得违宪违法地剥夺藏人的信教自由，却又强迫藏人，尤其众僧去‘揭批’，甚至恶毒攻击达赖喇嘛，这种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的言行，在广大藏族僧侣群众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上，会引起何种反应和各种连锁的后果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连穿着袈裟的僧众也上街游行示威，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死。凡此种种，说穿了，皆因就连在内地各寺庙都不能做、也不曾做过的那套，却又任性地在敏感而多事的藏区，以各种各样的行政干预、轻率地出动军警等极大压力下，没完没了地强迫批评和反对达赖喇嘛而引起。……”

同是体制内的人，因为平措汪杰是说真话的西藏人，显示了对同族人的真诚关怀及藏人主体性，这是懂得引用平措汪杰，却选择性地聆听平措汪杰的汪晖所缺乏的。灰记不相信汪晖不知道平汪所说，西藏人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推崇，以及中共强迫西藏人背叛他们的尊者，强迫他们接受反宗教的”爱国教育”等一系列倒行逆施。但在整篇文章，看不到中共的暴政，一切归归咎于“后政治、市场化”，几乎凡是中央的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政策，都是高瞻远触，“百万农奴翻身”是革命的合法性基础 ，只提有西藏人怀念毛主席，不提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由于不承认西藏人的主体性，在“呼吁”尊重民族差异之同时，并没有把西藏危机看成民族问题，身份认同问题，而是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过，零八年的事件发生后，在加拿大的藏人学者茨仁夏加接受New Left Review访问时，有不同的分析︰

“……但我认为示威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不平等或藏人感到利益受损。我认为这是为了保卫民族身份认同而起。北京当局理解八十年代发生的抗议活动，不单是宗教问题，而是西藏‘分裂’问题。当时接手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采取一切措施镇压任何被认为有‘分裂’可能的活动，甚至要求说藏语的权利都被理解为狭獈民族主义及分裂主义。当局质疑每个西藏人的忠诚，每个藏人都被认为可疑。反‘分裂’运动亦变成镇压党内异议声音的借口，任何不同意政府政令的人都被打成‘分裂主义者”。但这政策自食其果，中国当局变得不知如何分辩反政府的活跃份子及普通平民。政府与广大藏族平民出现巨大鸿沟，其结果是令藏人团结起来。如果只针对寺院，情况不至于如此。事实上，对比八十年代，最近的示威表达强烈而统一的民族主义情绪……

西藏人其中一个最大的怨愤是不满中国当局把任何西藏民族身份认同看成分裂主义。政府总认为，如果容许任何文化/民族自主，必然导致分裂。政府必须有所放松。在西藏，任何报章杂志以至音乐的发行都受严格控制，而在中国其他地方有越来越多独立的出版社。……”

汪晖不承认自胡锦涛以来对西藏的强硬政策，只突出“优待少数民族”的政府政策，遇上现代化/市场化的所引发的问题，对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帮助有限。今年三月，茨仁夏加就西藏人开始加剧的自焚潮描述了一个“双输”的局面︰

“……无论藏人抗议者继续采取何种可怖行动，让中国当局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都极为渺茫。在威权体制下，抗争和镇压的循环往复是政权僵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再者，藏人的抗议也不会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中留下印记。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也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借用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的说法就是，暴力和恐怖可以‘用于未开化的人群’因为‘他们没有主权国家。’[注3] 藏人的死亡并没有带来震惊，只是再次确定了他们的野蛮。这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学者熊坤新的言外之意，他在官方报纸《环球时报》中说：‘地理和历史因素让那里的藏族人民更好斗。’……

藏人中有种感受，就是当前政权下不可能出现改变，因为现在看来政府已决意发展经济、开采资源，同时实施镇压。在政府眼中，僧尼的生活与现代中国格格不入，在经济上无生产力，又拒绝适应当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市场和消费会解救每个人。因为政府免除少数民族实行一胎制的优惠政策与他们不相干，他们的生活就否定了政府的生命权力（biopower），他们因此就要受到监视和特别管教，以确保其主观意识向政府意志屈服。如同一位僧人曾向我描述的那样，政府的诸多管教束缚之徒劳，就好像陶工要造无底的花瓶一样。在其他所有问题的背后，皆是这种“不可能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感受。这种“不可能”就是今日西藏自焚事件的根源。”(茨仁夏加：抗议语言的转变)

而要为这个“双输局面”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个外来的、僵化的威权体制，因为它看不到人民，以及民族的主体性。而正如茨仁夏加所言，中国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只有体制内和被打压的异议声音，汪晖之所以看不到西藏人的主体性，是否因为身在威权体制内的“不由自主”？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