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希东日布：蒙藏往事（一）

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布里亚特蒙古人道尔吉耶夫。


蒙藏往事（一）

文/达希东日布（蒙古人作家）

引言

2010年10月21日，无意中读到一则新闻，《国际西藏邮报》达兰萨拉报道：“为期两天的《1913年蒙藏条约》国际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分别来自蒙古，印度，美国，韩国，俄罗斯，加拿大，台湾，荷兰和德国。” 报道说，“本次研讨会，包括一群由27名来自蒙古和外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就1913年两国之间友好同盟条约和缔约的合法性进行讨论。签订该条约，蒙古和西藏双方宣布互相承认为独立国家。”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布里亚特蒙古人道尔吉耶夫。与很多布里亚特蒙古人一样，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前半部分“道尔吉”是藏语借词，而后半部分“耶夫”却是俄语词尾。这个道尔吉耶夫，便是1913年《蒙藏条约》的藏方签约代表。一则新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布里亚特蒙古人是如何成为西藏政府代表的？该条约签订时的国际背景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整整一百年来，蒙古人和藏人，这两个信仰同一种宗教的民族走过了什么样的历程？

很快，我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书，书名便是《达赖喇嘛的外交官——道尔吉耶夫》，翻开第一页，我读到了这样的描述：

“1900年盛夏，一位布里亚特僧侣从上海搭上了开往长崎的客轮。他的名字是阿格旺・道尔吉耶夫，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男人。他体格强健，皮肤黝黑，目光敏锐，头颅巨大。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那刚毅的棱角鲜明的下颚，仿佛映衬着他的不屈个性与坚定意志。身为达赖喇嘛十三世的特使，他从西藏首都拉萨出发，长途跋涉，前往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会见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当时正值义和团之乱横行于内陆，他不得不选择避开途径北京和天津的陆上铁路，绕海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转乘火车。途中，道尔吉耶夫在长崎港作了短暂的停留。”

第一次到日本的道尔吉耶夫，在日记里用藏文写下了如下的字句：“今天到达了一个叫做长崎的日本港口城市。这里佛教寺院很多，礼拜者却很少。这里人口众多，国土却很狭小。这里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很妄自尊大。据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心里都只想着自己的国家。不过，这个国家没有丝毫战乱，国内很安定。大概是这种内政的长期安定，使这个国家发展成了大国，在国际上博得了声誉。”

读完这一段，我便猜测到了道尔吉耶夫此行的外交目的。在那个列强横行的时代，像蒙藏这样的弱小民族，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不得不周旋于列强各大国之间，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霸权力量的夹缝中，谋求民族生存的一席空间。夹在日俄之间的蒙古人与夹在英俄之间的藏人，面对着宗主国大清王朝的穷途末路，他们该何去何从？当时，汉人革命党人早已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并设计了“铁血十八星国旗”，开始着手实施“仅限于汉地十八省”的独立运动（所谓铁血十八星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与九角里的黑色象征“血”与“铁”，寓意革命必须采用铁血主义。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事实上排出了蒙藏维等“鞑虏”所居疆域。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十八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满清“鞑虏”对立的汉族炎黄子孙）。

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只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即在十八个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和满洲（东三省）的主权都与汉人无关，这就是当初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武昌起义后，直到1912年10月为止，铁血十八星旗被定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旗。当然，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单是汉人革命党人奋起捍卫自己的民族，蒙古人和藏人的精英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和汉人一样，开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也许，道尔吉耶夫前往彼得堡求助俄国支持西藏独立的使命，与孙中山当年以出让满洲为条件求助日本支持汉地十八省独立的努力，站在清王朝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勾结境外帝国主义分裂主国”的举动。然而，无论你怎么诠释历史，历史本身却是无法改写的。至少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事实，这一百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以道尔吉耶夫远行俄罗斯为引子，纵观一下这一百年来蒙藏两族的历史和现状吧。

一、汉人的悲伤与藏人的愤怒

2010年10月21日《国际西藏邮报》的一则报道，让我想到了道尔吉耶夫。但是，整个十月间关于藏地的主要新闻，却是在青海省发生的抗议所谓“双语教育”的游行示威，这又让我联想起语言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的问题。

刘力拥有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他来日本已经快十年了。由于他所学的专业比较热门，现在是一家软件设计公司的骨干，薪水丰厚，即使在东京也属于高收入家庭。去年，刘力的父母第一次来日本探亲，三代人聚在一起本该是全家皆大欢喜的，但奶奶却盯着孙子忍不住伤心落泪，爷爷也在一旁叹息不止。而引发刘力父母如此伤心的，是孙子的“语言问题”。刘力的儿子只懂日语，汉语一句都不会说，祖孙两代人之间无法交流。也许，令两位老人伤心的理由是多重性的。首先，从亲情角度来看，祖孙两代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阻隔已经足够让他们心生沮丧了。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更让他们伤心的理由，那便是在自己后代身上看到的民族语言文化的丧失，这种心理冲击也许比前者更为强烈。在他们的小孙子身上，已经丧失了汉文化传承的一个核心支柱——汉语。还好，对汉民族整体来说，并不是每个汉族孩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濒临亡族灭种的危险。后来，刘力对我说，父母总是劝他们回国，回到汉人自己的地方，以维持家庭后代语言文化的延续。无奈妻子坚决反对，考虑到儿子已经基本上适应了东京的生活环境，刘力便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没办法，他是为了职业上的更高发展而自愿选择投入到日本这个“先进民族”的语言海洋里来的。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对老夫妇的悲伤呢？按理说，他们的儿孙生活在一个人均收入十倍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儿子是电脑工程师，有着令人羡慕的稳定高收入，有着心满意足的物质经济生活。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Colin Grant Clark对幸福的定义。他是第一个启用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质量的。在解释所谓“个体幸福”的时候，他首先认为“必须能够持续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吧。接下来，他认为“必须保持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并发展其兴趣爱好的欲望”，姑且可理解为看报读书娱乐上网等等精神文化生活吧。但是，Colin Grant Clark还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其传承并延续传统的欲望，即承接并使用祖先之传统的欲望，以及将这些传统传授给子孙后代的欲望”。他认为，这是“个体幸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力的父母在自己的孙子身上恰恰没有得到这最后一项欲望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们伤心和欠缺幸福感的原因。看来，民族文化的维系或丧失，是会直接影响人类个体的幸福指数的。

2010年10月份，在青海省，另一群幸福指数受到威胁的人们走上街头表达愤怒。这群人与刘力不同，他们并没有移民到异族城市，并没有为了个人的职业成功而主动投入到某个“先进民族”的语言海洋中去。他们在自己的故乡所遭遇的民族语言危机，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行为选择所致，而是被政府的政策所引发的。他们什么也没做，没招谁没惹谁，但政府突然下了个文件，要停止他们学校里大部分课程的藏语授课。设想一下，如果在北京的某个汉族学校里，除了汉语课和英语课以外，所有其他课程都要改为藏语授课，对学生和老师们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汉语是“国语”，而藏语不是。好，我们承认这两种语言的法定地位确实是不平等的，我们承认藏语在汉语面前是低人一等的存在，这就是现状。至于藏语之所以不是国语，不外乎有两个政治原因。第一，藏地不是主权独立国家，无法把自己的民族语言单独定位为官方语言；第二，藏地不是自治地区，无法像魁北克那样把法语设定为所在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也许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我们讨论这种法定语言地位的不平等现象，也不允许我们讨论这种不平等现象是由于汉人在这个国家的人口比例还是由于汉人在这个国家的专权比例，当然也不允许我们去剖析这种语言不平等政策的合理性。他们可以尽情地理直气壮地主张汉语在这片国土上的独尊优先权，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中国不是加拿大，也不是新加坡，更不是瑞士，中国绝不允许汉语以外的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与汉语同等的法定地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甚至他们可以说，中国所宣扬的民族平等并不意味着民族语言地位的平等。这种语言不平等政策在学校教育领域的体现，便是所谓的“双语教学”。

乍听藏地“双语教学”，本以为是在藏族自治地方的所有中小学里同时教授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按理说，没有在藏地汉族学校里义务性地开设藏语课程，就已经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情了，现在却要反过来在藏人学校里大刀阔斧地砍杀原有的藏语授课科目，这种赤裸裸的蛮横的文化灭绝政策，体现了一种“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式的狭隘残忍的民族主义情结。唉，虽非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难道仅仅因为你是强势民族，就可以不择手段地灭绝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吗？与纳粹德国所实施的肉体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政策相比，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政策更具伪善性和残忍性，它是软刀子杀人。从所谓“双语教育”政策的背后，我们不难听到了一种暗藏的声音，一种狰狞的诅咒：“灭了这帮藏人！”这声音很清晰，这诅咒很强烈。（待续）

【民主中国 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