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之后，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致胡锦涛的信

令藏人非常尊敬的平措汪杰先生，是当代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藏人之一，一生传奇。他是西藏共产党创始人，曾担任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翻译，是中国共产党和西藏噶厦政府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参与者。1960年，因被指控为“地方民族主义者”而遭中共整肃，单身被囚秦城监狱十八年。1980年代获得平反，后任中国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他连续四次致信胡锦涛，要求中共与达赖喇嘛真诚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呼吁让达赖喇嘛重回西藏。

以下第四封信，写于去年三月的“西藏事件”之后，平措汪杰先生致信胡锦涛，具体谏言六条意见。近日，此信突然出现在AC四月青年社区 http://bbs.anti-cnn.com/viewthread.php?tid=196409，为此予以转载。

图为平措汪杰先生近照。


3·14之后，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致胡锦涛的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您好！

为妥善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近年来，我不揣冒昧地曾先后给您和中央常委呈送了三封信。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局势后，建议中央就西藏问题督促有关部门，不宜再拖，更不可等待达赖喇嘛的寿终，否则会引起各种难以预测的问题及后果。今年，震惊中外的拉萨市“3·14事件”波及所有藏区，尤其是遥相呼应的东部各藏区的大规模示威和严重暴力对抗，证实了我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对于一贯报喜不报忧、谈功不谈过，宣扬处在“最好的黄金时期”、“平安西藏”、“请中央放心”等言论，却又执行“左”的错误路线及热衷于“批斗”做法的人，这下应有所醒悟，回到正确的路线。

为了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当前的民族和西藏问题，我再提点粗浅意见，谨供中央参考。

一、八十年代初，中央书记处讨论时认为：苏联和中国都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苏联的解体已经证实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小平同志说过：“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对此，稍有理论思维的人都明白，是指尚待或未能实现而言。这就是，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民委调查总结以及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反映的，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的老问题至今不但没有得到解决，且其趋势还在日益加重。在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民族既要当家，又能作主的问题，在特殊而又特殊的西藏尤为重要。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当年，仅以达赖喇嘛为首、统治西藏三百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噶厦政府与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签订了享有相当自治权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因此，能否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障自治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来民族地区，尤其是拉萨等各地藏区的各种纠纷和动乱，除外国人挑唆外，其重要内因，寻根究底，都与此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有关。在认识上理解这点，尤其在实践中扭转并予以落实至关重要。这不仅与解决好西藏问题有关，而且直接影响到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能否真正平等团结的问题。

二、在中国，少数民族虽地广人稀，但以其丰富的资源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在法权上和汉族一样，同是国家的主人。由于汉族人多地少，因此，我曾给耀邦同志也提过，有计划、有组织且适当地分期分批向民族地区移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绝不可“喧宾夺主”，损害当地民族的各项切身利益以及生存和发展权为基本前提，否则，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纠纷以至对抗。然而，时至今日，仅新疆而言，汉族人口由解放初期的约4%，已增至约45%，且在富饶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等而今仅占约17%；西藏各地，解放前几乎没有汉人，拉萨市有几户也屈指可数，而今到处都是。而问题的严重性是，基本上已不是藏人的拉萨了。这一严重趋势及其后果，我曾给耀邦同志也提过。被誉为“西藏江南”林芝的八一镇，人们戏称藏人只有八十分之一。据说在西藏，汉族现已约占8%了，还在继续增加。

从全国来看，约85%的各级民族自治地方，汉族现已多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方反而也成了少数，这一趋势还在增强。最明显、最紧迫的问题是，各民族自治地方首府的居民，多数是外来的汉族等移民和盲流。其中，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种投机倒把、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现象也乘机而来。不仅严重影响当地社会治安，且在各行各业中，由于汉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强，本地人常被排挤和淘汰，失业者增多，就业机会减少。由此引起各种纠纷和矛盾，常常损害民族关系。因此，拉萨等自治区的首府及其各城镇应严格限制、控制、分流汉族等外来人口是当务之急。历来拉萨骚乱的教训，也证明这是妥善处理各种民族矛盾、纠纷甚至动乱的必要措施和途径，是保证并保障民族团结、社会安宁稳定的基础。

三、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古老的拉萨当然应该现代化，但任何重要城市的现代化，必须是以传承优良的本民族文化，包括各自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结合地方特点和特色的现代化，并且其市民基本上是本民族居民，才能大体保持和维护她固有的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地区特点。这不仅是拉萨，而且应该是任何著名城市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和发展方向。保护优良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各民族自己的，而且是人类共同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也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指标和体现。但令人痛心的是，今天，藏族灿烂文化的中心、所有雪域藏人无不向往并为之骄傲的圣城拉萨，除了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历代藏王的宫殿，自第五世起、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布达拉宫和夏宫罗布林卡，以及大昭寺等少量文物古迹外，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原有的面目、特点和特色，被汉化得几乎和内地城市一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等，都有其名而无其实，也被汉化得几乎和汉族的城市一样了。又以各民族语文为例，今天，基本上以汉语文代替了。西藏在解放前，从各级政府机构、学校教育到社会各个行业，可以说清一色地使用藏语文，而今不幸却反过来了，从各级政府行文到各个行业和各种场合，基本上都被汉语文所代替，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的命运也是如此。这类违背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严重行为，有关当局不仅熟视无睹，且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

藏族和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一样，毫无疑义都应该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绝不等于、也不应该是汉化，正像汉族的现代化不等于数典忘祖地全盘西化。这是一个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重大原则问题，绝对不容轻视和忽视。希望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有关方面，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亡羊补牢，认真切实地扭转这一反常的严重局面。

以上所谈，特别是名副其实地保证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问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是在经济、文化，包括民族语文方面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它不仅与西藏问题有关，而且是落实当年中央认为“中国也没解决好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四、今天，由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尚待解决的还有台湾问题和西藏因当年“极左”国策的影响下遗留的问题。台湾问题，今夏国民党再次执政后，其趋势有所好转。西藏问题，1979年，应小平同志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到北京时，小平同志说：“西藏问题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在场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和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耀邦同志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进一步说：“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我们把它忘了，不再提了，大家向前看。”根据这些重要指示，中央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一直在商谈。达赖喇嘛也多次明确表示过：“不求独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只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尤其是为了保护珍贵的佛教文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可见，在国家统一的首要问题上，双方在原则上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分歧。仅在内政的区划等次要问题上拖延至今。因今年拉萨“3·14事件”和藏独分子在国外对奥运圣火传递的破坏，就恢复谈判问题，中央提出“三不”，即不搞藏独、不搞暴力、不破坏奥运。对此，达赖喇嘛也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并再三表明是主张自治而非独立。他始终反对暴力，支持奥运，甚至表示过愿意参加奥运会。可见，达赖喇嘛与中央之间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分歧。对这一基本事实，不言而喻，应该客观地予以肯定。

多年前，达赖喇嘛的大哥达孜活佛等曾联名公开写信，反对达赖喇嘛只求自治的“中间路线”，认为是对藏族根本利益的背叛。但是，达赖喇嘛深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始终坚持自治。一再反对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藏独活动。

关于藏独，也包括疆独等问题，在原则上，并不是有权无权的问题，而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不但无益，反而会损害各自民族的根本利益。清醒地认识、正确地理解这点非常重要。

五、综上所述，尊敬的锦涛同志，鉴于中央与达赖喇嘛的基本观点实质上的一致，我谨建议您和达赖喇嘛最好尽快历史性地见一次面。以汉藏兄弟情谊坦诚交谈、沟通一切。我记得当年中央与西藏和谈时，毛主席说：“今天，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本着“一家人”的精神，您俩相见也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达赖喇嘛也再次庄严地向国内外、向世人明确声明，尤其是让境内外的全体藏族僧俗群众，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了解和知悉他“主张自治而绝不是独立、主张和平而绝不是暴力、支持奥运而不是反对和破坏奥运。完全赞同并支持今天中央坚持的改革开放、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外国策”。

与此同时，在达兰萨拉有数以十万计的流亡藏人以及在此集聚的全藏区五大教派首领支持的，以桑东仁布钦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也会明确表示支持和拥护达赖喇嘛的上述重要声明。

六、根据上述精神，建议中央今后对国内外媒体的宣传口径，不应再有“反对达赖集团”，尤其是“反对达赖喇嘛”等类似词句和提法，而要实事求是地正式明确改为“ 反对藏独分子”、“反对民族分裂”。这无疑是个战略方针性的重大转变。毛主席说得好：“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孤立少数，团结多数，是党的一贯方针。俗话说，棍子不能横打。既然不能打死，就不应该打脑袋。既然近五十年未能全盘否定，且在事实上也否定不了有崇高威望、影响深广的达赖喇嘛的情况下，岂能继续把自身置于广大藏族人民和强烈支持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面自我孤立、成为众矢之的？由此可见，这一重大转变既合乎众望，又合乎情理。今后，从中央到地方，不再提反对和批判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后，虔诚信佛的占全国总面积1/4的雪域藏区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成百上千个寺庙的喇嘛和僧众，都因为消除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一定会欢欣鼓舞，安宁平静。

另外，近几十年来，由于非创世学宇宙观的所谓心灵科学的藏传佛教，在物质财富优越、精神资料贫困的西方世界中传播迅速，信徒越来越多，尤其在知识界，影响日增。我在上次呈送给您的信中提过，据说有些人在议论，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集聚的达兰萨拉，很可能形成未来东方藏传佛教的梵蒂冈，从而扩大在国内外的传承和影响。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思考，正像藏学研究的中心不应在国外一样，这一可能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梵蒂冈也不应该留在印度而应该在中国，并由此影响东亚和世界。

锦涛同志，您曾在西藏工作过，了解西藏情况，尤其是藏人的心情。按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历代达赖喇嘛同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公认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同传承的上师的上师。因此，对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是凝聚西藏佛教精神的核心，绝对神圣，不容有任何身、口、意上的亵渎。这是家喻户晓的常识。生活在青、康、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地信奉佛教。藏传佛教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精神领域。今天，谁也不得违宪违法地剥夺藏人的信教自由，却又逼迫藏人，尤其是僧众去“揭批”，甚至恶毒攻击达赖喇嘛，这种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的言行，在广大藏族僧俗群众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上，会引起何种反应和各种连锁的后果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历来藏区的各种动乱以致暴力，仅从拉萨三大寺，远至东藏的甘南州的拉卜楞寺、川西的阿坝州和康区的各寺庙，连穿着袈裟的僧众也上街游行示威，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死。凡此种种，说穿了，皆因就连在内地各寺庙中都不能做、也不曾做过的那套，却又任性地在敏感而又多事的藏区，以各种各样的行政干预、轻率地出动军警等极大压力下，没完没了地强迫批评和反对达赖喇嘛而引起的。诸多事故的真相，中央有关领导不一定都知悉。因此，一旦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既脱离藏区实际，又违背广大藏人意愿而又不计后果的政策及其严重局面，促使西藏的遗留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后，达赖喇嘛若能从西方世界回到雪域藏区的故乡，回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则广大藏区从此就会得到基本安宁和稳定，一边倒的“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西风”也会从此不得不停息。

锦涛同志，我在呈送给您的第一封信里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关键时机，应理智而又果断地妥善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您和中央领导如能在北京与达赖喇嘛友好相见，必将会轰动世界。在中国，特别是在整个雪域藏区的每个角落，更会引起巨大的震撼。以您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西藏和台湾的事办好了，对历史的不朽功绩将会永放光芒！

锦涛同志，除了您以外，其他中央常委几乎都不了解我。十世班禅大师去世时，温家宝同志代表中央去西藏，也许他会记起我。由于我是四十年代先后与中共、苏共、印共有联系并得到支持的藏共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五十年代中共西藏工委十一位委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 1951年中央与西藏和平谈判时的参与者、列席人员和历史见证人，我的工作不仅得到双方代表的赞赏，毛主席还亲笔签上他和我的名字送我一本《实践论》留念；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的五位党委领导成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部长；国外有些媒体说我是“带汉人进藏的藏人”；五十年代，中央领导毛、刘、周、朱、邓等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多次重要谈话时的参与者或临时译员；我的党龄和工龄已六十七年。因此，对西藏问题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非常希望您和达赖喇嘛有历史性的见面，正像与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友好相见一样，也会取得圆满成功。万一因其他原因近期未能会面，也鉴于双方没有实质性分歧，以某种方式将共识肯定下来，并及时公诸于世。至于涉及自治权限、区划等内政问题，继续对话，以期求得较为妥善的解决。

许多关心西藏的友人，一再劝我写这封希望您和达赖喇嘛见面的信。我再三考虑后，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便决定写了。我说话直率，难免有不妥之处，请您和中央常委予以指正。

此致

敬礼！

平措汪杰（平汪）

200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