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記客：藏語的命運及其他

摄于2010年10月30日的拉萨。

从港人灰记客的博客上，见到这篇谈论藏语命运的文章，有感于这句话：“……希望在被主流英語文化「融合」時，除了自己的面孔，身上還能散發一絲一毫的母語文化光采！”由此及彼，对于我们来说，面临的是被主流汉语文化“融合”，而所谓的“融合”即同化。


藏語的命運及其他

灰記客 A grey reporter’s words
Posted on 十月 23, 2010 by greyreporter Leave a comment

根據互聯網及外電報道，10月19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同仁縣（藏語為安多熱貢），有數千名藏人中、小學生，走上街頭挺藏語。這則新聞亦被中國官方英文《環球時報》證實。

海外藏人組織「自由西藏」(Free Tibet)21日亦發表聲明，指示威浪潮蔓延至鄰近兩個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鎮，4所學校約2000名學生20日朝當地政府辦公大樓遊行進發，一路上並高喊，「我們要有使用藏語的權利」。學生們稍後被警察和老師阻擋。

另外，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鎮的藏族學生也發起抗爭，警方阻止當地居民上街方。但這兩個地方的政府官員都否認有任何抗議行動。

青海藏族學生的示威，更得到北京民族大學的藏族學生響應，英國《衛報》報道，22日約二三百名藏族學生和平集會，大學領導要求學生回課室以書面提出訴求。

示威活動是由一項教育改革所引發，從今年開始，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試行新的教育語言政策，中學中除了藏文課和英文課之外，將中學原來以藏語教學的科目，包括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地理、數學等，都改成用漢語教學，學生也要用漢語回答問題。由2015年開始，所有小學以漢語為主要授課語言。

官方《環球時報》訪問了民族大學一位西藏學者，該學者指藏族學生出於誤解，新政策其實是為了令少數民族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不過，藏族學生未必同意這一看法。

專門書寫境內藏人境況，在北京拉薩兩邊走的作家唯色，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稱，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肅、雲南、四川各省的藏族自治州裡，學生看起來有選擇受漢藏雙語教育的權利，可是，學生選擇學漢語，就全部都是漢語教學，沒有藏語課程；學生選擇學藏語，則是雙語教學，有些課程用漢語，有些課程用藏語，而且年級越高，藏語教學的時間越少。

唯色說，過去藏區根據民族自治法，曾經把藏語教學、把民族語言的學習提到很高的地位(相信是胡耀邦當中共總書記的年代。)但是，現在的趨勢是，藏語逐漸被邊緣化。

唯色又說，選學藏語的學生在畢業後面臨就業難的現實問題，即使是在藏區，不會漢語也很難找到工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藏語顯得在藏人的生活中地位很低，在拉薩，在康區，在青海，這些地方都如此。

「自由西藏」發言人稱，但為了捍衛母語，年輕的藏人仍然冒着很大的風險，走上街頭，以和平的方式爭取他們的民族權利。對於這些藏族年青人來說，學校是否使用藏語教學是原則問題：

「他們是藏人，希望學習並使用他們的母語。如果他們不能使用自己的語言，那將給他們的自身民族身份定位造成極大障礙。只要觀察一下全球的語言運動，就能看到母語是一個人的身份證明。」

一位蒙古人在網上留言說，羡慕藏族學生能發聲，多麼希望自己的家鄉也出現這種情況。

灰記曾接觸廣州的挺粵語人士，他們異口同聲說，十年前全國陸續硬性執行普通話授課，「正規」場合一定要用普通話。現在很多廣州小朋友已不懂或說不好廣東話。不單廣州，上海等地亦有母語無以為繼的危機。

與操普通話的北方人同屬漢族的廣州人，眼見自己母語日漸被邊緣化，傳統文化日漸消失，尚且生出憂患意識，作出挺自己母語的運動。藏人是另一個民族，甚至原來是另一個國家，擁有截然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眼見自己的母語被邊緣化，甚至有消失的危機，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語言文化，更應受到理解與同情。

所謂更容易融入主流社會，其實即是漢化的代名詞。灰記現轉貼一首詩，聽聽一些藏人的心聲。詩名為《我是靠母語為生的寄生蟲》，由熱巴格絨澤仁所作︰

我是靠母語為生的寄生蟲
我在都市賴以苟活的糧食
是我一度丟棄的母語所賜

我的膚色我的卷髮我的模樣
與那洗也洗不掉的博巴血統
甚至是謹記於心的「明哲保身」
以至「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僥倖心理
都是用母語的拼音文字勾勒
在空木桶一般的腦袋裡

假如沒有了母語
我還能寄生於哪一具軀體？
假如沒有了母語
在人的世界裡我永遠只是會說話
卻無法表達心跡的啞巴
假如沒有了母語
我該如何向我那河谷里
只懂得母語的媽媽述說我的苦樂？
假如沒有了母語
我該如何呼喚我那來到世間才四個月的
寶貝女兒索朗卓瑪？

熱巴格絨澤仁在數年前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關於民族語言教育的文章，題為《淺析現行五省區中小學藏語文教材編譯中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的不良影響》，是從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的角度所發表的「諍言」，值得細讀。

當中他提到一個藏人的母語不受重視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共提拔幹部只講究是否懂漢語，藏語毫無地位可言︰

目前五省區的藏族聚居區基本上實行了小學和中學的「雙語」化，但在局部地區，許多升學段和專業類別上，仍然存在着藏語文「派不上用場」的問題，使藏語文基礎好，漢語文基礎差的許多優秀藏族學生落榜而終致寂寂無名。造成學生升學率和入學率的大幅度降低，使藏語文文盲率逐年增高。這不但不利於藏區高素質人才的培養，也不利於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就算是在民族地區，在就業和競爭上崗等問題上，一個藏族青年幹部哪怕他的藏語語文水平再高，如果他的漢語文水平低，那麼他（她）就只好「望崗興嘆」，只好下崗了。相反，在藏區雖為藏文文盲而只要有點漢語水平的幹部卻高達80％以上。

在我們內部，我們的民族幹部和領導中沒有學過母語、不懂藏語文和不會說藏語的佔了絕大多數，他們對本民族的語言文字也就不重視、不學習。有很多人甚至說「藏文無用」、「藏語文落後」等等可笑的話。他們說這些話時臉不紅而心不跳，他們可能壓根就不知道或者不願承認自己的民族擁有着浩如煙海、光輝燦爛、名揚世界的文化寶庫這一事實。他們忘記了毛主席所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名言，就睜着眼睛說瞎話、說蠢話、說笑話。還自以為自己就是「開化」的，就是「進步」的。殊不知自己作為藏族的一員，連最樸素最起碼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心都沒有，反而在自己的母語臉上抹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民族的母語，即使是僅存數百以至數十人的民族的母語，也必須受到尊重，灰記以為，這是任何崇尚多元的人必須堅守的底線。美國左翼學者，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嚴厲批評美國立國二百多年來對原住民的種族文化滅絕(還有便是對被賣來美洲的非洲人及其後裔的奴役及語言文化清洗)。

他在一本新作HOPES AND PROSPECTS中講了一個近乎奇蹟的故事，美國原住民的其中一支，Wampanoag。在歐洲人征服美洲前，是東部其中一個主要原住民族群。現剩下只有很少族人，其中一位族人與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家們(並非美國政府)共同協力，重新建構他們一世紀前已被消滅的母語，並把它學成，現在正授給她幾歲的女兒，讓這位小朋友以這個失而復得的原住民語言，作為母語，傳承下去。喬姆斯基稱這為廿一世紀最激勵人心的事之一。

看著這個故事，令灰記回想起三十年前留學時，跟一些北美原住民的交往。其時灰記利用一部超八攝影機(錄像攝錄機未面世/流行前，一種輕便的家庭式活動菲林攝影機)，胡亂拍攝周邊的人與事，訪問了一位原住民，訴說文化失落及希望追尋自己的根的心情，她正在教授一些年青原住民一些母語的單字，希望在被主流英語文化「融合」時，除了自己的面孔，身上還能散發一絲一毫的母語文化光采！

灰記又想起兩年前往台灣短暫旅行，發現很多原住民以藝術形式尋根，這些新一代原住民大多已失去自己的母語，只能利用影像、畫布、拼貼，表達自己民族身份的追求。漢人移居台灣，以強勢文化驅逐原住民文化，把原住民驅往偏遠地區。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時代，強制推行國語，不但佔多數的閩南人，以至客家人的母語受壓(未至消失)，原住民更是被「文化清洗」。現在台灣實現民主，人民的自由空間比前擴闊很多，包括原住民追尋身份空間，他們很多改回原住民姓名，但母語的失落可能成為永遠的遺憾。

北美原住民對母語文化的追思、續延，喬姆斯基對美國主流文化的滅絕性的批判，台灣民主化後原住民的身份追尋，均是對如中國以至全球缺乏反省的強勢文化操作的有力控訴。因此，無論北美原住民，北美非洲人後裔，藏人，蒙古人，台灣原住民，乃至廣州人……，均有一「共同命運」，就是在融入主流社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發現差異，發現自身獨特之處，發現自己的母語文化，為此而努力不懈地抗爭。

有关舌头的画、诗与对话

在拉萨的这个不安静的午夜，在我的博客上，发一首有关舌头的诗，作者是我，写于三年前。再发一篇有关舌头的对话，来自几天前，某位匿名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致谢这位不知名的网友。

我还写过一个故事《做了手术的舌头》 ，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曾贴在博客上，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围观~

图为藏人画家Tsering Nyandak的绘画《Police Phobiaoil 》，也是有关舌头的故事……


下场！

~唯色 ~

明知刀刃林立，
却见刀刃的顶端沾着甜甜的蜜。
忍不住伸舌去舔——
啊哈，多么甜蜜！
再舔一口，再舔一口，再舔一口……
哦，舌头呢？我们的舌头呢？
怎么被割了？！

200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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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舌头的对话

红先生：知道吗？你的舌头特难看，需要我帮忙修剪一下。

绿女士：但是我觉得它很美丽。蓝先生与白女士都说它很美。

红先生：不，不，不。你看，我的舌头才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

绿女士：其实，我对自己的舌头挺自信的，不管你觉得它漂亮与否，而且它的功能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类的舌头。

红先生：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的舌头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当你拥有和我一模一样的舌头时，你才有好果子吃。

绿女士：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还曾经在蓝先生和白女士面前夸过我的舌头呢。你如今为什么对我的舌头如此看不顺眼呢？

红先生：嗯，当时，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流氓。

绿女士：你在乎他们的看法，但你为什么不关心我的感受呢？

红先生：闭嘴。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与你争论。我现在就要切断你的舌头，因为你的舌头总是让我不安。

绿女士：那我要告诉蓝先生和白女士。这是非法的。

红先生：哈...难道你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朋友吗？他们还欠我一大堆钱呢，你还奢望他们会在乎你那愚蠢的舌头吗？另外，我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我。

绿女士：如果我因为你割我的舌头而死去，你不会内疚吗？

暂停。

红先生：嗯。其实我以前也给别人割过，不过他们也没有死去啊。对了，因为他们用了我的人工舌头。

绿女士：亲爱的，你看到的那些实际上都是没有灵魂的尸体。他们很早以前就死了。所以，请不要杀我。我想提醒你这是不人道的，万一你从来都不清楚。如果您是法律与权力，让我把伦理道德摆在面前吧，因为那是我唯一的武器。

300余名藏人教师联名致信青海省委，要求以母语教学为主导

来自青海省六个藏族自治州的300余名藏人教师，于10月15日联名致信青海省委的文字与图片，来自博客http://boxun.com/hero/201010/dongsai/17_1.shtml ，现转帖于此，黑体部分为我所加。

另有西宁地区部分藏人退休干部、老教育工作者，于10月24日向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宗委、国家民委、国家教育部至省、州等部分提交的《关于青海省藏汉双语中长期改革问题的意见》，其链接见http://www.rfa.org/tibetan/amdo-students-protests/retired-educators-from-amdo-sent-petition-on-education-10252010132107.html/petition-by-xiling-educators.pdf。


300余名藏人教师联名致信青海省委，关于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必须坚持以母语教学为主导的语言的报告

（在）青海教育厅的正确领导下，于2010年10月11日至16日间在黄南州同仁县组织举办青海省中小学教师藏语文课改培训，此次培训班共参加全省藏族中小学300余名教师。培训成果显著，但培训期间学员的深入探讨中，认为要彻底改变藏族教育的落后面貌，必须要坚持以母语做主导的教学语言。

违背教育教学规律，不用科学的教学语言授课是制约民族中小学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省藏族的学生来自广大农牧区，从小没有汉语环境，即使在小学阶段学过几年汉语，但也无法用汉语来交流。针对这样一个群体，若我省采用汉语授课的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无法听懂教师在讲什么，更不用说，能学到多少相关知识。选用哪一种教学语言应该完全取决于教学对象，因为教学的目的在于师生双方利用最简便易懂的方式方法讲授和接受知识。对于我省藏族学生来说，不熟悉汉语，所以无法用汉语进行思维和表达意见，更谈不上用汉语进行创造性的分析问题。而藏语作为母语，是在日常生活中分析问题和表述意见所依赖的最熟悉的工具，所以也应该是他们在学校生活中学习知识最得力的工具。

比如对普通中学的学生而言，汉语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用汉语授课使学生如鱼得水，但如果我们用普通中学学生不太熟悉的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结果会如何呢？显然绝大部分普通中学的教学质量将会一落千丈。

在藏族中小学中进行母语教学，并不意味着消弱汉语文。相反，在对除汉语、英语以外的课程使用母语教学的同时，应如加强汉语的教学，并逐步加强英语的教学。

有一位藏族学者说的好，“要站起来，就得学好母语，要走出家门，就得学好汉语文，要走出国门，就得学好英语”，所以汉语文和英语的重要性毋庸赘述。相对而言，根据藏区实际情况，学好汉语更为重要。

目前在藏族中小学所进行的汉语文教学在诸如教学方式方法及教材选用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不适合藏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我省许多地方，藏族学生从小到高中学了几十年汉语，但仍然不能用汉语沟通，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藏族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应该重新认识，并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

在西方许多国家，如何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已经研究出一整套的方法和配套的教材教育工具。由于这个研究成果，对许多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最近几年，我国也引进这种教学理念，对中小学的英语教学从教材到教育方法进行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我们的英语教学更具有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藏族学生的汉语文教学也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方法，将汉语文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为此有关教育部门应该制定相应措施，针对藏族学生实际情况，编写汉语教材，对汉语文教师进行新的教学理念及方法的培训，从而使针对藏族学生的汉语教学更有效，更实际。

但我们不能为了学好汉语文和英语，而牺牲其他学科知识的做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语言教学与教学语言之间的区别。应用哪一种语言进行教学完全取决于哪一种语言在学生的学习进程中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个人的智力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又与语言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充分挖掘人的聪明才智。我们应该用学生最简便易懂的语言作为教育用语。同时加强语言本身的教学。故此全体学员坚持认为，继续将母语作为主导教学语言，是科学的。

青海省中小学教师藏语文课改培训班全体学员

2010年10月15日。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300余名藏人教师（培训班学员）联名如下：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第七页）

（2010/10/23 发表）

关乎民族存亡：27名流亡藏族作家的呼吁书

图为2010年10月23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上百名藏族学生集会呼吁保护民族语言。

唯色按：收到由27位流亡藏人作家联署的呼吁书已四天。深感歉意的是，在拉萨的我，网络时断时续，种种问题多多，以至于迟迟更新不了博客。这也是现实，犹如这些日子如影随形的陌生人及其灰车、黑车。。。

无论如何，民族的语言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正如呼吁书中所言：“如同是‘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一样，如果从幼儿园开始接触不到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民族的语言就会变成对社会无用，对生活无助的语言，从而这个语言就会慢慢消失掉的，语言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灵魂，没有灵魂的躯体是僵尸，那么可以说这个民族就灭亡了。因此，我等深信所有参加此次游行活动的藏族学生们和广大藏族人民以及关心这件事的友好人士的顾虑也莫过于此。”

语言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承载历史。一个民族的根是由语言延续下来的。语言记载了历史，民族才有记忆，才成为民族，才有自己的文化和认同。这也正是为什么说“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之理由。


关乎民族存亡：27名流亡藏族作家的呼吁书
青海省政府、省教育厅：

从10月19日开始青海省黄南州、海南州和果洛州等地的十几所藏文中学的几万名学生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并集体到各地政府要求重视民族语言教学的同时，对青海省委为了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文件精神，于9月10日召开常委会议，审议并通过的《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一新的教育政策。此《规划纲要》中，就有关“民族教育”的一些规定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忧虑，特别是在各中、大学里反响比较大，根据消息，中央民族大学的藏族学生们也在22 日提出“保护民族语言，发扬中华文明”的合理要求在校园里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 还听说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里的藏族学生也正在积极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此项新出笼的民族教育政策引起了所有藏族学生的警戒。

为了使各中、大学里的藏族学生们的学业不受到影响和平息家长们的担忧，以及安定社会秩序，我等26名流亡中的藏族作家呼吁青海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和条款，请尽快给予公正处理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一章的第十条中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这些条款还有法律效应，那么《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第三章的第十一条“民族教育”一览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改革和发展。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为主，同时学好民族语言文字，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学语言，使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熟练掌握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支持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幼儿园建设，积极推行民汉合园、民汉幼儿混合编班。争取对口支援省、市援建一批示范性“双语”幼儿园。鼓励民族中小学与普通中小学资源整合利用，实行民汉合校，改变教学环境，优化培养模式。加强“双语”教材和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到2015年，小学实现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学，并加快对少数民族中学生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步伐。。。。”的规定就明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一章的第十条中的规定相违背。尤其是“到2015年，小学实现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学，并加快对少数民族中学生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步伐”的“改革”方式，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列在了“辅”的位置上，从而，我不知道本地各民族如何去“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所以各中、大学的藏族学生们的忧虑是有根据的，社会各级朋友的关心也是有情可原的。

如同是“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一样，如果从幼儿园开始接触不到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民族的语言就会变成对社会无用，对生活无助的语言，从而这个语言就会慢慢消失掉的，语言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灵魂，没有灵魂的躯体是僵尸，那么可以说这个民族就灭亡了。因此，我等深信所有参加此次游行活动的藏族学生们和广大藏族人民以及关心这件事的友好人士的顾虑也莫过于此。

我等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作为一名笔者，深知语言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存在，这个民族的存亡就关系到这个民族的语言的存亡的简单道理。消灭语言就等于消灭这个民族，所以，如果真的贯彻执行《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的规划，那么，中国政府大力宣扬的“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一说也就成了挂在嘴边，贴在墙上的一句骗人哄鬼的空话了。

多年来一直关注藏族教育问题的位于成都市的西南师范大学藏族教授巴登尼玛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藏族学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以他们的生存质量和幸福为标准。语言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只是文化的载体。要享受什么样的文化，就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就要教什么样的语言。”只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藏族学生应该有使用和发展其文化的基本权利，也如同和其他民族的学生一样应该有学习和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应该强行让他们放弃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字，再说了“藏人学生不反对‘汉语授课’，但不能容忍‘汉语全面取代藏语’”。倘使坚持要执行所谓的《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就违背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精神。所以，我等迫切希望青海省的有关领导们三思而后行。

我等再次呼吁自称“法治国家”的中国官员们希望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里规定的各项条款和国际公约，请公正解决藏族学生们的合理请求。

于2010年10月23日。

签名作家名单：
1. 辛萨洛桑丹增切捷坚参（作者，印度）
2. 智纳巴-洛智华桑（研究员，印度
3. 堪保-阿旺多杰(研究员，美国)
4. 丹增宗智（诗人，印度）
5. 杰布尔-杨科加（作家，印度）
6. 阿加木（大学老师，印度）
7. 雨星（诗人，美国）
8. 颂秀吉（诗人，印度）
9. 达赫拉嘉（新闻工作者，美国）
10. 安洛业（作家,澳大利亚）
11. 杰丹琼（作家,印度）
12. 恰多尔-鹏措旺秀（诗人，印度）
13. 阿周关却（研究员，印度）
14. 杰萨尔-陆智布（研究员，法国）
15. 卓才-其扎（研究员，印度）
16. 热多-桑盖（大学老师，印度）
17. 才让旺姆（诗人，美国）
18. 卓格杰（大学老师，印度）
19. 恰阔-罗贝（作家，法国）
20. 刚拉姆（作家，印度）
21. 拉恰布金巴（诗人，印度）
22. 格托（新闻工作者，美国）
23. 拉龙甲（大学老师，印度）
24. 才让甲（新闻工作者，印度）
25. 宗卡-才丹甲（诗人，印度）
26. 卓日-琦扎（编辑，印度）
27. 布琼索南（作家，印度）

语言的不平等就是民族的不平等

以上图片，记录的是2010年10月20日，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卜恰镇，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的藏人学生上街挺藏语。他们高举的藏汉文标语上写着“我们需要藏语课”。

该校现有教职工194人，专任教师143名。现有学生2362名，45个班级。生源来自州属五县（共和、贵德、贵南、兴海、同德），以及果洛州、玉树州、海西州、海北州、海东州、黄南州，以及四川阿坝、甘肃甘南等地区。该校高考升学率位居青海省前茅。2007年青海省藏文文科前五名均为该校学生。2008年全省文理科状元均为该校学生。2009年学校藏文文科考生上线率48.3%，高出省平均22.3个百分点，藏文文科最高成绩491分，列全省藏文文科第三名。藏文理科上线率53%，高出省平均3.98个百分点，藏文理科最高分427分，列全省藏文理科第四名。（感谢赠予照片的友人。文字信息来自网络。）

以下所转载的文章来自博客西藏2008 。


语言的不平等就是民族的不平等

撰文/达娃旺欠

1．在藏区双语学习是藏民学校的事，而汉族学生永远也不要双语学习

在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这五十六个民族中，有文字的民族大概是写在人民币上的那七个民族。而已经被消灭的语言应该是满文和壮文。即将要被消灭的可能是朝文和蒙文。最后应该轮到维文和藏文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要看使用率。在社会上的使用率这几个民族的命运都差不多，那么为什么维文和藏文比较持久呢？那是因为文化的连续性。教，教是在共产党的大门之外的，和政府系统是两样。教必须要用本民族的语言。比如，藏传佛教到世界哪个国家都用的是藏文。这就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的被消灭。可是，像青海省的眼光短浅的无名鼠辈们，开始对藏文化下手了，而且也是明目张胆和歇斯底里的，说什么：“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为主，同时学好民族语言文字”。“支持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幼儿园建设，积极推行民汉合园、民汉幼儿混合编班。争取对口支援省、市援建一批示范性“双语”幼儿园。鼓励民族中小学与普通中小学资源整合利用，实行民汉合校，改变教学环境，优化培养模式“。大家知道在民族地区，只有藏语学校才有学习“双语”的机会，只有藏语学校才有藏族学生。而一般学校，也就是说没有藏族学生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双语”教学。也就是说藏民一定要学汉语，而汉民就不要学藏语。学双语永远是藏民的事，而不是汉民的事。


2．在藏区藏族干部害怕说藏语，汉族干部不要说藏语


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提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并提出“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胡耀邦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大家知道，1959年以前，西藏的大权在噶夏政府之手，今天的拉萨在共产党之手，不同的只是比过去富裕，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开放改革的好时代很快摆脱了贫穷。但是西藏几乎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喇嘛。假如其中三个人讲汉语，那一个喇嘛也绝不讲汉语。在西藏施行双语化教育，其结果就是分裂民族，分裂家庭，背叛祖宗。但是今天很害怕，因为有大概六分之一的人那着工资，如果，不跟着工薪阶层讲汉语，会断了饭碗。胡耀邦先生为什么说“走人”呢？就是这个原因。说藏语的干部工作，而说汉语的干部拿钱。而且，今天不像解放军进藏带着大批的藏语翻译，反过来了，藏人要带着翻译到邮局、电信局、商店、宾馆、电话公司、电器公司。藏区的汉人不讲藏语还是理直气壮，生气凛然。原来共产党的政府要给当地老百姓用藏语解释党的政策如何如何好。而今天西藏的藏民要主动地去歌唱共产党如何如何好。原来党的干部见了达赖喇嘛要给他献哈达，今天，自己对西藏人说，他们是救市救命的“活菩萨”。还要让你忘记你的老祖宗，忘记说了几千年的母语。


3．在藏区当官的说的是汉语，当地老百姓说的仍然是藏语


四川的藏人，巴登尼玛教授。他统计的民族教育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学语言应以汉语为主，藏语可以不学或只是作一般的了解即可。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孩子今后的出路着想，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升入内地的大专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这些人主要是藏语方言地区和部分城市市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在企事业工作的人员。（工薪阶层）



第二种观点认为，藏语应是学校中使用的主要语言，作为藏族必须首先懂得藏语，汉语只是第二语言。持这种观点的藏族人数量正在急速下降，普通农民、牧民、藏族人口占90％以上地区的城市仍有部分居民和个别国家工作人员持此观点。同时他们中许多人也很为孩子的未来担心。（社会基层）


第三种情况主要存在于藏族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之中由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反映出不同的观念。70岁以上的老知识分子大都是传统文化的权威，他们大部分从小就接受藏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许多人对藏文化中的哲学、医学、文学、艺术、历算、宗教学等学科有很高的造诣。由于物质文明进程的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料想，打破了头脑中原有传统的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这些知识分子正显现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心态，有些人失调的心态已由一般心理体验上升到危机感、失落感。
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是工薪阶层。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牛羊，全靠工资。而教授调查的第二种观点占了西藏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们的观点是“藏语应该是学校中使用的主要语言，作为藏族必须首先懂得藏语，汉语只是第二语言。”讲授担心这种掼蛋的人数在急剧下降中。为什么下降呢？就是因为法律。法律没有保护民族语言。法律没有定义民族歧视的范围，没有定义什么是“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什么是“官方语言”，甚至，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语”。都找不到可靠的依据，没有明确的定义。


4．在藏区，官人讲汉语，民众讲藏语


经常看抗日战争的影片的时候，日本人旁边总是有一个汉奸当翻译，那个当官的并不会说汉语。今天在西藏正是这样，援藏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到西藏是拿钱给西藏的，可是做工作，恐怕没有那个条件吧，除非和“汉奸”们搞到一起。我的感觉是藏人即就是当上了第一书记，也免不了有一天扣上“藏独”的帽子。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和作为共产党员的汉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日本人和汉奸的关系。藏人即就是中共党员也是像狗肉上不了中国的台面。


胆战心惊还是难免的。如果在藏区藏语成为了第二语言，就等于藏人就要放弃祖宗，西藏藏族的历史就要断送了。


针对《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虽然在2010年10月20日晚8点15分，青海师大各系因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召开全系学生代表会议，对《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向全系学生代表征求意见建议（尤其对双语教学）。全体学生代表参加征求意见,会上介绍全省教育大会规划纲要相关内容及当前情形，要求同学们从自身实际出发认真讨论，积极提出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在会上，同学们积极发言，提出各种看法和意见。具体如下：


1.否定了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青海藏区双语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2.有违《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权。
3.实行单一教学严重违背民族教育发展规律，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4.影响民族团结，有害于中华民族和谐共同繁荣。
5.语言不平等标志着民族不平等，会损害各民族和睦相处。
6.全省教育发展规划纲要，虽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其中双语教学的相关内容广大学生是无法接受的。学生担忧民族发展的前景和命运，感到很恐慌。
7.不利于未来青海乃至全国藏区的稳定。
8.会影响学生未来就业。
9.不利于我校正全面建设的全国藏汉双语教育教学培养培训基地。
10.此规划无法服务广大民族群众，不利于藏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平等不在语言文字上体现，就根本没有办法提现民族平等。在西藏，土地是共产党的，政权是共产党的，宗教是共产党的，语言也是共产党的。在西藏共产党和西藏人之间越来越难与用语言交流。今天藏区的学校加强汉化教育，将来藏人之间、城乡之间、父子之间，学生和喇嘛之间的勾通将会产生空前的困难。藏文化将要遭到于壮文、满文一样惨遭灭绝。为此，我们呼吁，在中国应该立法明确规定藏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语之一，从死了的固定在人民币上的藏文、维文、蒙文、满文、壮文、朝鲜文和汉文一样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享有和汉文一样的官方语言的地位。如果法律上不确定西藏语言文字的官方地位，明年又会出现《甘肃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1）》也说不定出现《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1）》。最后还会出现《西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1）》也难说。

浅析现行五省区中小学藏语文教材编译中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

读到一篇文章，来自藏人热巴格绒泽仁的博客，非常值得转载。请注意其中黑色字体部分。

并转载这个博客上的一首诗《我是靠母语为生的寄生虫》。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关于新编中小学藏语文教材系列报道”。


浅析现行五省区中小学藏语文教材编译中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 2010/10/22 16:29:00 By: 热巴格绒泽仁 ]

http://reba.tibetcul.com/110439.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56个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人类文化宝库中是举世公认的一颗光芒四射的璀璨明珠。有人说：“21世纪是藏学研究的世纪”。目前，藏学研究所、藏学研究中心等机构遍布很多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地区。藏传佛教、藏医学、历算、唐卡绘画艺术等藏族文化随着世界藏学研究的热潮而进入了许多世界名牌大学的课程设置范围。在国内，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大地告别了“文革”腥风血雨的黑暗年代，各民族在党和国家的新型民族关系中享受到了民族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藏族的语言文字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发展，在康巴、安多、西藏三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一大批母语学音、作家及大中专学生，成了藏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中流砥柱。但是，最近几年来，党和国家以及藏区的教育领导部门和机构在推进和深化“双语”教学的进程中，没能很好地考虑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传统性和重要性，在五省区（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中小学藏语文教材编译等方面使藏语文教学教材内容与藏民族丰富多彩且又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相脱离而致使藏语文教学教材名不副实，教材内容空洞乏味，教学质量严重低下，藏语文后继人才锐减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蔓延于整个藏区。鄙人就此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与分析如下：

翻开现行的五省区中小学（主要是小学）藏语文教材，我们会发现：每本书中90%的课文全是从同年级汉语文教材中翻译过来的翻译作品。这种“翻译作品”充当的藏语文教材从实质上成了汉语文的复制品，没有任何特色和价值，这种教材与其说是藏语文教材，还不如说是汉语文教材的“同步练习册”或“汉藏对照课本”。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在于它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字、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共同居住地域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特别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该民族赖于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每个民族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不尽相同的而会产生不同的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独特的审美情趣，这就决定了民族文化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而我们五省区所谓的“藏语文教材”根本上不具备上述条件。鄙人就此问题和许多中小学藏语文教师与学生进行过交流与调查研究、耳濡目染的事实告诉我们：其中90%的教师和学生共同谈到，不管是老师讲课还是学生听课，由于现行的藏语文教材内容所反映的全是汉语文化的内容，对于来自山村牧区的广大藏族儿童，这种教学教材内容从本质上脱离了藏民族的文化背景。与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兴趣爱好等背道而驰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导致教师授课觉得空动无味，学生听课感到兴趣全无，使教学质量低下，学生成绩偏下，使广大师生对藏文课及教材潜移默化地产生了一种厌学弃学的情感。记得鄙人在读小学时，那时的五省区藏语文教材就很好，其中90%的文章是本民族的文化内容，有许多课文如：《松先赞干布》、《大小宇妥》、《吞米桑布扎》、《萨迦格言》、《格萨尔传》的节选课文，《郎萨雯波》、《噶丹格言》、《和气四瑞》、《同东嘉布》、《七贤人》等课文，还有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和寓言。这些能够充分反映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性、独特的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特殊的宗教情怀和人文思想等反映的慈悲博爱的道德思想。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藏语教材中就根本不需要翻译作品了，藏语文要得到更好的普及和应用，完善与提高就必须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用翻译的形式吸收到我们的语言文字里来。藏族文化的发展同藏族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一样，深受着各民族的影响。我们伟大的祖先正是通过学习印度、中原以及西域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才有我们今天蜚声世界的“大小五明学”所组成的浩如烟海的藏文化宝库。那种“闭门造车”、“井底观天”的观念下产生形成的文化形态，只会被历史抛弃、被世界遗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即不以优越自矜的姿态出现，又不以自卑自弃的面目躲避。

西藏著名学者翔顿旦贝江村曾经说过：“学会多种语言固然很好，但若遗忘自己的母语却是可耻的”。我们在珍视和学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就必须要翻译，但是用翻译的形式来借鉴和吸收他人的先进文化，并不是说要摒弃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去搞那种“全盘汉化”或“全盘西化”，不能舍弃主干抓枝叶。如果我们的文化离开了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那它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社会根基，它就会变质或者失去特点，而成为空中楼阁。这正如历史上百废待兴的战后日本曾经舍弃日语而用别国的语言文字达十余年，以期用别国的语言文字来求得自身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有推动日本的全面发展，反而呈倒退趋势。在重重困境和危机中，他们最后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打量起自己母语的价值，结果正是母语成就了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辉煌业绩，母语抚平了他们身心的累累伤痕，让他们重又找回了失落的自信、自尊和自豪。

在我们现行的五省区中小学藏语文教材中，那些翻译作品在忠实原文，通俗易懂、保持风格等翻译标准上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鄙人认为，一个翻译家，他首先必须是个“杂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家。就藏汉翻译来说，从事这一工作不仅须具备深厚的藏语文知识，还要具备相应的汉语文水平，才能保证翻译作品的质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学内容与教材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成果的好坏。因此，在此类教材的翻译工作中，精通汉藏两种语言文字，有一定翻译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翻译人员供不应求急的状况需要解决。在此，敬请国家教委、各省藏区、州和自治区教委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编译藏语文教材时，在教材内容中多增设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广大中学藏语文教师也不能用汉语来讲授藏文课，不能把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割裂开来，切实做好藏语文的基础教育工作。

无论是民族团结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语言文字没有任何的阶级性质，它本身也就不具有任何政治色彩。毛泽东同志曾在1945年党的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帮助他们发展使用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

我国宪法和民族自治区区域法等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加大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等等法律法规。

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应当依照这些法律法规来发展我们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弘扬民族文化并非是复古与倒退，也不是“排它性”与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发现自己，发展自己，不断缩小与内地和其它民族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同时也能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号召。

在我国，像新疆、内蒙古、朝鲜族等在民族文教事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文的应用推广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朝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该州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中专（高中）学生已占总人口的30%以上，文盲率几乎等于零，是我国56个民族中文化素质最高的民族。

目前五省区的藏族聚居区基本上实行了小学和中学的“双语”化，但在局部地区，许多升学段和专业类别上，仍然存在着藏语文“派不上用场”的问题，使藏语文基础好，汉语文基础差的许多优秀藏族学生落榜而终致寂寂无名。造成学生升学率和入学率的大幅度降低，使藏语文文盲率逐年增高。这不但不利于藏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就算是在民族地区，在就业和竞争上岗等问题上，一个藏族青年干部哪怕他的藏语语文水平再高，如果他的汉语文水平低，那么他（她）就只好“望岗兴叹”，只好下岗了。相反，在藏区虽为藏文文盲而只要有点汉语水平的干部却高达80％以上。

我们希望党和国家以及有关部门进一步对藏语文给予充分的肯定，彻底地、真心实意地抛弃过去给藏族文化笼统罩上的那些“封建迷信”、“喇嘛文化”、“贵族主义”等不辨是非、一叶障目的帽子；尊重和重用藏族知识分子，给予他们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发现并培养藏族青年，使藏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能涌现出新的人物、新的成绩。

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即应有藏族文化发展的远大目标和战略决策，也应拿出具体的、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现实情况的发展和政策措施，在藏语文的应用、普及、推广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法律环境、优化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注重藏文学校的建设和藏语文课程、教学设备等的设置。拓宽藏文师资的挖掘渠道，加大藏文师资的培养力度，切实改变过去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不良状况。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为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造就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资源。

最近几年来，很多藏族有识之士、学者名流以及高僧大德为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而献计献策，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援助与扶持。如国际援助基金会副主席、英籍藏胞阿公活佛以一个藏人的慈悲博爱之心用频繁的善德捐献为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给予了很多无偿援助。在藏区，他历尽艰辛用基金建立了二十多所学校。康巴木雅的多吉扎西活佛靠多方募缘和自筹资金在木雅塔公建立了名为“西康福利学院”的孤儿学校，为来自偏远农牧民地区的广大孤儿提供了衣食住行，圆了他们的求学之梦。在四川阿坝，有很多高尚的商人，他们用自己的资金为家乡办学校、搞水利建设、修筑公路，例如阿坝商人温尔泽仁于1988年和1993年间，自己出资先后建立了两所小学。还有阿坝商人扎西嘉弥个人出资十几万元先后在西藏大学和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和中央民院等大学里设置了藏族学生成绩奖学金……

无需给语言以华丽的词藻，这些谦卑的济世教徒和平凡的商人比起那些貌似活佛大德而只为自己和家眷着想的人，还有那些虽然身居要职却只知指手划脚、独饱私囊的人就显得伟大而又伟大。这些感人事迹及人物的出现，是我们这片热土的福祉，是可喜可贺，可尊可敬的，我想就算一万次的顶礼膜拜也不能把我们的敬仰和感激之情表达完。

在我们内部，我们的民族干部和领导中没有学过母语、不懂藏语文和不会说藏语的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就不重视、不学习。有很多人甚至说“藏文无用”、“藏语文落后”等等可笑的话。他们说这些话时脸不红而心不跳，他们可能压根就不知道或者不愿承认自己的民族拥有着浩如烟海、光辉灿烂、名扬世界的文化宝库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毛主席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名言，就睁着眼睛说瞎话、说蠢话、说笑话。还自以为自己就是“开化”的，就是“进步”的。殊不知自己作为藏族的一员，连最朴素最起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都没有，反而在自己的母语脸上抹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比起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可谓差之千里。历史是无情的，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教育落后、文化素质低、科学技术落后，那么，这个民族就已经发生了会被历史所淘汰和抛弃、遗忘的危机。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我的父老乡亲，深铭雪域母亲养育之恩的我的朋友、老师以及各位领导，正如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恰好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着执拗的精神追求，有自我反省的勇气，可怕的不是危机，而是麻木”。如果我们躺在昔日辉煌历史的金床上高枕无忧沉睡太久的话，那金光也会慢慢消退；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民族和母语都不珍爱，还有资格谈得上什么爱祖国爱世界？为了我们的关系到民族荣辱兴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藏语文就是我们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金钥匙”，既要用它“锁定”我们民族的真实、全面的文化风貌，也要用它开启通往物质、精神文明的大门。让我们坚定信心、鼓足勇气，从中小学教育开始，从好的藏语文教材入手，以藏语言文字为主，汉语文和英语等为辅，在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先进的现代文化，早日走上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在世界的最高处又一次谱写新的布达拉传说，新的格萨尔史诗。

2006年5月9日


我是靠母语为生的寄生虫
[ 2010/10/23 0:23:00 By: 热巴格绒泽仁 ]
http://reba.tibetcul.com/110460.html#238842

我是靠母语为生的寄生虫
我在都市赖以苟活的粮食
是我一度丢弃的母语所赐

我的肤色我的卷发我的模样
与那洗也洗不掉的博巴血统
甚至是谨记于心的“明哲保身”
以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侥幸心理
都是用母语的拼音文字勾勒
在空木桶一般的脑袋里

假如没有了母语
我还能寄生于哪一具躯体？
假如没有了母语
在人的世界里我永远只是会说话
却无法表达心迹的哑巴
假如没有了母语
我该如何向我那河谷里
只懂得母语的妈妈述说我的苦乐？
假如没有了母语
我该如何呼唤我那来到世间才四个月的
宝贝女儿索朗卓玛？

10月19日，数千藏人学生上街挺藏语

当天，在推特上，推友@lhabu发推：最新消息：10月19日早8点青海同仁一千多名藏族学生示威游行，喊出：民族平等、语言自由。视频http://bit.ly/cjiohO 据悉，学生们举行反抗活动的理由是反对县政府关于《学校需要进行汉语教学和将藏文科目翻译成中文，并在五年内将所有藏文课目都翻成中文进行教学的改革提纲》的有关文件，当时学生们都统一高呼：“我们不同意这项决定！”


10月19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同仁县（藏语称之为安多热贡），有数千名藏人中、小学生，走上街头挺藏语。

在拉萨的我获此消息时，我的网络很“巧合”地瘫痪了。第二天，很短暂地，网络有过恢复，刚好来得及让我从推特上看到推友@lhabu 发布这一消息，从Facebook上看见藏人学生挺藏语的现场照片，也从YouTube上看到现场录像的部分片断，之后，网络又瘫痪了。

不过我所获得的信息，足以了解安多热贡的藏人学生上街挺藏语的原委，所以接受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采访。而且，获悉全球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如BBC、CNN、RFA、路透社、美联社等等。

当我的网络再次恢复，已是藏人学生上街挺藏语之后的第三天了。我因此在博客上，转帖相关图片和媒体报道情况。当然，也由此想到两个多月前，在广州，有上千广东人走上街头挺粤语。广东人挺粤语，藏人挺藏语，看上去场景相似，却不知结局似乎也相似，故而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BBC英文报道：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1581189

CNN报道：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asiapcf/10/21/tibet.student.protest/

RFA英文报道：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protests-10202010175333.html?ref=nf

RFA视频报道： http://www.rfa.org/english/video?param=value&storyId=tibet-qinghai

YouTube的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Cy6Cso_KzfM





以上图片来自Facebook。

美国之音：藏人学生游行抗议教改计划弃藏语教学

记者: 陈苏 华盛顿 2010年 10月 20日

中国青海省同仁县有上千名中学生星期二上街游行，抗议在该藏区推行一项中学停止使用藏语教学的改革试验。观察人士认为，学生的抗议显示，青海藏人的民族意识强烈，重视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上千学生抗议学校停止使用藏语教学的试验。

西方新闻媒体与支持藏人权益的组织说，参加星期二同仁县学生游行的有1000到7000人，曾经在黄南藏族自治地区当过中学老师的才让多杰估计，有5000藏族学生参加了游行。

*教改威胁民族语言 教师担心就业前景*

现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才让多杰出生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在那里有很多亲属。他曾在黄南州的泽酷县民族中学任藏文与英文教师近10年，了解青海藏区的教育体系。

才让多杰对美国之音说，青海省政府教育厅从今年开始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试行一项教育改革计划，中学中除了藏文课和英文课之外，将中学原来以藏语教学的科目，包括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地理、数学等，都改成用汉语教学，学生也要用汉语回答问题。

才让多杰说：“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老师、家长都觉得，这不但是对民族语言的威胁，而且老师们担心，这个政策会让他们失去工作，他们将会失业，因为很多老师的中文水平不太好。”

*游行者是十几岁孩子*
关注藏人权益的藏族女作家唯色正在拉萨家中。她对美国之音说，她通过FACEBOOK (脸谱网)看到，同仁县上街游行的学生们看上去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身穿校服，举着小黑板，上面写着他们的诉求，要求“民族平等”，“语言自由”。

*藏语的艰难处境*
唯色说，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肃、云南、四川各省的藏族自治州里，学生看起来有选择受汉藏双语教育的权利，可是，学生选择学汉语，就全部都是汉语教学，没有藏语课程；学生选择学藏语，则是双语教学，有些课程用汉语，有些课程用藏语，而且年级越高，藏语教学的时间越少。

唯色说，过去藏区根据民族自治法，曾经把藏语教学、把民族语言的学习提到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的趋势是，藏语逐渐被边缘化。

唯色说，选学藏语的学生在毕业后面临就业难的现实问题，即使是在藏区，不会汉语也很难找到工作：“包括我的有些朋友，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应该说他们的学位不错，但是他们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语显得在藏人的生活中地位很低，在拉萨，在康区，在青海，这些地方都如此。”

*保护民族语言 要求民族平等*

即便如此，基地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年轻的藏人仍然冒着很大的风险，走上街头，以和平的方式争取他们的民族权利。

自由西藏运动负责人斯蒂芬尼.布里格登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这些藏族年青人来说，学校是否使用藏语教学是个原则问题：“他们是藏人，希望学习并使用他们的母语。如果他们不能使用自己的语言，那将给他们的自身民族身份定位造成极大障碍。只要观察一下全球的语言运动，就能看到母语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明。”

布里格登说，数千年轻的藏人以和平游行的方式告诉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希望跟进入藏区的汉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以同等的地位，共同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

藏族女作家唯色说，2008年西藏爆发大规模抗议后仅仅两年，藏区就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者又如此年轻，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唯色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没有好好反思造成2008年西藏事件的原因而出现的局面。

美国之音打电话给同仁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不知道学生游行的事情。

同仁县的居民说，在数千中学生星期二上午走出校门举行抗议削减藏语教学试点计划的游行后，已经回到学校上课，星期三，同仁县恢复平静。


附：收到RFA关于热贡藏人学生上街挺藏语的照片8张：










延伸阅读：

如果藏人也上街挺藏语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8/blog-post_05.html

获得“新闻勇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

见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网页；美联社报道 AP report: Media group honors 4 female journalists
因中国政府不给我护照，我未能参加成10月19日在纽约举办的受奖仪式。图为其他三位获奖者接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授奖。（下载于AP）

这是在纽约举办的受奖仪式上，我通过视录像读受奖辞。（自由亚洲记者duo jie cuo拍摄）


获得“新闻勇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

文/唯色

今年4月，我收到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邮件，通知将授予我2010年的“新闻勇气奖”。这是国际上一项重要的奖项，正如来信中写到：“每一年基金会都会给世界上三名杰出的女性记者发奖，以表彰她们在困难和危险情况下，忠于职守的非凡毅力和决心。……如同你一样，得到这个奖项的勇敢女性们，往往冒着生命和事业的危险来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而在举行颁奖仪式之际，我将获奖致辞公布于此：

感谢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授予我“新闻勇气奖”。因为中国政府不给我护照，我无法前来接受这光荣的奖项，但我的心灵是封锁不住的，此刻正与你们在一起，感受来自你们的温暖和鼓励。

我并非一个传统意义的记者或媒体人，在网络时代，我将我的书籍、博客、电台专栏节目、Twitter、Facebook，以及照相机、摄像机和对媒体的发声等，综合成一种新媒体——一个人的媒体。我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新媒体，是从2008年3月开始的。

那时遍及西藏的抗议正在遭受血腥镇压，中国政府垄断所有信息，力图让世人只能听到它用巨量音响发出的扭曲之声。强权对真相的争夺让我认识到，如果作为个人不去记录和发声，整个民族的哭泣与呼喊就会消失在无人知晓的无边黑幕中，历史会被改写，记忆会被遮蔽，而我们的后人将不会知道先辈的牺牲。

当时身处帝国首都北京的我，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通讯手段，连接起覆盖整个藏地的网络，通过相识的或未曾谋面的在场者，收集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在我的博客上发布每日信息，让世界同步地知道西藏正在经历的血与火。那期间，我成为境内藏人发出声音的唯一管道，我的博客得到几百万人次阅读，被认为以一人之力，对抗巨无霸的国家宣传机器。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却不能说出他（她）们的名字，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鼓励。事实上，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充当着见证人和记录者。记得在抗议爆发的深夜，一位年轻藏人从拉萨对我说：虽然我们常常把“民族”、“西藏”挂在嘴上，可当大难临头时，往往是底层百姓不顾一切走在最前面，比我们勇敢多了。而他后来因为拍照，被拘押了五十多天。

我的博客被黑客破坏，Skype被黑客挟持，每天都像作战，经历着如同战场的风云变幻。但在支持者的帮助下，一次次转危为安，让我坚持下去。面对政治警察不断发出的威胁，我准备好了进监狱的物品，放在伸手可及之处，以待那个时刻。

那之后，我去了藏地许多地方，调查、记录和拍摄，一路被跟踪、拦截、盘查。警察限制藏人与我的接触，审讯与我交流的藏人，力图让我变成不可接触者。在拉萨时，一群闯入我母亲家里的警察带走了我，搜查我的住处，没收我的资料，只是因为北京奥运会正在进行才最后释放了我。而我所经历的这些，对于极权之下的藏人其实只是每天的日常生活。

眼下，西藏依然在发生种种不人道、不公正之事，许多优秀的人、无辜的人被逮捕，被判刑，经受着难以想像的折磨。我会把一个人的媒体一直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无权者的武器。当然，这武器由文字构成，是非暴力的，是不合作的，其资源来自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以及今日所遭受的被毁损的处境，所有这些既是抵抗压迫的力量，也是我决不放弃、决不妥协的理由。而来自各方面——包括你们的支持，永远是我的勇气之源。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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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辞的英文译文（感谢A.E. Clark 先生的翻译）：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2010
A c c e p t a n c e S p e e c h
Tsering Woeser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for its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give me a passport, I am
unable to come and accept this honor in person. But my spirit cannot be locked away,
and I feel I am with you now, touched by your kind encouragement.

I am not really a journalist or media perso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n this Age of the
Internet, I have taken my books, my blog, my regular commentaries for radio, Twitter,
and Facebook—as well as a camera, a camcorder, and the interviews I give reporters—
and combined them into a new medium: a one-person medium. I began deliberately
using this approach in March of 2008. At that time, protests which had spread across
Tibet were being violently suppressed,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using its
monopoly on information to make sure people could hear only its distorted account,
blasted at high volume. The might of this world was asserting its power over the facts,
and I realized that unless I could find some way, working by myself, to record what was
happening and get the news out, the anguish of an entire people would vanish forever
behind a veil of darkness. History would be rewritten; memories would be buried; our
descendants would never know the sacrifices their ancestors had made.

I was then in Beijing, the imperial capital. Us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ools of
communication, I contacted people on the scene and wove a network that covered all the
Tibetan lands. Some of my sources were acquaintances; others I had never met. With
their help I gathered factual account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each day posted the
information to my blog so that the world could know, in real time, how Tibet was being
engulfed in blood and fire. At that time I was the only channel through which Tibetans
inside the PRC could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my blog received several million hits,
as the work of one person standing against the propaganda machine of a colossal State.

I want to thank these friends of mine, though I cannot mention their names; we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through those hard days. Though we found
ourselves in different places, we had all become witnesses and reporters at the same
epochal moment in history. I remember what a young Tibetan told me from Lhasa late
one night, just after the protests erupted: “Although we often have the words
'nationality' and 'Tibet' on our lips,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it's usually the humblest
stratum of the common people who take the risks and step out in front. They're a lot
braver than we are.” But in fact this young man was seized for taking photographs and
was detained for nearly two months.

My blog was destroyed by hackers and my Skype account was hijacked. Each day was
like combat, with events in constant flux as on a battlefield. Again and again, my
friends helped me keep going. In the face of constant threats from the political police, I
packed a small bag with articles I would need in prison and kept it within reach.

Later I traveled through the Tibetan region taking notes and pictures. The entire journey
I was followed and repeatedly intercepted and questioned. The police limited my
contacts with Tibetans and interrogated any who had dealings with me. They were
trying to make me someone no one would talk to. While I was in Lhasa, a squad of
police raided my mother's apartment and took me away after searching my room and
confiscating my materials. It was on account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which were then
underway. Eventually they let me go. This experience is actually not unusual for
Tibetans living under dictatorship.

Even now, every kind of inhumanity and injustice is still being visited upon Tibet.
Many outstanding people, innocent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and sentenced and are
suffering unimaginable torment. I will keep my one-person media operation going, for
it is the weapon of the powerless. To be sure, this weapon consists of the written word;
it rests on principles of nonviolence and noncooperation; it draws its energy from our
religion, tradition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broken condition to which we have been
reduced; these provide the strength with which we resist oppression and are the reason
why I will never give up or compromise. The support that comes in from every side,
including from you, is a lasting source of my courage.

Tashi Delek!

August 28, 2010
Beijing

刘晓波先生说：“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如图所示，这是2009年3月10日，一些年轻藏人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城举行抗议：在细雨中，他们躺在地上，每人举着一幅“失踪者”的海报。有6位“失踪者”，都是北京的囚犯，除了4位被判刑、囚禁的藏人，还有两位汉人：刘晓波和胡佳，他们在维护人权的言行中，多次为西藏问题发声。当时，参加抗议的藏人Tenzin Jigdal说：“这六起案例让我对藏汉人民不能自由表达的苦境备感痛心，中国政府应当尊重藏人和藏人的愿望，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人民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不是拘禁他们。”


刘晓波先生说：“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文/唯色

当北京的友人发来短信“他获奖了”，是10月8日下午，我正在快要到达拉萨的火车上。我明白这意思是，我们所熟识的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当即给他的妻子刘霞发去祝贺的短信，但她是否能收到不得而知，因为我又致电给她时，她的手机已被关机。于是，我给许多友人——藏人，汉人，驻北京的外媒记者——发去同样的短信：“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而欢呼！”

与刘晓波先生认识多年，其实从未这么相当有距离感地称呼过他。犹记得某个深夜，他那有些结巴的声音从Skype传来，邀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出于对他的信任与敬重，出于感念长期以来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不加迟疑地签名了。不久他从家中被抓走，而一年后，阴霾遮天的圣诞节，他被重判11年。当国际媒体的记者问他的妻子刘霞的心情，刘霞的回答令人难忘：“我觉得他一天都过重，别说十一年了，这是因为完全没有道理。”

在此，我需要简单介绍刘晓波先生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首先要说的是，在2008年3月爆发遍及全藏地的抗议之后，中共当局以强势镇压，致使藏地局势恶化，中国30位知识分子联署向中共当局提出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建议，不但在中国国内获得民众响应，也在国际上引起相当关注，并带动近三百位各国藏学家和学者联名写信，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而刘晓波先生正是12点建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他还撰述了相关文章，在《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中写到：“中共唯物主义，不理解宗教信仰之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意义，也就无法理解达赖喇嘛对于作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圣意义，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不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汉族强权的最高象征。对于一个虔诚民族来说，四十年见不到自己的神，等于剥夺了藏人的核心价值；指控和诋毁达赖喇嘛，等于用刀剜藏人的心。”

在《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中，他写到：“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

在另一篇文章中，刘晓波先生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要想真正达成‘汉藏大团结’，汉人就必须学会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办法，就是让雪域之魂达赖喇嘛回家。”

对于我而言，2004年，当我因为一本关于西藏的散文书而遭到当局的惩罚时，刘晓波先生及时地为我声援，写下《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指出“藏传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远而透明的阳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中共无神论则是僵硬而阴暗的，如同秦陵里埋葬了暴君尸体的黑暗墓穴，强权暴力是其得以维系的主要手段。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个老大政权的之间的对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间的对抗，也是坚守尊严和羞辱尊严之间的对抗，更是柔性的信仰与僵硬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吓、后镇压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一样，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在此，向名至实归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将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去拉萨神圣的寺院，为他早日获得自由而祈祷！

2010-10-15，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那年的3月10日被抽走了

图为我从旧书网上买到的《西藏日报》1989年3月合订本，其中从3月1日到3月31日的报纸中，独独缺了3月10日的报纸，为什么？


这两张图片分别为合订本上，3月9日与3月11日的报纸。

那年的3月10日被抽走了

文/唯色

中国古有“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今有远远超出“焚书坑儒”与“文字狱”许多倍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甚至亲口说这些典故与他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幸存下来的文字，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一概都是珍稀之物，值得保存。因为它们意味着真相。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真相，可即便是局部的、片断的真相，也堪称重要。经受过共产党专制戕害的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现代科技的进步常常会为这样的斗争助力。不一定有意为之，而这也是极权的恐怖力量不可能无所不能的佐证。当然，极权会利用科技迅速地亡羊补牢，正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修筑在互联网上的“长城”之墙，企图实现的就是消灭真相的目的。与此同时，对墙内的防范和禁止也是相当严厉的。如今年8月，在网上看到“关于坚决禁止上传违禁图书和卖家自查店内书籍的公告”，来自一个出售旧书的网站，很巧合的是，这之前我恰巧从这里购得十多本有关西藏的旧书。

公告中所声明的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包括涉密类、违禁政治类、非法宗教和迷信类等六大类，不可谓不详尽。不过我所购得的旧书似乎不在这六大类当中，属于漏网之鱼，但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因其掀开了历史上的黑幕一角，多少可以让我们窥见被遮蔽的真相，为此有必要介绍其中几本旧书。

最旧的是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为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地质组于1951-1953年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然是与毛泽东派往西藏的军队一起进入的，从昌都地区、怒江流域及藏北湖区、波密及工部地区、拉萨地区、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等步步深入，绘制地图，采集标本，标注矿点，而这本公开发行的开矿指南，必定为持续半个世纪的、对青藏高原地下资源的疯狂开发作出了贡献。

另一本是1968年由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汇编的《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这对于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去调查西藏文革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份迟来的宝贵资料。在官方的有意遮蔽下，有关西藏文革的资料奇缺，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存在。如果我在当时的写作中找到这份资料，将为不少历史事实提供确凿的证据，如周恩来、江青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对西藏文革巨细无遗的指示，证明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破坏源自何处。

然而我特意购买的《西藏日报》1989年3月合订本却非常戏剧性。据外媒报道，这年3月7日，中共下令对拉萨地区实施戒严，《西藏日报》上刊出自治区一把手胡锦涛头戴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一起出现在拉萨街头的照片。而这本来自某中学图书馆的合订本，我原以为会在其中找到这张连网络上也没有的照片，可是翻来覆去地查看，除了3月10日，其他日子的报纸全都完整无缺，但也都没有这张照片，这是否表明，正是3月10日这天的报纸上刊出的有这张照片，因此早已经被从中抽走？那么这是谁干的？是网站卖家，还是官方的文宣系统？一张历史照片消失得如此彻底，一桩历史真相被过滤得如此干净，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在《西藏日报》1989年3月合订本上，3月10日被抽走了。

2010/10/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但是，又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被捕了

就在获悉著名藏人作家扎加（学东）在被拘押半年之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被准许回到家中的时候，却又获悉，又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被捕了。

这位藏人知识分子名为达瓦，是安多阿坝人，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一所学校任教师，并为藏文杂志《时代的我》编辑及撰稿人。

他被捕的时间是10月1日的“国庆节”，地点在成都。目前状况不明。

他被捕的原因，目前尚还不知，据有关人士称，与他编辑《时代的我》有关。而该杂志的另外两位编辑布旦（笔名布达）、尕让云巴（笔名噶米），已于今年6月和7月被捕。

达瓦家中有两个孩子，妻子在县城经营一家书店。达瓦被捕后，书店被当地警察抄过，并遭没收。

达瓦曾于2008年3月16日被捕，并被拘押数月，被认为是在当地发起焚烧动物皮毛服饰运动的带头人之一。

呼吁各界关注、声援！


延伸阅读：

最新消息：扎加（学东）取保回家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10/blog-post_15.html

致“国庆节”——最近被捕的三位藏人作家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10/blog-post.html

最新消息：扎加（学东）取保回家了！

图为今年4月间在西宁被捕的著名藏人作家扎加（学东）。

今年4月间，著名藏人作家扎加（学东）在西宁被捕，深陷囹圄半年后获保释，准回家。

扎加的律师李方平证实，昨天（2010年10月14日）下午，扎加获得取保候审，现已回到家中，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好。

虽然具体原因还不清楚，但从公安局七月中旬告知家属请律师，意味马上要移送检察院，到现在的取保，中间肯定经过了重大决策改变。

“没有伤口的痛处”

这篇文章，我是应英国杂志Index on Censorship（查禁目录）的约稿而写的。已译为英文，最近发表在http://www.indexoncensorship.org/2010/09/smashed-hits-2-magazine。

英文译文，据告翻译得很好，见下，以及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10/10/tradition-in-protest-woesers-article.html/。


“没有伤口的痛处”

文/唯色

扎西东知是一个牧民歌手，在2008年以前，确切地说，直到在图伯特的历算上被称为土鼠年的年底，我才听说。而许多人跟我一样，也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才知道他。我很惊讶，他不过二十多岁，但他为那场遍及图伯特的抗议而唱的歌，不但讲述了2008年，还讲述了1958年，整整五十年来博巴（藏人）所蒙受的苦难。一位刚从兰州的大学毕业的安多青年，为我记录了歌词，并不长，但每一句都像炸弹。难道不是吗？好像没有哪一位境内的博巴歌手，这么明明白白地唱到：

在公元1958年，
黑色的敌人来到藏地；
喇嘛被关进狱中，
那个年代我们深感恐惧。

在公元2008年，
博巴遭到无端殴打；
地球上的平民被屠杀，
那个年代我们深感恐惧。

我反复地听过名为《1958-2008的恐惧》这首歌。扎西东知弹拨的琴声清脆悦耳，吟唱中饱含回忆的痛楚，以及与他的年龄不相符的苍凉。有一位北京音乐人，去过拉萨，也去过安多和康，似乎更偏爱安多和康，因为那里的弹唱让他入迷。他好奇地说，意大利的曼陀铃这种乐器，在图伯特的流行程度恐怕超过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有不计其数的博巴弹得一手好琴。是啊，不止在辽阔的乡野可以听到，连寺院的僧人也常常自弹自唱，不少人自己掏钱印制并不精致的唱片，这显然意味着无与伦比的热情。曼陀铃已经在藏语中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咚兰”。甚至乐器的样子也变了，被博巴歌手们装饰得五彩缤纷，充满本土元素，结果是，这舶来的曼陀铃变得像是从来就属于图伯特。

有人给我传来了扎西东知的照片，看上去，这个有着细长双眼、圆脸庞的青年很时尚，因为他把头发染黄了，还穿着黑色的猎装。据说他以前歌唱的是爱情和家乡的风光，那么当他像鸟儿一样发出的鸣叫，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他会不会成为狩猎者的目标？听说他真的被囚禁过多日，如果他因此不再发声，我一点也不奇怪，在枪口下紧闭嘴巴毕竟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不少有着动听歌喉的男人和女人，转而变成了浓妆艳抹的伶人或者红色的高音喇叭，于是被赐予了炫目的荣华。扎西东知却没有像那些人那样阉割自己，当他再次歌唱的时候，不是一首，而是十三首，组成了专辑《心中的伤痕》，足足印了五千张之多，在安多的许多地方都被争抢一空。于是以演唱、传播“反动歌曲”为罪名，他家乡的警察准备抓他，大概走漏了风声，新婚不久的扎西东知弃家而逃，但戏剧化的是，数日后，他在省会西宁的一家火锅店里，与朋友们推杯换盏的时候，被风尘仆仆的警察逮住了。

有人，是的，是他的一位亲戚，在一座有名的寺院当阿卡（僧人）。阿卡会上网，通过Skype告诉我，这十三首歌曲已经放在了网上，每一首都有扎西东知徜徉在高山上或草原上弹唱的镜头。“他穿上藏装真好看，像个明星”。阿卡突然露出欣羡的语气，让我转悲为喜。我很想知道扎西东知唱的是什么，阿卡于是又听了几遍再为我讲解，而那些旋律相仿的弹唱穿过无限的空间被我听闻，就像是在这秘密的时刻，我们一起担当着共同的命运。我不禁为这样的歌词哽咽欲泣：

我没有见过达赖喇嘛，
想到这，我是一个苦命的博巴。

我没有参加2008年的抗议
想到这，我是一个无用的博巴。

我没有举起雪山狮子旗，
想到这，我是一个无用的男人……

网络的力量是惊人的。远在北京的我，虽然很难寻求得到在图伯特已被查禁的唱片，但还来得及从网上分享扎西东知的歌声及形象。年轻的博巴们写下留言，赞美他是民族的勇士，慨叹他的勇气，不过随着他的消息被外界获悉并被报道，这些歌曲都被删除了。这时候，我遇到一位在印度学习的博巴，好像是阿卡介绍的，我已不记得。而他就像是专门为了翻译扎西东知的歌才出现的，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说来真是神秘。他把其中两首歌译为中文，谁看见了都会为之动容。我仅摘录这样的片段：

长者永去无回的悲痛，
民族之间逐渐决裂的悲痛，
图伯特永不见自由的悲痛，
这就是我的痛，
没有伤口的痛处……

从小在草原上放牧牛羊的牧民歌手扎西东知很快就被严惩了，他被判处劳教15个月，押回了过去生活着游牧部落的家乡。一天，一位多年不见的同族友人来看我，他是优秀的母语诗人，以诗为马，奔驰在异乡。但我没想到他也是扎西东知的亲戚。而他口中的扎西东知，那简直就是一个顽劣青年：喜欢在小饭馆饮酒高歌，喜欢在草地上追逐姑娘，甚至，因为唱了《1958-2008的恐惧》而被拘留又获释后，在众人欢迎他的宴会上，与一位年龄相仿的朱古（俗称活佛）喝醉打架，头上还是哪里被缝过几针，“呵呵，他现在是英雄了，我在西宁街头博巴卖唱片的摊上问，有没有扎西东知的歌儿，小贩在确定我不是警察或者便衣之后，会拿来一个大口袋，里面就有他的唱片，当然是复制的，很多。”友人不无得意地对我说。



Performing political songs can lead to severe punishment in Tibet.
Woeser celebrates a singer who is not afraid to confront taboos.

"Tradition of Protest"
Until 2008, I had never heard of Tibetan singer Tashi Dhondup. Like many others, I first became aware of him because of one particular song about the protests spreading through Tibet. It described not only 2008, but also 1958 – the entire five decades of Tibetan suffering. The lyrics were short, but each line was explosive. What other Tibetan singer within China’s borders has sung so plainly?

The year of 1958
Is when the black enemy entered Tibet
Is when the lamas were put in prison
That time was terrifying ...
The year of 2008
Is when innocent Tibetans were beaten
Is when people of the world were massacred
That time was terrifying.

I listened over and over to that song, ‘The Terror of 1958–2008’. The accompaniment Dhondup plays is crisp and pleasant, his voice full of painful memories and a desolation beyond his years – he is in his 20s. A friend of mine in Beijing, who is a musician, told me that he preferred Amdo and Kham to Lhasa when he visited Tibet, as he was enchanted by the mandolin- accompanied singers. He said that the mandolin – which originated in Italy – seemed to be more popular ther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ith countless skilled Tibetan musicians. You hear it played not only in the countryside, but also by monks singing in monastery courtyards. Many fund their own simple recordings, a sign of real passion. The mandolin is now known by the Tibetan word dranyen, meaning guitar or lute, and instruments are
decorated with bright local colours and motifs. Tibet has made the instrument its own.

Someone sent me a photo of Dhondup. Round-faced, with long narrow eyes, he appeared fashionable, dressed in black hunting gear with lightened hair. Apparently he used to sing songs of love and home: now that he was breaking the silence of a dark night, would he become a target for hunters? I heard that he was once detained and I would not have blamed him for opting to fall silent – falling silent at gunpoint is normal for us now, with many talented singers opting to stick to traditional songs and propaganda in exchange for fame. But Dhondup chose not to castrate himself that way – the next time he sang it was not one song, but 13. The album Scarred Heart sold 5,000 copies, selling out in many parts of Amdo. Tipped off that the police were preparing to arrest him for perform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reactionary songs’, Dhondup fled his home. He had just got married. Several days later, the road-weary policemen caught up with him in a Xining hotpot restaurant as he was drinking with friends and detained him.

One of his relatives is a monk at a renowned lamasery. He ha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old me over Skype that the album was available online, with videos of Dhondup singing on mountain-tops and grasslands. ‘He looks great in Tibetan clothing, just like a star.’ His admiring ton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I really wanted me, as if at a secret time we were burdened with the same fate. The lyrics brought tears to my eyes.

I’ve never seen the Dalai Lama
So I feel that I’m a poor Tibetan
I didn’t join the protest in 2008
So I feel that I’m a useless Tibetan
I didn’t hoist the Snow Lion
So I feel I’m useless even as a man.

The recordings banned in Tibet are of course not to be found in Beijing, but I could hear and see Dhondup online. Young Tibetan commentators praised him as an ethnic hero and applauded his courage. But as news of Dhondup reached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ports started to appear, the songs were deleted. At this point I met a Tibetan who had studied in India. It seemed as if he had appeared simply to translate the lyrics – I never heard from him again, very mysterious. He translated two songs into Chinese, and anyone hearing them could not fail to be moved. I noted down this passage:

The sorrow that a man of the Holiness doesn’t return home
The sorrow that my fellow became separated
The sorrow that freedom doesn’t come to Tibet
This is my pain without a wound ...

This is considered a reactionary song. I remember at the end of 2008 the deputy head of the Lhasa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nounced the arrest of 59 ‘rumour-mongers’ for ‘inciting ethnic sentiment’. These particular rumours were spread by ‘illegally downloading reactionary song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public on CD and as MP3 and MP4 files’. But this may confuse many – the concept of ‘reactionary songs’ is not a common one. It has its own unique meaning. As a Chinese commenter once said: ‘Many ask what totalitarianism means, but it’s like asking what rain means – it’s hard to express, but you know when you’re caught in it.’ So when a Times reporter asked me what constituted a reactionary song, I could easily list at least ten. Perhaps she was only surprised by the strict ban on songs that merely mentioned our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Straight-talkers like Tashi Dhondrup are rare, but he dared to sing:

Your holiness Dalai Lama
Please no longer be a wanderer
There are many pious people in Tibet
We are always waiting for you by the side of your throne.

Other reactionary songs are more oblique, using a white tower or golden sun to refer to the Dalai Lama. If we view reactionary songs as a product of the past 50 years, it has clearly already become a tradition: a tradition of protest, a tradition of not submitting, a tradition that spreads endlessly. Many of these songs are written by Tibetans in exile, but also by those within China’s borders – at all times and in every region, not just today or only in certain cities or villages. Some songs are blunt and immediately banned, some more subtle and so tacitly allowed to circulate. It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topic for an academic study. But for us – that is, for my generation – memories of reactionary songs go back to the 1980s, such as these popular lyrics from 1989:

We haven’t bought India
Nor sold Lhasa
The Dalai Lama is not homeless
The Norbulingka will be yet more splendid
We Tibetans are looking forward
And in one or two years
We’ll return in freedom

I’ve been told that normally servile Tibetan cadres from the local Academy of Sciences once got drunk at a festival celebration and choked back tears as they sang these words.

It seems normal to us now when the authorities stamp on reactionary songs. But only in Lhasa did they arrest as many as 59 at once for distributing music, and I heard they were mostly students. What was the purpose? Were they so angry at the popularity of these songs that a major arrest was necessary to serve as a lesson to the rest? Or could they not come up with any ‘splittists’ and had to make downloading a few songs of home and the Dalai Lama into a major crime? Or are those who rely on the ‘anti-splittist’
struggle for their living, creating enemies for the great Party?

Dhondup was swiftly punished – sentenced to 15 months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and sent back to his home village, once populated by nomadic herders. One day a Tibetan friend of mine, whom I hadn’t seen for a long time, came to visit me. He is a fine poet in our native language and has travelled widely. But I had no idea he was also related to Dhondup. However, the Dhondup he spoke of was a wayward youth who liked to get drunk, sing, and chase grassland girls. At a meal to celebrate his release from detention for singing ‘The Terror of 1958–2008’, he even needed stitches after a drunken fight with a young Rimpoche (reincarnated Tibetan lama). Not without pride, my friend told me: ‘He’s a hero now. When I ask at roadside stalls in Xining if they’ve got his songs they make sure I’m not police or undercover, then pull out a big bag full of his recordings. They’re all copies of 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