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一）：跟随父亲的影迹
罗四鸰 2016年8月31日
藏人作家唯色返回拉萨，用父亲当年的相机，在他文革时拍照的地方再做拍摄，形成对比。拍摄中，她感到“文革并未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1999年，藏人作家唯色读到从海外传到拉萨的一本书《天葬：西藏的命运》，于是把她随解放军入藏的父亲遗留的一批底片寄给了从未谋面的该书作者王力雄。王力雄看过后认为太过珍贵，写信给唯色说：“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而是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在王力雄的帮助下，唯色开始恢复这些“西藏记忆”，带着照片在拉萨穿街走巷，寻找、采访照片中的人。2006年，《杀劫》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同时出版口述史《西藏记忆》，其中的口述者正是与唯色父亲的照片相关的23人。这两本书成为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此时，唯色与王力雄已结为夫妻。
自2012年起，连续三年，唯色每年从北京返回拉萨，用父亲当年用过的相机，在40多年前父亲拍摄之处再做拍摄。今年5月，这些照片及补充的一万多字收入《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这本书集合了唯色父亲泽仁多吉于西藏文革期间所拍摄的近三百张照片，以及唯色依据这些照片从1999年起，在拉萨、北京等地访谈70多人，历时六年多所做的调查、采访所写的十余万字。
“杀劫”二字是藏语“革命”一词的谐音，藏语“文化”的谐音是汉语“人类”二字。藏语“文化革命”念起来就像汉语“人类杀劫”四字——这正是《杀劫》一书的主旨。《杀劫》之后的西藏又是怎样的呢？唯色拿着父亲的相机重返现场，依然发现文革在其中的延续。
2016年5月7日晚，《杀劫》文革50周年纪念新版发布会在台湾诚品书店举行，邀请唯色越洋连线参加。在发布会开始前半小时，数名北京国保突然簇拥门外，要求唯色放弃。靠着国保尚未掌握的一个移动网络，唯色在发布会伊始做了发言，随后那唯一的网络也被掐断。发布会嘉宾之一王丹撰文写到，这“成了新书发布会的一个精彩而具有像征意义的插曲。这个插曲，其实凸显了唯色的《杀劫》这本书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的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一个是文革问题，而这本用大量图片揭露西藏地区的文化在文革期间如何受到摧残的书，一举把两个敏感问题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中国安全部门如此大动干戈”。
唯色，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文革时出生于拉萨， 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与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她母亲为卫藏贵族的女儿，而她父亲泽仁多吉（汉名程宽德）是混血儿（祖母是康区藏人），他少年参军，在文革期间因部队里派系斗争激烈而受到整肃，被调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驻军单位，20年后才回到拉萨，于1991年去世，去世前为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唯色曾在西藏东部康地及中国汉地生活、学习20年。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就职甘孜报社任记者兼编辑。1990年春天重返拉萨，至2004年6月，就职《西藏文学》杂志社编辑。2003年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中国当局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遭查禁，由于拒绝承认错误，一年后被解除体制内的职务。现为独立作家、诗人，居北京、拉萨二地。
唯色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网络电话和电子邮件接受了采访。采访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这本书中的照片大概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答：新版最新收入的20多张照片，是我用我父亲的相机，站到他当年同一角度再拍。其余近300张黑白照片都是我父亲拍摄的，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后期也有一些。相机是蔡司伊康（Zeiss Ikon）。1950年代中期，我父亲是解放军少尉，用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尼泊尔人开的小店买的，他爱拍照，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问：为什么你父亲可以拍到这些照片？
答：先说我父亲的身世。1950年初，毛泽东派军队进入西藏，经过我父亲的家乡德格，位于今天中国行政区划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我父亲被他的汉人父亲送去入伍，当时他只有13岁。我父亲的母亲是当地藏人。文革时，我父亲在西藏军区政治部，是一个副团职军官。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解放军在西藏的权力至高无上，西藏一直是军管。我猜测因为他解放军军官的身份，所以他拍照的时候也算有特权。我父亲是职业军人，特别遵守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很严格，连发的笔记本都要上交，每一页都编了号，一页不能缺。他拍了这么多照片，如果是受命拍摄，肯定要将照片及底片全都上交。但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下来了，说明不可能是军区派的任务。
那个年代，拥有相机的人很少，有相机又有机会去拍摄公共事件的人就更少。当时在西藏的媒体有几家，新华社驻西藏分社、《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片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西藏军区主办的《高原战士报》等，在西藏文革期间很活跃，拍纪录片，拍照片，写报道。但在当时的报纸、画报上，却看不到一张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查过1966至1970年的《西藏日报》，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杀劫》书中，我父亲拍的一张在帕廓街游斗旧西藏贵族、高僧的照片，出现了三个也在拍照的人。其中两人后来被认出，一个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一个是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这说明除了我父亲之外，当时还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不过他们都没有把照片拿出来。其中有三四个摄影记者后来被官方称为西藏最权威的摄影家，称他们拍摄过西藏许多重大事件，如解放军进藏、所谓的“民主改革”、中印战争、人民公社化等等，甚至包括西藏文革。他们拍的许多照片都公开了，但涉及西藏文革，只有几句文字叙述，却没有提供照片。最近看到有两三张西藏文革照片出现在网上，但都不是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父亲不是官方任命的摄影记者，我认为拍摄这些照片是他个人意愿。
问：你父亲保存下来的西藏文革照片大概有多少？
答：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分为两个时期：初期集中在拉萨拍摄，约300多张；后期因我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去了藏东康区，这时期的照片大约也有数百张。我用在《杀劫》一书中有近300张照片。主要分为五个内容：1.砸烂旧西藏：包括“破四旧”即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2.造反者的内战：指在西藏的两大造反派的活动；3.龙在雪域：指中共军队是西藏的最高权力，从城市到乡村、牧场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叛者大开杀戒等；4.毛的新西藏，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办人民公社，以及对毛的个人崇拜；5.尾声，指的是文革结束。
问：主要拍的是什么内容？
答：集会和事件比较多，集会都是那种大型的群众性场面，如数万人庆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件这部分，如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一方面最能展示文革对西藏的浩劫，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人，包括当时中共在西藏的领导人、拉萨红卫兵的创始人，各种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以及被批斗的旧西藏的贵族、僧侣、官员。我所做的调查和采访也是在这方面花的力气最大。而这些人的故事使照片凸显了价值。我没有细数照片上有多少人，人还是比较多的。我花6年时间采访了跟照片有关的70多人，藏人居多，也有汉人，还有回族人。
问：你父亲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目的？
答：两个月前，我还和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写《杀劫》时，我经常想：他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为什么要保存下来？我父亲是很细心的人，每张底片都放在专门装底片的袋子里，并有注明。而这批记录西藏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底片与照片，我父亲是单独放在一个箱子里的。我从小见过这些照片，印象深刻。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就是喜欢摄影，看到什么都会拍。不过我认为不尽如此，否则他没有必要专门保存。但我父亲去世时我25岁，沉迷于诗歌和文学，不关心这个话题，也没有和父亲讨论过。这可以说是一个谜吧。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拍摄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就像站在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认为，他拍摄以及悉心保存还是有想法的。
问：对比你和你父亲在同一地点拍的照片，有什么不同？
答：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同一地点，并且是在40多年后的间隔拍摄，当年的场景都没有，照片看上去似乎单调，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而且对比这些照片，还是能看到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我父亲在1966、1967年的布达拉宫前拍过文革集会，红卫兵和解放军的游行； 2012年我在此处拍摄时，因为那年5月，拉萨发生了两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当局所实行的类似种族隔离的政策更加严苛，对藏人，尤其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藏人严加防范。这种防范虽然始于2008年3月遍及全藏区的抗议发生之后，到了2012年更加严重。我拍照时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广场上布满了黑衣人，背着一把雨伞，遇突发事件用来遮挡拍摄，呈纵队间隔排列，密切注视经过或停留的人，禁止席地而坐，蹲下都不允许，否则就会被赶走。
又比如，2014年我在大昭寺前站在我父亲拍照的位置，他那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红卫兵正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大昭寺顶上，五星红旗也插在那里。而我虽然没有看到挂毛像，却看到五星红旗依然插在原来的位置上高高飘扬。虽然有很多信众在磕长头拜佛，但也挤满了游客把这些磕长头的信众当作奇观来观看。同时，在大昭寺斜对面的房顶上，布置有武警的狙击手。从2008年起，大昭寺周围的房顶上就一直有持枪的狙击手。与文革时相比，那时没有信徒磕长头，寺院也被砸了，而今天似乎香火很旺，信徒可以进寺拜佛，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信仰还是受到控制、监视和防范。加上那种商业化的旅游，缺乏尊重的游客把藏人当成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拉萨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事实上，今天这样场景的含义更丰富也更复杂，但和我父亲看到的场景有一种延续性。尤其是，走在拉萨的很多地方都能听到重新编曲、填词的文革红歌在大声播放，那种荒谬感与错位感会特别明显。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强烈感觉到这一点：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问：中共官方是如何叙述西藏文革的？
答：完全是空白。王力雄在《杀劫》的序中说：“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而且，不仅在官方历史中是空白，在文革研究中西藏文革也是空白。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只有8篇；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了31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4种。
我曾从西藏文学编辑部开过证明去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负责人说从1966年至1971年出现断层，这几年只有三份材料：1.1966年初期关于西藏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2.1968年~1969年西藏区党委常委会的记录；3.1971年区党委书记任荣的一份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而且这三份材料只有区党委的常委才能查阅。我当时还找朋友帮忙，去《西藏日报》仓库借了1966年到1970年的《西藏日报》合订本，全部仔细看了，其中重要的也复印了。如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的第一版上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红卫兵“破四旧”，虽然有红卫兵走在街头的照片，却没有展示他们是如何“破四旧”。
也即是说，这些报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际的大图景，但弥漫、渗透其间的腥风血雨在怎样的红色暴行之下演绎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悲剧，却不见于官方的表述，唯有当事人的回忆尚能承负起见证的使命。而我父亲在现场拍摄的这批照片，正如后来有评论认为，《杀劫》和《西藏记忆》这两本互为表里的书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并被评价“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两本书只能算是开始，我所做的其实还很表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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