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十三世尊者达赖喇嘛

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唐丹鸿

1895年，西藏政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当我们祖传的支柱和每一座古堡/在内部日渐剧烈的旋风中动摇/那一代，困在沉重的经页下/一遍遍吟诵六字真言，日渐老去……”【1】，古老的雪域面对着一个歧路纷呈的转型帝国。

鸦片战争以降的连串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割地、赔款等刺激，羞辱了这个笼罩在天下朝贡的幻觉中、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的帝国，也激发了帝国朝野对疆域和边疆事务的关注，华夏社会精神分裂了：满人大皇帝有了两种身份，或衰败无能的外来征服者，或须立宪改良的君主。版图也成了两个：或中国本土十八省，或兼并帝国“藩属”的领土。人们热议时政思路纷繁：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西学实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谋求民主开设议院、民智未开不适合民主……洋务运动给官僚和商人们带来了从交通、矿冶、电讯、铁路、邮政、纺织、教育等方面开辟财源的新思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上下相维”的政商利益纽带开始联结。内外战争的大量糜费和巨额赔款，使帝国财政漏卮难填，陷入了空前危机，谭嗣同和康有为还想出了把西藏、新疆这些“荒远之地”贱价卖给英国和俄国，用卖来的钱还外债、筹措变革经费的主意。这是一个沉浸在战败国屈辱、沙文民族自尊、图强振兴狂热、以及受害妄想乃至歇斯底里的世纪之交。

一、外敌威胁与旁伺之心

大英帝国不但对打开中国大门感兴趣，也相信敲开西藏大门通商贸易会有丰厚利益。由于满清宣称西藏是宗主国（藩属），一般认为“母国”握有宗主国外交权，在鸦片战争以后到1893年的三十多年间，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了几个关涉西藏的条约【2】，包括英国人可进入西藏考察、划定西藏-锡金边界和一些通商规定。这是有史以来，西藏的外交事务在自己并不知情中被一个外部政权插手。满清与英国签订这些条约，意在其所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得到“国际承认”。但这几个签约都遭到了西藏严正拒绝。西藏政府坚持清政府无权签署任何有关西藏的条约，不许英国人入境，不承认满清与英国划分的西藏-锡金边界界碑，派藏军驻防。满清无法让西藏人服从，更担心英国直接跟西藏打交道，分别以承认英国吞并缅甸、承认锡金是英国保护国作为补偿和交易【3】。

就在满清用帝国签约分赃的“外交手段”，签下“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通商等条款，争取其“拥有西藏宗主权”获得另一帝国承认期间，最早的“英国威胁论”出现在了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牍中：“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川藏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四川总督丁宝桢并非太爱国而紧张过度，而是在“强兵御侮”的时代氛围中，更诱人的是各省督抚们可自定营制饷章，权钱双收。丁宝桢以英国威胁作为扩充军需、加强四川边防的理由，但满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和清廷的判断是：“英人惟利是图，所称专为通商尚属可信”，认为英国人的入藏要求不过是利之所趋，对中国并无威胁。清廷甚至下令川督丁宝桢裁军减勇“以节糜费”，根本未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西南边防危机”联系起来【4】。

随后的1891年，中国民间也有地理风水学家和一些文人秀才，开始在介绍域外地理风物的丛抄里，“关注藏事”，卖弄他们替帝国操心的“筹藏方略”，认为西藏紧邻英属印度，英国人有假道西藏威胁中国的可能。文人们比川督丁宝桢更激进，提出“当务之急是派重兵入藏，以防强邻入侵”，“不如未雨稠缪，固我藩篱、绝其窥伺”，“不若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还提议“设拉萨巡抚、总管全藏”、“设川藏总督、统管川藏”【5】。

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在签署交易西藏的条约，四川督抚在思谋募勇筹饷的借口，华夏的风水文人在指点“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当西藏人相信“和英国人接触密切会损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6】”时，大清帝国的旁伺之心更为危险和迫切：

恰值西藏最高统治者、19岁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承担国家重责的1895年，在他的施主满清皇帝统治的国家，正在酝酿一场政治经济变革。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他前一年还考虑卖掉西藏“可得善价供新政用”，此年正像智多星一般递呈各种变革奏折以博光绪青睐。《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列举了一系列珠光宝气、玲琅满目的“利源”：“西南各省有金刚钻，和阗、西藏、川、滇有白玉、翠玉、碧霞、玛瑙、水晶、五色宝石，其他砚石、纹石、大理石、像石、浮石”，“哈密葡萄，绵亘数十里”，“漠河、七厅、蒙古等处设立围场，驼绒、羊毛，如法收剪，购机设厂，织造毡绒”【7】。

不仅金玉玛瑙是眩惑的，“国富民强”则更加美善：在《上清帝第三书》里，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是：“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是【8】”。

康有为还在《条陈商务折》中构想了设立“商会”（保商局）这一政商相通、权力为资本保驾护航的模式，并以英国举例，说英国之所以能占领遥远的美洲、澳洲和印度，“皆出于其商会所为，而国家遂藉以收辟地殖民之利【8】”。

康党绝非首例、更非唯一设想工业立国、开矿、移民这类“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提出“保商”、“商务局”这类官商勾结模式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官僚和疆臣早就先于康党开启了工业帝国的经济模式，也正在议设商务局。但既然康党的出现，对中国近代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是将“中国”疆域和国族范围扩张至西藏（图伯特）、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和满洲的理论编织者，因此有必要凸显他们的局部贡献。

西藏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95年，满清光绪皇帝也亲政不久，他博采众议颁布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9】……”这道被称为“因时制宜谕”的光绪谕旨，拉开了满清帝国改革的序幕，也张开了吞噬藏疆蒙的巨口。

二、饿虎饥狼与“妖魔”共舞

大清朝廷衰弱，大臣汉多满少，甚至入掌军机，深刻地影响着晚清政局。汉人督府大员们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各地暴乱中，掌握了军权和财政大权，得以极大地扩张了地方实力。各统兵大员不但有权自筹兵饷, 且赋税钱粮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0】。四川承担清廷对藏事务开支和调兵。四川总督一统军政财权，满清后期已有好几任川督由汉人担任。领先制造“英国威胁”的汉人川督丁宝桢，就是“剿贼有年”、靠杀国人加官进爵的，深谙大兴干戈的甜头。他任川督十年的一大政绩是，开办军火厂“四川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造了一堆“多有走火、不能合膛”、“枪筒、枪弹均不一律”的山寨军械【11】。

虽然丁宝桢渲染的“英国威胁”，与清廷签约英国“换取”西藏宗主权的意图相冲突，未实现在“川边”开启战事。但是，“四川机器局”的军火在继续山寨和贩卖，“将西藏收入版图、改为行省、设督抚统管”，意味着对西藏发动吞并战争，蕴藏着兵权、军饷、土地、矿藏、筑路、邮电、劳力、市场等短期和长期的诱人前景，继续吸引着各路图谋战争横财的人、垂涎“西藏省”或“川藏省”督抚之权的人、扩增利源的人。当然，他们都会凭借“救亡图存”、“保疆卫国”的名义。

英国“窥伺”十多二十年后，1895年上任的四川总督鹿传霖，一上任就急不可耐地想吞并康区的瞻对（现被中国更名为四川甘孜新龙县）【12】，“收为川属”——瞻对是有名的黄金产地。政治上，拉萨设西藏瞻对总管（也称多麦总督府）管辖瞻对（娘戎）和整个康区，康各地酋领（中文冠名“土司”、“头人”）也服从西藏瞻对总管（多麦总督）【13】。

当时，矿务被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要事，光绪多次谕令开矿的必要，还强调“官办不如商办”。越来越多外商和侨商要求投资大清矿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在拟定《矿务铁路公共章程》，鹿传霖也在募资运作四川矿务。但是，“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而土番性情蠢愚，每护惜之，以为宝山，决不许人开采，即内地土司及四厅夷支，凡产矿之区，其性大抵相同。在打箭炉开办的矿厂，还是再三开导明正土司才勉强同意【14】”，也就是说，吞并瞻对和康区——所谓“收瞻”和“改土归流”，才能掠夺黄金和其它矿产，开源辟利。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攻打瞻对“收为川属”，奏牍名义为“保川图藏”，应注意，这些用语显示了时人的疆域观和政治权属认知：“保”的是四川，图谋的是西藏。“保川图藏”的主要理由有：

一，西藏政府藐视驻藏大臣，朝廷“威令不行”；“藏番恃俄为援，梗英画界”，朝廷和英国约定划分西藏-锡金边界的日期迫在眼前，“英人催促愈急，而藏番坚持不从”。

二，西藏瞻对总管在康区“蚕食土司部落”，制造麻烦混乱，康区各首领都“以附从瞻对”；瞻对位处南北两条川藏大道的交汇点，属军事要地。瞻对“地产五金，可开利源为富强之本”。

三，“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岌岌可危”；“川省已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基于以上理由，鹿传霖认为必须“武力收瞻”，对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圈围卫藏，朝廷则可“严责达赖庇纵抗延之罪”，迫使拉萨“不再与英人牴牾”，履行满清跟英国所签的条约，达到“图藏”的目的【15】。

四川的理由、策略跟“中央”利益其实是志同道合的：满清与英国签约就是“图藏”，图谋了前后三十多年，在西藏实施不了，充分暴露了满清对西藏控制力的想象和夸大。担心英国直接与拉萨谈判，是清廷的现实焦虑。

康区“土司”服从“番官”西藏瞻对总督，也说明满清对“川边”（康）各地首领加封“土司”的羁糜政策，不过是天朝政治自以为是的权力想象，实际统治康区的是西藏政府。

由于战争糜费和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空虚困绌犹如饿虎饥狼，而康区有大面积的耕地、利润丰厚的茶、盐、药材等贸易，“地产五金，可开利源为富强之本”。

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大英帝国抽打天朝耳光的疼痛犹在。在民族主义弥漫的“反满”局势中，声称英国威胁、俄国威胁，或许会转移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视线，从针对满人转向针对西方。重要的是，战争需要“正义”之包装。散布外敌将至的恐慌，不但可募勇筹饷，更会为声称“保疆卫国”的强人骗取民意助力，达到开启战事的目的。

在中国史家云山雾罩的阐释中，是帝国主义英国要挟清政府、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涉藏条约，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威胁四川乃至长驱中国腹地开启了方便之门，“藏族人民”抵制清政府的卖（中）国政策，自发“抗英”。鹿传霖“武力收瞻”是出于“未雨绸缪，固我藩篱”的忧思——可是，从军事战略战术的角度，在“英国威胁藏地”、“四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鹿传霖不是针对可能来自印度方向的“英国敌人”积极布防，也不是联合“爱国藏族人民”共同抗英，而是居然带领清军攻进瞻对，“斩馘过当”地屠杀藏人！鹿传霖“保川图藏”的奏牍则显示：瞻对的黄金闪闪夺魄，“保川”塑造了一个威胁中国的英国“妖魔”；“图藏”，是迫使西藏履行满清与“妖魔”的签约。

实际上，在满清分而治之的帝国政治中，直到那时，汉人都还不能经营西藏事务。驻藏大臣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负责川边藏务的成都将军也是满臣。鹿传霖抓住了驻藏大臣新旧换任的空档期，也抓住了清廷“图财”、“图藏”的心理，营造外敌威胁国家安全的借口，取得了朝廷授权，成为染指涉藏事务的首个汉人地方大员。

189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第二年，也是鹿传霖出任川督的第二年，光绪谕令：“……新疆和阗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属矿产，叠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采，业经谕令鹿传霖设法举办【16】”。

鹿传霖寻衅攻入了“地产五金”的瞻对，“杀敌超过相抵之数【17】”，并迫不急待地奏请架设新兴事物电线，计划先从成都架到达折多（即中文早期所称的打箭炉，后被赵尔丰改为康定），再接展入藏，资金早看上了：“川本有款十万，存盛宣怀处，可拨用【18】”。由于规划电线贯穿德格全境，为防止德格王反对，鹿传霖又以“改土归流”为名，迫不及待地派人诱捕了德格王全家押解四川，德格王父母死在狱中。川督申请对德格“改土归流”的奏折，本应有满臣成都将军的签名，但因成都将军恭寿反对，鹿传霖竟避开恭寿在奏折上冒签虚衔【15】。这次“保川图藏”很快引发了康区局势动荡，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干涉【19】，帝国朝廷担心操之过急的扩张会导致西藏倒向英俄，以“保川固要，保藏尤要”为由，终止了“收瞻”行动以及鹿的其他“改土归流”计划，并撤换了川督鹿传霖，命恭寿继任。

恭寿在《川督恭寿查明瞻对用兵缘由请将瞻地赏还折》中写到：瞻对并不当川藏大道，而是入藏干路的旁支，其地也无矿苗，间有沙金之处，即竭一人一日之力，不足一人一日之食，根本不像鹿所误认为的那样该地产五金 , 可以开利源为富强之本【20】，并指责鹿传霖“该督办理边务事，或当别有深算【21】”。

第一个插手西藏事务的汉人疆吏虽然“功败垂成”，但藏人吉祥的圣山、五谷丰裕的农地、神居的森林、聚福的牛羊……已进入了谋财害命之徒的虎视眈眈中，化作“番夷土司之地”的五金矿、粮盐、木料、药材和皮革，连佛和菩萨也将厄运当头。自此后，“英俄觊觎西藏威胁四川和中国”，成为了督抚军阀们练兵筹饷、加捐加税的借口，权力操弄者诱导民意战争动员必备的宣传。而征服与掠夺，将继续吸引着深谙“救亡富国强民”之道、“维护祖国统一”的贪婪之士，在“英国觊觎，川省危殆”之时重兵开进康区，没杀一个影子英国人，却屠村焚寨，将藏人杀得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三、饿虎饥狼的猎物

1.

为大清国“救亡图存”，光绪数度谕令鼓励和吸引国内富商、海外侨商投资铁路、开矿兴利，矿务是改革中各省举办最多的项目。1898年6月总理衙门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重点招徕华商入股投资矿冶、铁路，主管矿权审批与经营活动。

也是在这年，鉴于四川“产矿处所甚多，商务亦甚繁盛，非大加兴办，不足以拓利源”，朝廷委派督办四川矿务大臣，负责沟通官绅，兴办川矿。四川矿务局“专集华款，不参洋股”，组成了官商勾联的保富公司（初为华益公司），专事洽商租购矿地，再转租给开矿公司，以期“稳收租税”；另规定华商和外商的开矿公司，不得擅自购买或租赁矿地，而必须从保富公司接洽具体办矿事宜，承租矿地按出矿产值交租。

自此，四川官方与华商合办的保富公司，垄断购地大权“悬帜为招”，外商纷至沓来，第一个与四川官方签订开矿合同的外商就是英商。其后四川成为了晚清签订中外合办矿产合同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主要是与英商、法商。英法开矿公司竞争川矿的活动，在1903年前后达至高峰。

同时，历任川督还采取“阴为圈制”手段，祭出“保护矿权”的民族主义口号、通饬各属自办矿业，怂恿绅商抢先自办，“凡有矿产处所一律迅速招商试办”，“纵不能举境内所有之矿”，“亦须择其尤佳一二处，克期试采”【22】。这些所谓的“各属”、“绅商”，多是官僚们的家属亲戚幕友裙带。

如果按照与开矿商订立的合同数，四川官商勾联的保富公司需用数千万两银之巨购买矿地，而晚清四川“财力内竭，上下不周于用”【23】，保富公司“专集华款，不参洋股”，所集华股总共仅一万两，还是保富公司会办垫借的【24】！赵尔丰却在一份奏折中抱怨土地的拥有者：“土民睹此宏规，谬相臆测，谓既有特设之公司，为购矿之预备，即应有巨额之资本，供售矿之取求。每见一寻常矿洞，公司欲向彼购租，拳石乱泥，亦必价增十倍。虽章程有公家购地规则，愚民顽抗，终未便概以官力加之……甚且地方毫蠹闻风居奇，先将产矿之区蓄为己有，然后出而兜揽外人【23】”——

无钱购买矿地不会难倒一面与英商签约开矿、另一面宣称英国威胁四川边境的拓殖者们，在饿虎饥狼的寻猎中，西藏的五金、森林、粮盐、药材、毛皮、劳力、市场……都已在劫难逃。川督锡良代赵尔丰上奏《平康三策》：第一是将“地多宝藏，药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区“收入版图”。第二，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万里”,“宝藏尤富”，待势达拉萨，藏卫尽如掌握后，就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西三省总督【25】。“练兵、兴学、采矿、开垦，悉为蕴富之源【26】”。

“收入版图、扩充疆宇”蒙上了保疆卫国的包装，杀戮“土民毫蠹”抢劫矿山土地，被称为了“改土归流”、“川边新政”。

2.

正置英法与四川签订开矿合同高峰的1903年，锡良出任四川总督。1903年9月光绪谕军机大臣：“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但就屯垦商矿而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矿务，需以岁月，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原奏请派左都御史清锐督办川边农商矿等事，并将四川商务归并一局，应请毋庸置议【27】”——光绪颁此谕时，荣赫鹏率领的英国武装商务使团正开枪开炮突破藏军防线向拉萨逼近。在“川藏危急”的此时，不调兵遣将去边隘要塞布防，或“联合藏人抗英”，却到土地膏腴的“川边”粮区巴塘屯垦开矿？还“未敢先事铺张”？这是什么战术？

1904年8月，英国武装商务使团已到拉萨，正在迫使噶厦政要签订《英藏条约》【28】，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中国领土西藏”和印度边境没有清军守疆，“中国西藏”没有满清军队，大清朝廷也没调兵遣将去迎击“入侵中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者，而是降旨命即将赴任的驻藏帮务大臣凤全，在云南、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边”，“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29】”，这又是什么战术？

在这“屯垦、畜牧、开矿”的战术指挥下，凤全同志很快为国捐躯了，他没有死于“抗英”，而是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强征徭赋、亵侮寺僧，还和朝廷往复讨论“收复”地产五金的三瞻对，被巴塘民众视为贪婪的殖民者愤而杀之。

凤全被杀，成全了伺机“平康”“新政”的帝国朝廷，拨银一百万两作为川边“改革新政”的开办经费，常年经费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税中拨出【30】。自此，先后执掌四川总督的锡良、锡良的亲信赵尔丰、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大肆铺张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康巴劫难史：在《赵尔丰川边奏牍》里，处处“收服”、“弹压”、“底定”、“永除”、“荡平”、“歼灭巨寇”、“阵斩首级”、“扫荡坚剿”，以及“清查户口”、“开报户籍”、“清查地亩”、“规定粮税”、“兼征盐厘”、 “照章征粮”、“设官管理”……

中国学者研究“川边新政”的著述较多，如数家珍地赞誉赵尔丰“改土归流”历时仅六年多的“政绩”，显示出传统的土地扩张型帝国正在向工业化帝国转型。这里粗略录抄赵尔丰像超人一样统管农业、工矿、工商企业、教育等各行业的“政绩”如下【31】：

康地纵横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来首次被“收归国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来首次须向“中国”申领耕种土地的执照，有史以来首次给“中国”纳粮、缴纳盐茶畜牧等各种税捐。在孜本.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的记载中，赵尔丰的边军曾在康南察门贡一次就从藏人居民手中抢走上千驮粮食。

赵尔丰兴办工矿，重金聘请矿师，四处查勘矿苗探测矿业资源。在矿苗裸露的地区，除了官营采矿外，还大力招商开矿，德格、河口、理塘等地一个个小金厂应运而生，同普、德格开办了铜厂；连驻守的边军也开办了银矿。中国学者赞叹道“在沉静数千年的川边藏区，首次出现工矿业的喧嚣声”。直辖拉萨的黄金产地瞻对，也终于被“收归川属”，实现了前川督鹿传霖的志向。这整个“川边新政”时期，鹿传霖正是大清权力中枢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有史以来首次，数千汉人垦民越过了达折多（中文原名打箭炉，赵尔丰更名康定）的边关，涌入康区各地县大肆开荒辟地；金银铜铁木石泥瓦各类工匠、裁缝、理发、饭馆、客栈等进入康区“移民实边”、“移俗化夏”，各地邮电、官药、警局因应而设。在那五年里，康区冒出了二百余所汉文小学堂，为此教材印务应运而生。赵尔丰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办了巴塘制革厂、邓科制革厂、巴塘印刷厂、稻城造纸厂、河口蚕桑局。

赵尔丰不但修整盐井“开辟盐税”，而且强行“茶务整顿”。藏人日常用茶需求量大，川茶销售为一大利源。赵尔丰“新政”之前，中藏茶商只能在打箭炉进行茶叶交易，炉关外康区各地西藏官员对中国茶收取过渡厘金。康区被占领后，赵尔丰组织四川茶商集资办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取缔了打箭炉之外各关卡土司头人收取的茶厘”，将川茶销售扩张到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一年之中，曾盈余三四十万元”，不但川省茶税大增，而且“使国家权力向西推进【32】”。

康区本来流通印度卢比（银币），赵尔丰和川督锡良指派川省造币厂大量铸造有光绪头像的“四川藏元”和铜元，“专为藏卫而设……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四川操纵比价，强制康区民间上纳赋税时，一律使用“四川藏元”，有史以来“中国货币”首次在西藏康区“流通”，仅一年便贬值6%-25%【33】。

在中央财政体制瓦解的晚清，贪官多如牛毛，“无论田赋、盐茶, 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内而各局院, 外而各行省, 莫不各拥财权”，“所搜刮的款额，均不报解户部, 也不入国家财政奏销”【10】。那么，“川边新政”从1906年到1911年，在摧毁“土官政权”的人血骨糜中，苛募、专擅了多少军饷？新设道府州县大小流官有多少截留、报销、浮冒侵渔？有史以来首次从康区各地搜刮的粮、五花八门的税、各厂各局的收益、去了哪里？谁垄断了那些宝山矿地？谁采走了那些金、那些银、那些铜？谁是那些制革厂、造纸厂、印刷厂的股东？西藏的卢比（银币）被换成“四川藏元”的铜钱，银子去了哪里？

这一切，无论有案可查还是永远语焉不详，性质都一样：谋财害命。

3.

在研究“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中国学者笔下，赵尔丰“对国家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仿佛在那浊世饕餮中，杀人如麻的赵尔丰是一个烘培“西三省”大蛋糕的、廉洁奉公的理想主义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赵尔丰的哥哥，川督赵尔巽正是《清史稿》的主修者。

“爱国功臣”赵尔丰，在短短六年半时间里权力飞涨，从四品道台升川滇边务大臣、升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升四川总督，期间他的哥哥赵尔巽还接任了四川总督之位，兄弟搭档毫无掣肘，在康区“雷厉风行地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与一系列经济文化建设”【34】……与“维护国家统一”不符合的是：

赵尔丰急于攻进拉萨“维护统一”，却被朝廷阻止于察木多（昌都）；驻藏大臣联豫力阻赵尔丰进藏，并指责赵尔丰的军队越界攻进了联豫的地盘【35】。清政府派新军入侵拉萨，从赵控制的“川边”过境得不到给养，沿途抢掠藏人，军饷被克扣积欠。在拉萨“推行新政”的联豫奏报，按清政府规定应由四川递解的五十万协饷，屡被赵尔丰的哥哥、时任川督的赵尔巽截留【36】。

新事物铁路被认识到蕴蓄着惊人的利益。锡良和赵尔丰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锡良保举赵尔丰做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以爱国拒绝洋资的名义，公司相继转为了官绅合办、商办。铁路公司高管用集资款到上海钱庄投机亏空了银子。铁路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一片乱象和糊涂账。清廷为借外债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但拒绝补偿公司高管投资失败的亏空。商人股东们开始闹事。在察木多（昌都）等待机会设立“西三省”的赵尔丰，被清廷召回成都处理保路运动。在这场同样交织着夺权、贪利、野心、血腥的革命因缘中，赵尔丰被四川大汉军政府军政部长、革命党人尹昌衡施计砍了头。

但西藏被吞并的厄运并没有完结。虽然同在“改土归流”的这几年，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两股政治势力的精英们，持续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论战：反满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十八省汉民族国家；保皇维新派主张保皇、保大清的帝国宪政。也许出于政治策略，也许只因那时，主张十八省建国的反满革命家们，尚未意识到“统一大业”意味着多少矿务、垦务、工务、盐务的金银山？多少衙署修造、道路桥梁、邮政电线的百宝箱？多少粮税、盐税、茶税、牲畜税……各种厘金地丁花花银子？多少“一道同风”的文教、印务、医卫？多少警察兵力维稳？尚未意识到，从“统一”到“反分裂”，一切的一切“悉为蕴富之源”。

汉人革命者们推翻了满人政权，插上了象征十八省建国的十八星旗帜，其中四川大汉军政府的“国旗”也是十八星。不过，革命者们很快与他们的敌人满人统治者、与保皇维新派、与外埠侨商、与国内绅商大众、与爱国知识份子们、与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们一样，都嗅到了将“五族”烩成“中华民族”的人肉筵席的美味——四川都督尹昌衡，他斩首了赵尔丰，半年后受命民国政府挂帅“西征”，尹昌衡声称：“边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实我川肘腋间之宝藏。当此生齿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兹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37】”；“边藏乃锦绣河山……若著得手，数年之内可以不仰给于内地，十年之后可以大助内地矣。弟愿尽五年之力开发此土，望诸君赞助【38】”；“边地五金矿产，甲于他省，亟宜设法开采”，“非亟修通川藏铁路不可【39】”。

而“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国“妖魔”，认识到“通过满清官员与西藏建立联系是‘很丢人’和‘公认的闹剧’【40】”后，于1903年7月-1904年9月荣赫鹏率“贸易使节”在官兵护送下，开枪开炮轻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层层防线，闯进了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英藏条约》【28】，内容中的第九条确定了英藏双方要直接接触，西藏如欲与其他国家签约，基本上要获得英国的准许。该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也与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中国口岸的行为模式类同，且英藏直接缔约，等于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

也是1903年左右，英国矿商在与四川订立开矿事务，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国驻华公使、驻川领事的参与，或代为呈请，或直接促成合同签订【22】——然而，与拉萨缔结《英藏条约》使清政府“恼羞而决心改变英国所获得的利益【41】”，有理由怀疑与两国间的各种商业活动有关，“英国政府很愿意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一定权力的说法【42】”，1906年英国与满清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仍然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签订的，这是《英藏条约》的附加协议，目的在于表示北京对1904年《英藏条约》的“批准”，继续显得满清有西藏的宗主权。虽然英印总督寇松给伦敦的报告说：“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只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政治上的伪装【43】”。

当荣赫鹏的武装使团逼近拉萨的时候，为了避免被胁迫签订对西藏长远利益有害的协定，十三世达赖喇嘛中断了他正在进行的三年闭关静修，离开拉萨去了蒙古库伦。当赵尔丰血洗康区的时候，达赖喇嘛在蒙古传法并受到蒙古人的虔诚崇敬。当英国人与满清官员在印度议定《中英续订印藏条约》期间，达赖喇嘛到了青海，他得知了更多康区浩劫的信息，也收到了满清皇庭要他访问北京的邀请，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到中国去作一次短暂访问也许对西藏有益。当他在中国会见美国公使、日本大使以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西藏申诉的时候，赵尔丰正在康区进行开矿、办厂、修路、架桥等各种“新政”。当噶厦和摄政给清廷发电报，抗议赵尔丰的暴行，达赖喇嘛也当面向慈禧和光绪指出，满清与西藏从来都是宗教的供施关系，并要求清廷从康区撤军时，慈禧表示不会改变藏满固有关系【44】。

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45】。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当西藏人民将这方印玺献给达赖喇嘛的时候，满清军队根据与英国人签订的协议，以“保护英国商埠”为名，正在逼近拉萨……

2016.3-2016.8 特拉维夫

注释及资料来源：

【1】西藏（图伯特）诗人铁让的诗作《举起赞普之剑，我的图伯特同胞》。

【2】1876年英中《青埔条约》（《烟台条约》另议专款）；1886年英中条约有关西藏与缅甸问题的条约；1890年在加尔各答签订的中英有关锡金的条约等。

【3】参见：《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M.C.F.范普拉赫著，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4】《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 523—524页；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转引自：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 (1876—1886)为例》。

【5】参见：李勇军《清末民初的西藏建省论》，原始文献出自：阙名《西藏改省会论》；王锡祺《西藏建行省议》；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三册，上海著易堂印行，1891年。

【6】《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十二：达赖十三世和英国的边界政策”，第171页。

【7】 康有为：《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34—335页，转引自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8】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3页。转引自：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条陈商务折》等戊戌奏稿的大致内容互联网可得。

【9】《德宗景皇帝实录》（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7，本文转引自：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10】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11】参见： 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另参见四川机器局相关资料，互联网可得。

【12】瞻对又名娘戎（娘荣），都是藏语，娘戎的叫法在藏人中更为普遍。但因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中使用的是瞻对，故本文沿用瞻对。另参见：唯色《新龙的贡布朗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第一章·西藏·从设立娘荣总管看西藏政府对多麦的统治.

【13】瞻对总管(督)即多麦基巧（多麦总督府）。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台湾雪域出版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与华人联络中经常提到的问题》等资料中都有关于瞻对和多麦基巧总督的介绍。“保川图藏”奏牍中称瞻对总管为“瞻番”、“瞻酋”、“瞻对头目”等。本文参阅资料：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另参见：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4】《鹿传霖藏事奏牍·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1992年版第992页、995页。本文转引自：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5】《清史稿·鹿传霖传》。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6】《德宗景皇帝实录》（六）[Z].北京：中华书局，1987，转引自：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17】参见维基鹿传霖。《清史稿》·卷438（民国赵尔巽等撰），原文“斩馘过当，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改汉……”。

【18】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盛宣怀，晚清官员和实业家。1896年，他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19】参见：《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著；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20】《川督恭寿查明瞻对用兵缘由请将瞻地赏还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33页、36页。本文转引自：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21】《成都将军恭寿为德格改流未先会商请旨嗣后边务即着川督办理折》 光绪23年7月16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1页。

【22】参见：杨蕴成《论清末四川外资办矿》；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何一民《锡良与晚清四川近代化》。

【23】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矿务档(第五册)（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60，2565-2991。

【24】参见：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会办：会同办理。清末新设的官署或办事机构，常设会办﹑襄办﹑帮办等职，一般是总办的副职。

【25】《平康三策》全文互联网可得。

【26】引自赵尔丰《议复岑春煊统筹西北全局奏请川边建省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第921页。

【27】《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五百十九。

【28】《英藏条约》（Anglo-Tibetan Convention），中方称为《拉萨条约》或《藏印条约》。本文参照：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29】《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34，第11页。

【30】冯友志《西康史拾遗》第一篇·第八章。

【31】川边新政、赵尔丰改土归流政绩信息互联网可得。本文主要来源：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32】参见：田茂旺《论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政建设》。

【33】参见：周永红《清末中英在西藏的货币之争》。

【34】引语和信息参见：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35】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

【36】参见：车明怀《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37】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M].台北 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本文转引自：黄天华《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

【38】张天阳《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其结束原因探索》。

【39】《尹昌衡条陈川边建设政策》，《申报》1913年12月13日第6版；本文转引自：吴燕、刘一民《尹昌衡西征三题》。

【40】引自兰姆书第241页，本文转引自：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41】英国外交部档案，本文转引自：《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2】英国《有关西藏的文件》（国会经办，1920年），转引自：《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3】参见《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大角逐”中的西藏。

【44】资料来源：《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第180-189页。

【45】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西藏政治史》（李有义译）中，印玺的内容译为：“由佛喻示：嘉措喇嘛是地球上佛教的主持者”。笔者征询了西藏学者跋热·达瓦才仁先生后，本文中“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采用的是达瓦才仁先生的译文。达瓦才仁先生并解释：圣地指的是印度，在此之前，西藏的政权称呼是“天命噶登颇章”，“天命”不是一个佛教概念，却一直用在西藏政府的称呼前或钞票上，最大的可能是从蒙古那里借用而来，因为蒙古人敬长生天。总之，之前西藏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谓为“天命”，这其实也否定了所谓中国皇帝册封的说法。而在这枚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玺中，则明确称其权力来源于佛陀的敕言。

（作者此稿完整全文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