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

1月8日，安多果洛的索巴朱古自焚牺牲。王力雄为此写下这篇文章，当时共有16位境内藏人自焚。但今天，又传来了一位阿坝藏人自焚的消息。。。

我本打算将这篇文章在Twitter上连续分段发推，现已发了其中三个部分，并被译成了藏文和英文（感谢译者）。但现在，需要将全文发出来了。

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

文/王力雄

（一）

我绝对尊重自焚的藏人。虽然每个自焚者各自想象的目标不一定现实或能达到，但无论他们有无明确意识，他们综合产生的作用，在于鼓舞了一个民族的勇气。

勇气是一种宝贵资源，尤其对实体资源处下风的一方，勇气往往成为以弱胜强的关键。自焚需要最大的勇气。十六位境内藏人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气，随安多果洛的索巴仁波切的自焚达到顶点。从鼓舞民族勇气的角度，我认为至此已达成。

现在问题变成，应当用如此宝贵的勇气资源做什么？继续自焚，把勇气用火烧掉，我以为从现在开始，已经变成浪费，烈士所鼓舞的勇气，应该用于产生实效，才是先驱者的希望，也才是他们牺牲的价值所在。

（二）

从不以暴力攻击他人的角度，自焚者敢于如此献身，却只要自己牺牲，可以说达到了非暴力精神的顶点。但自焚仍然是一种暴力，且是高度暴力，只是施加的对象是自我。

施暴于自我，除了是出于绝望的抗议或对尊严孤注一掷的捍卫，若有对实效的企望，就如甘地所说：“通过我们所受的深重苦难，可以影响政府”；或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耗尽你们的仇恨……唤醒你们的良知”。

这种企望的实现，前提是需要存在良知。专制政权的机器只有刚性结构、冷酷逻辑，以及官僚利益。当年几千孩子在天安门广场濒临死亡的绝食，有谁看到过它的良知？

以往非暴力抗争的局限就在此——结局不是取决抗争一方，而是政权。抗争方只能起压力作用，权力不让步就不会有进展，因此目前的西藏落入困境是必然。

（三）

走出困境，方向在哪里？我觉得是目前首要回答的。没有方向就只能盲目。哪怕是自焚的壮烈献身，也让人感觉更多是绝望。而各方面面对自焚，除了情绪动荡，也是就事论事的茫然。

说自焚者有勇气没有智慧，是不公平。智慧不是苟且偷生的技巧，是能够带领西藏走出困境的高瞻远瞩。那不是普通民众应该和能够承担的。而把已退出政治的达赖喇嘛当作一切智慧的来源，则是不负责。达赖喇嘛确定了非暴力原则和中间路线，如何实现应该是政治家们拿出智慧。

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智慧。中国方面只有一手钞票一手屠刀；西藏方面——假如流亡政府是代表的话，也看不出除了发表声明，还知道该做什么。

请告诉勇敢的藏人，他们可以做什么。知道了应该和能够做什么，他们就会活下去，而不是用惨烈自焚仅换来媒体的短暂一瞥。

（四）

达赖喇嘛确定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真正自治。如果一开始就要民族区域自治，唯有靠中国政府开恩。而以前为此做的所有努力，都证明那是幻想。

既然达赖喇嘛要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而中国一直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那么，追求西藏的真正自治，为什么不可以从每个藏人的村庄开始呢？

真正的自治，正是应该从最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层层自治，最终达到民族区域自治。而只要有了基层自治的起点，就一定会通向民族区域自治的未来。

村庄自治，通过每个普通村民的参与就能实现，这便让民众成为主动者，无需再被动地等待领导人漫长无果的谈判，或是以枪下示威乃至烈火自焚去给高层博弈增添砝码。

（五）

在我看，突破西藏困境应该就是从村民自治开始。

对于村民自治，民族议题并非首当其冲，而是针对人权、开矿、环保、宗教活动等问题的具体维权，这有助于避开民族主义对立，与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交织，成为中国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从而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广东乌坎是最新榜样。村民一起来，追随当局的党书记和村主任落荒而逃。每个家族推选代表，再由家族代表选出村庄理事会。这种自治组织不但把村庄事务管得井井有条，而且在政府打压和军警围困中，保证了村民理性与社区秩序，最终通过与当局的谈判，成为香港媒体赞誉的“首个由官方承认的维权民选村组织”。

西藏的村民和村庄能不能获得同样成功呢？乌坎村具有的条件，西藏村庄都不少。一个村成功，西藏就有了旗帜；十个村成功，暗夜就燃起黎明的曙光；一百个村成功，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就会从天边走向眼前……

说到这，我相信一定会出来耳熟能详的质疑——汉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会扣上分裂罪名遭镇压……云云。这类质疑我们一直在听，已经听了太久太多。对此只需一句回答：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呢？

一个民族的勇气，这时就成为制胜的法宝。

201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