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前后的恨与悲

图为金沙江畔的岗托小镇，虽是弹丸之地，却因七十九年前的“停战协定”，而成为历史上的重要地标。之后，一江之水竟成了某条分界线，在许多人眼里，只有走过那横跨江面的岗托大桥，才算是进入了“西藏”………对于我来说，因为父亲的故乡恰是岗托（在历史上）附属的藏东德格，我已经感觉到这纸“停战协定”，也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是后话，留待将来细说。

今日转载的帖子是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也是我的好友唐丹鸿的力作。读来如诉我心声，淋漓尽致。如：“把50年代康和安多藏人的反抗与‘历朝历代官逼民反’相提并论，包含的信息当然有：这些地方属于中国；如果不是当年官方政策不当把人逼急了，藏人的反抗也不是不可避免之意。那么这些地方真的属于中国吗？怎么属于的？西藏问题的本质难道不是侵略问题吗？历史无法假设，所以我们也无法假设：是否用“温水煮蛙”的方式，西藏问题就没有了。”

《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前后的恨与悲

文/唐丹鸿

1932年10月，在西藏昌都地区金沙江畔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岗托，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西康代表签订了《康藏岗托停战协定》。签署人有中国、西藏和调停国英国三方代表。停战协议中，西藏和中国双方同意以金沙江为西藏与中国的临时边界。由此，形成了金沙江东岸的大片藏区并入中华民国的局面。

粗看这份停战协议，包含两条明显信息：一，国民政府承认金沙江以西，是具有主权的、独立的西藏国；二，西藏政府放弃了对金沙江以东藏区的管辖，被称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区归国民党中国统治。呵呵，1932年还在讨论边界问题。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持续不断的高调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宣传中，《岗托协定》被暗哑地闲置在角落里，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所知。

其实，既然是“停战”协定，当然在签署之前有过战争。那是一场、或一些什么样的战争呢？

一．供施关系的终结与赵屠夫

先简单说说大清与西藏的供施关系。所谓供施关系，就是一个和尚和他的俗人施主的关系。施主供奉小到饭食清水、大到金银珠宝乃至提供安全保护等，和尚为施主念经消灾祈福。中国当今求神拜佛的人也不少，俗家弟子对上师竭尽尊敬与虔诚，应该不难理解供施关系。这种供施关系上升到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历代转世，与满清太宗皇帝及其继承者之间，应该说也符合外交对等，一国之君对一国之君。达赖喇嘛作为满清皇帝的佛教上师，为施主及其属民的福利在宗教方面进行祈福和举行相关的宗教活动；满清皇帝施主进行供奉，包括为自己的上师喇嘛及其属地遭受外来侵害时提供军事援助。

这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独特的外交关系。不幸的是，随着一方权力欲和占有欲的膨胀而被打破。供施关系到了清朝末期，被施主天朝涂抹了骇人的血腥。

自以为世界中心、万朝来贡的天朝那些年遭遇列强攻击，岌岌可危。朝廷忽然想到西部高地关乎国防。东边打洋枪洋炮不行，西边吐蕃佛国没几个兵马，吃桃子要找软的捏，决心向川边藏地派官设置，实行“改土归流”的同化藏人政策，巩固川边（注意，四川已经属于边境，此乃经营边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藏途径金沙江畔的巴塘，见那里土地膏腴适宜农垦，就开始向当地藏民摊派各种杂役，大开垦场横征暴敛。最讨厌的是，他就跟共产党人一样，对藏民千百年来虔信的佛教视若敝屣，强令“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二百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又执枪炮，打毙近卫喇嘛十余名。”所作所为激起藏民愤而抗击，巴塘人在丁林寺喇嘛带领下捣毁垦场杀死垦夫，并杀死凤全及其随行卫队共六十五人。

“巴塘事件”发生后，四川总督赵尔丰等人迅速前往“征剿”：“剿办巴塘七村沟，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凤全”。紧邻乡城人准备支援巴塘，赵尔丰又围剿乡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殺。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由此，可以说千百年来靠地理天堑为屏、君子无犯为信、几无边防的西藏东南边陲，被这位人称“赵屠夫”的清末大臣武装占领了。随后该屠夫在川边康地经营数年，严刑酷法镇压藏人原住民、侮辱和践踏藏人的风俗与宗教信仰，废除噶厦地方行政官（土司）之职（即所谓改土），设立汉官掌管一切事务，修路建桥架设通讯电线、派“援藏”人员赴藏培训汉地手工艺、辟地造田设立“农业试验场”、办学强制汉语教育等（即所谓归流，入天朝的流），推行了一系列似曾相识的殖民同化政策。这套政策与如今“大救星”的“民改”、“援藏”、“西部大开发”等大大地异曲同工。


改土归流强迫巴塘藏人女子必须穿旗袍，说官话，取汉名，用汉字，信孔教。

为了进一步巩固占领，赵屠夫还建议清廷在沿打箭炉（康定）至工布江达那大片藏人称为康的地区设一个新的省：西康。于是那片千百年来几乎连汉人的毛都没一根的藏地，就单方面自行出现在当年的中国地图上了。由于赵尔夫征服和归流手段狠辣有功，清廷继而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但因藏人对之恨之入骨坚决反对，他才没有赴拉萨上任（由此也可见委派外交官与委派省委书记是不一样的哈）。该屠夫继续一路缴杀，占领了康区的江达、贡觉、山崖、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更建议乘胜占领西藏全土。

1910年清军武力入侵占领拉萨，宣布“废黜”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抵抗满清后被迫流亡。

对西藏的武装入侵，破坏寺院以及迫使自己的上师和供养对象流亡，完全违背了供施关系中满清皇帝要保护上师喇嘛及其宗教和人民的义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正当反应则是取消供施关系。而满清宣布“废黜 ”达赖喇嘛的行为则比较搞笑，因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尊号并非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那样是满清皇帝“赐予”的，而无非是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之间，为表互相尊重和相互承认互赠尊号而已。因此西藏噶厦政府声明：“……皇帝给与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是表示一种尊崇，达赖喇嘛的权利和地位根本不取决于这些名号……有关‘废黜’达赖喇嘛的问题，就正如达赖喇嘛试图通过收回‘支那地方文殊大皇帝’的名号来‘废黜’满清皇帝是一样的。”（西藏诸噶伦和国民大会致印度总督的信件，“伦敦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档案” 荷兰 M.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后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谁也无法“废黜”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

从1908年到1911年清朝短暂地控制了西藏，而藏人的抵抗从不曾停息。1911年满清灭亡，到1913年驻藏官员和占领军被陆续逐出西藏，西藏与中国不存在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关系了。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声明西藏独立。1932年的《康藏岗托停战协议》就是独立的西藏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签署的。

二．“康藏冲突”及安多的浩劫

1．“第一次康藏冲突”

从1903年到1911年，满清施主变脸为恶邻，从川边的藏东南边陲到攻占拉萨，在西藏制造了一系列的血腥与混乱。那么，满清灭亡后到《岗托协议》签署的20年间，在那片赵屠夫“规划”的“西康”——西藏金沙江沿线的康和安多，又发生了什么呢？

1911年冬，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区随即发生动乱。许多在改土归流中失去权力的土司、寺庙，乘乱杀掉或赶走清政府委任的官员与军队，攻占县城，恢复原有的权力。赵尔丰等在康区进行数年“改土归流”同化经营的约30个县，迅速瓦解，仅康定、巴塘、道孚、甘孜、德格、邓柯等少数几个县未被藏军收复，亦均告急。

1917年驻扎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越界”割草的藏军，押往昌都。西藏方面要求将两名藏军交由西藏地方自行惩处。川军统领彭日升一“爱国”就潇洒了一把，把两名割草的藏军的头给割了。藏军怒极 ，当即发兵袭击川军驻地，占领了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那时中国到处都在闹独立抢地盘，四川军阀同云南军阀作战正忙，“藏独分子”“分裂祖国”都不关军阀们鸟事了，仅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出一个营友情援救。1918年4月昌都被藏军收复，彭日升等被俘。此后，藏军分南、北两路东进，连续收复德格、邓柯等7县。7月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20余日后，各据雅砻江两岸。川军派代表前往昌都谈判，经英国驻华副领事台克曼等调停，最后西藏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川军签订《边藏停战退兵条约》：将康区的邓柯、德格、石渠和昌都、类乌齐、察雅、三岩等县划归西藏暂管。赵屠夫侵占下的33个县，到川军这里仅剩17个县了。（《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

对藏人来说这是收复失地。中国学者称之为“第一次藏军东犯”，带着“遭受侵略”的悲愤。那时西藏政府若是一个地方政府，哪有资格与国民中央政府签停战条约？大概为了符合“自古以来”之说，后来改为“第一次康藏冲突”。“康”指西康，其实那时“西康省”还在画饼阶段，不过忽悠一下虽号称“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却对西藏一无所知的爱国统一狂们，不用费什么力气。


2．拉卜楞地区的浩劫（1918-1928）

满清谢幕，中国进入军阀狂欢时代。战争，是这些军阀获取权力和财富的专门职业。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政局动荡，祖祖辈辈生活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安多各部落，放牧、种地，念经，远离仅有1万多藏军的噶厦政府保护，更难逃这些军阀的屠杀摧残。

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也承认，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权利全部掌握在历代嘉木样活佛之手。1916年，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任命阿莽苍活佛为摄政。

拉卜楞寺管家宗哲嘉措为保自己地位和权利，以河南蒙古亲王和民国回人军阀马麒为靠山，引起摄政阿莽苍活佛及拉卜楞僧众强烈不满。拉卜楞寺僧官大会中，僧众将宗哲逮捕，并决定撤销宗哲管家之职。宗哲逃跑找马麒求援，马麒早有控制拉卜楞寺的野心。派人去拉卜楞寺调查，阿莽苍和拉卜楞寺及下属部落代表和80多议事代表都认为这是寺院内部事务，外人无权干预。1918年6月，马麒派马麟率兵数千人赴拉卜楞寺武力解决。拉卜楞属八部落和附近十三村庄的藏民千人，奋力抵抗马家军阀部队，终因寡不敌众，保卫拉卜楞寺的部落兵2000余人伤亡，马家军阀驻扎拉卜楞寺，烧杀抢掠，当地藏人和寺院受到极大损失。

同年底，马麟又会同西军马国良部，合计6000兵力，攻击阿莽苍活佛供养地阿木曲乎。大肆抢掠，并破坏附近30座寺院。“噶丹曲阔林”被焚毁，该寺富丽堂皇的殿堂、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以及阿莽班智达的全部著作、许多医学著作及诠释、《安多政教史》等上万木刻版被付之一炬。屠杀僧俗700余人。直逼到阿木曲乎部落头领表示屈服投降才收兵。阿莽苍活佛逃亡于欧拉部落，最后死在那里。

由此，马家军阀在拉卜楞寺建营，长期驻军。嘉木样五世转世灵童寻访到后，藏人僧众要求驻扎在拉卜楞寺的马家军撤出，并不得再干预拉卜楞宗教和地方事务。马家军又用兵万人，挥师直进拉卜楞地区，焚毁村庄寺院，杀人如麻一片焦土。这次军事行动，连四川省长杨森、甘督陆洪涛都看不下去了，电请北洋政府制止。经此浩劫，拉卜楞地区更形萧条荒凉。（《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乡的悲惨史》丹增华白尔，吐蕃作家协会 达兰萨拉）

3.狂杀果洛、黄南等各部落

1920年，军阀马麒遣二百余名士兵到果洛阿尼玛卿山脚下强行扎帐采金。果洛各部落藏人集众抗议，遭军队开枪射击。由此，果洛藏人群情激愤，杀了采金兵员的大部分，仅四十余人生还。1921年初，马麒派其弟马麟率两千余骑兵前来报复。果洛人众在几大部落土司带领下，以刀茅弓箭火药枪等，与马家军阀的快枪大炮抵抗，遭到重大伤亡。阿尼玛卿雪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藏区被马麒军队占领。马麒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一片焦土。果洛藏人被军阀屠杀7000多人。并砍去牧民头颅示众。那时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婴儿伏在无头女尸上吃奶的惨状。众多寺院被毁，法器、佛像等被破坏和抢劫。被抓去的妇女和儿童有2000多人，妇女遭受强暴。

继而马麟部队移驻玛城金隆缠，监禁果洛三大部落活佛和士官，强征牛马，强索金银财物。把劫后回来找寻死尸和财物的人都抓起来，一一斩首示众；被拷打致残的，头上压上石块直到其死亡。这次被惨杀和抓去的人数约千人以上，仅一个小山坡上，就有骨骸67具。（《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乡的悲惨史》丹增华白尔，吐蕃作家协会 达兰萨拉）

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后，沿西宁、玉树设立驿站，用兵征服该通道上的安多藏人大部落阿木曲乎，建立兵营；同时，与驻循化西军一起用兵镇压尕楞藏人的武装反抗。这支著名的军阀在安多藏地横征暴敛苛以重税。1922年，马麒派侄子马步元率骑兵千人镇压同德赛力克寺藏人僧俗的抗税暴动。他们先镇压了环曲乎、环科日两个部落，接着攻入赛力克寺，焚烧一空。该地区公贡麻、夏卜让、瓜什则以及保安地区的和日部落奋起抵抗，马部杀死部落头人和牧民100余人。甘督张广建也派兵攻破隆务寺，蹂躏黄南藏人各部落。黄南藏人各部落与马氏家族结怨，并在马步芳时代也遭受多次镇压，这些藏人部落和果洛、甘南的藏人部落一样，一提起马氏家族，无不切齿痛恨。（《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4. 第二次康藏冲突、青藏战争与《岗托停战协议》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与大金寺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了白利。驻扎甘孜的川军出兵白利，与藏军开战。当时四川军阀也在互相混战的百忙中，忙不过来。藏军遂顺利占领了白利、甘孜、新龙（瞻化）和囊谦等地。当时国民政府还嘟嘟哝哝怪英国提供藏军军火，英方回应说这是印藏间订有供应西藏用于自卫军械的条约。国民政府又派员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交涉，请其令藏军停止东进，并派员谈判解决。于1932年春双方拟定停战草案。草案规定允许被藏军占领的甘孜、新龙由藏军驻守，被俘川军放回。

青海这边：马麒死后其弟马麟继任省主席，其子马步芳也想当省主席，与叔父争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打算让青海民政厅长王玉堂代省主席。马步芳先挺叔父，与青海官员联名推荐举马麟继任。蒋介石只好任命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任新编第九师师长。马麟虽然当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马步芳、马步青之手。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胡宗南深感马步芳势力日增，决心剪除。

就在这时，玉树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货物价格问题发生纠纷。马步芳为了阻止蒋介石、胡宗南进占青海，利用此机故意扩大事态，迫使玉树僧人们请求驻昌都的藏军解决纠纷。藏军攻占囊谦，于6月进入玉树地区，爆发了青藏战争。为了不再丢掉那些由赵屠夫吞并、后在军阀口中剩下一半的安、康肥肉，蒋介石只得命令马步芳出兵攻打藏军。（《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7 ）

这次战役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报告》中作了如下记述：

北路藏军与青军交锋于青康边境玉树一带，青军指挥马步芳，藏军指挥为厦苏代本……双方官兵总数在二万以上，历时五月，战线延长南北数千里，死亡在四千以上。实际上青藏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将近一年，在交战地区，除藏军对民间有烧杀抢掠行为外，青海马步芳军队也多所杀戮与劫掠，并对当地有关部落以“通藏”为名，罚以银元和马匹牛羊，使当地藏族人民遭到巨大痛苦和损失。

什么样的“巨大损失”呢？

1932年6月，马步芳派马忠义、马元海率部进兵，镇压上果洛达武、麦仓、德昂仓、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上果洛阿木去乎牧民惨死二千余人，几乎完全灭了这个部落；俘其妇女二百余人，转手送给临潭西道堂作为奴隶，大部分折磨而死，仅剩二十余人流落甘南各地。还惨杀达武、麦仓牧民二百余人，德昂仓牧民一百八十多人，抢获马、牛、羊五万余头……（《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

“至于俘虏的藏族战俘，马步芳下令一律残杀，这些俘虏多被当场用马刀砍死，人头挂在马上回青海邀功。

除此以外，马步芳在果洛，玉树地区使用部族灭绝制度，往往把一个部族杀的一个不留，除了少数长相较好的妇女被留下给士兵军官做小妾以外，老弱妇孺一律砍杀，连几岁的幼儿也不放过。死于马家骑兵刀下的藏族战俘数千，至于被屠杀的平民就更多了……甚至在一次屠杀后，马家军还挂起了被杀者的222颗人头，让亲属花钱来赎，每个人头至少一百块银元！”（《老萨谈中国的俘虏历史》，作者萨沙。和讯博客“涅瓦河边”）

可怜西藏噶厦军队兵士只一万七千人，与川军、青军经过这些殊杀，再也无力保卫安多、康区那些有同样的信仰、说同样语言的边民，最后藏军全线溃败，马军逼进昌都，并与四川刘文辉部联合出击，进军昌都。据当时在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任秘书长的姚钧在其《青藏战役的内幕》一文中说，马步芳的企图是要和川军联络一致，会攻昌都。昌都为西康财富之区……其藏兵之军械、辎重粮秣，俱储备于此……马步芳以为乘此时机会攻昌都，可能获大量军械及金银财物，且得川军支持，他可在西北称霸；其次是想在这次战役中，向国民党中央多领些枪枝弹药等军用物资和临时军费，以充实其军事实力；三是借这次战役在蒋介石前邀功，作为他日晋升的资本。

这是一个残无人道、不可理喻的邻国。193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康藏岗托停战协定》，放弃了对金沙江以东藏区的管辖，被称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区归国民党中国统治。

5. 战停，杀不止

而被国民党收编的马步芳部队的血腥屠杀，一直持续着：1933年8月再次镇压果洛藏人部落，杀牧民二百余人；同年9月，进攻洋玉部落，将并未反抗的该部落一百余户消灭；1935年又作第五次镇压，长驱白玉寺，果洛各部落均不及措手，不得不承认应差纳款永远服从；

1938年马步芳派兵进驻果洛，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激起藏人反抗。事变传至西宁，马步芳派骑兵前往报复，揭开了历史上罕有的大屠杀：两天之间惨杀无辜藏人一千余人，其中妇幼六百余人；寅夜逃脱了二百多人，马家军跟踪追击，凡有烟火和帐篷之处，刀光起落无一幸免。有一士兵一天之内竟杀死牧民六十多人，向手无寸铁、跪地额手哀求的妇孺老弱，横头直劈；还有十几个藏人被杀于喇平福身死之处，取头祭喇。所抢掠的牲畜财务不计其数，烧毁白玉寺等五处寺院……这些部落的家园一时成为灰烬。这只军队继续沿黄河南岸荼毒，虏康干等部落的妇女小孩三百余人为奴…… 大屠杀后，有两个部落的土官，收集劫后各部落余众，辗转流亡于四川境内松潘等地。部落首领几经托人纳贿，终于见到蒋介石，馈送礼物，要求果洛改隶四川管辖，以免遭马步芳迫害。蒋介石一番太极推诿，致使这些流亡者继续流落青、川边境的山林地带，还被川军敲诈军马一千五百匹。


马家军阀血淋淋的军刀和上面充满讽刺意味的刻字“保境安民”。

继1938年大屠杀后，1941年，因果洛藏人拒绝马步芳政令，马步芳第七次派大军，从西宁出发镇压果洛藏人。经过两个多月的屠杀，先后毁灭了上果洛、下果洛、中果洛在黄河沿岸的一些藏人部落，死难牧民一千八百余人。这支“平叛”部队在上果洛的暴行尤为残忍。上果落部落散处黄河沿岸，约有帐篷七百余顶，那时还不知道厄运降临，仍在那里悠然放牧。忽然枪声大作，无辜的藏民半数已被击毙；其余夺路逃命，慌不择路反而奔向火线，尽数应声倒地；在山壁沟崖躲藏的，也多被俘虏，遭乱刀砍杀。妇女遭奸污后刺死或劈死，有的母子死在一处，小孩身被刀创多处，僵伏在母尸上。尤其残毒的，是在赛日科将牧民四十人活活刨腹，取出心肺。在这次大屠杀中，马步芳的部队还做了两件杀人越货的案件：康干、康赛在西藏贸易的商队，尚不知道果洛发生了血案，正从西藏返回。近两百驮牛满载氆氇布匹，同行的还有从拉萨朝佛归来的男女牧民一百一十多人，带着《甘珠尔》和《丹珠尔》等珍贵经卷。刚抵上果洛既被马军截获。有三四十人不堪虐待跳湖自尽，因水浅尚未淹死，被军队开枪击毙，其余牧民也被杀。后又有西康商队被该军截获，商民二十多人被击毙。

杀、杀、杀……抢、抢、抢，除了果洛，还有玉树休马、百日麦马、雅拉、藏欠、伯虎、江赛部落等，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到处欠下命债，更抢掠没收牲畜金银等巨额财物，重税搜刮；还屠杀抢劫同仁和日只桑部落，兰采村，洗劫什藏寺……（《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1968年开始，达赖喇嘛对国际国内情势做出全面审视和深思熟虑的同时，与当时的议会议长，副议长，噶厦有关人员及博学专业的西藏友人进行深入讨论后，于1974年确定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西藏民族人口不过六百余万，历史上康区和安多的不少地区因遭蚕食而脱离噶登颇章政权的有效管辖范围；1951年西藏丧失独立之时，西藏政府的控制区只限于目前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因此，即使根据历史恢复主权独立， 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处于这个范围以外，故不论从长远或眼前而言，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为有利。”（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贡噶 扎西2011-01-14 02:48:48关于中间道路的推文）

断臂求存的《康藏岗托停战协定》饱含着绵延的痛苦，和对康与安多的愧疚。“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包含了不再相弃、生死与共的同胞之情吧！

三．人血胭脂

从赵尔丰到马步芳，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如此血腥的“统一”史，并未让中国爱国者有丝毫良心的不安。不但狂杀藏人、也狂杀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赵尔丰、马家军阀这些杀人疯子，在很多方面也遭汉人诟病口水，切齿痛恨。马步芳的军队更曾把红军绞杀、奸淫得灰头土脸。赵屠夫、马步芳家族等在共产党的宣传中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杂碎，但因他们是入侵占领西藏的先锋前辈，所以大家竟都飘扬在“爱国”、“统一”的红旗下了：


赵尔丰临刑。

在网上输入“赵尔丰”，你就会看到，他们对这位赵屠夫杀汉人称之为“历史污点”，而对其在西藏的恶行，则充满深情的絮语与讴歌：“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带兵入藏平叛的清朝大臣赵尔丰的历史功绩”、“怀念民族英雄赵尔丰”、“收复西藏的英雄”……在“西藏人权网”上，一个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写到：“后人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因为其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改土归流必定昭然史册……”曾经在西藏生活二十余年、以书写西藏闻名的的汉人作家马丽华，在其书中为人们描绘了一片美丽多姿但决不痛苦的“新生”的天地，她就“改土归流”感叹到：“行将就木的一个朝代居然出现这等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后来的西藏人即使在说赵尔丰的坏话时，也不免先自带了三分敬意。”她对那片风光旖旎又有些顽劣不化的苍茫雪原的“爱”充满字里行间，是因为共和国也“爱”西藏。而当今许多号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说起共产党千怨万恨涕泪滂沱，惟独对“藏独”，却誓与共党共裆。

杀汉人属残忍，杀藏人是爱国。不，其实杀汉人也不算什么，只要都归于“中华民族”之流。为了证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学者们是那么风骚地拥抱着清朝，说清朝当然是中国，因为满人后来说汉话、认同汉文化了。多么神奇的人性啊，强奸者后来采取了被害人喜欢的姿势，被害人与强奸者喜结良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什么的通通可化为被窝下的娇嗔。这么说来，若真想把西藏吞个毛发不剩的话，十几亿汉人先学藏文、转经拜佛吧。

中国官方隆重推出的《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一书铿锵地“学术”道：“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积极维护和行使了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只好再次感叹这是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一个刚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宣布”你丫是我的就行了；而西藏那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政府并合法在位数百年的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就不算！

可是那时候支那大地上，各路牛鬼蛇神也纷纷宣布独立啊。于是这位号称“三民主义”的临时总统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 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孙总统的民族主义，不含藏蒙民族主义；民权不含藏蒙的自决权利；民生，很快你就会看到，在国民政府时期，藏人和别的少数民族的民生都是浮云。

网上搜索马步芳、青海三马，你会看到“匪首”、“荒淫”、“蹂躏五千女子”、“连外孙女都蹂躏”、“残暴”等一片骂声。哈哈，即便如此，他们也有爱国的可爱一面：

“其实马家军阀阻止了内蒙、新疆、西藏的独立为国也立过功!......马家军阀的确在西北干了很多残暴的事情！但马家军阀难道没干过好事情？……如果没有马仲英消灭‘东突***国’的话新疆也独立了！再有西藏曾经在英军策动藏军攻占青海和四川藏区想建立大西藏，刘文辉当时就挡不住藏军，最后还是青海马家军出面打败了藏军！”（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杨作山的《马麒对藏政策述论》（《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作者认为马麒的对藏政策……具有反帝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一面”（《青海三马》)

图为回族军阀马步芳

“……青海军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边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贡献，马步芳作为青海最高军事指挥官也声誉鹊起。(铁血社区“马家军打击西藏亲英势力之战”)

一篇书评“读《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作者是到西藏做学术和考古研究的，如此写到：“这本书 高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旗帜，从历史方面来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这本挥舞爱国主义旗帜的书，是针对夏格巴著作《西藏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著作《西藏的地位》的，而这两本被批判的书，你却无法在中国找到踪迹。

一说“统一”，大家就很High 。他人的血，大可成你们灿烂的胭脂。提醒一下，当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时，别忘了人血胭脂让你们的爱国主义表演徒增喜感。

四．“爱恨悲痛更真实”

我写这篇文章，源于一次小小的争论。谈到共产党终究会把人们逼到反抗，一位朋友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官逼民反。50年代藏区暴动，也是被逼反。”这话在汉人看来可能毫无问题，藏人听来就不见得是滋味。一位藏人朋友果然说：“抗日战争也是官逼民反吗？50年代藏人的抵抗不属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被逼反。”

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跨过金沙江，完成了赵尔丰、马家军阀和国民党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在这片大陆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剧痛的伤口。中国把这场侵略称为“解放”，把50年代对康和安多藏人的屠杀称为“平叛”；而藏人自己，认为康和安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绝望的搏斗是“护教救国抗战”。每年的三月，对藏人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月，因为在这个月，50多年前他们的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就再也没有回来；每年这个月也是胜利者弹冠相庆的月，50多年前，他们在这个月宣布取消西藏政府，然后每年他们在藏人沉默的哀痛中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

把50年代康和安多藏人的反抗与“历朝历代官逼民反”相提并论，包含的信息当然有：这些地方属于中国；如果不是当年官方政策不当把人逼急了，藏人的反抗也不是不可避免之意。

那么这些地方真的属于中国吗？怎么属于的？西藏问题的本质难道不是侵略问题吗？

历史无法假设，所以我们也无法假设：是否用“温水煮蛙”的方式，西藏问题就没有了。

在这个争议中，我也抬了一杠：哪朝哪代，“博”，西藏成为中国“藏区”的？

这位朋友来信道：“第一，我的原意只是说，藏人是被逼反的，中共内部文件也承认青海藏人是‘官逼民反’。我想我当时应该加上一个限定词：‘周边四省的藏人’。第二，从历史角度来看，岗托停战协议签订，汉藏以金沙江为界，康区成为西康省，这是一个事实。 而中共进入周边四省藏区时，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区有过激烈的武装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抵抗。武装抵抗是在1956年之后发生的，原因你也知道。事实上，根据中共文件，他们从1949年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类似‘和平演变’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区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奏效。另一个事实是，虽然是全面反抗，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真正反抗的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10 左右。”

就这位朋友对西藏困境的同情和研究程度来说，这番话真的使我很困惑。这里似乎有一个根本分歧：若是“官”不逼呢？就皆大欢喜了吗？问题是，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成藏人的官呢？

关于《岗托协定》，当时我正在Skype上采访一位在上海读研究生的藏人女生。我顺便把朋友的这段话拷贝给她，问她怎么看这个“历史事实”？这位年青的藏人女学生说：“要单说协议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也许只能痛苦地接受；但对我来说，这个事实背后的爱与恨、悲痛和屈辱更真实。” 实际上，《岗托协定》是个“事实”；19年后一边在拉萨对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连哄带吓，一边屯兵金沙江畔，攻陷昌都，签下《十七条》，也是事实。正如《塘沽协定》与满州国同样是事实。

至于说“中共进入周边四省藏区时，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区有过激烈的武装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抵抗。”这话到底要说什么呢？难道一开始就是顺民，挺欢迎金珠玛米的？我在达兰萨拉的采访中，想得简单点的“叛匪”告诉我：“汉人撒了很多传单，传单上说他们讲平等，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帮助完了就走。我们想：佛教也说众生平等，没错呀，再说来帮我们也是好心啊”；而早看透了的“叛匪”则说：“他们把土司头人弄去开会，许官位要求合作，而他们的军队就在外边。藏人人没有几个，枪没有几条，抵抗什么？”

“事实上，根据中共文件，他们从1949年之后，就制定了一整套类似‘和平演变’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区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奏效。”是啊，温水煮蛙本来都快熬成一锅鲜汤了，谁知派去的积极分子太多，分田抢宅批斗人，把那帮青蛙早早地逼暴动了。

真正让我跌出了隐形眼镜的是“另一个事实”：“虽然是全面反抗，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真正反抗的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10左右。”百分之十，差不多一户出一个了，难道老、弱、病、残、女通通上山打游击当“叛匪”，才算得上“不归顺”？13亿屁民，反抗的有1.3亿吗？恭喜天朝，固若金汤啊，维什么稳？

2011．1．10 特拉维夫

【民主中国首发：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