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1913年签署的《蒙藏条约》。
插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布里亚特蒙古人道尔吉耶夫晚年。
蒙藏往事（二）
文/达希东日布（蒙古人作家）
二 、此案与彼岸之间
“灭了这帮藏人”的凶狠诅咒，并不是始于2010年的“双语教育”推进政策，而是源于一百年前的汉人革命党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所标榜的“三民主义”，其核心内容便是汉民族主义。这种汉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有两种方案，一是驱逐鞑虏，实现汉地十八省的主权独立，恢复中华；二是进一步扩大主权范围，占领大清帝国的“鞑虏”地区，并以同化方式灭绝满蒙维藏各族，实现汉族的大同天下。清王朝灭亡以后，革命党人开始从第一方案快速地转入第二方案，大张旗鼓地推行汉族沙文主义。革命党人振振有词，把这种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解释为“积极的民族主义”，这大概是积极进攻的意思吧。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明确表示：“务使满、蒙、回（维吾尔）、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中略）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使其尽化于我汉族。本党所持的民族主义，乃积极的民族主义。诸君不要忘记。”这就是当时那个正义泯灭的二十世纪，一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只有利弊却没有道德的时代，一个为了自身民族利益的扩大而任意宰割弱小民族的时代。
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道尔吉耶夫便徘徊于此岸与彼岸之间。对于“上帝”或“彼岸”，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很有趣，他认为，当人类先哲们把“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意识到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和绝对性时，伟大的文明便产生了。雅斯贝尔斯把这种伟大文明称为“轴心文明”，并把古老辉煌的印藏文明列入屈指可数的几个轴心文明之内。感叹中国人之精神颓废的中国学者童世骏在其《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中说：“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人为自己确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人在自我的深处，在超越的明朗处，体验到绝对性，那么雅斯贝尔斯把产生了这种超越意识的文明叫做轴心文明。”
几千年来，蒙古人曾经在“现实世界”中勇猛征战，硕果累累。这个世界里没有善恶，只有强弱；这个世界里没有正邪，只有利弊；这个世界里没有博爱，只有敌我；这个世界里既没有“爱你的邻人”也没有“慈悲为怀”，只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直到有一天，八思巴与宗喀巴这两位藏人先哲把“彼岸”展示在蒙古人面前，这些骁勇善战的骑士们便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加入到轴心文明的行列。从此，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征战闲暇里，开始凝视另一个至高的理想世界——彼岸。
然而，道尔吉耶夫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上帝死了”的时代，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个列强各国飞扬跋扈，弱小民族沦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还在欧洲工业革命初期，尼采便大声疾呼“上帝死了”，预言了未来200年的世界历史走向。尼采认为，由于趋利式的理性主义和精打细算，由于摧毁自己的过去和控制自己未来的欲望心理，虚无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不幸的是，尼采的预言成了现实，道尔吉耶夫看到了坚船利炮的英日俄角逐远东的硝烟，也看到了汉人革命党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咄咄逼人的趋势，蒙藏两族沦为弱小民族，佛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环顾整个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要说例外，大概只有几个，泰国在忍辱图存，日本在“富国强兵”，革命党人在“恢复中华”，满清却摇摇欲坠。当时的东亚，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这就是道尔吉耶夫不远万里出访彼得堡，寻求俄国支持藏地独立时的国际环境。
当然，道尔吉耶夫心里很清楚，革命党人还未成气候，暂时不足为惧，但俄国在亚洲却有另外两个更强大的老对手——英国和日本。他邀请俄国支持西藏，日本和英国肯定会觉得很不爽快。尤其是奴役统治着印度的英国，绝不希望在其殖民地的北邻地区出现俄国势力。至于藏民族与藏传佛教的命运和未来，根本不在大英帝国的考虑范围之内。历史证明，英国很不喜欢道尔吉耶夫，原因之一就是他力主西藏寻求俄国的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和重用，并采纳了他的联俄主张。后来，英国人对道尔吉耶夫的厌恶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散布流言，诬蔑他是俄国间谍，甚至制造借口直接入侵西藏。
参与发起诽谤道尔吉耶夫的，也有潜入西藏的日本人。当时，日本为了寻求伙伴共同对抗俄国，正与英国筹划建立“英日同盟”（英日军事同盟条约于1902年正式签订，同盟建立后不久，日本即发起日俄战争）。由于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对另一个列强俄国的同仇敌忾，他们便盛气凌人地干涉阻止藏人与俄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努力。他们粗暴地认为，无论是道尔吉耶夫还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都无权与他们的对手结盟，如果西藏政府不听他们摆布，英军就会悍然入侵西藏，如果谁敢主张与俄国结盟，就会被诬蔑为俄国间谍，这就是他们列强式的游戏规则，无道理可讲。
一百年过去了，对道尔吉耶夫的莫须有的诽谤并没有烟消云散，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也不得不回答人们的提问，消除疑惑，澄清事实。托马斯所著的《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里有一段话：“毫无疑问，”（十四世）达赖喇嘛说，“十三世达赖喇嘛热切渴望与俄罗斯建立关系，而且，我认为他起初对英国抱有一些怀疑。于是，道尔吉耶夫登场了。英国人认为他是间谍，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虔诚的佛教僧侣，并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忠心耿耿。”辛亥革命以后，有些中国人紧跟英国人和日本人臆造出的疑云，也参与到诽谤道尔吉耶夫为间谍的行列中。原因不难理解，他们不但厌恶道尔吉耶夫“通俄”的外交努力，更痛恨道尔吉耶夫主导的1913年《蒙藏条约》，在此条约中，西藏与蒙古库仑政府互相承认主权独立地位，序言写到：“鉴于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于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接下来的各个条款里载明着友谊、互助、佛教国家的兄弟情谊丶贸易等等。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到藏文“让赞”来指称“独立”。
2007年登载于《环球时报》的文章《外国间谍在西藏秘密活动始末》介绍了张伟编著的《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文章里说：“德尔智（道尔吉耶夫）积极奔走在拉萨，库仑（今乌兰巴托）和圣彼得堡之间，同西藏地方分裂主义者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并秘密决定采取两项重大外交行动：一是同独立的外蒙古结成政治同盟，订立藏蒙协定，二是取得俄国对西藏独立的支持，订立藏俄条约。1913年1月，德尔智非法签署所谓《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由于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德尔智此举未能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悻悻返回西藏。”此处所谓“由于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之中的外部形势变化，显然是指英日同盟的建立和日本在满洲对俄国的步步逼近，使得俄国被迫避免两线备战，放弃对西藏的支持计划，集中力量与日本在满洲对决。
美国著名藏学家亚历山大・博金（Alexander Berzin）在其论文《Russian and Japanese Involvement with Pre-Communist Tibet》里谈到一个在西藏的日本人，他图谋破坏藏俄结盟，并在英俄之间挑拨离间：“他（河口慧海）从西藏回到英属印度后，向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印度间谍Sarat Chandra Das报告了一个错误的消息，即俄国在西藏已驻扎军队。当时，日本正与俄国为争夺满洲而备战。（中略）看起来，这个日本人是想通过挑拨英俄对峙，来确保英国在即将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反对俄国。也许他还希望英国插手西藏，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满洲地区分散到印藏地区。”后来，这个日本人所报告的假消息直接导致了英军入侵西藏。俄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满洲与日本妥协，集中精力与英国在西藏对决；二是在西藏向英国让步，集中精力在满洲与日本对决。俄国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对西藏的支持，道尔吉耶夫只能“悻悻返回西藏”了。
道尔吉耶夫的“两项重大外交行动”中，虽然只有前一项成功，却也足以让中国那些狂热痴迷于“大汉一统”的爱国者们咬牙切齿，口诛笔伐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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