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第二部）

这篇卓越的《黑色年鉴》，于去年7月见于嘉央诺布先生的博客http://www.jamyangnorbu.com，悬钩子翻译之后又贴在她的博客上http://lovetibet.ti-da.net。这是第二部。全文长达近四万字。

正如嘉央诺布先生在这篇卓越的《黑色年鉴》中所写：“（高史坦）的任务似乎不在反刍中国文宣的原始数据，而是有技巧地孤立、放大图博历史与现代事务中的灰色地带，以模糊道德的分际。白的变成黑的，对的变成错的，……受害者变成谋杀犯。”

“中国人对博巴的刻板印象，将博巴看成不文明的野蛮人，或者蓄有奴隶的封建领主，……在中国社会的广泛程度，也许就像德国人对犹太人普遍的刻板印象一样。而这类种族歧视的描述，仍然是中国政府、知识分子、学生（即使是留学海外的）、普通中国百姓，从不失败引用，拿来合理化他们对图博的占领，以及征服博日（藏民族）、剥夺他们的自由，一种主要而且方便的合理化说词。”

图为2004年Melvyn Goldstein在印度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图片来源：西储大学图博研究中心）。


BLACK ANNALS: Goldstein & The Negation Of Tibetan History (Part II)
Jamyang Norbu

嘉央诺布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第二部）

译者：台湾悬钩子


革命运动

受马克思主义所影响的论述中，封建（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自己内部的矛盾而崩溃的故事里，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是保留给革命运动，甚或是一个革命英雄。高史坦给我们提供了详尽的、长达十三页的“图博改进党”（中文名称为“西藏革命党”，译注1）的故事，这个组织的目的乃是促成“图博政府与社会的革命性重建”(译注2)。高史坦为这个小小的组织，提供了许多资讯与材料，包括这个组织三个成员的照片，该党党徽的整页特写，该党党员证的整页特写，以及申请进入该党的表格的部份特写”（该表格上写着“西藏革命党入党申请书 ”），虽然最后一项尺寸缩小，也许是为了掩饰该表格的一半文字都是中文。

“图博改进党”是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所资助的机构。其博伊（藏文）的名称，nub bhod lekchoe kyidug， 音“鲁博列确吉杜 ”，字面意义为“西博改进组织 ”，即显露其中端倪，因为以“西”（博伊中的nub，音“鲁”）来描述图博，只有中国人发明的“西藏”才如此。该组织的创立人、领导人，邦达饶嘎(Rabga Pangdatsang)是个国民党的官员。饶嘎在噶伦堡的家，热里乌，有一张他穿着国民党军队制服、跟其他国民党官员一起合影的照片。[原注1]最近有一位台湾学者，利用解禁的国民政府档案，清楚地指出饶嘎的组织，就是国民党利用来秘密侦测图博状况、并且颠覆博雄（藏政府）的间谍组织。林孝庭写道：“在一份发给他军事幕僚的指示中，蒋介石最后下了指令，每个月给饶嘎十万元的津贴。……蒋又指示他在图博、西康与印度的间谍要与饶嘎密切合作，后者拿的是正式的中国护照。”[原注2]

但这个“图博改进组织”对于进行革命与策反的阴谋，却是可悲又无用的。高史坦告诉我们，该协会印制了千份含党徽的会员申请表与会员证，而其党徽“与苏联的十分相像。”但其成员显然没有增加，一直维持着创党时期的那三人。在他详述了该党的一切之后，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小团体也许是不怎么重要的……”但他有点一厢情愿地揣测，如果它跟“热振势力”结合起来，也许就会造成“……对拉萨噶厦政府的真正威胁。”今日还有一些博巴记得这个组织，但其中的原因只是大学者更顿群培，不幸因为跟这个组织有所关连，而被囚禁于拉萨的监狱里。当时他从噶伦堡返回图博，饶嘎委托他带信给一些拉萨的人，而这些人受到博雄的怀疑，与国民党勾结。英国的探员发现了此事，告知拉萨政府，导致更顿群培的被捕。

革命烈士

然而高史坦心目中的革命英雄，龙夏•多吉次杰(Lungshar Dorje Tsegyal)，因为在图博现代政治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虽然许多老一辈的博巴认为他是个扫把星），因此高史坦述说他的故事，显然就不像“图博改进党”那样苍白无力。高史坦主张“龙夏是图博最进步的俗人官员”，他“了解到所有的政治系统都必须适应不断改变的外在世界。”在他的历史书结尾，高史坦强调，图博历史的转捩点，“发生于热振被聘为摄政王的四个月后，一位俗人官员，龙夏，试图改革政府的结构。”



插图：龙夏‧多吉次杰

龙夏作为一个进步的革命英雄的神话，早在高史坦的书出版之前就存在了。达瓦诺布的《红星下的西藏》，书里写道：“财政部长孜本龙夏(Tsepon Lungshar)，领导‘青年图博小组’－－一个自由民主的派系。龙夏曾经旅游过印度与一些欧洲国家，包括英格兰在内，他与四到五个同事，一起擘划了改革的纲要。但这份文件遭到泄露，而他被指控叛国；所以他将图博民主化的努力就化为泡影了。”[原注3]达瓦诺布大概是从龙夏的儿子，强曲啦那里，听到这个对龙夏充满溢美之言，却毫不实际的故事：达瓦诺布在葛伦堡的葛拉汉博士住宿学校读书时，强曲啦在那里教授博伊（藏文）。

这一世达赖喇嘛，喜欢描述自己为“半佛教徒，半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相信龙夏是个改革者与革命家的迷思。在最近出版（但有点愚蠢）、由汤玛斯•赖尔德(Thomas Laird)所撰写的图博史中，他引述达赖喇嘛的话，“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信任龙夏，”还有，“……（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博雄应该由文官领导，而不应该由喇嘛领导。龙夏说喇嘛在行政上没有经验，等等。”[原注4]

在六零与七零年代的流亡博巴世界里，有一种渴望，特别是从印度流行左倾思想的精英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巴学生，他们希望图博历史里也能找到这种左派的革命偶像。因为旧图博里不存在这样的人，龙夏就被推崇，大概是因为他表面上拥有一些反殖民与反帝国的信念。而这样的看法能够站得住脚，可能是因为英国的官方报告里，普遍对他没有好感，甚至怀有敌意，也是因为噶厦（图博的内阁）对他控以“阴谋推翻政府，妄图以布尔什维克系统替代之”的罪名。

事实上，如果你只重新检视高史坦针对龙夏铺陈出来的原始资料，不理会他的诠释的话，非常清楚的是，龙夏不但不是个进步派或改革者，他还是图博政治圈里超级保守与反动的一派。高史坦的资料清楚地指出，他就是破坏现代图博军队，扯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的后腿，而以此合理的推断，减低了图博抵御中国入侵的防卫能力的人。

高史坦告诉我们，在现代化时期的一开始，图博的政治即分裂为两大阵营：由擦绒(Tsarong)所指挥的新军，“致力现代化”的一派；“超保守”的寺院份子、与反动官员结盟，并由僧官丹巴达杰(Tempa Dargay)所领导的，后者就是达赖喇嘛的管家（卓尼钦莫）。



插图：卓尼钦莫，“阿不索”丹巴达杰

高史坦清楚地说明龙夏“策略性地”与超保守的团体结盟。而保守派系的领袖丹巴达杰，在他的僧人同侪之中，大家都以赞美的昵称，阿绕嘎波(Ara Karpo)，意即“白胡须”来叫他。而看不起他的军事将领与俗人官吏，则叫他“卓尼钦莫阿不索”－－“阿不索”就是那种长毛的图博梗犬。令人惊讶的是，高史坦没有提到这个轻蔑语“阿不索”，而且将他描写为似乎只有“白胡须”的昵名。也许这不能表示高史坦对超保守派的同情，然而确实指出他的资讯大体上从哪里来。

龙夏第一个削弱强大新军势力集团，并且让现代化改革倒退的机会，在1920年降临。他极为狡滑地煽动一个让新军大权中衰的政治危机。这起事件的标准版本是，一群自大的军事将领，强行进入国民大会”（中译本写为“民众大会”）的议场。这样的说法不幸地给后人留下一种印象，当时有类似军事政变的事件发生了－－就好像1981年西班牙国家宪兵(Guardia Civil)挟持西班牙国会(the Cortes)一样的[译注3]。夏格巴相当错误地提到，就是擦绒亲自领导该团的军官到国民大会去的。比较晚近的研究，包括高史坦的在内，显示根本没有此类的情事发生，而那些军官的行动，虽然有欠考虑，却是无恶意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而这个事件之所以会被保守派吹嘘夸大，就是龙夏所指使的。

1920年的3月上旬，国民大会正在讨论军队的经费事宜。根据高史坦的说法，“反军队集团想办法将军官代表排除在会议之外”。旧图博的国民大会，不像是现代经历过选举的国会，它要求出席的不只是政府官员、寺院主持，“三席”的代表，以及各个阶级与工会的代表，也包括“军队的代表”。[原注5]将军队的代表排除，是非常不寻常的作法。



插图：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Tsarong Dasang Damdul)

根据擦绒的儿子为他父亲所作的传记，某些军官于是到大会所在的地点，要求与大会书记见面，以询问他们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他们要求在会场外与他会面，因为“根据……政府的规矩，直接进入会场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因此他们要求与一个代表会谈。”[原注6]龙夏，那天刚好代理大会书记一职，就与他们在会场外晤面。高史坦也明白地陈述，军官们告诉龙夏“他们来此不是要求参与会议，而只是来询问为什么军官们都被排除在外而已。”

而龙夏是怎么跟国民大会解释，不太清楚。但肯定的是，他的报告让大会代表感到警觉，甚至陷入惊惶的状态。夏格巴以及其他曾经研究此事件的人，都很清楚，就是龙夏煽动起大家的愤怒与惊惶。高史坦告诉我们，“流传的谣言说，这也许就是政变的前兆，不然就是军队要针对特定的敌人而采取行动……几天后，此事件进一步升高了，因为国民大会的领袖告诉伦钦（Lonchen，首席噶伦（部长））索康(Sholkang)，他们要暂停会议，因为他们害怕军队会冲进来杀死他们。这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就是反军队集团巧妙地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计策。”而这就是一连串削弱军队与其总司令擦绒威望的事件的第一件，也是龙夏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的第一步。这些事件背后清晰可见龙夏的手在操弄，但军事将领们与擦绒也有错，因为他们没有更小心谨慎地处理图博敏感的政治议题。

图博的军事维新家

虽然如此，不管他们的缺点何在，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图博新军的军官们就是当时图博现代化的主要促成者。现代化不必然是社会主义者提倡或民主变化带来的结果。在阿塔图克（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进步的改革之中，都有明显的军事动力。图博的现代化也应该在其时代的脉络下来讨论，而不是从今日左翼的观点，后者也许会认为图博的军官阶级与英人（帝国主义者）的友善关系，都是意识形态不正确的。在这些“进步人士”的作品之中－－不管是文宣也好，非宣传的也罢－－其永恒不变的规则是，除非受到左派的正式认可，其他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不现代化、也不民主化的。

这些图博军官穿着欧洲军队制服、摆出威武姿态的照片（对于现代的读者而言，似乎有点荒谬），在某些案例中，就是导致他们的成就被小看、被忽略的原因。但你只要看看明治日本的军官写真，或中华民国早期的军人照片，甚至看看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福态但帅气的安佛巴夏(Enver Pasha)，就会知道，这种制服与姿势，都是当时的军人圈中非常流行的。

那个时期的图博军人似乎拥有不止一样的能力，他们不止会战斗，还擅长情报收集，通讯，民事行政，甚至外交礼仪，而后者在1913年的一个小事件记录中清楚地呈现：英人间谍兼探险家，伯利(F.M.Bailey)偷偷地进入南图博，以便绘制雅鲁藏布江南转进入印度一带，广大、无人探索的丛林区的地图。这个地区不止非常崎岖难行，而且还有野人与猎头族在此出没。但伯利与他的同伴却很惊讶地收到博东的图博军事总部捎来的一封信：

“第二天早上，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明之时，我们收到噶伦喇嘛，图博军队的总指挥官，写给我们的一封信。它是从康区的苯波贡巴（Pembar Gompa，一座苯教寺院）写来的，而且首先是被送到曲瓦(Showa)那里去。然后它又再被放入一个新的信封，密封后，送到兹啦(Tsela)，在那里他们又把它放入另外一个信封，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来。整体的结果，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此信的目的，乃是要问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而且为了确保我们不能说我们读不懂，还附上英文翻译。”[原注7]

在我们这个拥有间谍卫星、GPS系统、无人侦察机等等高科技的时代，还常常发生情资的错误，这种低科技、朴实但真确有用的情报能力，也许应该被认为是相当可观的成就。

龙夏的崛起与衰落

龙夏最后终于让擦绒被免去军队总司令一职，乃是藉由煽动达赖喇嘛年轻侄子、也是副总司令穆平宗巴（Drumba）[译注4]的野心而达成的。龙夏鼓励他去跟达赖喇嘛抗议擦绒，并指控他阴谋策划“推翻博雄”。当穆平宗巴变成总司令时，根据夏格巴的记录，龙夏“被约聘为国防秘书”。车仁•仁钦卓玛(Rinchen Dolma Taring)提到“谣言是说，龙夏早就密谋要让这个软弱人当上总司令”。当然，车仁女士在此事上也不能说毫无偏见，但当时穆平宗巴平步青云的各式揣测在拉萨非常普遍。穆平宗巴本来就是又懒惰又没效率的官员，而且达赖喇嘛稍后就把他从政府部门解职了，让龙夏顺理成章成为军队的总把手。根据K•顿珠的看法，“龙夏又当总司令又当财政部长，势力真的如日中天了。”



插图：图博的军官，达赖喇嘛的侄子穆平宗巴站在中排，左边数来第二个。

龙夏的自大与莽撞，几乎让图博在1929年与尼泊尔发生战争，只为了夏巴杰波("Sherpa" Gyalpo)所犯下的小罪：他违反图博的法律，迳自在拉萨贩卖香烟。杰波自称为尼泊尔人，跑到拉萨的尼泊尔使馆里寻求庇护，但龙夏莽撞地不顾外交礼节，还有尼泊尔与图博早在1856年签定了条约所享的权利，决定利用武力来解决此争端。一位尼泊尔历史学家写道：“九十名图博军官冲入使馆里，而一千三百名军人包围了整个使馆。”[原注8]尼泊尔当局震怒，开始准备兴战，只有靠英国的大力介入，才惊险地避免发生真正冲突。这个外交的大灾难，还有龙夏本人对待其他军官高高在上、没有礼貌的行为，渐渐地毁掉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且导致他被免除总司令的职务。

贡培啦(Kunphel la)，达赖喇嘛的侍从官，开始渐渐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势力。贡培啦早先创办了仲札玛嘎（Drongdak Magar，意为“殷实之家军团”），乃是从比较低阶的贵族、与富有的农民那里徵募人员组成的。



插图：仲札玛噶军团的指挥官，宇妥‧札西顿珠及车仁‧晋美

少将车仁•晋美，对于他的军团非常自豪，他告诉我，该团创立的灵感是来自英国的“绅士军团”的传统，它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变成职业军官团培养人才的地方。刚开始，新入伍的军人对于军事训练很不习惯，大家都想回家。然而高史坦对把新兵们哭诉头发被剪短的故事，拿来大作文章。全世界刚入伍的新兵，大概都对于军队的严格规定有相同的反应。史丹利•库柏力克的电影《金甲部队》（Full Metal Jacket，中国大陆亦译作《全金属外壳》），就充份地显示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兵们，在被送到越南之前，对于他们的嬉皮长发被剪短有一样的反应。

贡培啦对他麾下的大兵给予特别的待遇，加上新的武器与装备，时髦的制服与严格的训练操练，该军团渐渐变成一支劲旅，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团队精神。英国的政治军官，威廉逊(F.W.Williamson)在1933年视查这支军团，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英国与印度的常备军外，我还没有看过这么敏捷又精准的队伍，”他在一份送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高史坦也描写它是“优异的仲札军团”。



插图：在扎基整练的「殷实之家」仲札军团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给了龙夏一个除掉贡培啦的机会。高史坦告诉我们，龙夏想办法派了一个间谍到仲札殷实之家军团里去，而这位间谍渐渐地说服大兵，开始叛变与逃跑。当此情形发生时，贡培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高史坦告诉我们龙夏“消灭贡培啦的计划既高明又简单。”

贡培啦被传唤到国民大会处，而龙夏的保守派友人指控他谋杀达赖喇嘛，又要求严厉惩处。但正直的官员如鲁康娃给了大会明智的忠告，终于赢得多数的同意。贡培啦的罪名变成未能将圣尊染患疾病及早通知博雄，并且被放逐到达波。[译注5]



插图：古恰（Kuchar，达赖喇嘛的近侍或亲信）贡培啦( Kunphel la)

龙夏的下一步，就是消除噶厦的权力，好让自己大权独揽。他开始集合不满的官员，大部份都是僧官，组成一个秘密组织，叫做“幸福联盟”（Kyechog Kuntun，吉曲贡敦）。高史坦令人匪夷所思地、又重覆地说这个组织就是龙夏的“改革政党”或“改革运动”－－大概是因为它原始的图博名称没有进步或革命的意涵。很清楚的是，龙夏与这个团体的目的，就是取代噶厦，并且靠某种政变夺权。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资深的噶厦部长，赤门(Trimon)本应该被谋杀，但根据高史坦的说法，此次的夺权不是靠刺杀，而是靠上缴一份改革的请愿书给噶厦而达成－－听起来非常可疑。为了说明龙夏夺权乃是合理的作法，高史坦引述了两个历史上的先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当成是显露高史坦真意的弗洛伊德失言：他所提供的其中一个先例，就是在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个政变，有一个资深的噶厦官员被冷酷地谋杀。

然而龙夏是被他自己组织的一个成员所出卖的。他试图潜逃，而且还想办法弄来一把手枪，但终于被解除武装，给逮捕了。高史坦提到在龙夏的靴子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包含黑魔法的咒语，意图伤害赤门。在本事件的章节结尾，高史坦写道：“龙夏的运动，就是改革、重振传统政治系统的最后企图……而他的下台必定要被看成是促成喇嘛王国崩逝的主要原因。”

野心的大体解剖

高史坦会作出上述的评估，乃是他相信，龙夏的计划就是要在政府里作出激烈的政治改革。高史坦写说，龙夏想让内阁的成员任期限制在四年一任，而且应该交由国民大会来选择，并且向国民大会负责。他之所以推测出这些，还得知龙夏素有现代派、改革派的令名，大部份都是从龙夏的两个儿子那里听来的，拉鲁•次旺多吉、与龙夏•强曲啦。就好像我先前提起的，龙夏在达瓦诺布的书中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民主人士”，应该是强曲啦对他的父亲美化的回忆所造成的。高史坦也引述拉鲁所写的自述[原注9]，出版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六>》里的。[原注10]这部材料是图博贵族、喇嘛与其他人的访谈与回忆录，在1980年代为了官方用途、内部参考批判目的，而集合成册的。虽然作为辅助的学术用途，但其内容不全然与较早期的“招供”、“谴责”无涉。

为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接受访谈的人，似乎对于此事都没什么其他选择，而且很有可能，这些材料的部份，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之中，可以用来批斗被访问人－－如果当局这么要求的话。我们亦应该记得“坦白交代”在今日的中国司法系统里，仍然是标准而必要的要求。高史坦被这些访谈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坦白”所说服，而且似乎完全相信这些材料的说法，没有任何保留。

去挑战龙夏两个儿子的回忆，太过坏心，这两位想要恢复他们父亲的名誉，其孝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重要的是，要警觉地处理这样的材料。K•顿珠认为拉鲁的回忆录与其他从图博本地来的记录，都是很宝贵的，然而他也很小心地又说：“……读者一定要小心。这些回忆录是由对某些事情拥有强烈看法，极力希望别人相信的人所写的，而且是在现在统治图博的外来势力监督下出版的。”也许我们在这里应该提起，K•顿珠，虽然是（流亡的）图博共产党的创办人，一开始也是相信龙夏是个革命改革派的，但他开始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之后，已经修正了他的观点。在《水鸟年与其他年岁》一书里，顿珠描写龙夏是个“邪恶……狂妄有野心……自私自利”，也是一个“鬼才”与“假的革命家”。顿珠认为相信龙夏聪明过人、“常常用好几种不同的外衣来遮掩他对权力的野心，而且进步的成份往往不如反动来得多。”

如果我们研究另外一份记录（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里的），由“幸福连盟”组织成员，官员拉乌达热(Lhautara)所写的有关龙夏政变的事情，他没有提到连盟的聚会里，有谈到任何政治改革，如噶厦任期限制之类，而此类情事也没有在他所参与的任何讨论里出现。事实上拉乌达热清楚地说，龙夏“组织一个秘密的党派好攫取政治的权力”。[原注11]

即使我们接受高史坦的分析，龙夏的计划就是限制噶厦的权力，增加国民大会的权力，这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民主”式的重新建构。（图博当时的）国民大会并不是现代意义的立法机构。噶厦与国民大会都是政治的中心，前者由俗人的贵族占多数，后者则属于寺院代表。清楚的是，让一个大部份乃由僧人组成的国民大会变得更有权力，并不是龙夏的最终目的，就如高史坦所承认的，龙夏的目的，就是让他自己掌握无上的大权。

稍早，高史坦描述，龙夏“聪明的计划”是怎样的：他打算首先跟寺院的保守派结合，以摧毁军事集团、现代化人士的权力，接着，（大概是他在摧毁他先前的友人，保守派的权力之后），再实施改革。这种两次或三次背叛友人的方法，当然是希特勒、史达林或毛泽东之流攫取政权的既定方式，但可以肯定，并不是一种可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龙夏的政治生涯自始至终，结盟的对象都是非常保守的寺院权力团体。事实上，高史坦自己也写到，龙夏的“改革运动组织绝大多数都是由僧官所加入”。明显地，参加这个运动的人，目的不是带来改革，而是挑战俗人官员的权力、弱化军队、并且阻止现代化。高史坦在他对龙夏溢美的叙述之中，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奇怪又背道而驰的地方。

也许可以提到，类似于龙夏的这种阴谋，在六零年代早期的达兰萨拉也曾经发生，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创造了一个政治组织，叫“三区团结连盟”(cholsum chigdril tsokpa)，这个组织大部份都是由年轻的僧官所构成。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噶厦的威信，当时的噶厦是由一位资深的部长，老贵族索康•旺钦格勒(Surkhang Wangchen Gelek)所领导，也是高史坦前妻的伯伯（或舅舅）。有趣的是，当时，嘉乐顿珠也使用类似的民族主义与改革的说词，来除去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夺取权力。而我很确定，高史坦会同意我的看法：嘉乐顿珠不能被形容为一个民主改革派。

如果调查龙夏所谓的进步履历，也许将能更进一步阐明我的论点。龙夏是在1913-14年被派到英国去，他的任务是陪伴达赖喇嘛派遣到（英格兰中部的）拉格比(Rugby)读书的四名图博男孩，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西式教育实验的一部份。高史坦也告诉我们，龙夏在他的妻子怀孕时，突然回到图博，因为他相信，如果小孩生在英格兰，就会变成金发碧眼。博巴对于他们“无知同胞到海外去”因为种种奇怪的观念、犯下礼仪上禁忌的事情，流传着各种有趣的故事，然而这是唯一我所知道，一个博巴如此荒唐迷信、行为古怪的例子。

我们知道龙夏很迷信，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事。高史坦告诉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镜中神灵显影(thrabab) 与黑魔法 (dey)的专家。”车仁•仁钦卓玛告诉我们（由(义大利的博日巴凯巴)白佐良(Luciano Petech)所重述[原注12]），夏札•班觉索旺(Shatra Palijor Sowang)在1928年之所以去逝，就在他成为噶厦的部长之前，大家都相信，就是龙夏的魔法所造成的。接着，我们还知道龙夏试图使用黑魔法杀死赤门，也是高史坦提到的。即使是在一个如此虔诚（也许有点太容易相信他人）的社会，如图博这样的，龙夏对于魔法的执迷是相当非比寻常的。与他极为不同的是，当时许多年轻的军官与现代派，都认为自己是理性主义者（即使只是在一种肤浅的意义上）。许多人认为擦绒是个无神论者，而车仁•仁钦卓玛试图在她的自传之中，《图博的女儿》，为这种指控辩护。

龙夏没有像当时其他的博巴一样，培养出对摄影、听无线电、或听黑胶唱片的兴趣。他也没有像某些进步的贵族，把小孩送到江孜的英文学校里读书，当然，这件事是受到寺院保守派强力反对的事情。在江孜的英文学校关门后，龙夏也没有送他的小孩到印度去学习现代的教育，像其他的贵族甚至商人所做的一样。

我们知道在当时，各个不同的官员与个人开始发展各种实业来促成图博的现代化。例如，擦绒在赤桑（拉萨西郊）建立了第一座钢桥，而仁岗想要使拉萨得到电力，贡培啦开始在札基创办一间工厂，并且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水管系统，将干净的水送到大昭寺的厨房，好让僧人在默朗钦莫节日时有茶水可喝。龙夏似乎没有从事任何此类的事业。

高史坦认为龙夏拥有许多民主制度与“西方历史”的知识，但除了他的儿子如此说之外，我们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看法。没有一本书，手册，甚或是龙夏自己的信函之中，提到这样的事。但当时某些想法非常先进的博巴学者，如更顿群培，或格登塔钦(Gergan Tharchin)写作了相关的主题。甚至更早一百年，就有好奇的图博学者试图在《世界地理之镜》 (zamling gyalshay melong)里描写外在的世界。

但我们再把龙夏典型的高傲自大（高史坦本人这样表示）与他对其他掌权者嫉妒不已的个性（后者是他自己的情妇，拉鲁女士自己都曾经评论过的[原注13]），让我们很难不下结论说，龙夏想要得到最高权位的野心，只是为了自己自私的原因，与改革、现代化图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高史坦想要将龙夏描述成一个民主人士，一个革命家，一个会希望图博可以自强，甚至抵御共产党人入侵的人，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看法。相反地，龙夏有效地将现代化的新军削弱，解散了优异的“殷实之家”军团，并且确保超保守势力的成功，这些都是造成1950年共产党的军事入侵并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

最后一点，也许比任何单一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龙夏扮演了让班禅喇嘛出逃到中国的主要推手，而且如此一来真正确保了“喇嘛王国的崩逝”。在1920年，龙夏受托，负责在贵族、大寺院的产业上增加税率，后者包括札什伦布寺，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的义务乃是要支付博雄（藏政府）军队的四分之一开销，但该寺抗议，认为这样的计算有误。某种形式的妥协也许最终还是可能达成，但高史坦告诉我们：龙夏“说服达赖喇嘛，说班禅喇嘛拒绝缴税的真正动机，乃在于他不确定达赖喇嘛的权威比他更加崇高的缘故。”不令人意外的，局势很快地就恶化，终于到了1923年，感到害怕的班禅喇嘛逃亡到中国去了。让事情雪上加霜的，龙夏还派了一支没有办法捉到班禅喇嘛的军队追捕。作为一种官方的反应，此举措无疑太过份，并且十分吓人，以致于班禅喇嘛相信他永远都回不了图博了，除非有中国军队的护送。



插图：九世班禅喇嘛在国民党的飞机上

九世班禅喇嘛，是像圣人一样的人物，然而也是有点天真的，他被国民党政府有效地利用，削弱了博巴努力展示他们独立性的种种企图。根据一位美国的学者，华伦•史密斯的说法，中国人利用班禅喇嘛显示“……图博不是个团结的国家，只是中国辖下的一些封建附属地而已。”史密斯又说，“班禅喇嘛的逃亡，阻碍了达赖喇嘛创造图博政治团结、让图博行政中央化的努力。”[原注14]班禅喇嘛的逃亡不只被博巴认为是十分不祥的徵兆，也让民间兴起了对政府、军队与现代化的反感，因此“而强化了保守派的手”。

当共产党入侵图博时，因他们拥有新转世的班禅喇嘛的监护权，马上让他们得以轻易通过安多与康，进入图博的中心地区，还提供一种他们的侵略乃是名正言顺的表象。如果我们想估计博日（藏民族）利益所遭受的长期损害，中国人控制班禅喇嘛的事实，也许比热振事件更加糟糕，因为后者的负面效益，已经随着时间日渐减退。高史坦告诉我们：“博雄与热振仁波切之间的敌意，一直到1950年代晚期，十四世达赖喇嘛接掌大权时就结束了，而图博的历史再展开新的一页。”但有关于班禅喇嘛的僵局，没有任何历史新页，它不只在目前严重地削弱了图博议题，也预言了未来的不吉之兆，因为中国人无疑会利用现任的（汉）班禅喇嘛，来选择下一任的达赖喇嘛。而这一切，我们都应该感谢龙夏与他的反动盟友卓尼钦莫“阿不索”，而札什伦布寺的官员到今天都还相信，就是后者让达赖喇嘛听信了有关班禅喇嘛的谣言。

那么为什么高史坦，在这种他收集来的诸多证据与结论完全相反的情况之下，还会试图将龙夏描写成他的历史书里的革命烈士呢？如果我们检视他与他人合写、最近促销的的两位博巴共产党人[译注6]的传记，也许我们就会了解他的动机。

《为现代化的图博奋斗：扎西次仁自传》的主人翁是一个博雄的小官吏，他在1959年逃到印度，又在1960年想办法到美国去读书。在美国期间，扎西相信，图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治下，才能现代化，于是（他借道古巴）“回归”中国。这种马克思主义式、“浪子回头”的寓言故事，不是本书中扎西所经历的唯一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当他小时候在拉萨作舞童时，他被一个贵族喇嘛虐待，而这一点就很恰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那就是图博需要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革。扎西次仁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乃是他自己本人在图博经历共产主义，再加上六零年代西方对毛主席与共产中国的崇敬与欣赏的混合物（扎西是高史坦在六零年代早期于西雅图结识的友人），然而他回到中国后所受的回馈，却是在中国境内长期又残酷的监狱刑期，接着他从图博被放逐，被迫待在外省，一直到1980年代为止。在我读完扎西次仁的传记后，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就是，他真是一个极度天真的人。而我不能避免作出的结论就是，高史坦选择扎西作为一本书的主角，显示了高史坦自己的天真不实际，还有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倾向。

另外一本书，《一位图博革命家：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活与时代》，就是有关一位博巴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在1950年代为中国入侵图博的军队提供了极宝贵的协助：他帮忙组织博东地区的运输补给，稍后又作达赖喇嘛的老师，教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地评论这本书，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再罗嗦。而在他服务中国与共产党之后，平措汪杰的回馈就是长达十八年的单独监禁，甚至在刑期的晚期，他到了忘记如何讲话的地步。而他的妻子在受她的同志“批斗”之后自杀，而他们的孩子们落得无依无靠，好像流浪狗一样。在本传记中，说得很明白的是，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苦，平措汪杰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信仰；也没有失去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于民族自治政策的信念，即使史达林本人都说了，该政策只是为了诱使弱小民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设的；即使图博今日比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北京更直接的控制，与更重手的压迫。我很难决定平措汪杰式的天真是一种病态，还是本书里其中一些例子显示的，是一种任性而盲目的自尊自大。几年以前，他写作了一本非常厚的书（由北京官方出版，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美国散布流通）[译注7]，他在书里声称，他已经发现了颠扑不破的证据，完全只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可以证明月球上有水的存在。然而高史坦显然认为平措汪杰与他性情接近，气味相投。整本书都只使用他的昵称－－平汪－－来称呼他。

高史坦清楚地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很值得欣赏的，而这两本书的语调都是充满赞美的，假如不是直接把他们当成至圣先贤的话。这两位博巴的明显特征，与高史坦为什么这么努力让他们的故事在西方得以出版的理由，就是他们满足了中国共产党占领图博的理直气壮解释。在平措汪杰的例子之中，他的服务是刻意的，而且也给中共带来无限好处的。扎西次仁提供服务比较少，除了小小的宣传效果之外，但以他那种病态、又自欺欺人的方式，却显得非常真诚。

龙夏本人的目的并不是在帮助中国征服图博，但他跟超保守的权力团体合作的结果，就是他摧毁了图博的现代化军队，就是他，而不是别人，达到了削减图博国防能力的效果。我认为，他这种促成共军大获全胜的贡献，就是高史坦为什么选择龙夏作为他的历史书中的英雄的原因，他虽然未明说，但着实具有因果关系。高史坦也许在大国入侵小国的意义上，未明确地表明赞成中国占领图博；但在更加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在它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获得的一场胜利的意义上，他是赞成的。

龙夏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是唯一一位被博雄指控为布尔什维克的博巴，并且受到惩罚。这一点，再加上他为所犯下的罪行而经受的恐怖刑罚，也许就是让他成为许多左翼博巴心目中的烈士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更加国际化的圈子里，龙夏作为共产烈士的角色，还不时地浮现。例如在毛主义者的聊天网站“RevolutionaryLeft.com”，这个自我标榜为世界最大的激进左派论坛里，我很惊讶地发现以下有关于龙夏的对话，我在此不编辑地重贴：

“高傲的农奴应该被他们的主人惩罚－－主人就是贵族与寺院。一个政府官员，叫做龙夏的，一个温和的改革者，被指控在1930年代试图领导共产革命……他的眼珠被绑在他头上的打结绳索不断地收紧而压碎。他后来死在狱中。

Spartafc：感谢老天爷，赐给我们毛泽东，感谢老天爷，让西藏继续被占领。”

历史学家的动机

荷兰的历史学家，彼得•戈耶尔(Pieter Geyl)，在他著名的作品，《赞成与反对拿破仑》(Napoleon For and Against)，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说明，显示历史学家如何被现代的事件所影响，即使他们写作的是过去的事。戈耶尔显示，法国的十九世纪史学家，在写作拿破仑的历史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整个世纪里，各种冲突扞格的政治生活与思想潮流。

我认为影响高史坦形成他的图博历史的“现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高史坦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之时。当时，在图博境内，语言与文化为了各种目的而惨遭摧毁，高史坦，在一本1973年出版的语言书里，在前言里宣称：“最近在图博发生的政治事件，已经激起了图博语言的真正革命。”而句子里所提到的“最近的政治事件”，高史坦大概是意指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开始，而正式在1976年终结。

第二个阶段，就是邓小平开始的后自由化时期，当时高史坦受到许可，可以进入图博进行各种研究，甚至与中共当局安排各种互惠的协议。事实上，高史坦对这个又资本主义又共产主义的美丽新中国印象十分深刻，他甚至在一份有关图博议题的重要报告之中，倡议图博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就是让中国人保持图博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权，并只让博巴生活在“文化保留地”上。[原注15]

高史坦声称他的《现代图博史》乃是完全客观中立的。这一点他写在前言里：“这本书并非亲中国，也不亲图博，在这两个名词的现代意义之上。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也不是为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长中国艺术史的学者，西蒙•列斯(Simon Leys)在他检视谭若思与其他中国专家时，对于他们自己所自称的中立客观，有以下的看法：“专家是没有情绪的；他总是记得一个硬币有两面。我想，举例来说，即使你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事来质问他，他也还有办法说，一个人不应该用自己的主观看法来衡量纳綷的价值观，毕竟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原注16]

我稍早提过一个这种要命的各打五十大板的例子，我提到在义大利法西斯入侵伊索比亚时，英国与法国的外长的心态。要达成这种“客观的”思考方式，我们只要相信这样的入侵行为，甚或战争，都只是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进行就可以了。当日本在1937年攻击中国的时候，许多西方人，虽然对于中国不是完全毫无同情，但还是拥有亲日本的观感。以下是伦敦泰晤士报如何在社论里评论上海的死伤：

“在中国平民百姓之间（许多人都是由士兵所伪装），造成这样的生命损失，是无法避免，也是意外产生的，而我们深信，日本人比起其他人，对这样的结果深感懊悔。”

在当时的许多人心目中，认为日本代表进步与文明，如此一来好好地教训了落后又腐化的中国；而法国人，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与印度支那（越南）的经验中汲取心得，也许会称之为从事开化任务（a mission civilisatrice）。

也许藉由如此露骨地表示他很客观，高史坦觉得他已经让自己成为会受到批评的对象，因此他在说完此话的数行之后，又再加上他本来没有意思要写的句子。虽然是个轻描淡写，勉强听起来中立的句子，也许我们应该将它读成一种同理心的词句：“很难不对博巴与中国人在现代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极大的同情。”

数百万德国人在纳綷统治之下，也遭受很大的痛苦，许多人在集中营里死掉，然而当我们讨论Holocaust(犹太大屠杀)时、与欧洲犹太人所遭逢的悲剧，我们不必提起德国人所忍受的痛苦，才能建立起我们的客观性。丹尼尔•约拿•高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引起争议，但广受好评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执刑者》(Hitler's Willing Excutioners)，反驳了德国人民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只是不幸被邪恶冷酷的统治者所统治，而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的，都是统治者，与老百姓无涉的这种说法。高德哈根呈现出一个社会与许多身处其间的个人，早已经好几个世代都对犹太人拥有强烈负面而且恶意的刻板印象，而犹太大屠杀只是这种普遍心态的最高潮，而不是由某独裁者、某政党所指挥而造成的单一事件。中国人对博巴的刻板印象，将博巴看成不文明的野蛮人，或者蓄有奴隶的封建领主，当然在性质上是大不相同的，但在中国社会的广泛程度，也许就像德国人对犹太人普遍的刻板印象一样。而这类种族歧视的描述，仍然是中国政府、知识份子、学生（即使是留学海外的）、普通中国百姓，从不失败引用，拿来合理化他们对图博的占领，以及征服博日（藏民族）、剥夺他们的自由，一种主要而且方便的合理化说词。

英国的历史学家，麦可•史丹福(Michael Stanford)在《历史知识的性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书中警告我们，如果历史学家躲闭所有的道德层次，而只“客观”地写作没有任何道德评价的历史，“历史学家最善良的用意，也许会导致他们不想见到的结果；亦即，历史学家的这种不带道德的态度，只要一松懈，就可能会造成一种不关心道德问题的读者，然后，可能是邪恶的怪物。”[原注17]

但也许，不只是在判断的短暂失败，或者无意识地“松懈”成为邪恶的怪物，像史丹福写得那样，今日这种对中国（与图博）的“客观”写作之中，还有一种故意、并且自私自利的成份在内。我曾经多次提到一位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顶尖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原注18]，与香港大学的卡斯顿•荷兹(Carsten A. Holz))[原注19]对此问题写的文章。最近我们又读到保罗-慕尼(Paul Mooney)的报告[原注20]，讲北京如何有效地让西方学者自我审查。

中国似乎是把高史坦当成站在他们那边的顶级图博学者。如果你去看中国政府对图博的白皮书，看看〈图博现代化的历史不可避免性〉这篇文章，[原注21]其引用的第一个与最重要的注释，就是高史坦的历史著作。高史坦对中国而言，不是像韩素音、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汤姆•格朗非那样的寻常的宣传家。他的任务似乎不在反刍中国文宣的原始资料，而是有技巧地孤立、放大图博历史与现代事务中的灰色地带，以模糊道德的分际。白的变成黑的，对的变成错的，（且让我改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句子，）受害者变成谋杀犯。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柯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想要将人权议题与中国贸易脱勾，并且引导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时，高史坦在华府很受欢迎，常常出现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在特鲁赖德山电影节(Telluride Mountain Film Festival)的一个图博讨论会场上，我听到柯林顿派联合国的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对高史坦大加表扬。霍尔布鲁克（现在是为中国游说的说客）曾经跟高史坦一起到图博去旅游，并且清楚地将他当成图博议题的权威。

在那层意义上，高史坦与他的学术作品也许可以看成（不管他原意是否如此）全球风潮的一部份：那就是过去二十年来出现的，在道德、政治、与智识等层面上不赞成与中国毫无条件进行贸易的反对意见，所进行的削弱、阻碍与破坏。而修正亚洲的历史一直都是这种策略的重要特征，他们强调，必得将中国与亚洲看成一种古老的文明，说这种文明就是看重社会秩序、稳定与传统，而西方不应该不尊重这样的传统，而坚持中国去遵从西式的人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

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强烈地谴责这种“以狭窄的威权专制价值归类来定义亚洲历史的企图，因为这样无法显示丰富多样的亚洲知识传统的真价值。”在他的《自由作为一种发展》(Freedom as Development)一书之中，他将这种历史的否定主义很快地以一句话驳斥打发，而这句话似乎也很能够总结高史坦的《喇嘛王国的崩逝》一书：

“可疑的历史不能为可疑的政治辩护。”

原文注释与引用文献：

[1] 我跟饶嘎的妻子有亲属关系，并且曾经多次造访他们在葛伦堡的家。

[2] 林孝庭《图博与国民党中国的边疆：阴谋诡计与族群政治，1928-49》（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UBC Press. Vancouver, 2006.）

[3] 达瓦诺布《红星下的西藏》（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 Collins, London. 1974）

[4] 汤玛斯•赖尔德《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台湾联经出版社，2008-07-05）（Thomas Laird,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6.）

[5] 兰•拉胡《图博的政府与政治》（Ram Rahul,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ibet, Vikas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69.）

[6] 擦绒•达桑占堆《报效国家：图博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传记》（D.N.Tsarong,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Snow Lion Publications, Ithaca NY, 2000）

[7] F•M•贝利《没有护照到图博》（F.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The Travel Book Club, London, 1957）

[8] 德莎•普拉沙德•米希拉《驯服图博：妥协与冲突的尼泊尔-图博关系史(1900-1830)》（Mishra, Tirtha Prasad, The Taming of Tibet: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Compromise and Confrontation in Nepal-Tibet Relations (1900-1830), Nirala Publications, New Delhi,1991）

[9] 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夏?多吉次杰〉，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所集成（Lhalu, Tsewang Dorje "Recollections of My Father Dorje Tsegye Lungshar," b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fice, Bod rang skyongs ljongs chab gros rig gnas lo sgyus rgyu cha zhib jug u yon lhan khang.）

[10] 这是一系列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博盖音Bod-kyi lo-rgyus rig-gnas dpyad-gzhi'i rgyu-cha bdams-bsgrigs，，某些册子则称之为《文化史》。这个系列是由访谈所构成的，而且是由从前的上层阶级贵族所写的回忆录。除此之外，这个系列还包含原始的历史文件，有助于研究近代历史。某些小册子在1980年代也于达兰萨拉出版，其中一本有位作者描写他的回忆录如何作成的过程。很明显有许多政府的干预。

[11] K•顿珠《水鸟年与其他年岁：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其后的历史》（K. Dhondup, The Water-Bird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after, Rangwang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6.）

[12] 白佐良《图博的政府与贵族》（Luciano Petech, Government and Aristocracy of Tibet, Is.M.E.O, Roma, 1973.）

[13] 车仁•仁钦卓玛《图博的女儿》（Rinchen Dolma Taring, Daughter of Tibet, John Murray, London, 1970.）

[14] 华伦•史密斯《图博国家》（Warren Smith, Tibetan Nati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96,）

[15] 马文•高史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图博问题〉（Goldstein, Melvin, "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RIEFING, 1990,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90. Reprinted in TIBETAN REVIEW, March 1991.）

[16] 西蒙•列斯《焚烧的森林》（Simon Leys, The Burning Forest, Paladin, U.K., 1988.）

[17] 麦可•史丹福《历史知识的性质》（Stanford Michael.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8] 林培瑞〈吊灯里的巨蟒〉《纽约书评杂志》2002年4月11日（Perry Link,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1, 2002.）

[19] 卡斯顿•荷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Carsten A. Holz, "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April 2007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 保罗-慕尼〈想得到签证吗？对中国好一点〉《国家》期刊，2008年6月21日（Paul Mooney "Want access? Go easy on China" June 21, 2008, The National.）

[21] http://www.china.org.cn/e-white/20011108/4.htm. Government White Paper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ibet's Modernization.

译者台湾悬钩子注：

[译注1]这里的英文原文，乃是Tibet Improvement Party，而不是Tibet Revolutionary Party，后者才应该是“图博革命党”，或“西藏革命党”。高史坦的原文应是采用博伊的用法，而不是中文的意义。显然这是国民党的两面手法，这个组织的中文乃是“革命”，然而，在博伊里却只是“改进”而已。

[译注2]中译本是“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

[译注3]指1981年2月23日由陆军上校安东尼欧•铁荷罗（Antonio Tejero）领导着武装的两百名国家宪兵，冲入西班牙国会的下议院，在国会议员选举总理的期间，强行打断其进程。然而当晚，国王璜•卡洛斯一世上电视发表讉责的文告，第二天政变迅速平息。

[译注4]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个不太有名的侄子，据说来自母系家族，而不是有名的尧西朗顿家族。

[译注5]此一细节与书里写的不同，根据高史坦的书，贡培拉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而流放到达波的是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

[译注6]扎西次仁并非中国共产党员，而是倾向共产党主张的博巴。

[译注7]平措汪杰先生由中国官方出版的有《辩证法新探》（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约80万字〕、《月球存有液态》（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约20万字〕、《自然辩证法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