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第一部）

这篇卓越的《黑色年鉴》，最早见于嘉央诺布先生的博客http://www.jamyangnorbu.com，是去年7月19日。很快，悬钩子开始着手翻译这篇长文，后来译成中文也是将近4万字，半本书的规模。期间，悬钩子和我有过很多次讨论，一些对我而言困难的注释，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

一直想在我的博客上贴出《黑色年鉴》的中文译文。而悬钩子于去年11月初，在她的博客上贴出了译文http://lovetibet.ti-da.net。我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

正如悬钩子介绍说：“嘉央諾布啦在本文中詳細解釋他為什麼在〈走狗宣傳家〉一文中指稱Goldstein為所有為中國擦脂塗粉的宣傳家之「上師」。他認為，這本書專事矮化圖博歷史，將之簡化為拉薩極少數統治階級的丑行與醜聞，還把圖博現代史上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加以簡化、略過，以遂Goldstein一己之目的。”

而我还要补充的是，嘉央诺布先生的文章，还为我们介绍了那“最黑暗、最……的旧西藏”，有着多么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件，以及有着人道精神的源自于宗教的人文关怀。事实上，当年的西藏正在努力地顺应现代世界的潮流，也在学习，也在自卫，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西藏是自主的，也是自足的。

又，第二部随后转载。

BLACK ANNALS: Goldstein & The Negation Of Tibetan History (Part I)
Jamyang Norbu

嘉央诺布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第一部）

译者：台湾悬钩子

当王尔德(Oscar Wilde)宣称，“我们唯一亏欠历史的，就是改写它，”他大概是意图挑衅－－鞕挞布尔乔亚阶级，就像法国人所说的。王尔德生活的年代，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是一个价值分明、凡事确定的年代。与他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如德国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人，认为可以透过他们的作品，知道“历史上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而英国的天主教历史学家艾顿爵士（John Dalberg-Acton）相信有一天“终极历史”乃是有可能创造出来的。

现在的历史学家，大致上都已经不再那么有自信了－－由剑桥大学的卡尔(E. H. Carr)所表达的－－“历史即诠释”：使得周期性的重新诠解史实成为必要，因此我们有了许多修正或否定过去历史见解的作品。历史修正主义就是企图透过重新检验历史事实，以便更加了解过去：利用新发现、更加正确、更不含有偏见的资料来更新对过去历史的叙述。然而有一种不怎么体面，甚至称得上变态的修正主义，称之为“否定主义”（是从法文的le negationnisme来的），这个名词是由昂里•鲁梭(Henry Rousso)所发明的，他是第二世界大战法国史的专家（著有《维琪症候群》(Le Syndrome De Vichy)等书），用来描述：以简化、否定、或根本无视某些基本事实的方法来改写历史，同时夸张或扩大那些支持一已论点的史料。

1989年，让许多博巴（藏人）与博日巴凯巴（藏学家）开始注意马文•高史坦(Melvyn Goldstein，中国大陆译为梅•戈尔斯坦[译注1])教授的《现代图博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译注2](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的，就是这本书给人一种无法错认的印象－－即使只是大略翻翻这本书－－这是一本大幅度重新诠释图博历史的书。这个印象，又因为图博政治史书的出版，有一段相当长的中断期而更加加强了。事实上，距离夏格巴(Tsepon W.D. Shakabpa)出版重要的《图博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1967)以来，已经过了22年，而自从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所写，规模比较小、但仍然非常有用的《图博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1962)出版以来，也已经二十七年了。我们事实上的确是有1967年出版的、理查森与史聂格罗夫(David Snellgrove)所著（目前仍然无可匹敌的）《图博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以及一些关于图博早期历史的专文单著，但再也没有全面而重要的历史著作。

比较起夏格巴与理查森不朽但也许有点“过气”的作品，高史坦的历史书是在邓小平“自由化”后，外国观光客可以轻易到图博去玩之后所写的，而且在高史坦的个案里，他甚至得到一些别人都没有机会接近的材料－－虽然大部份都是访谈，而不是文献史料。所以，博日巴雄（藏学界）对高史坦的作品感到很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兴奋之情，不只是它书里面包含新的资料，也是因为不像过去的历史书中那种比较正统，比较传统的观点，这一本书似乎带来一种更加好坏全包的新视野。

书评反应不一。就像预期之中的，左派欣喜若狂，格朗菲在《中国季刊》中说它是“大师手笔……小心而谨慎的权威之作。”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比较倾向佛教观点的，就比较模棱两可。葛雷•斯帕汉（Gareth Sparham）在《图博评论》中批评高史坦不了解博巴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虔诚与真诚。一篇出人意外的评论则来自休•理查森写给《图博评论》编辑的信，理查森曾经是高史坦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老师。理查森赞美这本书的“研究工作与报导清晰”，但却说这本书的后语“非常可耻”。他接着解释，“……高史坦对于1951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就是‘一连串复杂的事件’导致达赖喇嘛与八万名博巴逃亡至印度。他对博巴1959年的起义、伴随发生的血流成河与凶残暴行、其后军事与民事的完全帝国独裁制度、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野蛮破坏，全都视而不见。”理查森，就好像当时的每个人，对于高史坦打算再针对图博后来所发生的事件再写作另外一本书，毫不知情，因此，他的批评当时也许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却已经不再适用。

第一件让我对高史坦的图博史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就是他的书很有质感。比较起其他有关于图博的书，他的书单单封面设计就又优雅又有吸引力。当时我在印度、图博图书馆、流亡政府的出版品、以及 Motilalal Banarasidas（德里的出版社名）的再版品，可以取得以图博为主题的书籍，都是使用次级纸张、印刷不良、又很容易在几个月后就解体的劣质品。

而打开书以后，我的欣赏之情也没有一点消减。这本著作的用功之深，研究范围之广，访谈人数之众多（有些人在当时才刚刚消失于中国劳改营中）都是非常明显的。书中还有大量的照片，其中有些先前都未曾出版，也对其历史叙述达到画龙点睛之效。而我一开始读他的内文时，就像理查森所言，“报导的清晰”，也是非常愉悦的经验。许多故事都是我先前曾经听说的，有关图博的统治阶级成员、喇嘛与贵族的。

史实的相关性

然而在我满足了阅读有关于图博统治阶级各种丑闻式的行径后，我开始对于我先前所忽略的书中细节，感到怀疑与不舒服。为什么书里面会包含传闻为热振摄政王两位情妇的两张照片（一张还是全页的写真）？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严肃的美国现代史书里看过全页的玛丽莲•梦露或者朱迪思•埃克斯纳(Judith Exner)（两位都是甘乃迪总统与黑手党头子山姆•詹卡纳(Sam Giancana)的情妇）的写真照片。对于专业的历史学者而言，材料的相关性乃是重要的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某些材料是否对于整个历史论述无益，或只能满足八卦的好奇心，之间的取舍乃为最基本的妥适性问题。他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传说为热振王情妇的曲珍夫人（Mrs. Chogtray）真的就是他的爱人，而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这种将拉萨的街谈巷议拿来随意重述的作法，让这部本应是历史研究的著作有一种八卦新闻的感觉。当然，高史坦提起热振的性丑闻是正确的，因为这可能就是他从摄政一职逊位的主要原因，然而，假如他可以轻轻带过，或者提出不只是道听途说或假设性说法的凭证，甚至只是少放一张照片，可能会更加合宜。

高史坦还更进一步，他严肃地重述了第穆仁波切是在一个大的黄铜水缸里淹死，热振的睾丸被揑碎等传闻。莎士比亚在《李查三世》一剧之中告诉我们，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被处死，乃是“被浸在一桶马姆齐酒里淹死的”（Malmsey，一种白葡萄酒）。现在大家都知道，之所以会有这个故事，大概是因为众所周知，该位公爵乃是贪杯之人，坊间以此为说笑之用的。而热振摄政王没有恪守远女色的戒律也相当有名，大概就是导致坊间流传起这个睾丸被捏碎的谣言。这种故事也许在传说或者戏剧之中可以有一定的地位，但严肃的历史不应该加以纳入。高史坦之前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理查森、夏格巴等人）将如此的拉萨谣言纳入作品之中，虽然我很确定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些小道消息。

高史坦又重新叙述了在历史上无关紧要，又恶意中伤的假消息，说更顿群培(Gedun Chophel)[译注3]拥有一个可以充气的橡胶性娃娃。这位杰出但不恪守传统的学者会受到这样的毁谤，大概是后来的保守批评者捏造出来的，而这种谰言得以流传，大概是因为他本人素有风流的名声，也可能是因为博巴（藏人）对于异国的性风俗很好奇的缘故。为了证实此言为真，高史坦告诉我们，当更顿群培被别人直接询问有关这个娃娃的问题时，“更顿群培转过身去，没有回答；这在图博的习惯里，就表示此事为真，因为他并没有否认。”完全没有这回事。博巴就好像其他人一样，可能会选择以沉默来表示对这种荒谬而侮辱人的指控的不屑。他将博巴的行为作这种伪民族学的诠释，对他这样一位自称人类学家的学者而言，真是相当惊人的一件事。我也相当肯定，这种性娃娃在五零年代以前的欧洲与美国并不是容易买得到的东西；在印度更难取得，甚至在2008年的今天。在英国，一直到1982年以后，进口性娃娃才变成合法的事情。我并不想扮演业余的心理学家，但我很难避免从高史坦对圣城（拉萨）的种种性放纵与堕落的描写中，感觉到一种病态的暗示；他还提供图博僧人如何进行同性恋的细节，或他特别热衷谈论热振的睾丸被捏碎的事情。高史坦似乎还不辞辛劳地谘询了医学意见，以了解这种行为是否会导致死亡。

最后我读完这本书所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本书不是要讲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而是主要纪录着－－而且是毫无区别、又任意无章法地－－纪录拉萨的一小群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终日都在策划着政变、纵欲好色、腐败又堕落的那批人。

他很少纪录任何光荣的事迹、无私的牺牲或者过人的勇气，甚至那些有需要提供正确与平衡叙述的地方，不管是有关事件或人物的，都付之阙如。高史坦的焦点基本是放在那些只能描述为堕落、兄弟阋墙、该受到讉责－－甚至相当无耻－－的事件上。他花了六十页描写热振的阴谋，以及接下来的色拉寺叛变。在一章下面的小标题，如“色拉寺杰札仓之战”(Sera Che War)以及“热振寺屠杀”(中译本作“热振寺遭洗劫”)显然夸大了真正所发生的事件。现在在美国的学术界，使用“屠杀”来描写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上千位学生被杀死，都已经不再是政治正确，或至少是引起争议的作法，十几位博巴士兵在热振寺死亡的事件，也许应该使用比较不耸人听闻的名词来指称。

理查森说“色拉寺杰札仓之战”中，当博雄（藏政府）的军队开始攻击的时候，大部份僧人都已经离开了，而只有少数人把自己隔绝在扎仓（dratsang，学院） 建筑里。夏格巴说图博军队“平定了僧人之间的骚乱”，以及“内战的威胁因此而结束了”。夏格巴甚至不认为发生了真正的内战，而只说有内战的可能性。但夏格巴的客观程度可以受到怀疑，因为他自己本人就涉入此次的冲突里。海因里希•哈勒当时人在拉萨，他称呼这个事件为“小型的内战”，而我想这个说法，持平地看，就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描述这个事件的最强烈的说法。

毕竟，图博所发生的事件，比不上博（藏地）边界那一边的中国，正在发生的生灵涂炭、血腥野蛮的内战－－数百万人被杀死或受伤，另外的数百万人，包括妇女小孩老人病人，都在忍受饥荒、疾病、与流离失所。甚至康区与安多的某些博巴也都卷入边界的冲突之中，并因而受苦。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拉萨的“小型的内战”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国共内战”却持续了二十四年，从1927年4月到1950年的5月。[原注1]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双方都没有签下停战协议，或者真正宣布这场战争已经了结。事实上，直至北京成功地入侵台湾，或者接受台湾独立的事实，这场长期的冲突不能被肯定地认为是完结了。

法国历史学家与学者德康宁（Amaury de Riencourt），是1947年人在噶伦堡与锡金之时，听说热振事件的。但当他稍后在博境旅行，并在拉萨停留五个月时，他的结论是，两个星期的冲突所产生的冲击，对图博社会的影响是很小的，也是很窄的。他写道：“整体而言，政变的阴谋与某些寺院中所发生的事件，在一般的博巴生活里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原注2]当然，德宁康的观察并不是来自任何深入的观察，然而还是收集情报后得来的，中立客观，又是第一手的见闻。有趣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政府如何在新闻里把这件事加油添醋。

“中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就把它说成是图博的重大政治危机。根据上海发出的一篇报导、（大概是国民党授意），陈先生（嘉央诺布：应该是指国民政府派拉萨的代表，沈宗濂）扮演着解决危机的重责大任，然而事实上他根本人好好地待在使馆里。然而，再一次，国民党政府获得世界舆论的注意，再度表示图博没有办法在国际舞台上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当沈宗濂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他所写的图博历史时，他对他所称的“热振事件”[原注3]，只很简短地提过，并没有多赋予不当的重要性。

我希望强调的是，我绝对不是认为热振事件无关紧要。此事件对博雄（藏政府）的政体显然有损，而且需要更多严肃的研究与讨论。但高史坦过度（而且对别人性行为太过好奇地）强调这些事件，不符合其在图博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影响，特别是我们把它跟其他在这个“现代化时期”真正影响图博的事件比较起来的时候。

消失的战争

当我们了解到高史坦诡异地将博东（东藏）图博军队的重大军事胜利，只用一段话带过，却投注六十几页的篇幅，只描写“小型的内战”，似乎是特别不符比例的一件事。1917-18年的战争，是图博历史上的重大冲突，而且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现代军队惊人的胜利，并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此战役乃是近一千年来首度，图博的军队决定性地击败一支入侵的中国军队。当时的战斗范围之大，战事的惨烈，可以由三位图博的将领，代本普朗瓦(Dapon Phulungwa，“代本”等同于团长)、代本晋巴(Dapon Jinpa)、代本察林(Dapon Tailing)在战斗中被杀死而加以评估。这种比较也许是粗略的，但对于一位写作图博历史的美国学者来说，选择把1917-18年的战争轻轻带过，似乎可以比拟成，多少美国将领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甚或是在越战中死亡，显示出那两次战争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性。

两边死伤的人数似乎都相当众多，然而确切的数字无法得到。一个英国人的记录里提到，在包围昌都一役之中，驻守的一千名中国士兵有超过一半死亡，而昌都一役只是双方交手的众多战役的其中一个。夏格巴写道，在昌都交战之前，“多个月的猛烈战斗后，图博军队重新取得绒布结热塘、康布色达、康布塘钦、类乌齐、伽桑卡、多珠古岗、次旺本觉、拉贡恩达拉贡念扎，和拉丹等地。”夏格巴还告诉我们，昌都陷落之后，噶伦喇嘛短暂地让军队歇息，然后才让他们前进至马尔康、察雅、桑也、贡觉与德格，而这些地方都在图博军队来攻之后，获得“解放”。



插图：在类乌齐(Riwoche)的图博军队，押着战争中虏来的火炮

我们也必须考虑死在战斗中的当地康巴。年轻的博巴史学家K•顿珠（K.Dondup）（他不幸在1995年英年早逝，遗憾地未能完成他本来想写的三本图博史的最后一部）写道：“在马尔康、察雅、桑也、贡觉与德格的博巴，面临愈来愈多的压迫，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反抗入侵者了。他们装备极差，又毫无组织，因此死伤惨重。旋即，噶伦喇嘛强巴丹达（Kalon Lama Jamba Tendar，博东的省长）开始帮他们的忙，解放并且重新夺回这些区域。”[原注4]大体上说起来，如果把康巴的死亡数字包括进来（包括士兵与平民），我们这里所谈的数字可是好几千人的伤亡。

胜利的图博军队正在前进到博东的古边城，达折多（中文称康定）的路上，（当时也是中国新成立的省分－－西康－－的省会（从博东所切割出来的）），中国人决定向英国人请求调停。听到图博军队即将兵临城下，中国官员与达折多、巴塘的商人团体“完全慌了手脚”、“惊慌失措”，虽然当地的博巴想当然耳是在庆祝的了。当时英国驻北京的使馆官员台克曼(Eric Teichman)因此被派到昌都去，而经过多次与图博的省长会商后，终于在绒坝岔签定了一个条约。图博方本来赢得的失土昌都、察雅、马尔康、德格维持不变，而理塘、巴塘、与娘绒（今新龙）仍然留在中国人的手中。博巴对于重新赢回达折多与其他正在受到中国人占领，然而历史上、族群上都属于图博的土地，非常有自信，而且觉得英国人靠威胁中止武器的供应，让他们签下该条约十分不公平。

然而，即使未能如博巴的意，完全取回失地，此战的胜利无疑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它证明了，一只受过训练的图博军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疆土，将中国的侵略抵御于国门之外，再加上1912年的胜利，使得博巴感到获得了保证，以及一种历史的验证之感，就是博日（藏民族）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图博，不只是一种宣言，或者一种交易，而是恒久的事实。虽然康区的图博军队在1932年战事失利，丢掉了德格东半部的土地，1918年的胜利的事实，让博巴继续持有康区的大部份土地，一直到1950年共产党入侵为止。

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图博领袖的素质，似乎就是吸引康巴，并赢得他们的忠诚的主要因素。强巴丹达就是一个让人尊敬，甚至敬畏的人物。台克曼告诉我们，他下的命令在整个博东地区（甚至在中国人的领地内）都获得立即遵守，没有人质疑。其他大部份的军官，在领导自己的正规军以及康巴的民兵打仗之时，似乎也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决心。其中一位军官，是从拉萨来的如本（等同于营长），一直至今天都还在康巴的歌曲中被诵扬：

Rupon Anen Dawa, Ling kyi patul drawa
Menda si si lendu, namkey thok thang drawa
如本阿伦达瓦，好像是从岭•格萨尔史诗中来的英雄
他的毛瑟枪就像天庭中的雷霆隆隆作响

台克曼也告诉我们，他所遭遇的博巴指挥军官们，都非常有文化，也是相当现代的人物，“……大部份的人都已经拜访过印度了，身上带着科达照相机、望远镜，睡在行军床上，常常穿着外国的衣服，相形之下，四川当地的土豪对于自己省份以外的事情都一无所知。”台克曼也注意到中国人缺少另一项相对更加文明的博巴行径：

“无疑，博巴在昌都的行为非常良好，还仁慈慷慨地对待他们的中国战俘……而中国老百姓可以在城里自由行动，继续他们的营生，不受影响，而每个人都带着一张许可证，显示他已经到图博军队的总部注册过了。”



插图：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康区的省长

事实上，这次在博东的胜利，以及博雄在昌都所建立的进步开明的政府，由后续的两位连任省长继续维持，确保了康巴对拉萨的忠诚。强巴丹达的施政方针，也许可以用他在胜利后所刻的新官玺评估出来。他将他的名字，意谓着“慈悲”的强巴，与意味着“传播宗教”的丹达，融入新官玺的含意之中，用藏文念起来，就是"gyal-khab jam-pae kyang, diki ki tempa dhar-pae thamga"。这句话用了双关语，很难准确地翻译，但大致上可以翻译成：“以爱治国。幸福的宗教就会长驻。”

虽然后来的政府变得腐败无能，康巴的忠诚，与前期留下来的好感，似乎继续持续至中共入侵为止。例如1950年10月，康巴的民兵跟图博的正规军肩并肩一起，在当时的情况底下，英勇地尽了自己的义务。[原注5]康巴的主要领袖，康钦达瓦拉(Khenchen Dawala)，努力在博东建立一支坚强的康巴民兵，而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受到官方的肯定。博雄驻昌都的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福特(Robert Ford)说：“在省长之下，他比其他任何拉萨的官员还重要。”福特所描写的“这位昌都的大人物”，就是曾经在1918年强巴丹达麾下表现杰出的一位。但高史坦在书末描写1950年的入侵之时，没有提到这位重要的人。

博巴习惯将军事事件以其发生的年代来指涉。英国人的入侵被称之为“木龙战争”(shing-druk mak)。而1912年驱逐满州军队的事件，称之为“水鼠中国之战”(chu-chi gya mak)。但康巴大概觉得1918年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重大的转捩点，所以他们提起来的时候，很隆重地称呼它为kalpa sa-ta，“土马新世纪”。因为它不只是战争，而是民族的解放。

卓越的英博关系史学家，阿勒斯泰•兰伯(Alastair Lamb)在跟高史坦谈到这次战事的时候，据说曾经评论道，他的写法好像是在写欧洲现代史，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略过不谈一样。[原注6]高史坦本书的一个奇怪特征是，虽然书中包含许多资讯，然而却好像只把事件简化为拉萨统治阶级之中的一小群人的胡闹丑行而已。

历史叙述的起点

甚至高史坦对于他的历史书的起点－－1912年，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增加这种不怎么细致的，对图博历史的贬低。更重要的是，它错误代表了图博进入现代世界的时期，小看了博巴创造出自己的国家认同，以及开创自己历史的现代时期。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这位引起争议、但著作等身，专门研究伊斯兰与中东史的学者，告诉我们，“误用历史者”的操弄手法，如何可以利用简单的事情，例如更动历史的起点，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要写一本书，一篇文章，教授一门历史课程，你总是要找到一个起始处，而其选择，将会先验地决定其结果。任何起始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为的。历史是一件无缝的衣服；断代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而不是历史过程的现实。如果你小心地选择，你不用真正捏造，就可以歪曲历史。例如，一位写作美日关系的人，可以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起点，或者以珍珠港为起点。这两个不同的起点，甚至会让相同的历史叙述看起来非常不同。”[原注7]



插图：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加尔各答

高史坦的《现代图博史》的起始点，是选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英属印度结束流亡，回到拉萨的时候。这个乍看之下，似乎好像是起始图博现代史的合理年代。就是在这个年代，高史坦告知我们，图博开始致力于改革与现代化。我们被告知，那个现代化的过程，几乎完全只受英国的影响，而即使是图博领导人物所创建的新军与民族主义的派系，都是亲英的，而且事实上都是受到英国人所影响的。

亲中与左派历史学家，对图博现代史的一个重大理论是，一个二十世纪初已成形的独立图博国家的概念，大体上是一个虚构之物，是由英国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由殖民官员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巴索•顾尔德(Basil Gould)、休•理查森等人所形成并且散布，好在英属印度与中国（甚至俄国）之间创造出一个缓冲区。中国的历史学家接受这个理论的前半段，但却拒绝“缓冲区”的部份，认为英国人的目的，乃是想将图博从“祖国”中国分裂出去。大体而言，假如把叙述的起点放在1912年，这就是图博现代史可以“不用真正捏造”就可以有效地阐扬这种理论的方法。

但如果我们更加回溯，比方说1876年，我们就会遭遇到另外一种版本，图博的领袖展现积极，甚至凶猛的“民族主义”精神，努力对抗英国帝国与中国帝国沆瀣一气，想要贬低图博的自由与完整的企图。

1876年，大不列颠与清廷签定了烟台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英人派遣一支探险队经过图博。中国认为这个条约也是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然而有关于图博的特定条款，却变成中国与英国两方都可以获得利益的共犯结构。因为双方都没有询问图博的意见，“图博的国会”（兰伯语）拒绝让英国人进入图博。根据阿勒斯泰•兰伯的纪录“……中国人选择斥责博巴，说他们居然敢反对皇帝特准的英国使节团；而以一种反抗中国的姿态，博巴关闭了春丕（亚东）到锡金的边界，并且强化了隆吐山(Lungthur)的边防”。[原注8]

为了显示对英国与中国的反抗，博巴在隆吐山建了一个要塞，深入英国人所认为的锡金领土十三英里之处。为了显示他们的决心，博巴以九百名士兵充实了该要塞，根据华达尔博士(L. A. Waddell)的记录，博巴事实上入侵了锡金，“前进到离大吉岭只有六十英里的范围，造成当地欧洲居民的惊惶。”[原注9]英国人派了两千名士兵与大炮，由葛拉汉准将所指挥，打算赶走进逼的博巴。大炮轰炸、步兵团进攻，总于让博巴撤退回隆吐。“但博巴们，虽然武器相当原始……”兰伯告诉我们：“……对于兵器的逊色却从不感到气馁。到了五月，他们企图对热纳宗(Gnatong)的英国营地进行突击，还差点成功俘虏当时正在边境访问的孟加拉副省长；他们最终因为伤亡惨重而撤退。”[原注10]

华达尔也提到博巴奋勇作战，并且显示“极大的勇气与决心”。华达尔认为，造成博巴“入侵”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英国吞灭锡金，后者一向被博巴当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虽然在隆吐山惨败，然而博巴还是很顽固地拒绝承认英国人有权利派使节前来图博，也不认为中国有权利给予他国派使节的许可。

图博对此立场的固执，让英国人不得不下结论，也许最明智的作法，就是放弃（烟台条约中）所获得“有问题的图博利益”（这是在英国外交部的秘密备忘录所记载的），特别是因为藉由不挑战中国在图博的支配地位，英国获得了中国正式承认它在缅甸的治权。（因为中国认为缅甸乃是个朝贡的藩属国，然而英国在连续的三场战争后，已经于1885年完全接管了）。而满清皇廷正式承认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就是用英国正式承认中国对图博的主权换来的。

一本政府的出版品（《锡金地志》）提供了当时英国官方对图博看法。“谁能否认呢，假如我们以科学探奇为藉口，或者再加上可疑的商业投机动机，强行进入图博的话，因此而惹恼了中国这个可能的盟友，就会是超级的大蠢事。”[原注11]阿勒斯泰•兰伯又说：“印度政府希冀能够在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达成协议，不用理会博巴的看法，就是与上述相同的心态。”



插图：夏札噶伦在大吉岭

在那个年代里，博巴刻意被英人与中国人排除在任何有关图博与锡金的会议与讨论之外。在1893年，当《通商章程》谈判（将会被纳入锡金－图博条约里）在大吉岭举行时，博雄派了一位内阁部长，一位噶伦[译注4]，年轻的夏札•班觉多吉(Paljor Dorjee Shatra)，到场观察。夏札的到场似乎引起英人的恼恨，因此他“被允许遭受侮辱”（兰伯语）。外界所知的是，一些英国军官把他从他的马上拉下来，并且把他丢到乔拉斯塔(Chowrasta)广场的公共喷泉里。另一个记录则说夏札的仆人才是那个倒霉鬼。这个事件出现在所有英国的记述之中，被当成精力旺盛的殖民军官一种不合宜的恶作剧，但大吉岭的当地博巴相信，那是英人故意羞辱博巴的，因为他们“傲慢无礼”。[原注12]

博巴对英国与中国的反抗，在大多数的研究之中，一直都被轻描淡写为一种迷信或无知的后果：博巴有一种渲染的恐惧，怕英国人会摧毁他们的宗教。这种反抗来自图博民族主义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严肃考虑过。有时候这种态度几乎是隐藏着一种暗暗的歧视：博巴不够“进化”、不够“成熟”，没办法感知民族情感。针对此问题的大部份研究，大致都遵循着传统的学院成见，认为亚洲与非洲的民族主义与国族认同，都只是跟随着已经在欧洲与美洲发展出来的“模式”，接着在殖民地上被外来统治者所强加，或被殖民地土著接受摹仿而已。

当然，这样的理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太过心胸狭窄，太过以偏概全，而亚洲民族主义是“被想像或被发明”出来的观点，也已经被此问题的专家，如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国家与其历史片断》，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认为不值一哂，他们提供了亚洲民族主义复杂又细致的观点，证明了地方的历史、文化、甚至宗教因素也是其演化的重要成因，不单是欧洲或美国的殖民或帝国霸权的影响或机制。

因此，很值得注意的是，1895年11月在亚东所发生的博英两方对话，当时英人发现博巴将一些他们竖立在锡金边界上的边界石柱破坏，而且复又在英人认为属于锡金领土的结贡，建立起一个军队驻扎点。对话者是两位英国官员，诺兰与克劳德•怀特(Nolan and Claude White)，与一位图博慈城(tsedrung，僧官)丹增旺波(Tenzin Wangbo)。阿勒斯泰•兰伯写道：“诺兰从他与丹增旺波的谈话里，所下的结论是，博巴在结贡驻扎，象征了图博民族主义的精神，特别是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最近开始主政以后。丹增旺波说，博巴自觉不受到英国与中国所签定的条约限制，因为博巴没有参与，而他们也不会依照该条约来谈论边界的问题。然而，他们愿意根据图博的地图来讨论边界的问题；但丹增旺波又强调『图博不会只因为条约这样讲，就放弃自己的土地的。』”[原注13]

华达尔当时住在大吉岭，也跟图博的内阁官员夏札噶伦谈过好几次话。大概是从他那里，华达尔得知图博境内已经产生了一股新的民族精神，因为公众怨恨第穆摄政王与中国驻拉萨的安班（博盖，指清朝派的驻藏大臣）的勾结。爱国的官员相信这两方曾经一起密谋，想降低年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权威，而他们害怕他也许会变得像他的前一任一样“神秘地”英年早逝，结果让摄政班底与中国来的安班坐收渔利。华达尔的结论是：

“目前的达赖喇嘛已经变成此规则的例外，因为图博有一个新崛起的民族派别，他们发挥影响，反对中国人在该国政府里过度的干涉。这个民族党派拯救了年轻的达赖喇嘛，免其遭受前任者的悲剧下场；他们透过戏剧化的政变，拯救了他，也拯救了政府免于中国的影响。”（嘉央诺布：在该政变中，第穆摄政王被推翻、囚禁，而安班的权力受到罢黜。）

华达尔对夏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觉得不“符合他的高位”给予他相当的礼遇，又将他排除在官方协议之外，英国人“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来赢得博巴的信任。华达尔发现夏札“是非常高贵而见多识广的绅士，而且对英人也很有好感。” 夏札告诉华达尔，他在大吉岭浪费了时间，但他愿意把英国的“刑法、警察与民法”的简则带回拉萨，因为这些法规让他印象深刻。而他想要改革图博的法律系统（因为有许多都是由满州官员所强加），而这一套系统都依照中国式的刑则，如刑求嫌疑犯来取得其罪行供词，这位年轻的图博官员觉得实在很讨厌。

必须注意的是图博对英国与中国帝国野心的反抗，不断地持续了三十年，不论因为这样而损失了博巴的生命，也面临英国与中国的敌意。事实上，要一直到1904年的杨哈斯本事件，图博这种凶猛的民族主义政治才改变。

英国人的入侵军，带着许多来福枪、马克沁机枪，以及（根据博巴的说法）纯綷的狡诈，短短两小时内，在曲弥雄果（Chumi Shengo，帕里境内）屠杀了七百位图博乡下徵来的民兵。“虽然遭受如此歼灭式的攻击，图博的军队还是井然有序地撤退，拒绝落荒而逃，并且在刺枪的枪口下，阻挡骑兵的追击。”[原注14]接下来在桑玛达、康玛、尼宁、扎丹，有大约两千名博巴为了“家乡”（phayul）而死，特别是在江孜，在当地，战事终了之前，有一度博巴甚至还包围了英国的军队；最后，1904年8月，英国人挺进到拉萨，并且强迫博雄接受一份条约。

博巴可以合理地将1876-1904年之间所发生的事，看成他们的现代史的第一章。然而此时期的大部份历史叙述，大部份都是由英国官员或学者所写的，倾向于将博巴的反抗与民族主义轻描淡写，并把这种现象说成博巴的顽固或迷信，或者比较好心的话，就说成是两方之间产生误会造成的。目前没有一部历史著作是研究这个时期所产生的现代图博民族主义或国家认同，也没有人重新检视可能造成它或影响它的因素。这样的作品实在早就该出现了。我在此对现代图博史的这些发展根源，提供我的一些揣测。

有可能，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官员，都受到现代化、社会改革与民族主义精神的影响，因为这些思潮在十九世纪末正在亚洲各处散播。例如印度有孟加拉文艺复兴，在中国有自强运动与同治中兴。但最肯定的，是明治维新，此改革让日本改头换面，从封建社会变成现代国家，并且激励了年轻的达赖喇嘛，就好像它激励了其他国家，如印度、中国、东南亚与中东的改革者与民族主义者一样。我们知道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明治日本很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着了迷。他思索到他自己与满州朝廷之间的问题，而中国在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惨败，一定激起他的兴趣。他派了一个有名的学者，格西扎瓦丹多(Geshe Tsawa Tritul)，与其他两位博巴到日本去留学，早在他派四位博巴到英格兰去学习之前。当圣尊1908年停留在北京时，他安排去日本访问，然而却因为满州皇帝去世不得不将他的计划取消。

当查尔斯•贝尔爵士写道，他是“第一位欧洲人受当地人民邀请，访问拉萨”时，他大概不知道达赖喇嘛早就邀请过两位日本人，多田等观与青木文教，来拉萨停留。多田是一位宗教学者，在拉萨研究了十年，而青木翻译了他从加尔各达的藤谷氏所取得的，军事手册与日本的教科书，还有关于教育的书籍。他也是圣尊达赖喇嘛的“外交主顾问”，为他提供“日本媒体报导与英文报纸的摘要与简报”。另外一个日本人，矢岛安二郎，乃是一位经历过日俄战争的退役军人，也曾经在东京的军校里任教，他被赋以训练新图博军中最大连队的任务。这是在英式的系统引进之前发生的。当明治天皇在1912年7月30日驾崩之时，达赖喇嘛还送信到日本表示哀悼。根据一位研究日博关系的杰出研究者的说法，“他（十三世达赖喇嘛）欣赏天皇作为独立亚洲佛国的进步领袖所代表的意义。”[原注15]

然而，也应该提起的是，最早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其他图博领袖（如夏札），释放他们沉睡的民族情感以及改革精力的，不尽然都是外来的。似乎它早就发生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幼时，而且是来自另外一位离图博很近的人，布里亚特（Buryat，译注5）的喇嘛，阿格旺?多吉(Agvan Dorjiev)。



插圖：阿格旺‧多吉。

多吉在现代图博史的所扮演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已经充份地受到记录，大部份是因为英国的报告与记载，虽然它们大部份都一成不变地将他描述为俄国的间谍。他是在1873年来到拉萨的，在哲蚌寺学习并且得到格西的学位。多吉的图博名是阿旺洛桑(Ngawang Lobsang)，他一定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学者，因为他变成年少达赖喇嘛七位辩经的称夏（tsenshab，指专门陪同辩经的学业优异学僧）之一。1888年，他成为达赖喇嘛的密友与导师，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变成他“密不可分的侍者”。而圣尊则将他看成“真守卫者与保护人”。[原注16]

少年达赖喇嘛也许对于外在世界与国际政治运作一无所知，但他的导师，根据多吉生平事迹的作传人，约翰•史内林(John Snelling)的说法，“……是个非常见多识广的人：读过许多书，也旅行过中亚各国，并且是一个聪明、敏锐、有魅力、又有品格的人。”一个在当代与他见过面的欧洲人证实他“科学、精力充沛，最重要的是，他的聪颖……预言了他一定会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或伟大的探险家。”[原注17]

多吉“现代的、进步的心灵”是从他旅行多国而来的。他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拜访圣比得堡，以及巴黎、伦敦、还有印度跟中国的主要城市。他深深卷入当时的政治之中，遭遇不只是拉萨强大而超级保守的派系的反对，也面对英国人的敌意，他们视他为俄国的间谍。目前学界已经接受他不是个外国间谍，而是一个爱国人士，孜孜不倦又正大光明地努力寻求蒙古与图博从中国独立。在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多吉是1912年12月29日签署的图博蒙古条约的主要拟定者之一，其中清楚地显示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地位。蒙文的原始文件在最近已经被发现了，而我在两个多月前才刚刚收到一份影印本。



插图：1912年的图博－蒙古条约。

本文并不想详细讨论这位谜一样的人物，但应该要说的是，他就是形塑少年达赖喇嘛独立又进步的观点的要角－－也因此形塑了现代的图博历史。约翰•史内林提到，在一次与“杰出的中亚史学家”阿勒斯泰•兰伯的讨论之中，他被告知：“……假如多吉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图博的历史真的会大不相同。”

最后，我们不应该忽略图博的“民族精神”有可能是被自己的历史经验所唤醒的可能性。例如，帕木竹巴王，在推翻蒙古在图博的统治后（比中国推翻蒙古的元朝早十年），有意识地试图创造一个新的、非蒙古的国家认同感，藉此反映图博历史的早期帝国时代。严苛的蒙古的刑罚法则被拒绝，而从古王国典籍中撷取的法律则被采行。帕木竹巴恢复了古典的习俗，并且促使“新年庆典上，高层官员必须穿着早期国王的服饰。”[原注18]第二任的帕木竹巴王赞助了宗喀巴的默朗钦莫庆典在拉萨举行，而默朗钦莫也变成藏历之中最大的节日，并且吸引全国各地、甚至境外的朝圣者与崇拜者。虽然默朗钦莫是个伟大的宗教节日，它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军事意义，并且以壮濶多彩的仪典来呈现，用意在培养博巴大众的历史感与认同感。

这些帮忙创造现代图博国家的形形色色的影响势力、典型以及人物，在高史坦的叙述之中不是完全见不着，就是被轻轻一笔带过。而他可以这样做又不远离真相，因为他的叙述起点放在1912年，就在英国刚在图博赢得外交根据地，并且确保博巴不会跟其他人来往之时。

高史坦确实对1912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介绍式的概要，但并未说明它们对于图博现代化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个时期中高史坦所强调的事件，都是那些具有迷信、魔术与腐败特征的。高史坦描述第穆“事件”：当这位老摄政王（其实是他的兄弟）试图以黑魔法刺杀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幸事机败露，被逮捕囚禁。高史坦描写了大体上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就是第穆“被浸在一个大型的黄铜水缸里，直到淹死”，但却让人不能理解地，未提起达赖喇嘛否决了内阁处死所有的阴谋参与者的决议。而他的这个决定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达赖喇嘛峻拒死刑的第一个案例。而圣尊对此议题前后一致的立场，导致了他的政府一项划时代的法律决策，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地取消了死刑，以及其他形式的‘残酷又非比寻常’的处罚；大概让图博成为世界第一个如此做的国家。瑞士在1937年废止了死刑；英国是在1965年，而法国一直至1981年，还送最后一个罪犯上断头台。在美国，特别是在德州，即使是未满二十岁，或者心智障碍者都不能保证不会被送上‘电椅’，或者其他的处死方法。当然，在中国，他们还是不停地处死人，好像没有明天一样。2001年的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一篇新闻稿中，提到‘过去三个月在中国处死的人数，比起全世界在过去三年内处死的还多。’”

高史坦讨论了在英人的顾问与支持之下，图博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与警察，也提到英国人提供新建电报缆线的技术援助，但未曾提到博巴为这些技术与服务支付了费用。他又简短地提到，拉萨所建的水力发电厂。但高史坦讨论1912年后的现代化措施时，他总是提醒大家注意英国的影响，也突显了这样的发展一点也不重要，就像是“……采行『西方』（英式）制服、服饰与习惯，如甜茶、握手以及打网球与马球……”。

高史坦忽略了博巴自己所从事的现代化与改革措施。在（藏历）水牛年一月八日（在蒙古-图博条约签定的一个月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了图博的独立。在这个历史性的宣言里，他也表明，允许图博的农人得到无主的空地，而且耕作的第一年免税。这个宣言里，也包含了一个环境保护的条款，圣尊强调大家都需要保护各种树木与灌丛，并且还必须在图博各地种植更多树木。

查尔斯·贝尔爵士写到十三世达赖喇嘛亦开创了一个重大的农民减债计划。贝尔甚至提到，在拉萨所建立的新肉品市场，在这里，肉品是在卫生的状况下贩售的。也许是从英属印度拷贝过来，不只是市场的摊位每天都须检查是否干净，甚至是肉品本身，而不是被屠宰的个别兽骨，都必须由市政府的官员加以检查，并且在贩售前必须得到官方同意的章印才能上市。[原注19]

在“六一管理处”（drokyi dhodam，“楚吉托当”，[译注6]）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给有需要的农人提供免利息的榖物租借计划。[原注20]如果农人以刚刚收成的谷物偿还，那么他必须多还十分之一升[译注7]好补足其中的水份重量。达赖喇嘛也在1920年对各地区的宗本（县官）颁布诏令，下令建立小学。而另外一个发布给各区的命令，则是调查神巫与算命人，防止他们剥削平民，并且在这些个案中阻止神巫被神灵附身 。

然后，我们有了1916年建立的拉萨医学中心门孜康 (Mentsikhang) 。从军队、寺院与各地区所挑选的一百五十名学生，来此接受九年的传统博美（藏医学）的训练。他们学业完成之时，他们可以回到各个地区，提供医疗服务。

这个医学中心也开始致力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严重问题。为此目的，“儿童照顾与福利”(Chipa nyerchoe) 计划开办了。图博各区的地方官员，开始收到指示，要他们登记该区的儿童出生情形。这个资讯又再送回拉萨的医学中心，医学中心再为每个孩子准备恰当的星相图与配合的药品。一位图博的女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东西又再分送到图博的96个宗（dzongs， 县）。”她又提到“有名的医学与天文学学者，杰珠诺布(Khyenrab Norbu) ，编辑了一本书，《儿童照顾》(Chipa Nyarcho)，全书都是在处理对婴儿的照顾与他们的健康问题。”[原注21]

虽然这种儿童照顾的科学完全是很传统的，其范围可能也受到政府资源的限制，然而必须提到的是，这个服务，只要在拉萨政府的辖区内，都是免费提供给所有的图博儿童的。吉隆（Kyirong，日喀则地区）地方的官员的儿子，告诉我，即使是在中共占领之后好几年，他记得吉隆的婴儿都还是定期地收到来自拉萨的个别星相图，还有小袋的药品。[原注22]

高史坦讨论了博雄在江孜与拉萨两地建立英文学校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寺院份子”的反对。他没有提到的是许多社会中的个人，了解到西方的教育对于他们自己的前途与他们的社会的未来的重要性，就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大吉岭与噶伦堡的英语学校去。我也想办法统计了一份一百六十个学生在大吉岭地区的八个英文学校就读的表（尚不完全）。有意思的是，虽然大部份的孩子来自贵族家，但也有孩子来自商人与平民家庭。拉萨的一位有名的职业赌徒（一个平民）将他收养的义子送到噶伦堡的圣奥古斯丁学校就读。在我的图表里，有三十六个学生是女孩子。这种教育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所费不赀的，然而他们显然认为这种教育很重要，也是很值得的。

而这种现象似乎指出，虽然有保守的寺院势力阻挠政府的改革，却有越来越多个别的家庭开始自动自发地，朝着改革与现代化的方向移动。一个历史学家假如只看政府或统治者的成就（或失败）来作出历史的评断，是错误的。整体社会的运动，与社会潮流的发展－－这些平凡但丰富的个人史－－也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好像一百年前法国的年监学派历史学家所教给我们的。

而博巴为什么能供得起子女上昂贵的英文学校的原因之一，也许可以由三零年代晚期与四零年代在图博境内发生的经济成长来解释。当时澳洲的海运航线被日本海军阻断，而美国市场上对图博羊毛的需要增加，所造成的荣景，不只是让商人大发利市，也繁荣了供应羊毛的牧人，以及商道上相关的每个人。我一星期前才看过一份图博羊毛贸易的文献，该文件记载了令人相当吃惊的大数字，说明了此买卖的规模宏大。我现在找不到这份文件，但会在未来的版本中将之包含进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提供了打开图博市场、引进西方商品的主要经济动力。图博商人在印度买进消费品与奢侈品，并且在中国西南部以相当有利润的价格贩售，当时国民党政府以此地为基地，抵抗日本人的侵略。这条贸易路上的每个人，包括贵族，农夫，马锅头，旅店老板与大商人，都从中获利。根据顾彼得(Peter Goullart )的说法－－他当时住在云南北部、也是此商道上主要贸易枢纽丽江城里－－这条路上的马车的交通，是“独一无二又极为壮观的现象。”

劳力士手表公司的总经理，还在四零年代跑来噶伦堡（商人从这里再把货品运到拉萨）访问，因为他想要调查为什么他们公司的手表，会在这个世界的偏远角落出现大量的订单，“……然后很惊讶的发现，这不过是个小村镇而已。”[原注23]同时期的蒙古、东土耳其斯坦、拉达克、不丹、甚至尼泊尔，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发展。

这个突如其来的经济荣景，会不会就是造成贵族与寺院的道德低落的原因呢？至少有一位博巴前辈学者告诉我，官员阶级里出现的新财富，再加上纪律与传统价值的中衰，也许就是1950年图博军队表现不如1918年的原因。我也被告知，这种经济成长，以及接下来寺院与喇章（labrangs，活佛私邸）大量出现的金钱，创造了，如果不是堕落的话，至少是佛寺风纪松弛与退步的问题。热振的丑闻是否可能有一种隐藏的，虽然是边际性的，与经济荣景的因果关系？高史坦未能调查或者考虑，即使是一小部份地，这种经济与社会因素所造成“喇嘛王国的崩逝”，就是他的作品中极大的弱点。

最终，高史坦大部头、八百九十几页的书里，成功地把图博历史贬低了，降级为地区性的历史，没有真正的重要性。而这本大部头、经过高度选择而集成的言说与资讯，只留给我们（虽然高史坦很小心地不直接说出来）一种印象，那就是中国征服图博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图博因为自己内部的矛盾而死亡（马克思史学家的说法），而中国入侵图博与该国所发生的死亡与破坏，都只是意外事件，不是中国的错。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我也不会坚持说高史坦的书就是这样一本书，但对我来说，即使本书的副标题，喇嘛王国的崩逝（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都好像在彰显高史坦作品里这个心照不宣的主题。牛津英文字典里对于“demise” 这个名词所提供的解释之一是，一个人的死亡，并因此促成了政权、主权、或财富的转移。罗杰同义字词典则提供了以下的同义字：个人的死亡、往生、睡觉、永恒的安息，等等。这个词似乎通常是用在一个国家渐渐发生改变而衰亡的脉络下，并且是由种种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比方说领导素质的衰落、经济的混乱、社会的不安与内部的冲突。所以这个名词可以很恰当地用在奥匈帝国的崩解上，但绝对不能拿来描写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后者是被纳綷德国入侵而灭亡；因此也不能用在图博的案例中，因为图博是受到共产中国的入侵才灭亡的。另外一个更加恰当或精确的名词，可以用在这个“喇嘛王国”所发生的事，可以是“谋杀”、“毁灭”，或者更妥当的，“灭绝”（或“覆灭”）。

我不认为坚持这样的区别乃是太过小心眼的。1936年，监于义大利入侵伊索比亚，当时还是一位英国资浅国会议员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译注8]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抗议英国与法国外交部长（分别是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皮耶•拉瓦尔(Pierre Laval)）的胆小行径，说他们只会绥靖墨索里尼，居然暗示整个事件应由伊索比亚与义大利双方平均担责。麦克米伦的信末结论切中要点：“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被谋杀的人的葬礼，但我假设在这样的典礼上，受害者与谋杀犯之间是有所区别的。”

当我们在讨论俄国革命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指出沙皇与帝国政府的失败之处，就是造成革命得以发生的条件。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博巴并没有创造一个让侵略得以发生的环境。是的，他们假如军事上有更好的训练的话，说不定对于入侵就能做出抵抗，但他们并没有由此导致入侵。这两者之间乃是天与地的差别。战前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无疑也有他们自己的失败之处，然而至今为止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利用这两国施政的短处来解释、或者合理化纳綷的入侵。

我们甚至应该注意到，波兰军队的人数与德军相当，而捷克人不只拥有强大的陆军，还有欧洲最重要的武器工业。博巴有什么？根据高史坦的书，在中国边界上，只有三千五百名正规军人。而另一方面，红色中国，在1950年秋天，拥有五百万武装的军人。[原注24]我不是说博巴不能抵挡入侵。许多博巴都相信我们能做得到的。而这样的信念是否实际，当然是可争辩的，然而很清楚的是，“喇嘛王国的崩逝”的主要原因，乃是共产中国以优异的军队力量，暴力军事入侵图博所造成的，而不是图博统治阶级或社会，在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失败。

高史坦努力塑造他的历史，好展示图博的悲运乃是无可避免的，就像沙俄一样，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不管你怎么不同意，甚至想要非难图博的旧政治系统，但如果你想要假装当时的图博社会里有明显的社会骚乱或重大的内部矛盾，乃是非常不诚实的行为。是的，确实是有一种停滞不前的问题：它有一种传统的保守系统，必须等到其领袖长成壮年才能开始形成并且施行重大的政策。但让一个政权或帝国崩溃的重要因素，例如经济的中断、农业的失败，甚至是失控的通货膨胀（比方说威玛共和国与国民党统治的时期），而其在博境内的昭然之处，乃在这些因素的匮乏。1947年，一位旅行到图博去的欧洲人注意到在帕里的货币掮客，坚持英属印度的卢比价值太低，“比起稳定的图博货币不值钱太多了”[原注25]。事实上，在1950年的入侵前夕，博雄运作良好，甚至比起（同时期）战后的许多欧洲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济上，图博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欣欣向荣；而政治上，随着图博外交部的创建，拉萨广播电台的成立，与第一次参加非亚会议，图博正在迈开加入国际社会的第一个小步伐。即使是寺院的保守派都开始了解现代化与西式教育的价值。在1947年，当博雄决定要出资派十名学生到大吉岭的圣史蒂芬学院去上学，僧官坚持其中五位要从他们那里选出。即使寺院与喇章都已经开始改变了，热振寺派了十二名男孩到葛伦堡的昆穆迪尼住宿学校去接受现代化的高中教育。我在西隆(Shillong )遇到一位退休的印度情报官，他告诉我他就是当时入选的学生之一。

更进一步，就在热振危机从公众的记忆中消退，以及一位有魅力又聪颖的年轻达赖喇嘛即将成年之际－－这一次转世的选择没有引起争议，甚至是各方完全满意而且意见一致的－－我们可以很有自信地说（不必利用反史实的历史），假如没有中国的入侵的话，图博将会渐渐地改变并且改革（虽然途中可能会有不可避免的挫折），甚至会开始将政府民主化，就好像不丹今日开始做的一样。

事实上，比起其他喜马拉雅山区的国家，图博更早走上改变与改革之路。历史学家阿利克斯?麦凯(Alex McKay)也指出，“禁地图博”这个形象乃是个迷思，在1950年中国入侵图博之前，更多的西方旅人造访图博，“比起其他喜马拉雅王国，如不丹、桑嘎(Zanskar)、甚至尼泊尔”更多 。[原注26]当然，外来访客的总人数还是很少的，然而这样的比较只是更加强调了先前的说法。

原文注释与文献

[1] E.R.‧胡顿《大混乱：中国内战，1936-49》（E.R. 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49, Brassey’s (UK), 1991.）

[2] 德康宁《失去的世界图博：亚洲之钥》（Amaury de Riencourt, Lost World Tibet, Key to Asia, Victor Gollancz, London 1950.）

[3] 沈宗濂与柳升祺原著，柳晓青译，《西藏与西藏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Tsung-lien Shen & Shen-chi Li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53.）

[4] K. 顿珠《水鸟年与其他年岁：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其后的历史》（K. Dhondup, The Water-Bird and Other Years, A History of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after, Rangwang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6.）

[5]没有一个小队从战场上逃走、叛变或投降。其中一些小队乃是附属于图博的正规军，他们英勇奋战，某些小队甚至被完全歼灭。在昌都，在省长离开以后，一个小队似乎有劫掠地方百姓，但根据罗伯‧福特的说法，这是因为康巴未受到如正规军一样运输的供给而感到生气的关系，而且他们可能也觉得被他们的领袖丢下不管。然而福特又说，当穆加(Muja)将军撤退的军队终于通过昌都后，整个镇的士气与秩序都恢复了。

[6] 乃是与茨仁夏加讨论而得。

[7] 柏纳．刘易斯《从巴别塔到通译官：解读中东》（Bernard Lewis, From Babel to Dragomans Page 389.）

[8] 阿勒斯泰‧兰伯《英国与中属中亚：前往拉萨之路，1767-1905》(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ondon, 1960. Pg 180.)

[9] 华达尔《拉萨与其秘密》(L.A. Waddell,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London, 1905.)

[10]兰伯，前引书，页186.

[11] 前引书，页 203

[12] 嘉央诺布：与我故世的曾祖母，茨仁卓玛(Tsinze Dolma)，的谈话，她一辈子都住在大吉岭。我的家族拥有贝尔浮旅馆，就在那座喷泉的后面。

[13]前引书，页 215

[14]英文维基百科， British Expedition to Tibe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Younghusband_Expedition

[15] 贝利‧史考特《僧侣、间谍与佣兵：日人在图博》（Berry Scott, Monks, Spies and a Soldier of Fortune: The Japanese in Tibet,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5.）

[16] Markov.S., ‘Tibetskye Chetki” (“Tibetan rosary”). P 101, Prostor (Alma-Ata), No 1, 1976.

[17] Ular Alexander, ‘The Policy of the Dalai Lama’, pg 42-43. Contemporary Review, No 87, January-June 1905

[18]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Shakabpa, Tsepon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 与我母亲诺杰拉旺(Lodey Lhawang)（本姓哲东）的谈话。

[20]与玛亚‧次旺久美 (Maja Tsewang Gyurme)谈话，2002年3月14日，达兰萨拉。

[21] 宇妥‧多杰‧玉珍《蓝玉顶之屋》（Yuthok Dorjee Yudon, House of the Turquoise Roof, Snow Lion Publications, Ithaca NY., 1990.）

[22]与扎顿‧晋巴杰仓(Drakton Jampa Gyaltsen)的谈话，1997年，达兰萨拉。

[23] D.S.堪萨嘎‧希尔克《夏帽嘎布：噶伦堡与加德满都的内瓦尔人》（D.S. Kansakar Hilker, Syamukapu: the Lhasa Newars of Kalimpong and Katha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Kathamandu, 2005.）

[24] 埃得加‧奥巴兰斯《中国红军》(O’Balance, Edgar., The Red Army of China, Faber & Faber , London, 1962.)

[25] 德康宁的前引书。

[26] 阿利克斯‧麦凯《图博与英属印度政府：边界官吏，1904-1947》(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Curzon Press, 1997 Surrey.)


译者台湾悬钩子注：

译注1：本文译者强烈坚持译为「马文高史坦」，而不遵守在中国大陆已经很大名气的「梅‧戈尔斯坦」的译法，乃是因为后者无法与国际接轨。

译注2：中国大陆的译本，称之为《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翻译，2005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译注3：更顿群培，又作更敦群培，生卒年：1903年－1951年，近代图博著名的学者、画家、诗人、翻译家，是图博学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师。1934年11月，更敦群培到达印度，住在大吉岭，努力学习梵文、英文等，有一段时间被摩诃菩提学会派往锡兰，学习巴利文等。

译注4：博盖（藏音）中称为sha-pe的一位内阁部长，这是位较低阶的噶伦。最高阶的噶伦称之为伦钦。

译注5：布里亚特共和国（Buryat Republic）是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其官方语言为俄语和布里亚特蒙古语。该地区首府为乌兰乌德，重要城市有恰克图等。

译注6：「六一管理处」，drokyi dhodam，音「楚吉托当」，「楚吉」意为「六一」，是一种对青稞「借六换一」的管理方法，从政府借贷的干青棵，六份等同于偿还新青稞的一份。并由此成立相关机构。

译注7：这在博盖中有个名称，kamcha chuzur，「冈加几居」，指农人用刚收成的青稞偿还时，额外再加十分之一，等于借去的干青稞的总数。

译注8：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年出任英国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