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七日•回拉萨的路上

2008年8月17日，我回到告别近一年的拉萨，由于被警察审讯和搜查，只住了七天，于23日不得不离开。后来我写了《拉萨七日》，记录所亲历的每一日。并于今年3月16日起，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

拉萨七日•回拉萨的路上

•唯色•

【第一天：2008年8月17日，星期日，北京奥运会倒数第七日。】

这不是日记，而是追述。我和我的先生王力雄（以下称W），离开完全陷入非正常状态中的北京时，是在奥运会即将举行的前三天。当我们来到安多某座寺院就近的人家，恰遇开幕式辉煌得仿佛如火树银花不夜天。我毫无兴致；促膝而谈的老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阿勒合（安多语，活佛）——亦如视而不见，他只想告诉我，一直以来，他们的遭际是怎样的不公正。他尽量说着卫藏语，我也努力倾听着安多口音，远在北京的奥运会似乎与我们无关，尽管我们心里都知道，今年发生的许多事，其实与此有关。有几次，他不得不调低电视上疯狂喊叫的声响，我只好不停地喝着奶茶，为的是掩饰怅惘的内心。第二天，在那座3月间几乎被抓空的寺院，两个僧人给我看手腕上还留着用铁丝捆绑的深深伤痕，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感受：——看这世界，已然把图博（西藏）的呼告给忘记了，已然把博巴（藏人）的苦难给忘记了……但在这里，我的追述从17日之前的那晚说起。


载着我们五人的韩国越野车，沿路况甚差的青藏公路进入那曲，犹如进入魔窟一般。天色漆黑，下着小雨，满城竟无路灯，黑压压的房屋灯火寥落。我手里攥着车辆限速登记卡。一张巴掌大的纸上印着表格，用中文和藏文写着“车号”、“车型”、“限速标准”、“到站地点”、“到站时间”等等。这一措施，应该始于07年；超过400多万人的游客量，使得西藏自治区境内车祸频仍，当局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车速，不失为办法，可是今年游客锐减，依然沿袭旧制，显然另有用意。令我惊讶的是，在前一个检查站，藏人交警听我说藏语，居然重新设置了限速时间，使我们可以提前一小时到达那曲而不受罚，如此突如其来的好心，只因我是藏人，“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W敏锐地说，我知道他这是在跟三月之前比较，这倒也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话。

昏暗中，我踩着泥泞跑去检查站——路边的一个小岗亭——交了那张纸。之后，A继续驱车。为了到藏地旅行，他专门买了新车。A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在昏睡。除了我，都有了高原反应。一早从格尔木出发，颠簸900多公里，翻过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无论如何也很辛苦。其实我也轻微地头疼，但我不肯介意，甚至隐隐惭愧，身为藏人，怎能在自己的家乡高原反应？

正努力辨认何处有住宿，突然间，前方一下子冲来十多辆警车，红色警灯闪烁着，把那些站在路边的一群群军人暴露无遗，虽一闪而过，但还是照亮了他们手中反射着冷光的盾牌和枪，照亮了他们蜷缩在大衣里的僵硬身体，我认不出他们是武警还是解放军。到了十字路口，警察三五成群，拦住车辆，要求查看每个人的身份证。“你们这里来，什么做嘛？”警察是藏人，说着藏式汉语，借着电筒的光探头打量车里。“旅游，”W答。我们知道，这种时候需要的是标准的汉语。果然，警察挥手让我们走，但前面一辆微型卡车旁边，有五个人正被几个警察从头到脚地搜身。车从他们身边经过，看得出都是年轻藏人，虽没穿藏装，但跟警察一样，有着羌塘牧人的长相。他们高高地举着双手，正是那种投降的姿势，我听说过，三月以来，许多地方的藏人在接受检查时，不得不做出如此屈辱的姿势，但我从未目睹过，不禁为眼前的情景震惊又生气。

在一个不肯打折的宾馆住下，满屋的烟酒味，夜很深的时候被乍然尖啸的警车惊醒过。次日早早离开那曲，正在苏醒的街道已不复如昨晚，警察和警车几乎不见，像是从未出现过，但见五六个戴头盔、拿盾牌和枪的军人挤在一把印有“奥运福娃”的伞下。各种各样的商铺：西安小吃、杭州窗帘、广东布艺、临夏百货……“玉包子”在卖早点，这个在拉萨起家的餐馆竟然连锁到羌塘了，而且24小时营业，令人不得不佩服四川人的勤劳。十多年前，我曾在那曲住过几天，每天都要从裹着羊皮袍的牧人那里买酸奶。一次还跟着牧人去当地有名的孝登寺，把酸奶供奉给护法神。那么纯而美味的酸奶，我在安多拉卜楞（甘南州夏河县）和康的雅曲卡（甘孜州雅江县）也喝过。而今，玉包子怕是要替代酸奶了，只不知是不是连护法神也改变了饮食结构。各种横幅标语不少，扑入眼帘的尽是“严打整治”四个字，透着一股杀气。我知道4月9日那天，年仅15岁的羌塘少年索南杰布，在那曲某个菜市场的路口，振臂呐喊，随后被军警拘捕，下落不明。

又领了一张车辆限速登记卡。至当雄的路上，路边竖立着一块块警示安全驾车的标语牌，如“慢一点不要急，平安生活是福气；挤一点不要慌，互相礼让才宽敞”之类，言辞挺恳切，可写的全是汉文，没一个藏文。那么，这标语牌是写给谁看的呢？只给沿途往返的加米（汉人）司机们看吗？无需给不认识汉文的博巴司机看吗？这在一个声称贯彻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民族自治区，似乎说不过去。有块标语牌一晃而过，瞥见第一行字是“生命只有一次……”，大意是，要珍惜生命，不然出个车祸，命就没了。对于有着佛教信仰的藏人来说，生命轮回，绝不止一次，但这类铺天盖地的宣传所传达的生死观，与雪域大地显然格格不入。


细雨沥沥；云层遮天。一列火车驶过，又一列火车驶过，大概有四五列火车驶过，背景则是已然丧失威力的山神念青唐拉居住的雪山……这是被称为“青藏线”的路线，包括1950年代修成的青藏公路和2006年通车的青藏铁路，两端位于格尔木和拉萨。从拉萨发往中国内地的数列火车，都是早上出发，但在三月间曾有过暂停。当然，暂停的是中外合出的、媒体聚焦的现代客用列车，替代的却是运载军人和武器的军用列车，这在外界很少知道。青藏铁路兼具的军事意义，不到两年就充分发挥作用，必让当权者的感觉良好。外界更不知的是，4月25日凌晨，在无数军人持枪押送下，有675名僧侣被黑布蒙头，带往拉萨火车站，而后被一列破旧的火车运往格尔木。是的，那列火车是破旧的，绝不是平日里供游客和淘金客观光的新列车。几个被旧火车带离拉萨的安多僧人低声给我描述时，我仿佛看见的是在纳粹的押送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密不透风的火车运往集中营，运往焚尸炉。我不想说我是在何处见到那几个僧人的，我不能说我是如何见到他们的，虽然我是以其中一位僧人亲戚的身份去探望他们的。这次见面本身就是奇迹，就是欲哭无泪，但竟然见到了，倾诉了，这也就是我的使命了。我要把他们受的苦告诉外界，我要揭穿那个抓走他们的当局自诩“宗教自由”的谎话。

他们告诉我，这675名僧侣，都是4月初从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僧舍里被抓走的；是从自己的僧舍里被抓走的。半夜时分，三大寺每座寺院都突然地，涌入数千拿着武器的军人，藏人警察或藏人干部跟随着，充当翻译和帮凶。当时被抓走的不止675个，仅从哲蚌寺抓的就有七百多，从色拉寺抓的有四百多，从甘丹寺抓的尚还不知有多少。那么，被火车运走的675名僧侣之外的其他人呢？几个僧人眼盯着窗外巡视的便衣，喃喃地说，也许在拉萨的监狱中吧，生死不知。我得知3月10日，曾在祖拉康（大昭寺）跟前喊口号打出雪山狮子旗的14名僧人中，有人已被判刑14年。都是色拉寺的僧人，最小的15岁，名叫洛桑；最大的32岁，名叫格勒贝；他们的老家不在安多就在康。后来，我听说，其中有个叫洛桑伦珠的僧人，在出事的前夜，喃喃自语：“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一定要起来！”第二天，他就揣着雪山狮子旗，独自一人去了环绕祖拉康的帕廓。我有他的两张照片，是在布达拉宫跟前拍的；他也年轻，才29岁，有着洁白的牙齿。


而在格尔木的某个临时的军队监狱，当局从西藏大学和西藏藏医学院抽调了约100名老师，给675名僧人上“法制教育”的课，讲的全是这个不准那个禁止，却从未讲过身为公民可以享受的任何权利。这些老师全都是藏人，难以想象身为教书育人之师长的他们，在面对遭受如此非人待遇的僧侣们时，如何自持才能够让自己分裂的人格不至于崩溃？

当局还给囚禁中的僧侣，每人发了一份“学员行为规范”，有藏文也有汉文，总共14条；其中第5条有五个“严禁”，如“严禁超越规定区域”、“严禁私藏刀具、手机、石块、砖瓦、钉子、绳索、药品、反动书刊等违禁物品”；第12条竟是“白天分批如厕；夜间宿舍内如厕，大小便入桶”，可见连基本的生理现象都被管制。其实，僧人们就是被当成犯人了。三个月后，家在青海的僧人被各地的干部和公安带回各自家乡，但先得在某个被便装军人包围的地方继续接受“法制教育”，待北京奥运结束才能回到各自家中，比如籍贯是同仁县的24名僧人，就被软禁在当地的麻巴民族中学。但家在康和安多阿坝的僧人，多达三百多，直到8月底，才被各自家乡的干部和公安，像押送犯人一样带回各地。

我以亲人身份看望的他，虽然微笑着，但神情间含着从未有过的忧伤。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几乎所有僧人的心脏都患病了。有个22岁的僧人，哲蚌寺的晋美平措，来自安多尖扎的学经僧，患了脑膜炎却被态度恶劣的军医误诊，二十天后病情恶化，不治而死。还有一位20多岁的僧人，难以苟活下去，先用头撞墙，送往医院后跳楼，结果颈骨折断，一只耳朵聋了。还有哲蚌寺的洛桑和占堆，两个来自安多阿坝格尔登寺的学经僧，3月12日那天愤而割腕，虽未致死，但已落残……

望着青藏铁路，我努力想象着沦为囚徒的僧侣们坐在破旧火车上渐渐远离拉萨的心情，但说实话，真的很难想象。叫我“阿佳”（姐姐）的他，在色拉寺学经五年，被抓当晚，刚从电脑上看罢翻译成安多藏语的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转瞬间门外布满持枪军警，残酷的现实与电影中失去自由的苏格兰如此相似，被当众处以绞刑的英雄华莱士牺牲前呼喊“freedom”的声音回响着，给他增添了勇气，让他在离开僧舍之前，依照规矩，仔细地穿好袈裟，以一个僧人的威仪形象走入军警之中……另一个也叫我“阿佳”的他，虽然年轻，却是哲蚌寺学经僧中的“格西”（佛学博士），最后一次和我通话是3月10日深夜，他说寺院里涌入了数不清的军人，灾难降临了……他在格尔木的军队监狱呆的时间最长，直到被押回康地，我才又接到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忧虑，对将来何去何从十分茫然，因为他父母双亡，实际上已无家庭可以栖身；又无寺院可以落脚，多年前他一出家就到了哲蚌寺。像他这样经历的僧人，其实非常多。

火车远去，沿铁道几乎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个护路警察在巡视，但不能拍照，会被很警觉地伸手制止。昨天在翻过唐古拉山口遇到第一个检查站时，一堆公安、武警中就有一个护路警察，他说从去年起，每天都在这里巡视；还说沿线都布置的有监控器，“谁搞破坏，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破坏”这个汉语，被他说成了“扑灰”，反倒有了喜剧效果。他穿着跟军人一样的迷彩服，但身上没有兵气，还是很像放牧牛羊的牧民，而且面庞稚嫩，顶多算是放羊娃。

公路边开始出现一幢幢藏式房屋，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看得见的是整齐划一、崭新如画，看不见的是被官商联手夺走的土地。再往前，就是去年夏天，我去过的东嘎村，属于堆龙德庆县。那些从土石结构的老屋中搬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藏人，给新房子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北嘎洛追康萨”——“北嘎”直译为白白的额头，比喻失去了福报、运气；如父母过早双亡，就说自己“北果嘎波恰夏”（额头变成了白的）；“洛追”指的是牛肺、牛肠等杂碎，在过去只有最底层的人才吃，比喻的是低级、窘迫的生活方式；“康萨”即“康巴萨巴”，意为新房子——这个依据民间习俗新造的名字，含蓄地表达了藏地农民的不满和无奈，令我难忘。

我惊讶地看见，东嘎村对面的国际汽配汽贸城已经完全盖好了，非常气派，闪闪发亮。色彩缤纷的广告牌上有长城润滑油、蓝星不冻液、路特士石油等等，相信做生意的人中非藏人居多。去年见时，那里还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机器轰鸣，钢筋水泥拔地而起，四周被一圈用汉文书写的广告环绕着，其中一个广告是“坐享政府特殊政策，在特区你只管赚钱”，实乃当今西藏官商合作、携手捞钱的最佳注解。还有一个广告，也流露出强悍的掠夺意味：“枢纽才是黄金地，攻占特区，坐镇枢纽。”而所谓的特区，正是东嘎村的村民们过去的家园。那么，搬离家园的村民们又坐享了什么样的“政府特殊政策”呢？我问过两位转动着转经筒的老夫妇，起先很谨慎，后来才一点点地对我吐露了真情实况。没错，村民们如今住的新房，政府给的补助是主要。但是，政府从村民手中收购土地，一亩地才付2.8万元，也就是说每平米不过45元，加上建新房的补助，等于是村民卖地每平米不及60元。而在村民土地上建起来的汽配汽贸城，目前一期开盘，所售铺面每平米达6000-6200元，租赁每平米每月45元。

失去了全部土地而只有一幢新房的农民，内心的不安全感前所未有。他们承认新房比旧房好，可过去有土地，即使再辛苦心里也踏实。如今看上去住上了城里人那样的房子，可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也不是城里人。一听说城里的干部职工涨工资就害怕，因为这意味着市场物价也会随着上涨，牛肉和酥油越来越贵，他们只好越来越少吃。一些村民用卖地的钱买车跑运输跑出租，但又不知在城里的哪个单位办理相关手续，经常被当成“黑车”遭罚款。担忧子女们将来挨饿受穷，很多家里都储存了一袋袋的青稞，那都是在以前的土地上收割的粮食，似乎这么存放着，心里就会踏实。三年前，村民们曾连续上访四个月，希望政府每亩地付款10万元，这不算是漫天要价吧？县里的一位藏人官员，因为帮助村民上访遭到拘押，后被撤职；另一位藏人女官员，强力阻扰上访有功，如今官至拉萨市副市长。村民最后一次上访，遭到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的亲口呵斥：“你们再来上访，别说两万八，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但外人怎会知道这些？外人只看得到五星红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房顶上飘扬，庆祝北京奥运成功的标语在各单位门口高挂。我跑去最后一个检查站（第十个还是第十几个？）交了车辆限速卡，拉萨终于近在眼前。但我的眼前，更多地浮现出今年三月间的血与火，浮现出从街头、从僧舍、从单位抓走的我的那些朋友，浮现出我在北京的许多个日夜的悲伤、焦急和愤怒，不禁潸然泪下。没有人发现我在落泪，只有我自己明白我有多么想念拉萨，心痛拉萨……

这是3•14（其实是3•10）之后，我第一次回到拉萨。这是3•14（其实是3•10）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无与伦比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可是，可这也是3•14（其实是3•10）之后，当我重又回到拉萨，却锥心刺骨地发觉，从2007年9月至今，这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我并不在场。因为不在场，我变成了一个“他者”；因为不在场，我只能依赖在场者的记忆和诉说。虽然这些在场者都是我信赖的人，虽然他（她）们的言辞可以披露被遮掩和伪饰的真相，但我还是深感缺憾，并且甚觉羞愧。我正是这样百感交集地，回到了拉萨。


从西头至青/川藏公路纪念碑，仅这一路，我留意到两边至少有五个颇具规模的军队单位，占地广大，营房林立，不知里面驻扎着多少军人，每个大门前至少站着四个持枪的军人；而拉萨的中心，本来就有军队的指挥枢纽——西藏军区，其他如东、南、北面同样有各为一体的军队单位，至于三月之后增派的军队尚不包括在内，整个拉萨实际上早已被军队重重包围。从罗布林卡路驶向布达拉宫广场，在加波日（药王山）路口迎面撞见几个挎着枪的冷面军人，这是我在拉萨街头看见的第一拨军人，这只是序幕，只是冰山一角，只是杀机乍现。我转过头，给插在布达拉宫顶上的中国国旗拍照，给铺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奥运标语拍照——是用鲜花堆砌的十个字：“民族大团结 齐心迎奥运”——几个如我母亲一般年纪的妇人在磕头，不是给红旗和标语磕头，而是给布达拉宫磕头；不是给布达拉宫磕头，而是给1959前居于其中的嘉瓦仁波切（法王达赖喇嘛）磕头，那里有嘉瓦仁波切的法座，虽然空落多年，蒙尘多年，但依然是神圣的、庄严的、亲切的法座，博巴都知道。

继续往东，先去赛康酒店安顿A一家，标准间可以降价至120元/夜，这在去年前年的此时完全不可能，显然来拉萨的游客急遽减少，至少得再过一个多月才有回升，但旋即又是冬天，属于旅游淡季。A带着妻儿这时来拉萨旅游，可谓正逢其时，否则就像去年此时，走到哪里看见的都不是图博之景，而是酷似自己的一个个游客，这有什么意思？无论如何，今年都不可能实现官员们的宏伟目标了。3•14的前几天，恰是中国的政治花瓶们一年一度汇聚北京“两会”（人大、政协会议），向巴平措慷慨陈辞：“火车进藏带来大量游客，去年进藏游客突破400万人次，但对于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并不算多。 ……西藏游客再增加几百万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个有着藏人名字却无藏人之心的官员，他可真敢开牙啊，若再增加几百万的话，布达拉宫就会被纷至沓来的游客踩塌了。据中国媒体报道，2007年去布达拉宫旅游的游客逾160万人次。这个数字值得质疑。对于超过400万人次的游客来说，布达拉宫一般是首选目标，不去布达拉宫的游客实际上寥寥无几；旅游旺季时，倒卖布达拉宫门票成了不少人的饭碗。即便是只有超过160万人次的游客上布达拉宫，一年365天，每天也有超过4400人次的游客上布达拉宫，远远超出了有关部门公布的每天仅放行2300人的说法。早在几年前，布达拉宫管理处已宣称每天接待人数超过800，会使土木石结构的布达拉宫难以承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下垂、开裂甚至局部坍塌。

赛康酒店位于闹市偏东。东边不远，是以藏人为主的老城区，也是三月间发生抗暴的主要地带。我有意提起那时候的事，穿着舞台藏装的服务员抬手指了指，斜对面一幢黑乎乎的建筑被脚手架、塑料布遮住，记得以前是什么虹桥饭店，现在成了3•14那天“打砸枪烧”的证据，看来当局似乎打算永久地保存下去，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个基地，但那块地方面积大，位置好，有商业价值，全拿来教育人民群众，既十分可惜，又有碍观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留着倒也不错，反倒是一个民族记忆的存储之处，可以时时提醒博巴不要忘记3•14的血与火，这不是同样也有教育作用吗？

赛康酒店的西边，在1959年之前是大片的江思夏林卡（绿树葱郁的园林），簇拥着一幢庞大的房屋与布达拉宫遥遥侧对，那是嘉瓦仁波切的家族居住的尧西达孜，如今破损不堪，半截坍塌，而周遭尽是各种时装商店夹杂着美国冰激凌和“德克士”快餐，其中就有在3•14那天烧死了五个女服务员的“以纯”服装店。五个女孩子的夭折令人痛惜，纵火烧店的也是三个女孩子，后来被抓，据悉过去曾在“以纯”打工，因姓石的店主克扣薪水而结仇，故纵火只为报复，无意烧死别人。甚至听说，那五个女孩子之所以困于楼上而烧死，真实的情形是因为店主自顾逃命之前将门反锁。一场烈火，席卷了不止五个实则八个青春女子的一生，但那个姓石的店主，虽然在央视的镜头中作悲痛欲绝状，却似乎从中得利最大，率先获政府贴息贷款一百万元，装修一新又重新开业。耐人寻味的是，暗地里，在藏人当中流传着抵制该店的说法；另外，皮肉烧焦的气味似乎挥之不去，弥漫每件衣服，谁若穿上都有点不吉利。“以纯”的生意并不好，只好减价销售衣服，我远远看见了这一幕。

我家就在布达拉宫背后，那块叫“雪新村”的地方。快一年了，我才终于又回来……见到牵肠挂肚的母亲了，还好，没有老得那么快，而且老了也是美人。我环抱着她，感觉很幸福。可是七天后，不得不与母亲离别前，她哀伤地说了一句话：“现在的拉萨已不是去年的拉萨了，现在的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我无言以对，因为的确如此。（未完待续）

2008年9月，北京

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3/2009031608161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