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今日，从那天起……

这些图片记录了1959年3月10日，以及后来的日子……藏人的反抗与流亡。


九年前的“3·10”写的两首诗

·唯色·


誓言

那个晚上
月光迷朦
穿过家乡的月光
他流亡远方
月光下的神明啊
请你作证
我要在今生和他重逢

只为我的心中
有他留下的念珠
啊，一百零八颗念珠
是一百零八个等待的心愿

那个晚上
河水冰凉
走过家乡的河水
他流亡远方
河水里的神灵啊
请你作证
我要在今生和他重逢

只为我的心中
有他留下的念珠
啊，一百零八颗念珠
是一百零八个等待的心愿


回家

在一个寒冷冬天
风暴卷走了经幡
我的神鹰啊
它被魔鬼所伤
它惊飞的样子
我想起来就会流泪

许多年已经过去
大地弥漫着香火
我的神鹰啊
它在哪里养伤
它疼痛的样子
我想起来就会流泪

嗡嘛呢叭咪吽
嗡嘛呢叭咪吽
回家吧
让我的神鹰回家吧
回家吧
让我们的神鹰回家吧

2000年3月10日，拉萨

1959年3月10日，三千多藏人涌往尊者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保护尊者不让他去中共军营赴宴，并表达把西藏交还藏人的愿望。




1959年3月12日，拉萨妇女齐聚布达拉宫下面的“雪”，抗议西藏被占领。



雪山狮子旗亦是西藏军队军旗。



抵抗军队“曲希岗珠”（四水六岗，即康巴抵抗军）联盟与旗帜。



抵抗军队“曲希岗珠”摄于泽当。泽当即今山南地区首府。



护卫尊者达赖喇嘛的抵抗战士。在传记《流亡中的自在》中，尊者写了在故土的最后一天：“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斗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他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



1959年3月17日凌晨，尊者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部分官员离开拉萨，踏上流亡之路，一路上都由抵抗军护送。





3月28日，尊者达赖喇嘛抵达隆子县后，宣布恢复西藏的政府——噶厦。



尊者在流亡路上与最小的弟弟在一起。



在传记《流亡中的自在》中，尊者“……我躺在母犏牛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3月31日，尊者达赖喇嘛在边境受到印度官员的欢迎，至此，尊者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紧随尊者身后右侧的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管家帕拉。



尊者达赖喇嘛和数万藏人五十年的流亡岁月。











2009年3月10日至今，在境内多卫康藏地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藏人们高举有尊者达赖喇嘛和雪山狮子旗的画像，呼吁自由和人权。




李江琳：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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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1日，星期六。订阅《纽约时报》的美国民众从家门口拿到报纸，浏览头版标题时，看到一篇特别报导。这篇前一天发自印度新德里，题为“藏人在拉萨与中国人交战”的报导首次披露了拉萨发生的事件。 当美国人看到这篇报导时，事情已经发生了整整十一天， “拉萨事件” 已经演变成了“拉萨战役”。

关于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达赖喇嘛，报导仅说“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去向不明”。不过， 就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们阅读报导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在一座名叫宗确辰耶的小寺庙里宿营。他与家人、经师，以及部分噶厦政府成员等离开拉萨已经四天了。当时未满24岁的达赖喇嘛很可能并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50年前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这个历史事件，经过各种有意无意的渲染和加工，几乎变成了一个“当代神话”。即便是“神话”，汉藏两族也有不同的版本。 汉人中流传的版本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国人私下流传的版本是“让路说”：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达赖喇嘛插翅难逃。对外的版本则是“劫持说”：拉萨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选定3月10号这天动手，解放军忍耐了十天之后，奉命向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分子还击。反动分子溃逃之时， 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这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藏人中流传的版本说的则是“红汉人”试图绑架达赖喇嘛，但是各路神灵纷纷相助，达赖喇嘛在众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觉走出罗布林卡宫。之后的两个礼拜里，大多数日子空中乌云密布，遮挡了飞行员的视线，因此“红汉人奈何不了观音菩萨”，达赖喇嘛一行成功进入印度，西藏文化的一线血脉得以域外保存。这两个版本都是对这个西方记者称之为“世纪大事”的事件作出的解读，汉方偏重宣传，藏方偏重宗教。然而，历史即非神话，也非宣传。在对历史事件解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一、关键一周

1959年3月10号上午， 达赖喇嘛一如往常，早晨5点起床，去小经堂打坐。打坐之后，他照常去花园散步，享受清晨的宁静。可是，走进花园，他隐隐听见宫墙外传来喊叫声。达赖喇嘛匆匆走进宫室，派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出去的人很快回来，向他报告拉萨民众正从四面八方涌向罗布林卡，说是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营观看预定的演出。“拉萨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从目前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出，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并非如我们一向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在美国和印度情报部门精心策划下，早有预谋的事件。导致事件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各种异乎寻常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双方沟通不良，相互猜疑，对局面都有误判，加上一方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用的夸大；而另一方则是民怨长期积累，借着“达赖喇嘛看戏”这件小事突然爆发。事件的起因仁夏加先生的著作《龙在雪域》中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此处不赘。

“拉萨事件”爆发时，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当时拉萨城外住了大批康巴难民，“四水六岗”，即康巴游击队，在山南活动。山南许多地区在康巴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拉萨的日常工作由政委谭冠三主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电报员阿达和诺布虽然已经从印度回到西藏，并且根据CIA的指示去过拉萨，设法见达赖喇嘛，但是侍从长帕拉担心他们惹来麻烦，不肯让他们觐见。二人于是离开拉萨，去山南找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贡保扎西。事发之时，他们远离拉萨，3月25日才在加里宗的巩多江加入达赖喇嘛一行，并与CIA取得联系。 而贡保扎西本人那时在山南某地，对拉萨的事一无所知，他得知“拉萨事件”的时间跟美国民众得知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从印度电台的广播里听说的。不过，四水六岗那时候已经化整为零，一支约50人左右的小分队就驻扎在离拉萨不远的贡卡，守着藏布江的渡口。正是这支小分队，在达赖喇嘛一行出走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拉萨有两套政府体系，一套是噶厦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噶厦政府的两名司伦已经辞职，达赖喇嘛没有指定继任者，噶厦政府差不多等于半瘫痪。这两套政府班子中，筹委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大权独揽，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有些工作依然责成噶厦政府执行，因此两套班子互相牵制，但是都无法掌控全局，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两套班子都不信任。也就是说，西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拉萨事件”中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即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指向中方，同时也指向噶厦政府。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除了高喊“中国人离开西藏”之类的“反动口号”之外，他们也对出入宫殿的噶伦们呼喊“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口号。民众认为是噶厦政府的无能使得达赖喇嘛被架空，如今当他面临危险，噶厦政府却无力保护他。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才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历史的诡异在于，包围罗布林卡事件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却是普通藏人打破西藏权贵对政治事务的垄断，直接参与政事的开端。同样的原因使得噶伦们反复劝说民众离开，可是无法奏效，民众在现场推选了自己的领导人，根本不听噶伦们的话。

大规模的群众事件一旦爆发，其走向往往很难控制。事件爆发之后，各种力量纷纷出现，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策略，形成不同的层面。最外层的是那些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目标通常很简单，也很直接，然而，真正左右事件走向的，往往并不是他们。“拉萨事件”亦如此。当成千上万的拉萨市民，三大寺的部分僧侣，以及住在城外的一些康巴难民涌向罗布林卡的时候，各种力量随即开始幕后的运作。 发生在3月10日到17日这关键一周内的幕后运作，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二、“打”与“逃”的部署

3月10日一早，大批拉萨民众涌向罗布林卡这件事，双方都是措手不及。民众的愤怒剧烈爆发，很快出现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宣布取消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希望民众离开，派三位噶伦去军区当面对谭冠三解释。当天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信，达赖喇嘛次日遣人送去答复。今后的几天里，双方你来我往，各写了三封信，直到3月16日为止。1959年3月29日，也就是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两天前，新华社发表了这些信件，作为达赖喇嘛被叛匪劫持的证据。 新华社评论员当然不会说明，这些信件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表面文章。

事发突然，双方都不得不根据各自的判断迅速作出决策。事发几个小时后，西藏工委向中央电报拉萨发生的事。次日，工委再次向中央电报事件的发展，并且提出“从一系列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而达赖被劫走有可能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判断成为“劫持说”的开端。

3月11日夜晚，中央给西藏工委指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中央军委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平乱行动，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也就是说，“拉萨事件”的次日，中方已经作出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何时展开这一行动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央军委给西藏工委一系列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指示。毛泽东当时在武昌，他在“拉萨事件”爆发的第三天，即3月12日，就明确指示西藏工委“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策略，指出这一策略的三个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引诱敌人进攻”。为什么要“引诱敌人进攻”呢？因为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大打一仗，小打小闹只会让达赖喇嘛等人逃走，虽然这样也不坏，“但是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因此，就在谭冠三将军与达赖喇嘛信件往返的那些天里，中方在暗中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从这些文件里不难看出，“拉萨事件”到“拉萨战役”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迟早会发生，就算3月没事，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达赖喇嘛亲政，是“临危受命”。1950年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避难亚东，随时准备逃亡印度。当时他面临几种选择，一方面是他在印度的哥哥催促他尽快离开西藏；另一方面是三大寺的堪布和噶厦政府请他尽快回拉萨安定人心，同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正在前往亚东的路上，要与他面谈。年方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决定等到见了张经武再做决定。见面之后，达赖喇嘛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决定。

五年的合作却使达赖喇嘛深感失望。他觉得自己留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1956年，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他的二哥嘉乐顿珠通过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不过，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劝说下，达赖喇嘛还是改变主意回到西藏。那时候，康区和安多土改过激导致藏民反抗，烽火已经波及噶厦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西藏各地狼烟四起，谁都不知道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达赖喇嘛陷入两难处境。他虽然不支持康巴人的武装反抗，但是也不愿意派藏军去镇压同胞。那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公路早已经修通，机场也已建成。对毛泽东来说，西藏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经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存在已经变得碍手碍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一场大仗”，彻底甩开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显然“为更有利”。

但是，对于藏人来说，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布达拉宫里那位未满24岁的年轻人，他还是西藏历史的延续和宗教的象征，他的安危关系到西藏的命运。因此，无论是对噶厦政府，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达赖喇嘛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四水六岗的军规里，有一条是没有批准不得进入拉萨，就是担心一旦在城里打起来，危及达赖喇嘛。因此，当形势越来越紧张时，噶厦政府成员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达赖喇嘛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将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也就是解放军尚未控制的山南地区，到了那里之后再与中国方面交涉。在当时来说，这是选择之一，而且是最后的选择。

于是，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和噶厦政府成员们，开始秘密进行准备，将年轻的西藏政教领袖转移出战云密布的拉萨。

三、出走日期和路线的选定

1959年的藏历新年，理塘人贡嘎桑天在贡卡地区一个叫察德宗的地方。他是四水六岗卫教自愿军之下的一支小分队的三名负责人之一。四水六岗是20多个部落人马的松散联盟，各分队基本上由本部落的人员组成。贡嘎桑天手下有个名叫洛桑益西的20岁年轻人。洛桑在14、5岁时就被送到北京去学习，五年后，他毕业返藏，却参加了游击队。他偶尔会去拉萨，跟部分噶厦成员秘密联系。

新年过后的某天，附近村庄的三位老者来见贡嘎桑天。其中一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村里有人刚从拉萨返回，说是罗布林卡出事了。他们觉得不大对头，应该通知四水六岗的人，一旦拉萨事急，多少有点准备。贡嘎桑天听说此事之后，立即召集小分队的几名领导人开会，同时派人骑上快马去四水六岗设在洛卡的总部，请求进入拉萨打听消息。信使出发后，贡嘎越想越不放心，怕信使往返耽误时间。他决定不等总部批准，先去拉萨看看再说。次日黎明前，贡嘎带着洛桑益西和一个名叫旺楚茨仁的年轻人，策马飞驰罗布林卡。渡河耽误了一些时间，他们只好派人先行通知几位噶伦，要他们在距离罗布林卡不远的河边见面。次日，他们赶到拉萨，与三名噶厦政府官员会面。贡嘎桑天向政府官员们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分队愿意护送达赖喇嘛前往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讨了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和日期。

在他的回忆录里，贡嘎桑天没有说明这次会面的具体日期。根据其他资料推测，应该是在3月14日前后。此时，拉萨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几位噶伦已经开始秘密做逃亡准备，并指定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具体执行。

帕拉当即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派人去山南寻找阿达和洛泽， 通知他们达赖喇嘛有可能出走印度，要他们立刻启程去拉萨。由于阿达和洛泽一直处在游动状态，信使六天后才找到他们。当时二人完全不知道拉萨的事。得到消息后，阿达立即向CIA报告，得到的指示是马上去拉萨，但是事情发展的速度显然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两人后来是在隆子宗见到达赖喇嘛的。

帕拉做的另一个决定，是派一位僧官去印度领事馆 ，向领事齐巴说明，一旦情况紧急，达赖喇嘛有可能不得不出走印度， 请齐巴向印度政府报告。齐巴希望得知达赖喇嘛的出走路线，以及进入印度的地点。帕拉答复说具体细节尚未最后决定，只是为了谨慎起见预先说明。齐巴据此电报印度政府。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 3月14日他收到来自拉萨领事馆的电报，应该就是传达这个讯息的。五天后，齐巴收到印度政府的回电，同意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但那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离开拉萨，去向不明，讯息无法传递。

接下来帕拉要做的就是安排骡马、口粮，决定出走人员，安排藏军守卫渡口等等细节，为了确保达赖喇嘛饮食的安全，甚至专门携带了厨具。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保密的对象不仅是中方，同时也对民众保密。当时民众情绪激昂，对噶厦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信任，进出罗布林卡的车辆都会被搜查，防止达赖喇嘛被送到军营里去，甚至连信使进出都很费周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走漏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拉萨一片混乱，民众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守在罗布林卡宫外。噶厦彻底分裂，噶伦们有的躲进中方军营，有的躲进罗布林卡宫，已经失去政府功能。民众代表虽然推选出领导人员，但是并没有统一指挥和具体安排。在那样无序的状态下，唯一安排周密，而且最终成功实施的，大概就是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了。

四、走出罗布林卡

虽然一切基本就绪，然而是走是留这个最后的决定，还得由达赖喇嘛本人来做。可是，达赖喇嘛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拉萨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解放军增援部队进城，重武器运达拉萨等消息不断传来。消息在人群中传播，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 达赖喇嘛焦虑不安，感觉自己宛如坐在两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中间。他一次又一次降神，请求保护神的指示，几次得到的指示都是“留下”。他希望还能劝说民众离开，以避免巨大的生命损失。但是，民众不肯离开。

3月15日，达赖喇嘛收到谭冠三送来的第三封信。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披露，这封信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前一天亲自拟定，以谭冠三的名义送交达赖喇嘛的。毛泽东为这封信做了批示，明确指示“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不过，后来发表的信中，并没有包括附在邓小平、谭冠三信中的另一封信，即阿沛。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告诉达赖喇嘛说，和平解决危机已无希望，解放军已经采取严密措施，防止他出逃。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最好回信告知谭冠三他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样炮手就会避开他的宫室。达赖喇嘛的回信没有说明他所在的地点，但是答应几日后设法秘密去军区。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发表的“谈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一文中，只字未提这封信。《解放西藏史》中未提阿沛。阿旺晋美的信，却提到达赖喇嘛给阿沛的信，但是没有公布内容。

在达赖喇嘛和几位噶伦看来，谭冠三的这封信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而阿沛的信则道明了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可是，直到这时，达赖喇嘛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3月17日下午，达赖喇嘛再次降神。这次，处于迷狂状态的国家神喻洛桑吉美突然高叫“走！走！今晚！”话音刚落，宫墙外传来两声巨响。两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门外的沼泽中，仿佛是大战即刻降临的信号。 达赖喇嘛别无选择，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1959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驳斥尼赫鲁总理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发表的谈话时，坚持“劫持说”，至于那两发炮弹，评论员说那不过是“劫持达赖喇嘛的叛乱分子向达赖喇嘛任意编造了一个恐吓他的谣言”，间接否认有人朝罗布林卡开过炮。阿沛的文章也没有提到这两发炮弹。直到49年之后，《解放西藏史》中才提到，3月17日下午3时许，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运输站民兵兼经济警察，“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60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炮弹落在罗布林卡以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两发炮弹，立即成为西藏反动上层挟持达赖出逃的口实。”

《解放西藏史》没有提起1959年3月20日“中央关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等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这份只公布了“节录”的文件指示西藏工委：“……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些好处。”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谋略，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

1959年3月17日夜晚近十点，达赖喇嘛走进供奉他的保护神大黑天的经堂。 几名僧侣正在念经，没有人抬头张望。在安详的颂经声里，达赖喇嘛走到保护神像前，献上一条哈达，以示告别。然后，他坐下来，翻开一本经书，恰好翻到佛陀有关“提高信心和勇气”的教导。

达赖喇嘛回到卧室，换上黑色藏袍，戴上一顶绒线帽。走到院子里，他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接过一名卫兵递给他的步枪，扛在肩上，跟着两名卫兵走出罗布林卡宫，穿过人群走向拉萨河，背影渐渐消失在昏沉的夜色之中。

从那天起，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名词：西藏问题。

2009年2月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