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藏人的童年》——西藏文学中一个新的创作方向

图为2007年6月在西宁出版的《一个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藏文版，以及作者那仓•努旦洛桑。照片上的书是作者那仓•努旦洛桑先生赠予我的。

《一个藏人的童年》——西藏文学中一个新的创作方向

文/多杰南嘉

对藏人来说2008是不平凡的一年。从2月21日安多热贡（即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发生的抗议，到3月14日拉萨的示威和由此引发的遍及全藏区的抗暴运动，再到世界各地藏人抗议中国举办奥运，其间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的三次对话，以及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可以说，2008年是拉开西藏民族运动序幕从而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世界舞台的一年。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里，《一个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一本描述由于中共的入侵，而使一个西藏安多人家破人亡的传记在印度达兰萨拉再版发行了。由于原版中有很多安多玛曲地方的方言，为了便于其他地区读者的阅读，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快报》负责把书中难懂的方言改写成书面藏文后出版了第二版。

《一个藏人的童年》的作者那仓•努旦洛桑于1948年8月15日出生在西藏安多玛曲地方（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那仓扎登家。年幼时生活在玛曲地方并与父亲和哥哥一起去拉卜楞寺、塔尔寺、拉萨色拉寺等西藏著名寺院朝拜。1959年11月开始在玉树曲玛莱县民族中学学习。1964年从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1965年在青海民族学院学习。1965 年10月在曲麻莱县小学任教。 1967年在巴贡小学任教。 1971年任巴贡乡武装干事。1978年任曲麻莱县法院副院长。1984年任县司法局副局长。前后曾在省级和州级党校学习，并在省和中央的司法学校深造。1987年任曲麻莱县副县长。1990年调任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93年退休，现任青海藏族研究会的常任顾问和理事。

《一个藏人的童年》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详细地叙说了作者的童年，特别是母亲的不幸去世所造成的悲哀和痛苦。第二章描述了作者与父亲移居到寺院与哥哥生活并通过帮助寺院厨房打杂而获取剩菜烂羹的悲惨生活。第三章描绘了作者与父亲和哥哥同其他朝圣者到拉萨朝拜达赖喇嘛以及甘丹寺等著名寺院的经过，及在去拉萨路上的所见所闻。第四章描写了中共入侵西藏安多后，以“民主改革”、“消灭封建思想”等借口迫使僧人们摧毁寺院、佛像等残暴行为。为了生存，10岁的作者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哥哥以及朋友们一起出逃。然而非常不幸地，父亲在与中共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死，他们兄弟俩被捕入狱的悲惨遭遇。第五章描述了在中共的统治下成千上万藏人被逼迫背井离乡，无数人被监禁、屠杀、饿死以至于人吃人肉的凄惨历史。

《一个藏人的童年》一书于2007年6月28日在西藏安多地区西宁市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该书在西藏安多已印刷两次，在印度出版了第二版。一本书在短短的两年内里印刷三次，发行数达37000册，这恐怕在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很多读者纷纷致信给作者表达《一个藏人的童年》留给他们难以忘怀的印像以及对作者的敬意。这些读者当中既有如作者一样经历过1950年代苦难的老一代人，更有很多仅仅耳闻过这段苦难史的年轻人。有的读者说自己一边流泪一边读此书，有的人由于惊骇和愤怒于中共对藏人法西斯式的残暴迫害而无法继续阅读，往往需要停下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后再读。

这部书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如此的欢迎和共鸣，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的描述如实地记录了藏民族在中共入侵下所遭受的苦难，而这种记录和叙说在当下的西藏是不被允许的。 成长于父辈苦难记忆中的西藏新一代，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寻找到了一种证实，一种对于自己民族遭受过的和正在遭受的屈辱的证实，同时，也从阅读之中获得了自己为复兴民族而奋斗的信心，因此，说《一个藏人的童年》不仅是一个藏人童年的悲惨史，它更是一部藏民族的苦难史。作者用质朴的语言和细腻的手法描绘了自己童年时期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从而使这部传记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藏历第十六个绕迥公鼠年八月十四日的夜晚，由于暴风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越下越大，在一道道闪电下时而可以看到纳格仓家帐篷后面的经幡和门前左右的牛马以及悄悄地拥挤在一起的羊群。帐篷里面货堆前的神龛上供奉的一对酥油灯在风中闪烁着，在土灶中燃烧的火苗上歪歪斜斜地支着一个铜锅，火坑里的灰火上放着一个小茶壶。头发花白的纳格仓老奶奶手里拿着念珠坐在锅灶旁不停地在祈祷，“愿三宝保佑，愿贡唐仁波切保佑，保佑她们母子俩生命安全，平安无事。。。。。”老奶奶除了时而咳嗽几声以外一刻也不停地祈祷。到了下半夜，雨依然不停地下着而闪电却变得更猛烈。家里的货堆、土灶、器具，以及躺着的家人在一道道闪电下忽映忽现。”（吉姆措等译）

作者可能是在这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生的，但重要的是作者没有以平板的方法陈述自己的出生，却是以形像的语言细节性地绘制了一个画面并让读者一步一步地接近画面，感受其中的气氛。

“突然，随着一声揪人心痛的巨雷声一道闪电劈打在帐篷的附近，雷电使脚下的土地都有点震动的感觉，而一股焦味传入帐篷里。一时间，牛、羊、马以及门口的狗一起鸣嘶哭叫起来。土灶旁的老奶奶由于恐惧大声喊道：‘坚贝央保佑啊，今夜到底怎么了！’”（吉姆措等译）

是的，这不是一个平凡的夜晚，它在孕育一个生命的诞生，痛苦地，揪人心痛地。

“暴雨当中，与雷鸣一起又有一道闪电劈打在帐篷的背面，顿时，帐篷里布满了烟雾和焦味。纳格仓老人抬起头说：‘这个该诅咒的恶天气今夜到底怎么了！’他的话音还没落，从睡在帐篷下方的姑娘身边传来一声细弱的‘啊啊呀呀’的哭泣声。奶奶兴奋地喊道：‘三宝保佑，生下来了，生下来了！’”（吉姆措等译）

一个生命终于在焦虑、痛苦和恐怖之中诞生了，可等待他的未来似乎并不是灿烂的阳光，爷爷纳格仓警惕的语言“小心别让雷电击打这孩子”提示读者这个生命将要遭受的历程。

与出生相反，作者以极为简明、极为克制但极为内在的语言描述了母亲的死。

“夜幕降临时，父亲扶着母亲坐起来。 母亲不时地睁开眼睛注视着父亲并抚摸着睡在父亲旁边的甲白哥的脸。母亲又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泪水从母亲的眼睛中流出，但她停止了说话。不久，母亲仿佛是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似的，留下父亲、甲白哥、我和所有的亲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吉姆措等译）

人生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恐惧的事莫过于死亡，正是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体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化的性格。像一只鸟，生命划过长空永远地消失在黄昏的尽头，仿佛是进入了永恒的安眠，生存下来的人以死亡一样安宁的神态审视这黄昏最后的一刻。母亲睡着了，在这块土地上母亲的母亲恐怕也是如此地睡着的吧！

在讲述人物时，作者往往立体式地塑造其存在。

“有一天，我们正在河边玩，上牧村一个名叫孝才的老头走过来看我们玩。一会儿他抓来一个小青蛙对我们说，‘好，今天我想看一看你们谁像自己的阿爸一般勇敢。勇敢者把这个青蛙吞进嘴里。’孩子们都朝河岸上跑去，只有我站在那里没跑。我心想，我曾往嘴里放过很多次青蛙，没有任何可怕的。那时他对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很勇敢，像自己的阿爸。你们看啊，他会把青蛙吞进嘴里的’。说着他把青蛙往我嘴里放。他问我，‘你怕吗’？我说，‘我不怕’。他又问我，‘你是谁家的’？我说，‘我是纳格仓家的’。他说，‘原来是他们家的，那肯定是勇敢的了，就像你阿爸一样，我们是亲戚，你是我的侄儿’。‘既然我们是亲戚，你为什么往我嘴里放青蛙呢‘？我问他。他说，‘好厉害的小子！好样的，明天我来接你，你应当到我们家里来。’说完他走了。”（吉姆措等译）

作者没有直观地描述孝才，但一个喜欢恶作剧却又欺软怕硬的老头跃然纸上。

“突然最后面的囚犯组里又吵吵闹闹的，当我们走到近处时，看见那位老头坐在地上，因为囚犯们都分组连在同一条连绳上，所以，其中一个不能走大伙都不能走，这时走过来两个汉人士兵踢了几下老头示意起来走，老头躺在地上说：‘你们把我给杀了吧！我真的走不动了，’汉人士兵又踢了几下，看到老人不动声色，便以枪杆来砸老头的背部和头，无奈之下大伙把老头拉起来后坚持行走，没有走多远老头又倒在地上，老头爬在地说：‘杀了我吧！我真的不能走了，’汉人士兵把老头从连绳上解开，让其他的囚犯继续赶路，汉人士兵把老头拖到路边去了，我们没有走多久听到枪声，我立即回头看了一下但什么都没有见，走在我们旁边的汉人士兵过来把牵著马的阿姐连到连绳上，把马缰绳递给了我，刚才拖老头到路边的两个汉人士兵跟上了大伙，却没有老头的影子，大伙都非常清楚老头被送上西天了。一发子弹把老头送到极乐世界了，又是一个无人善后的尸体扔在这荒野。”（吉姆措等译）。

难怪人们一边阅读一边流泪。看到这样的画面，凡是有人性的人都会流泪哭泣的。

“大概走了一个时辰后，来到一个搭着很多帐篷，还有很多白色房子的地方，把囚犯都赶在两边是白色房子的大路上，囚犯们不敢出声只有唰唰的脚步声，一会儿后，囚犯们走进一个夹在两堵高墙间的矮门，因为囚犯们是用绳子连在一起的，所以很难进入，汉人士兵把囚犯们连打带推强行进入这又窄又矮的门，我和甲白哥走在孟拉木舅舅和丹增叔叔的中间，当走进矮门时是一个更宽敞的大院子，高墙上亮着灯还有汉人哨兵在来回走动，月光下这些都很清楚，到达大院子里后把囚犯们的捆绑和连绳都解开了，而且把我们的带子和靴子带都给收走了，叫大伙站在院子一角，这时汉人哨兵从前面带走一批，当到达院子中间突然一晃就不见了，又带了一批过去，到了院子中间一晃又不见了，我不由地想，好奇怪啊！这究竟在干什么呀？在月光下大院子平平的很清楚呀！怎么把囚犯带到院子中间就消失了呢？这时汉人士兵又从头数到三十时正好把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算到这一组给带走了，我抓著甲白哥的手边喊着他的名字边跟过去，一位汉人士兵揪著我的耳朵给拉了回来，丹增叔叔喊道：‘甲白放心好了，我会看管好奴考的，’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一组三十名囚犯带到院子中间又消失了，下一组轮到我们了，当把我们带到院子中间时，一位汉人士兵把地上的一块木板拿开了，哦！这原来是一个土坑的盖子，同时一股难闻的臭味飘了出来，士兵把囚犯们推进坑里，坑里传来‘哎呀！嗷呀！’的呻吟，于是一位藏人民兵朝坑里喊道：“这个小孩谁给接一下？” 边说边抓着我的皮袄的一边把我放了下去，坑里不知是谁把我放在地上后说：“哦！好可怜哪！是个小孩。”坑里粪臭味，尿臊气，简直臭气熏天，呻吟连绵，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原先在坑里的囚犯们好像在半坐半躺睡觉的样子，我们刚来的别说坐的地方就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曲麻莱县监狱的牢房，其实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牢房可言，不如说是牢坑，是集中坑也许更恰当些。”（吉姆措等译）

文学是用语言对一种存在的描绘和再现。作者用藏文形象地描绘和再现了一个深藏在人们记忆和地底下的存在。《一个藏人的童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植根于藏人传记文化的承先启后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裁，传记以其浩瀚的数目和丰富的内容在藏人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藏学研究家Kurtis R. Schaeffer的统计，现已发现的传记作品有 1300部之多。这当中有不为世人熟悉的作品，也有如《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喇嘛秘传》、《颇罗鼐传》、《第一世嘉木洋传》等优秀的作品。特别是《米拉日巴传》更是家喻户晓，其中塑造的米拉日巴母亲不仅是文学上的形像，而且成为藏人妇女的典范。

尽管《一个藏人的童年》中的母亲没有《米拉日巴传》中母亲的立体感和典范性，但是贯穿于全书中对母亲的思念和对母爱的歌颂却增强了《一个藏人的童年》的诗意和深度。

“听着达木考姨妈讲的这些故事，我心中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也许是因为我母亲命中注定要早早去世，或者是因为我命苦，总之，我从小就没能享受到母亲的慈爱。”（吉姆措等译）

无论是因为自己命苦或是天命所定，奴考明白母亲去世了，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但他依然无法说服自己停止对母亲的思念。

“村里的孩子们一个个说我的阿妈他的阿妈时，我由于没有自己的阿妈而悄悄地伤心流泪。” （吉姆措等译）

这种执着的思念使奴考从他人的温暖和动物的柔弱中体会到了母爱。

“小时候，我独自依靠在牛毛帐篷的绳子上常常这样想，牛犊有个叫母牛的阿妈，小马驹有个叫母马的阿妈，甚至地上的虫子和天上的小鸟都有自己的阿妈，可我为什么自从懂事起就没有一个抚育我爱我的阿妈呢？失去母亲的痛苦始终没能从我的心灵中消失。” （吉姆措等译）。

“五、六天后，父亲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回来了。那个女人看到甲白哥和我说：‘真可怜，两个孩子是他们吗？这可能是奴考吧？’她摸着我的头亲了我一下。父亲说：‘甲白，奴考，她是你们俩的阿姨，她将帮我们去拉萨。’我听了后很高兴。看上去她好像二十几岁，穿着一件旧皮袄，但满脸的笑容，喜欢说话，她的名字叫如乃，是阿完地方郎果玛村的人。从那天起，她和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在往返拉萨的路上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她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始终像母亲一样照看甲白哥和我。自从我能够识别人的面孔的那一天起就没有领略到母亲的温暖和慈爱，在此一年里，我从“阿妈姨姨”或是阿姨那里得到了母亲的慈祥和温暖。两三个月当中，我对她产生了像亲生母亲一般的深厚感情，夜里当她搂着我睡觉时我悄悄地抱住她的脖子轻轻地呼唤说‘阿妈姨姨’， 她对我说：‘奴考，好孩子，别叫我阿妈，叫我阿姨，好吗？’我说：‘不好，只有晚上我叫你阿妈，白天不叫。’‘好，我的好孩子。’说着她爱抚着我，眼中流出泪水来。我一生无法忘记‘阿妈姨姨’。” （吉姆措等译）

也正是对母爱的渴望，使奴考自己获得了一颗慈爱的心，并增强了自己的道德力量和生存的勇气。

“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一直在寺院的柴火堆里筑有窝的母狗突然死了。阿克索巴把死狗拖到寺院路边后扔进了下面的深沟里。狗窝里剩下两只刚刚睁开眼睛的小狗，它们哭喊着在地上乱爬。我觉得它们很可怜，心想它们两个也像我一样失去了母亲。我给这两只小狗做了一小窝，安慰它们说：‘你们不用怕，在这安心睡觉，你们失去了母亲但我可以照看你们，听到了吗？’我把碗里的饭给它们，但是它们不会自己吃，所以我一个个地喂它们。”（吉姆措等译）

“今天由我和道巴牧放羊羔。我们抓了两个小小的土拨鼠，看上去好像睁开眼睛没几天。我们决定各自照看自己的土拨鼠。到了家里，我在帐篷一个角落挖了一个坑，做了一个小小的窝，把土拨鼠放在里边，每天喂它草。十几天以后，道巴把他的土拨鼠的鼻子用线穿起来，领着它来到了我家。土拨鼠自然是往哪拉，就往哪跑。我对道巴说：‘你这个坏家伙，干吗把它的鼻子用线穿起来？’道巴却说：‘奴考哥哥，把它的鼻子用线穿起来容易管。’我说：‘不应该把这么小的动物的鼻子穿起来，它会疼得受不了。’他说：‘如果不这样的活，长大以后他会跑掉的。’我说：‘它们长大后我们应当把它们送回到它们的父母那儿。无论怎么说，在母亲身边是最幸福的。’一个月以后，我们把它们送回到了抓到它们的地方。之后再去看它们时，两只土拨鼠在它们的父母面前蹦蹦跳跳，很快乐。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原本它们就是和睦的一家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把它们强行分开。”（吉姆措等译）

作者通过对一个母亲以自己的生命保护怀中婴儿的仔细，甚至近乎冷酷的描写终于完成了对母亲和母爱的最高礼赞。

“我们的队伍到达了一个经常下雪的地方。今天早上雪又开始下起来，父亲说：‘今天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我骑在他身后的马背上。我们到了一个岩石山口，朝圣的队伍继续前进。突然，前方传来几声枪响。这时，我们看见对面山崖上有十几匹狼。父亲说：‘可能是前面的人想用枪吓跑狼。’　阿姨问：‘路上的狼如果不用人们惊吓，会跑掉吧？’父亲回答说：‘如果是在吃猎物，也许不会跑掉，尤其是狼队不会轻易地离开。’阿姨又问，‘不是不能朝狼队开枪吗？’父亲说：‘白天也许没事。’话音刚落，我们又听到几声枪响，山崖上又出现了二十几匹狼。甲白哥惊慌地说：‘阿爸， 是狼队！’父亲怀疑地说：‘不会是狼队吧？’说着他走向前去。当我们走到山口，右手边的小山沟的山崖下，几个骑马的人和两三个僧人，正在围着山崖观看。这时果洛贝嘎一边挥手，一边朝我们喊道：‘喂，多日考，你快到这边来。’父亲和我走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阿姨和甲白哥跟着朝圣的队伍走了。这时山崖上的十几匹狼依然蹲坐在地上不动。到了山崖边我看到山崖下好像有个死人，旁边的雪都被鲜血染红了。父亲从马上下来，走到尸体旁，围绕在山崖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从马背上下来的。由于父亲牵着马，所以我从很近的地方看到，原来他们围观的并不是一个死人，而是一个怀里抱着未满周岁婴儿的女人。她头发蓬乱，浑身都是血，身上穿着的双层布袍从腰带以下几乎寸片不剩，她的背部、大腿以及手背上的肉已经全部被狼撕完，身旁的雪地上到处都是被狼群撕咬下来的碎肉片，肋骨之间的肉也被撕完。她的肺部也受到狼群攻击，每呼一口气，肺上伤口的洞中就会往外吱吱冒血。身前身后鲜血淋漓，被血渗透的衣服变得僵硬。她左手紧贴着胸膛紧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握着一条镶有银子的腰带。这个女人两眼直直地盯着父亲，奇怪的是她抱在怀里的孩子浑身被血浸透，却没有哭泣，无辜的双眼望着父亲的脸。这时围观的人们当中有人说，‘我们看到时，狼队在撕扯她，她用腰带反击，我们用枪吓跑狼队，走到她旁边，但谁也不敢从马上下来接近她。’当父亲走近她身边时，她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她用手指着怀里的孩子，又把拇指举起来，似乎在哀求我们把孩子带走。父亲从她怀里把孩子接过来，擦去孩子脸上和身上的雪。孩子是个男孩，身上没有半点伤。果洛贝嘎说：‘如果孩子没事，我带走，头人家会抚养他。’父亲把孩子放到贝嘎手里。贝嘎把孩子放进自己皮袄里，跟着僧人们一起走了。那女人目送着他们的背影，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一边流泪，一边向父亲竖起大拇指。留在后面的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个人说，‘真可怜，她不可能立刻死去，狼队会回来吃她。’另外一个人说，‘不能留下她，应当等她死后再走。’这时那个女人连抬头看的力量都没有，却一再朝父亲竖起大拇指，再用手指着父亲的枪，顿时在场的人都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女人是在请求父亲结束她的生命。有人说：‘甘珠尔经！怎么能用枪打死她，我们还是等她自己死。’ 另外一个人说：‘还是打死的好，不然狼又会来吃她。’那个女人眼睛里流着泪，又向父亲竖起大拇指。 恭才舅舅说：‘多日考，还是让她尽快咽气的好。’父亲默默地端起枪，将子弹上了膛。 其他人纷纷散开，那女人艰难地抬起头，看着父亲，再次竖起大拇指。突然，父亲把枪放下来：‘赛云， 我下不了手。’说着，他走到那女人的旁边，用布片盖住她的身体。她身上已经不剩什么肉了，肚子里的肠子都已经泄露在地上。我不由自主地心想：‘三宝啊，她这样都不死，是因为担心孩子，真可怜。’这时父亲高声地对那女人说：‘你不用担心孩子，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的头发带到甘丹寺的天葬台。’那女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向父亲竖起大拇指。舅舅催促父亲：‘不管怎样，快让她断气，嗡嘛呢叭咪吽，那样要比被狼吃了好得多……’还没等舅舅说完，我们便听到一声枪响，我看过去时，只见那女人的头部已经被子弹击中。人们都开始念嘛呢经。父亲从腰间抽出刀子，把那女人的头发割了一点，装进怀里。我们骑上马，和伙伴们一起上路了。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流着泪水。

上路没多久，我忍不住回头看时，只见那女人所在的地方，狼群已经簇拥而上。我紧紧地抱住了父亲的腰。一路上怎么也无法忘记那女人的脸和父亲的眼泪。父亲不知道有多少次杀过人盗过马但他没流过眼泪，今天那女人的微笑却使他留出了眼泪。”（吉姆措等译）

也许是因为母亲早年的逝世，《一个藏人的童年》中对母亲的直接描述是有限的，就像作者承认的那样自己常常在梦中梦到与母亲相会的情景，但梦到的也“只是母亲朦朦胧胧的面庞”。正因为这种朦胧，促使作者把对母亲的思念转换到对母爱的追求上。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和对不同事物的刻画和联想，作者一步一步地将母亲从一个具体的人物升华成了一种精神的存在。对这种精神的渴望是所有孤儿的共性，无论他们失去的是母亲或是祖国，每个藏人都能够从主人公奴考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奴考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出生的，他又经历了西藏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岁月。跟着奴考，读者看到的是破坏、饥饿、牢狱、屠杀和死亡，但读者听不到怨天尤人、消极绝望的哭声。与此相反，贯穿全书的是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色彩。或许这是作者个人的一种性格，可凡是去过西藏的人都能够感受那种挺拔的、向上的气概。正是这种挺拔而高昂的气概使这个生活在严酷环境下的民族创造了一种坚韧的文化，而这种坚韧的文化又是支持奴考顽强生存的动力，因此这种色彩既是作者个人性格的反映同时也是藏民族性格的反映。

《一个藏人的童年》是西藏文化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血淋淋地记述了中共对藏人的残暴。无论在卫藏，康或者安多，几乎没有一座寺院、没有一户藏人家庭不被中共破坏、摧残或迫害。作者打破沉默，勇敢地将那段黑暗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公诸于世，从而有力地揭露了中共对西藏人民的法西斯式的罪恶统治。

《一个藏人的童年》更是西藏文学上的一个新方向。它的再版没有像2008 年发生的西藏民族运动一样轰动和引人注目，但它在西藏创作上引起的革命将会像2008年西藏民族运动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读到《一个藏人的童年》，移居美国的吉姆措女士和达拉嘉先生等人已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在寻求出版的途径。希望不久的将来，英文和其他各种文字的《一个藏人的童年》会纷纷面世，并将其搬上银幕使全世界的人民见证藏人所遭受的苦难。

图为《一个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的作者那仓•努旦洛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