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森盖：达兰萨拉全球藏人代表大会·讨论提案

11月17日-22日，将在流亡藏人中心——达兰萨拉召开全球藏人代表大会，讨论西藏未来走向。哈佛藏人学者洛桑森盖（Dr. Lobsang Sangay）提交的讨论提案即是其中之一。


Agenda for the Special Meeting in Dharamsala: By Dr. Lobsang Sangay
洛桑森盖：达兰萨拉全球藏人代表大会·讨论提案

译者：台湾悬钩子
校订：唯色

几年前，一个有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精明狡滑得不得了，即使一个官员对你微笑，他都是在会谈一个月之前就被嘱咐要这样做的。每件事都经过仔细计算，按照剧本演出，没有例外。

回忆起他的话语，我有一种怀疑，那就是这次尖酸怨毒的新闻发布会的时机，偏偏就选在达兰萨拉要召开世界藏人代表大会的一个星期之前，并且由两位负责与达赖喇嘛特使进行磋商会谈的官员所主讲，我认为可能是一种想要挑衅藏人的陷阱或诱饵，特别是想刺激那些即将参与达兰萨拉大会的代表。中国官员主要的指控，就是会谈失败的原因，都是达赖喇嘛特使的错，他们既没诚意，又以自治作为幌子，来遮掩独立的真正目的。

现在，如果藏人代表大会真的作出决议，说想中断双方的对话过程，并且追求独立，那么中国方面就会如获至宝，说：“我们早就说过了！看达赖喇嘛与他的随从终于露出真面目来了！他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在欺瞒国际社会，一直就是想要追求独立的！”当然我不能肯定断言中国政府的用心即是如此，但中国涉藏的强硬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很重要的是，参加大会的代表应保持一种冷静、矜持而且理性的态度，不论在使用的语言、以及在提出的方案上都应如此。

让我坦白说出我对此事的观点如何：中国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所作出的指控，是不能接受的，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一直都相信、宣讲，也写过文章，分析双方对话之所以缺乏进展，完全是因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所导致的。“故乡网”有一篇文章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又被嘉央诺布重复了一次，因此让我以《东亚与国际法杂志》(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2008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来澄清我的看法。根据《纽约时报》纪思道在8月7日与14日所写的专栏，我推导出来的结论是：

达赖喇嘛已经充分地阐明，他愿意接受今日（西藏）的现实，那就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的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作为治理西藏的行政系统。事实上，达赖喇嘛单单只想要中国政府具体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会影响到藏人的法律。从一个磋商谈判的角度，这是达赖喇嘛所能采取的最妥协的位置。

上述的引文，就是10月27日，我在美国华府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及随后的巴黎研讨会上发表的，而且也会在来日，于东京、达兰萨拉、墨尔本与悉尼发表。尊者达赖喇嘛一直竭尽所能地保持着弹性，而他已经没办法再让步了，而该有所回馈的是中国政府。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在威尔逊中心的讨论会内容，未来可以在这里（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events.event_summary&event_id=477711）看到。

现在让我说说我在达兰萨拉会议中可以讨论的事情，我也会谦卑地提出一些建议。专家们已经下了结论，任何非暴力运动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才能成功：团结、计划、纪律。没有这三大纲领，任何运动都没办法成功。有了这三样，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能增加成功的机率。但最终，任何运动的成功都倚赖国际的环境与时机。这一点似乎恰好与藏传佛教的语彚“业力(Leh)”的观念类似。

让我先解释这三个原则，再谈如何运用在西藏与达兰萨拉的代表大会上。

先论国际环境与时机的重要性，让我从圣雄甘地与纳尔逊‧曼德拉开始讲起，这两位常常被标榜为非暴力运动的领袖楷模，也是领导运动获致成功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虽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的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国际环境与时机所造成的。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人的平权运动，然而却无果而终。他回到印度，成功地领导了印度的自由奋斗。如果甘地的领导是印度达成独立的唯一因素的话，那么印度就应该变成亚洲各国的例外：然而缅甸与史里兰卡也在同一时期（1948年）独立了，其因素大致上是因为全球反殖民主义的风潮，还有大英帝国伸展太广，无以为继。如果领袖个人就是决定性的单一原因的话，那么甘地应该在南非就获致成功，就如同他后来在印度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南非被认为成功的人是纳尔逊‧曼德拉。虽然纳尔逊‧曼德拉一开始乃领导非洲人国民议会(African Naitonal Congress, ANC)，他在早期甚至加入组成了一支主战的派系，他却比较属于象征人物，而不是真正执行实务的领袖，原因是他被囚禁了二十七年，而且大部份时间都是处于单独禁闭的情况。然而，他却存活下来，赶得上目睹全球环境变迁及反种族隔离的浪潮，而后者的最高点就是他获得释放，并且被选为民主南非的首任总统。这位无与伦比的历史人物，并非亲自献身于ANC的事业，但他象征性的领导地位以及长寿，再加上国际环境与时机的因素配合，因此拥有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一点是很简单的：如果国际环境与时机都合适的话，而且藏人又能够遵守三大原则，那么藏人就能达成他们的目的。然而，如果时机与环境对我们不利－－或者，以佛教的话来说，我们没有好的业力（Leh/Karma)－－那么事情会持续下去，如爬陡坡上山一样困难。

在此脉络下，达兰萨拉的藏人代表大会如果还是落入让赞（独立）与Umey Lam（吾迈朗，中间道路）路线辩论的窠臼，那就太可惜了。藏人辩论这两条路线的历史已经有数十年了，再花数十年也没办法拍板定案。当然，此一现象也不是藏人独有，过去与未来的其他运动都有同样的对话与争议。可是，就如同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的目标不是此运动的最重要成分，因为运动的成功与否将由国际的环境与时机来决定。不管藏人决定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如果环境与时机不配合，那么就无成功的可能。

有人害怕，这两个团体渐渐愈来愈像两个针锋相对的政党。很不幸的是，有些赞成让赞的人声称他们比较爱国，并且指控吾迈朗派不惜牺牲为了独立而死的百万藏人性命。在另外一方面，某些赞成吾迈朗人指责亲让赞的人即不忠心，又是反达赖喇嘛的叛徒。要说某一派比较爱国、比较忠诚，本来就是容易造成两方嫌隙的，就如同我们在最近美国总统大选所观察到的一样。要避免此事发生，我们一定得避免贴标签、结党成派，或使用恶毒的语言来批评对方。

最令人困扰的倾向是，双方都挑选境内藏地最近抗暴事件的部分证据来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赞成让赞的人，特别标榜抗议者举着雪山狮子旗，又呼喊着“博让赞”的口号，因此下结论说境内藏地的藏人就是支持独立。吾迈朗的人则指出许多藏人高喊“达赖喇嘛万岁”又举着他的照片，因此起义就是为了支持吾迈朗。

流亡藏人从境内藏地的起义所应该学习到的教训，不应是去区分“让赞”或“吾迈朗”，因为境内藏地的藏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就如同流亡藏人一样。虽然他们的看法不同，他们团结起来一致抗议了，并且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听说，一些藏人允许或禁止某些特定的口号，或者彼此分裂成为不同的团体。值得佩服的是，他们并没有为了谁是赞成让赞，谁是赞成吾迈朗而发生争吵；他们都被同样地处罚了。藏人所应学得的教训就是：团结第一，团结至上。许多专家也证实，不能团结，运动是一定会失败的。唯色也同意，团结在此关键时期，乃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两条路：团结一心，否则就是一败涂地。

达兰萨拉的藏人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焦点放在意识形态或目标之上，而是谋略。谋略有两类：策略与技巧。就策略而言，三个主角与因素交织，以决定运动的结果。这三个主角／因素是：1)我们的同胞，包括流亡与境内的；2)反方，亦即中国政府；3)国际社会。任何策略都应该把这三个主角与因素考虑进来，并且根据这些提出行动的方案。技巧则是个别的事件与行动，例如决定性的绝食抗议，有创意的抗议活动，以及有创造性的对谈，等等。

藏人应该面对中国强硬派可能会追求的三大策略：1)等候达赖喇嘛的过世；2)将藏人分裂成为流亡与境内两个不同的团体；3)想办法让流亡政府灭绝。我们应该实行三个方向并行的反击策略：

1)请求尊者达赖喇嘛认证一位第十五世达赖喇嘛：

中国强硬派的策略，就是等候尊者达赖喇嘛的去世（我们当然都希望尊者身体健朗，寿命长久），但指定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话，将会预先防止他们此一策略的成功。当然中国政府将会提出政治上的反对，但即使藏人遵守转世的传统仪轨，选出下一世继任者，他们还是一样会反对的。为了掌握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将不惜花费数十亿美金，因为只要他们的人选成为合法的继任人，对于流亡政府将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就如同尊者自己都在专访中提到的，他若指定一个大约十五岁或二十岁的年轻人作为继任者，将是明智的作法，而且鉴于中国与印度为了阿鲁纳恰尔邦主权的争议，若是这个年轻人拥有门巴(Monpa)的血缘就更好。

大家都认为，目前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目前这段悲剧的西藏历史的主要资产。因此最佳的情形是，选出一个很像第十四世尊者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而这个可能性又会因为下一世就是受到此世尊者的教育与培养而大大增加，也会因此增加他的可信度与领导的能力。

认证继任者这件事，宗教传统上是有前例可循的，包括尊者达赖喇嘛自己的一位老师都曾这么做过。更重要的是，藏人相信转世的喇嘛是藉由怀孕的母体子宫而乘愿再来的。然而，通过母体的子宫的再降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重要的是转世喇嘛通过母体的子宫转移灵魂／意识的能力。如果如此的话，这位喇嘛可以主动选择，利用同样的神秘的灵性力量，将灵魂／意识转移到一个成人身上。流亡政府就会立刻拥有一个可以继续领导他们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并且避免了历史上达赖喇嘛传承之间的种种动荡，也因此会有效地挫折中国强硬派的期待，认为流亡政府会随着尊者的圆寂而削弱。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应该是一位如同泰国国王一样，立宪君王一样的精神领袖，而政府的责任与每日的行政事务将会由民主选出的首相来担任。这应该会让藏人拥有双重的合法性，他们不仅有灵性上的皈依（对传统的藏人非常重要，包括境内藏人），还有民主的领导人（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是很重要的）这两大意识形态，也会成为抵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利器。

2)境内与境外藏人之间的区分：

为了显示对于境内藏人的支持，只用空洞语言来形容他们的牺牲是不够的。流亡藏人一定要积极地表达他们的尊敬，并且提供人道的援助。流亡藏人必须制定一个支持与团结的纪念日。他们应该创立一个提供支持的基金会，来教育那些在最近西藏起义中死去的藏人的孩子。对牧人与农人来说，也许提供Dri（母牦牛）与羊，可以帮助那些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幸被杀死或被囚禁的亲属，给他们一些救济。藏人在世界各地的组织，可以肩负起募款的责任，而个别的藏人可以形成团体，在他们自己的小区里领养照顾一两个孩子。

即使基金会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也不能帮上太大的忙，此一举措还是会让境内的藏人感到获得支持，看到他们流亡在外的兄弟姊妹们确实关怀他们的具体证据，而这种团结感将会长久地维系这些分开来的家庭。当境内西藏的藏人逃亡出来，他们会看到流亡藏人为了纪念他们在境内西藏的同胞而遵行的“支持与团结纪念日”，他们也会觉得十分感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节日是纪念境内与境外的藏人的。现在是我们应该制定这样特别的节日的时候了。就如同犹太人在他们的逾越节晚餐后所说的：“今年在流亡，明年在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在团结日结束时，说出同样的祈愿：“今年在达兰萨拉，明年在拉萨。”这样的仪式将会给不同的世代带来情感上的连结，也会给境内与境外的藏人带来命运与共的感觉。

3)防止流亡政府的灭亡：

因为流亡政府就是运动的中枢，我们必须保存并且延续它，没有它，运动就会消逝散去。然而，我们缺乏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得以积聚支持的自然资源与庞大的人口。根据报导，全世界有五亿佛教徒，其中两亿在中国，但因为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太大，我们很难接近这些人，也没有办法形成联盟。那些跟我们宗教类似又有族群上亲缘关系的，如不丹人、卡尔梅克人与蒙古人，人数太少，国力也不强，即使他们愿意的话，也不能提供太多援助。因此，每个藏人还是应该扛起此重责大任，而特别重要的是，年轻世代必须积极参与肩负流亡政府未来的荣耀与责任。为了强化与延续流亡政府，就如同其他国家的选民一样，藏人需要一千位百万富豪，或最好是亿万富豪来提供经费，一千位专业人士来提供科技援助、专业技术（knowhow），一千位博士人才来提供政治与策略上的专业知识，以服务中国、亚洲、欧洲、北美洲与世界其他地方脉络下的西藏运动。

第四－－也是我最钟爱的－－我们必须有一千位律师，可以为西藏辩护，提出诉讼，抵御毁谤，而且为西藏运动提供领袖人才。不意外的是许多成功运动的领袖都是律师，例如甘地、尼赫鲁、纳尔逊‧曼德拉与亚伯拉罕‧林肯，最后一位也就是结束美国黑奴制度的一位。巴拉克‧奥巴玛，是一位受过哈佛法学教育的律师，他就将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在一个白人为多数的国家成为第一个黑人总统。即使是在中国，传闻为下一代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都拥有法律学位。

如果想领导西藏运动，藏人训练自己为律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法律的学位得以打开的大门，将是收入稳定的职业，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国际组织或个人事务所等不同单位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得到法律学位将是个人与民族双赢的方案。只需要大学学位就可以当领袖的日子，将会很快结束，而我们必须试图成为如同美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亚裔少数一样：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国家里，学历最佳、最富裕、最有权力的选民。藏人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得到学位，然后稳当营生；还应该是获得高等学位，过着富裕的日子，又积极地为民族效力。现在就是我们把目标拔高的时候，追求的不只是自力更生，还得出类拔萃。

最后，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人民对话的策略，而且，就我们其中部分人来说，是必须持续与中国的学者与学生对话。因为如果我们研究最成功的非暴力运动，就会发现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对他人、对我们的理念的支持与了解。甘地与英国各种职业的人见面，寻求支持，包括当时有名的演员卓别麟。当然，甘地还有海军准将埃德蒙‧史莱德（Sir Edmund Slade）的女儿玛德莲‧史莱德（Madeleine Slade）小姐的大力支持，她因为对甘地的忠诚而得到“米拉巴伊”(Mirabai，一位在印度很受欢迎的十六世纪女诗人)的昵称，并成为他与外国通信的秘书，当他闭关时也陪同在一起。同样地，曼德拉与ANC积极地寻求南非国内阿非利卡人的支持，而马丁•路德•金则获得许多美国白人的支持，与他们一起同唱“we shall overcome”（我们将会克服万难），而果真做到了。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就是白人的阿非利卡人，戴•克拉克（F.W. de Klerk）签署了曼德拉的释放令，与他协商，并且分享政权移转的责任，并且把职务交接给曼德拉。是白人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白人的总统林顿‧约翰逊在1965年签署了民权法案，让非裔美人获得投票权，而现在也是白人的多数将票投给巴拉克‧奥巴玛，使他成为美国的总统。所以对话、了解与合作，就是非暴力运动获得成功的屡试不爽的技巧。

我们还必须记得一百五十年前，美国是有奴隶制度的，但每一位反抗并非逃离主人残酷掌控的人，都找到了营生，并且为他们的尊严与权利而奋斗，送他们的小孩到学校，每一代又一代地主张他们有权投票，有权担任公职，整体集合起来，终于成就了巴拉克‧奥巴玛当选为美国总统。同样地，如果每位藏人都努力参与运动，带着决心、奉献与勤勉，再加上不屈的团结、周密的计划与非暴力的纪律，西藏运动就能够壮大持久而成功，就如同许多其他运动一样。如果环境与时机是合适的，我们将会克服万难，而那一天指日可待！

我期待在藏人大会上能听到更多想法与实质的对话。

今年在达兰萨拉，明年在拉萨！

扎西德勒！

2008年11月12日 于波士顿

洛桑森盖博士是哈佛法学院的资深研究员，也是美国亚洲学会（Asia Soceity）－－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全球组织－－所选出的二十五位亚洲年轻领袖之一。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