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街的故事

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文章，就像作者，马容，是我多年以前的好友。她是一位独特的画家，如今是一个精进的佛教居士。贴这篇文章，里面有1990年代的拉萨。


八角街的故事

文/马容

1

顺时针转八角街的话，阿松的摊位排在第一个，占了这个地利，阿松的东西就要比别人卖得贵些。每次去看他的摊摊，我都要抱怨几句，他就笑：好东西啊，东西好啊。

阿松有两颗以上的金牙，说话的时候嘴里的金光一闪一灭，所以我喜欢逗他说话，虽然我从来不在他的摊摊上买东西，我总是抓在手里看个够就放下了。阿松大约也没指望我会买他的好东西，除了我刚到西藏的那阵子。

那时候，他看见我就喊：“也笨——也笨——”，我不晓得他说些什么，他就张开双臂，做一个展翅高飞的姿势，“批机，批机到也笨——”你们想象得出，当我明白他说的是“飞机到日本”的时候笑成了什么样子。

我在拉萨的住处就挨着八角街，晚上常常有牧区来的露营者在我的院墙外通宵达旦地唱歌吃肉，唱歌是我听得见的，至于吃肉么，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能拣到他们隔墙扔来的骨头。我扫好院子，就去八角街散步了。

我在八角街出没了一段时间，终于被阿松记住了，他不再喊我“也笨”，也不再向我兜售他的好东西，他总是笑眯眯地任我在他的摊摊上乱翻。

阿松的确有些好东西，他的生意大约做得很不错吧，我看他身上挂过一颗九眼石，有一回又见他戴了个九节连在一起的，差不多和手指一样长的金戒指。我看见阿松有根金属的指头时惊讶万分：“噫——阿松——”，阿松很自豪地摊开了他的手：“看——好好看——”，然后，双臂一张，这回做的是拥抱状，“看好了，就嫁给我吧——”。我吓得连连倒退，这回轮到阿松笑得直不起腰来了，他为自己幽了这个汉族女子一默很是得意呢。

后来我每回碰到阿松，他只要手边没有生意，就要喊：“嫁给我吧——”，就像说“你好”一样。阿松是个快乐的康巴人，小眯眯眼长头发，他笑的时候，眼睛就像是指甲在脸上掐的一道印子。

我要离开西藏的时候，在八角街采购了几回东西。有天走累了，就坐在阿松的摊摊上聊天砍价，其实当时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我捧着一个歪脖子铜壶，用了两个小时，从一百二十讲到了二十。第二天一大早，我揣着二十块钱，拿到了这个至今还搁在我屋里的好东西，我还以为我需要抢呢，可阿松犹豫了一下就给我了，谁让他昨天答应了呢。阿松的东西也有不贵的时候，只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去年我重返拉萨，走进八角街，阿松的摊摊还在原来的地方，他已经有点老了。我走过去，看看东西，问问价钱，阿松看上去没有过去那么快乐了，我们的问答仅限于数字的交流。离开的时候我说：“我认识你哎。”阿松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阿松的面前每天要走过成千上万的人，我听说阿松的笑脸还上过荧屏，很多人都认识阿松。

2

我喜欢转八角街，可我身上总是只有很少的一点点钱，用这一点点钱买回来的东西过后大都让我不满意，这也难怪，便宜没好货的。再说了，我到西藏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几年了，连老百姓都晓得家里的旧东西值钱，更别说是八角街的商人了。

有一回，我坐在大昭寺的门口晒太阳，没多久，来了个牧区的老人。哎呀，他的手上抓了个多美的挎包：牦牛毛织的，白绿红黑相间的条纹，他坐下后，这个包包就被他漫不经心地扔在我的脚边。

我的贪心一下子把我征服了，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准备来占一回这个老爷爷的便宜。

我对他堆出了一脸的笑：“波啦——”，底下的话我不会说，只有保持着笑容，老爷爷也憨厚地笑，我们相对微笑了好几分钟之后，我才抓到一个藏族姑娘做翻译。“快快问他这个包包的价钱。”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插进了口袋，左边的口袋里有五块钱，右边的口袋里有十块钱，我就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当然最好伸出的还是左手。然后，我听到那个姑娘对我说：“他要一百。”我以为我听错了，就是在八角街的摊位上，一百块钱也够买上同样质地的两个或是三个包了。我望着老爷爷憨厚的笑容，也只好继续微笑着，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走了。

八角街还最多做生意的小孩子了，他们总能准确地抓住初到西藏的游客，谁让你们总是一副被这个绚丽的市场弄得满脸放光目不暇接的傻样呢。然后啊，你的衣角就被扯住了，就在你回过身的刹那，藏袍的衣襟迅速地开合一下，只见金光一闪，变戏法似的，又什么都没有了，你还以为是高山反应出现的幻觉呢，一个小孩儿怯生生地开口了：“家里偷的，便宜卖了。”如果是首次碰到这种情况，你多半会以为自己撞着大运了吧。我的好几个朋友就是这样上的当，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予他们忠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占一个小孩子便宜的贪心冲昏了头脑，迅速地拿出两倍三倍甚至更多的价钱买进一件八角街比比皆是的假古董。

在八角街，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买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包括：一次次逛八角街耗费的时间，讨价还价的耐心，在反复的失误中训练出来的敏锐的眼力，当然，有时也靠机遇，还有就是勇气或者说是厚脸皮了。

比方那次，我和几个朋友转八角街，快转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牛角酒壶，因为是旅游淡季，摊主开了实价，我正踌躇的时候，旁边的一位已经扔出两张钱去拿酒壶了，钱只有摊主要的一半那么多，然后两个人都扯着酒壶不放。我的那个朋友，一边拍着他的瘪口袋，一边诚恳地递上一支旧钢笔，一个一次性打火机，大约还递了什么类似的吧，我只记得他最后递上的是抽剩的大半包烟，摊主嗅了嗅这半包烟，就万分不情愿地松了手。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八角街可以这样买东西，真是生动别致啊。

后来才发现，在以物易物方面，老外比内地的观光客精通多了。我亲眼见过一个老外脱下身上的衬衣换了一个藏族腰里的小腰刀。哎，他们的衬衣和腰刀就这样带着各自的体温到了新主人的手中，这又是多么温馨而令人感慨的买卖啊。那个穿着背心离去的人，是否会在异国他乡摸出这柄黄铜腰刀：看呐，为了它，我的一件衬衣留在了拉萨。

八角街的生意就是这样地热热闹闹。

3

据说八角街是亚洲最大的古董市场了，我不知道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实际上拿古董标准来要求，现在你要在八角街件好东西和海底探宝也差不多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八角街的声誉，大多数的观光客只要买上一堆花里胡哨的民族首饰或是黑咕隆咚的坛坛罐罐就满意得直叫唤了，就像到海边走一趟，拣上几枚贝壳回去也足够回味一生。

再说，西藏是世界屋脊，随便背块骨头回去也很不平凡。我从西藏背回了半个牛头，说半个，因为只剩下了额头和两个牛角，就这半个在西藏拣都拣得到的牛头，回去就被人以七八十斤牛肉的价钱买走了，给我时常鄙薄西藏的母亲上了生动的一课，因为这半个牛头被带回家后，她就一直扬言要扔进垃圾堆，只是由于我看得紧才作了罢，这回她知道了，她差点扔掉了够她吃上一年的牛肉，我从西藏带回家的破烂从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还是说说真正的探宝客吧，叶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叶伯伯是我的老板，他在西藏探了许多宝，出了名，又把宝都捐给了西藏，这下就更出名，连总书记都和他合影。叶伯伯很高兴：总书记，就是过去的皇帝啊。叶伯伯很感激政府的知遇之恩。

十年前我就认识叶伯伯了，那时，他已经度过了他最艰难的时期，他也已经算是个著名收藏家了，可他的家里，却连个电视都没有，叶伯伯的钱都花在八角街了。

收藏家叶伯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逛八角街。

他的逛，还不如说是搜，因为他一到八角街，浑身上下就上足了发条，尤其是眼睛，充了电一样精光四射。他的八角街，比我们看到的要大得多，跟他一起转，才晓得八角街会辐射出去，就像一张蛛网。摊摊上的好东西是不多的，有时干脆就只有些钓饵，遇着叶伯伯这样的真买主，就会迎到家里，先喝上几杯茶，然后，好东西出场了，还真有。

好东西价格都不低，叶伯伯饶是节衣缩食，也没能力做个豪迈的买主，就得靠砍价。他自称砍价有一整套，要领是因人而宜。我最记得他说的对待老实人的办法：先放下买卖来培养感情，时时小恩小惠地笼络着，等老实人受宠若惊把底摊给他的时候，立即一网打尽：“好，我再给你加一点，让给我吧。”其实方法也不够新鲜，不就是坦白从严么？

当然，做买卖的老实人不多，就得有另外的方法。他另外的那些方法我都没记住，因为方法终究只是方法，在实践中常常会碰到意外。

那回，我随他到一户康巴人家里买唐卡，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五成交。他们说的是藏语，我不知道叶伯伯用的是哪套方案，从他的神色看，他对这桩买卖还是满意的。因为带的钱不够，叶伯伯和卖主回去取钱，我就留下来看守唐卡。结果两个人不到半个小时就折了回来——卖主半路反悔了。

想来叶伯伯一路上进行的努力都没有奏效，他们吵吵嚷嚷地走过来，一进家门，叶伯伯绝望地踢了康巴人一脚，丢下一个铿锵的句子，叫上我走了。路上，我问他最后说的是什么，他气呼呼地说：“哼，我告诉他，说过的话要像山上滚下的石头，怎么还能滚回去呢？”

那天叶伯伯心情很不好，回到八角街都没能使他振作起来。

就在快走出八角街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口石锅。石锅的造型很敦厚，年代也早，关键是这样的石锅已经很少看得见了，他开口问了价，这回，叶伯伯的一整套砍价方法一个也没有用上，因为摊主报了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低价。

“想不到啊”，他一路上都在说，“这么好的石锅。”

这口石锅似乎就是等在那儿来抚慰叶伯伯受伤的心。他珍爱地把它捧在手上，就像捧着一个娇嫩的婴儿。

4

维色是个藏族，藏族都喜欢戴首饰，她也一样，她让自己环佩叮当地走在青春的光明大道上。

维色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也开始戴首饰。对一个喜欢首饰的人来说，八角街真是个天堂。不必说那些来自印度、尼泊尔以及西藏各个地区的花样繁多的装饰品了，那些我们都以为太普通。

我们总是找一些另类的：比方一个托架，比方一把小藏锁，比方一枚藏银币，回来穿根绳子就可以做项链了。在内地这样披挂肯定会有人不解：你脖子上挂块铁做什么？可是在八角街，你挂着这样一块铁，就一下子和观光客拉开了距离，就像是老西藏的徽章一样。

我挂过一块没有名字的铜，好象是古代兵器上的一个局部，让我感觉很帅。维色还尝试把手镯当耳环来戴，于是她的耳垂后来就变长了，一直没有变回去。

我们常常结伴去八角街，也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会走进八角街露天摊位后面的小店。这些小店都同样地又黑又小，永远充满一种强烈得让人恍惚的奇异香味。我们在这样的店里找到了带骷髅的银戒指，长长的色彩绚丽的指甲套，大得仿佛是为大象准备的毛袜子……在这些出售着梦幻般商品的店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尼泊尔姑娘，我们走过她的店总要进去看一眼，我们喜欢看她安静地坐着，眼底眉梢都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异国情调。

我们在八角街买了许多相同的衣服、披巾和首饰，从来不怕重复，当重复对于两个终将隔着千山万水各自生活的人来说，又是多么温馨的提示啊。

我回内地的时候，她寄来的信上写着：

“我买了两对银耳环，长长的，笔筒一样，我一想到我们挂着笔筒走在一起，就忍不住要笑……”

“给你一个手镯，我也有同样的，有些夸张，许多人见了都羡慕得不行，真是很好看……”

“还有一个帽子，像是珞巴族的那种，戴起来有点奇怪，又很有意思……”

维色终于从西藏来了，她挂着叮铛作响的耳环，手上的戒指，腕上的手镯。一路都叫人惊叹不已，“都是八角街的新货，”她对我抿嘴一笑，“别人说我是个流动首饰店。”

维色何止是个流动首饰店，她的宝贝行李袋就像是魔术师的道具箱。她抽出一条图案奇异的大披巾，带着长长的流苏：“这个给你，”然后又抽出一条相仿的，“这个给我自己。”她一连抽出了六条披巾，我以为这个程序该告一段落了，结果她又刷地一下抽出两条金线织的，我从来不敢在内地尝试如此明亮的颜色，不免有些迟疑：“不怕太花了么？”“没关系的，”她将披巾披在肩头，“我们可以在晚上披它，你想，一到晚上，我们披着它……”她及时地住了口，大约也发现有什么不对，我已经快笑昏了：“你一到晚上披了它想做什么呢？”

我们到底没有一起披着那些披巾在内地的大街上招摇，这让我们充分地怀念八角街，在八角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扮酷。

我们俩在上海帮叶伯伯展销工艺品。我们把八角街搬那么一点点过来，就打倒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买卖兴隆得让我们手忙脚乱。卖了两天，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东西简直看不住。

我们还是笑吟吟地做生意，把看不住的戒指、手镯全部套在手上——总不成来我们的手上抢吧。来顾客的时候，我们双手一伸：哗，流光溢彩，行为艺术一般。有几回出去吃饭，坐下来才发现满手的货还没有取下来，维色说：“人家都在看呢，这两个奇怪的女子，戴了满手的戒指，没有一个是金的。”

我现在已经不戴八角街的首饰了，它们都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

我时常翻出来细细地看一遍，它们都是那么美，它们背后，有着更美的青春好时光。


马容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