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雍和宫戒台楼供乾隆持戒像。
（唯色拍摄）
6、落藏永旦博士论天花在西藏（下）
我是不是不该大段转载落藏永旦博士的论文？照搬太多既不好意思也似不妥。但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主要依据的是对大量的藏文文献的研究，从中发掘出、呈现出素来被忽略的价值，这在相关话题的研究中从未有过，其意义非同一般，值得广传。
这就如同新清史学派的研究，重视在全球背景下“包括大量满语及其他非汉语的一手文献”【1】，而不是仅依凭汉文文献或坚持“汉族中心主义”的视角【2】。与诸多民族的命运相关的历史叙事绝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哪怕那个声音最高亢、最强大，试图压过其他的声音，欲把所有人共同经历的、不同面向的复杂故事，变成了胜利者随心所欲的、任意剪接的独白，这肯定是不对的。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说什么。你在公开场合的大声表白，有可能隐藏了，或者说抹掉了有些关键的事实。
我的意思是，只有中文讲述的声音是不完整的；要想了解任何事件/事实，必须听到所有在场者、所有相关者的声音。更何况在场者是有文字、有文献，也即不可能被揣测、被篡改的声音。中国有句老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连乾隆帝的《喇嘛说》都要用四种文字来表达他缜密的心思，说明他还是在意各各不同的族群，这恐怕并不是民族大团结的意思。
我还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声音都是政治的声音，军事的声音，商业的声音，同时还有文化的声音，宗教的声音，等等。譬如，图伯特在历史上很多重要场合的声音，确确实实是喇嘛的声音，即佛教上师的声音，观世音菩萨在世间广度众生的声音。当满清皇帝几次三番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自传中，他写到他抓住这个机会，希望能让‘中国、藏、蒙’都皈依佛教。满洲皇帝只是‘藏、蒙和满的诸多统治者之一，他们也是达赖喇嘛的信徒、施主，和保护人。”【3】
更要补充的是，虽然有不少从藏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但必须要注意到，这些经过严格审查的简体中文译著，在许多叙述细节上布满了精心修改的痕迹。比如，夏格巴·旺秋德丹著作中的图伯特被译成了“藏区”、噶厦政府被译成了“西藏地方政府”，诸如此类的删减与增补比比皆是。还有，比如五世达赖喇嘛传记中文版，把去北京与满清皇帝会见译为“进京陛见”；把按照礼尚往来的方式，以敬语这一通用于图伯特上层文化之间的语言习俗给满清皇帝的回信，译成“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上书详细具奏”等等诸如此类，明显罔顾当时真实存在的供施关系，处处制造类似君臣与附属的效果。总之，中国藏学工作者是非常用心地把许多个词、许多句话的中文道白都变成了政治的话语，这是一种政治魔术。
注释：
【1】《乾隆帝》，（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新清史学派：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8%85%E5%8F%B2%E5%AD%B8%E6%B4%BE#cite_note-3
【3】《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美）汤玛斯·赖尔德（Thomas C. Laird）著，庄安祺译，台湾联经出版，2006年。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3082022114959.html）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