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东日光殿议政厅，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台宝座，上方悬挂十三世达赖喇嘛画像。
唯色拍摄
4、天花在拉萨等地
当年的天花比今天的新冠更可怕，比任何一种疾病索取性命更多，堪称史上“最恐怖的死亡使者”；且肆虐时间超级漫长，长达三千多年，直到1979年才根除。霍普金斯写“病毒最可能来源于农居地……最早的人类天花患者很可能生活在最早出现于亚洲或非洲的农业聚居区”【1】。
他还提到了天花给图伯特带来的重大灾难，引述的是18至20世纪到过图伯特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的观察：“韦赛斯看到了耶稣会当时的文件，文件说明每十年，拉萨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天花流行，死亡率极高。”“天花在整个西藏中部地区肆虐，包括拉萨。他注意到，一路上，当地居民害怕与他以及同行的旅行者有任何接触，因为他们害怕天花。达斯说，西藏所有的死亡中，‘天花造成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人们认为死者会立即下地狱。’韦赛斯估计，在1900年拉萨的天花爆发中，每10个居民中就有1人死亡。”“他认为西藏人口的下降部分归结于天花的流行。”
但霍普金斯引述的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在一次特大的天花流行后，拉萨‘连续三年空无一人，成了死亡之城’”。绝不可能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过吧？！我立刻启动习惯质疑的大脑，搜寻读过的有关藏史的资料但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虽然整个19世纪，不足百年的时间，连续有四位尊者达赖喇嘛（九世至十二世）早夭，但都不是感染天花，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记载【2】。倒是有遭到了下毒之说，被认为是与政治有关遭到毒害，有人不愿意达赖喇嘛亲政掌权。当然也不一定四位全都遭遇下毒……而且四位尊者一直都住在布达拉宫，拉萨并不是一座空城啊！
请容许我再次打开夏格巴的著作【3】，看看他是怎么叙述的。这时期关涉天花的有这么一段记录：“由于拉萨地区流行天花，藏历水蛇年（公元1833年）和藏历木马年（公元1834年）两年间，达赖喇嘛（应该是十世）一直住在布达拉宫未能外出。经常性的早茶会（即早朝）和定期或不定期的一切仪式活动都在彭措杜朗大门（即布达拉宫东大门）前迎请其法衣朝拜。”或可能霍普金斯指的是这时候，但他也过于夸张了，当时拉萨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这种封城隔离，人人闭门不出，但并非“死亡之城”。其他时候，比如1842年迎请十一世尊者从康区至拉萨的仪式非常隆重，马队不计其数，僧俗信众云集，邻国及附属国使者众多，庆祝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说明拉萨并非空城。那时候图伯特还跟入侵阿里三围的拉达克打过仗，史称“森巴战争”。拉达克军队主要由克什米尔的锡克人（藏语称“森巴”）组成，拉达克被锡克人吞并，王室一度改信过伊斯兰教，战事相当激烈，持续一年半有余，达赖喇嘛主持的甘丹颇章政权胜利了，阿里三围地区幸免沦为外道。
但就内部而言，这是一段黑暗时期，如果某些自称信奉慈悲佛教的图伯特人，对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都敢暗害，这样的世道还不够黑暗吗？这时期因天花导致的殒亡名人，夏格巴只提到了寻找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期间，摄政第穆仁波切“突然患天花去世”。当然肯定还有很多人染疫致死，但他们寂寂无名，也就无法被提及了。夏格巴还讲述了一个故事，是在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他的经师担任摄政十二年。这位经师即达察仁波切，在中文里被称作功德林活佛，有一段时间，“流行急性传染病天花时，他立即在吉祥天母阁大祭天母【4】，沐佛酬补【5】，令每个地方防止传染病。其时，摄政本人亦患了水痘，却像魔术一般变为轻天花，同时，数以万计的儿童也得痊愈，故被称为‘达察氏良性天花’。”不过他32岁就去世了，也不知病因是否与天花有关。
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这是图伯特历史上第二位被誉为“伟大的达赖喇嘛”而留名青史的尊者。第一位获得如此盛赞的是五世达赖喇嘛。但1900年，掌握政教法轮的十三世正值25岁本命年，在又一场天花来袭时，也被传染上，所幸化险为夷，只在脸上留下了痕迹。英国驻藏使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写下观察入微的记录：“十三世达赖喇嘛思路敏锐，反应迅捷，凡事都是及时决断。他的脸庞上留下了天花带来的隐隐约约的麻麻点点。他神色严肃，但当他讲话时，顿时笑容满面，判若两人，露出了强健的两排白齿。他的彬彬有礼和直言不讳，他的敏锐思路和刨根究底的精神，既乐于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观点，又高兴听取别人的意见，使得人们同他谈话其乐无穷。”【6】我见过十三世尊者早年因清军入侵，出逃印度避难的一张照片，容颜上似有痘印。唉，能够从天花的魔爪中逃脱不容易啊，无论仁波切还是皇帝，皆会变成麻脸。
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代，令人欣慰的是，他还在幼年时就接种了疫苗，应该是英国医师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疫苗。在尊者自传《流亡中的自在》【7】读到这段，不禁为他发乎天性的幽默莞尔：“由于青藏高原太高，许多其它地区流行的疾病在此从未听闻。不过，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危险疾病﹕天花。我十岁左右时，有一名新来的、长得圆胖的指定医生，使用进口的药为我接种疫苗，以防染上天花。这是个非常痛苦的经验，除了手臂上留下四个永久的疤，痛苦非常，我还发烧，持续大约二星期。我还记得大吐苦水，抱怨‘那个胖医生’。”的确，1945年那时接种疫苗就像烙印一样，尚未进步到如今这般基本上不留痕迹。相信许多人都会对毕生以佛教威仪著袈裟的尊者，偏袒的右臂上方有明显的疤印留下印象。
注释：
【1】《天国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跃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夏格巴·旺曲德典对四位达赖喇嘛的去世都有提及：九世10岁时因感冒恶化圆寂；十世22岁时因身体虚弱、心情抑郁而圆寂；十一世18岁时因受凉转为不治而圆寂；十二世18岁时也因寒冷不适，身体虚弱而圆寂。然而这也太频繁了，而且年纪轻轻就这样的病故也很蹊跷。
【3】《藏区政治史》：夏格巴·旺曲德典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1992年。
【4】即“大昭寺内供奉的一尊妙音天母化现忿怒形象的女护法神名。”
【5】指“弥补祭祀亏缺以消除罪过的宗教仪式。”
【6】《西藏的历代达赖喇嘛》，（印度）英德·马利克著，尹建新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7】《流亡中的自在》（第二章 狮子法座），达赖喇嘛著，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1990年。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2-01282022151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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