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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岁的喇嘛达琼在加德满都的藏传佛教寺院。（Limi藏人提供） |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二）唯色
3、Limi（利米）在哪里？
“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他是我的爷爷。”有人在Instagram给我留言，头像是一个微笑着的年轻藏人。
我非常惊讶：“世界真小！十八年前，我在冈仁波齐遇见了他。那么他现在哪里呢？”
“感谢你拍了我爷爷，唯色啦，”他用藏人的方式对我敬语致谢，“爷爷现在加德满都的一座寺院。”他传来几张照片，正是那位容貌已老显得慈眉善目的行脚僧，或托着钵走在僧众行列里，或头戴庄严法冠正在修持佛事。
“你们的家乡是西藏哪里？”我很好奇。
“不，”他回复：“不在西藏，在尼泊尔，我们是喜马拉雅山民。”
一时间我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因为我一直把照片上的行脚僧认作康巴：“你爷爷是藏人吗？”
“我们是藏人，但是尼泊尔国籍，自从1961年西藏和尼泊尔划定边界以后，我们这里成为尼泊尔的一部分。”
“你们那里是什么地方？”我似乎看到可以被命名为历史的云雾飘过来。
“Limi,”他说，就好像我知道似的。
“Limi在哪里？” 飘到我眼前的历史云雾变得浓重起来。
“在Mount Kailash的另一面，越过边境就是Limi山谷。”他是这么说冈仁波齐的：Mount Kailash。
“Limi山谷在1961年以前属于西藏吗？”我问。
“这怎么说呢？”他说：“但是爷爷说当时人头税是交给普兰宗的，同时给尼泊尔王国交土地税。”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啊。”我觉得我坠入历史云雾中了。而这片云雾是白茫茫的，像一个盲区。我只好用这句话回复，有点想结束这场依靠Google翻译进行的英文对话，然后去恶补这个空白。
他发了一张照片，介绍道：“这是1993年的夏天，从我们的边界看冈仁波齐。你或许听说过有关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争议，说的正是这里。”
照片上是一位中年仁波切，十分面熟，微微躬身显得谦恭，他身后是缓缓起伏的山坡，大片平坦的山地，绵长如镜子的水泊，连接着比较遥远的圣山，只露出了比较模糊的山顶。当然那形状特殊的山顶，一眼即可认出是所有群山中的哪一座山。
我还是困惑，就说：“我想看看从你的家乡见到的冈仁波齐。”
他说：“只能从边界看，只能看到冈仁波齐的远景。”他又发了一张照片，依然是比较遥远的圣山，隔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
我不太相信这就是他们所能见到的圣山，又问道：“从你家乡看到的冈仁波齐有这么远吗？你有没有更近一点的照片？”
他却突然问：“这里安全吗？”
我愣住了。这里？Instagram？
“应该是安全的。”我说：“你害怕什么？怕……中国？”
有那么片刻陷入停顿。我等候着，没再继续问，隐隐觉得自己不太礼貌。
“是的，有一点。”他终于回复：“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家乡。尼泊尔政府很穷，我们的所有物资都来自普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怕中国。你看，”他发了一张照片，遥远的冈仁波齐前是大片近乎平坦的山脉，山谷之间有长长的几排房子，像军营又像工地上的简易房：“这些房子是中国人盖的。”
是越过边界盖的吗？我还不知道这些事，尚无法辨察其中的复杂性。我现在需要的是暂停这场对话，赶快去补课。
4、有关Limi（利米）的田野调查
在网上搜寻有关Limi山谷的资料并不多，或者说，以我的能力找到的很少。不过藏学家、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的文章《利米半农半牧的藏族语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1]算是一个概况的介绍。原文于1974年发表在国际藏学刊物上，中文译文于2002年发表在《西藏研究》上，不知是全文翻译还是节选翻译，文章并不长，但对我认识Limi（利米）这个地方很有帮助。想不到这位以研究西藏近代历史著名的美国学者很早就来这里做过田野调查，容我转摘其中片段如下：
“……利米，位于尼泊尔西北部与西藏交界的一条峡谷。……利米峡谷是卡尔拉利地区的乎木拉区最遥远的地方。峡谷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海拔较高，四周是崇山峻岭，峡谷内部有一条河流，居民讲藏语，分住三个村庄。……从东向西，这三个村庄的名字依次为察安、阿尔之和涕尔[2]；它们的海拔高度依次为3932米、3688米和3871米。
“利米和尼泊尔国内的其他地方有三条小径相连，这些小路当中只有一条完整地穿过尼泊尔全境，……另外两条小路需要经过西藏，一条路线最为重要，因为它通到西藏的普兰。……利米有两条大路与西藏相连。……一年四季畅通无阻。
“冬季，利米基本上与尼泊尔其他地区断绝了地理方面的联系，而利米到西藏的道路全年畅通。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状况象征着利米的居民具有双重的东方国民性。语言和文化上，他们完全属于藏族，但在历史与政治上，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利米就和尼泊尔有了联系。实际上，尽管利米在米·卡拉尔时期有向西藏缴纳人头税的传统，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萨卡拉尔时期，利米要向尼泊尔缴纳土地税。这种别扭的政治实践终于随着1961年中尼边界协议的签订而终止，该协议把利米划给了尼泊尔。
“利米的人口数为791人[3]，最大的村庄是阿尔之，有320口人。察安次之，有288口人。涕尔最小，只有183口人。三个村庄的村民均实行同系内婚。
“利米的生存技术包括农业和游牧式的畜牧业，西藏广大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亦农亦牧的生计模式。……许多家庭都有大群的绵羊、牦牛与马，冬天在西藏放牧，夏天在利米放牧。……利米的牧民具有赶着他们的牦牛群与绵羊群到西藏过冬的传统。这条捷径对于维持他们的生存是必要的。然而，随着1959年发生的事件，突然改变了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赶着牲畜到西藏去过冬的方式。……不能随意越过边界使用西藏的牧场……
“随着1959年的事变，旧的贸易类型遭到实质性的改变。利米的商贩不再获准同藏人自由贸易，商业活动被限制在普兰的商业中心进行。……这样那样的限制严重地影响了传统型的利米-西藏贸易。另一方面，印度和加德满都大批西藏难民聚集的营地成为利米著名的羊毛和木碗的新市场。……无论如何，西藏形势的变化已经给利米带来损失。”
注意到戈尔斯坦提到了Limi木碗。原来享誉全藏的被称作“阿里木碗”或“普兰木碗”的“Phuru”是Limi藏人制作的，属于他们的传统手艺，也是重要收入。而木材特别，取自印度北部的森林，“每年11月间，地里的农活干完以后，三五成群的利米男子结队穿过达曲拉地区来到那里。他们收集木料，制作木碗，度过好几个月漫长的冬季，第二年3、4月间返回村庄。到了6、7月间，种好地里的庄稼之后，他们就来完成木碗的抛光、上色和油漆等工作。1973至1974年冬天，70个利米男子去收集木料，制作木碗，平均每个人带回325个木碗……通常这些木碗或者是由制作者直接运到西藏去出售，或者卖给利米和木古的商贩，他们再拿到印度、加德满都和西藏其他地方去出售。”
据说用这种木材制作的木碗具有消解毒素之效，而且经久耐用，不会开裂，因此价格较贵。除了木碗，他们还用当地的桦树和松树制作其它器具，并运到普兰出售，“换回砖茶、工业品和中国的人民币等商品”。我想起我拉萨家里就有一个“Phuru”，很漂亮，是从阿里转山回来的朋友送的，而母亲家里有好几个，也是亲戚朋友从阿里带回来的，这么说来应该是Limi藏人的手工了。不过就像那位Limi青年说：“关键是印度那片森林的树木好。以前印度人不知道那种树木的用处。现在树少了，印度政府不让砍了。但还是有人砍树，再用来做木碗，不全是Limi人，如今也有尼泊尔人会做。”
遗憾的是，戈尔斯坦的文章没有提及冈仁波齐。对于Limi藏人来说，那近在咫尺的、遥遥可见的圣山，往昔只要想去朝拜，应该是随时可去，除了大雪封山的季节。然而“随着1959年的事变”，Limi藏人就跟他们的牦牛和羊一样，也一定“不能随意越过边界”去转冈仁波齐了。
注释：
[1]见中国西藏网：
http://www.tibet.cn/cn/cloud/xszqkk/xzyj/2002/3/201712/t20171221_5281161.html，译者坚赞才旦。
[2] 正如“利米”的中文音译又写“里米”,“察安”又写“藏”，“阿尔之”又写“瓦尔兹”，“涕尔”又写“梯”。
[3]据了解，如今所有Limi人包括分布在加德满都、纽约及普兰等各地的，约1500人。也有与其他地方的人通婚。
（本文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1222021100521.html，这里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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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对Limi地区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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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有Limi藏人做的木碗（唯色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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