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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在拉萨写作诗集《拉萨烈日下》时拍的一张照片。 |
【简述相关介绍：去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唯色：太多了，难以一一举例。你的眼光犀利，看出了我所偏重的作家与什么有关。2018年我回拉萨住了半年，完成了一本诗集：《拉萨烈日下》，在后记中这样写：“我以这本诗集，向这几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致敬，他们的诗歌与灵魂安慰了我从帝国之都返回故乡拉萨的时间——从始至终，受到警告、监控、跟踪及种种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他们是：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米沃什，阿赫玛托娃，扎加耶夫斯基，卡佛，萨义德，奥威尔，哈维尔，帕慕克，卡尔维诺，等等。以及流亡西方的同族人秋阳创巴仁波切，这期间我有所感应地经验到他诗中所写：‘无佩剑的战士/骑着彩虹/充耳是超凡喜悦的无尽笑声/毒蛇变为甘露’。还应该向一位音乐大师致敬，从始至终，他的音乐总是在场。他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似乎是，命运有某种相似，可以归入同类项。感谢他们的陪伴，不只是这几个月，而是这一世，使我得以‘在另一种美里/找到慰藉……’”
与（后）殖民主义、极权主义相关的著作是我的精神食粮。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类书籍，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其实不单是文学类，还有学术类、思想类、艺术类等。以及有关人类学，以及中国之外的藏学著作。
如今我极少读中国文人的著作，也极少读中国诗人的诗作。我会浏览中文网络的文章，却不会专门花时间阅读他们的书。人生苦短，不必将时光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
但在我写诗初期，那是198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时候我阅读了中国大量的反叛诗人的作品。要说明的是，当时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欧洲的现代诗人、美国和南美的现代诗人，以及前苏联的现代诗人。所以我其实接受的是诸多中国之外的现代诗人的影响，如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艾略特和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雷里，希腊的埃利蒂斯，美国的金斯伯格及“嚎叫派”诗人，美国的普拉斯及“自白派”诗人，前苏联的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等，难以历数。
也是在这时候，我读到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以及米拉日巴的诗。不过都是中文译本，是早年的中文译本，有古雅之美。需要说明的是，我从1997年正式学习佛法，阅读佛经及大成就者的故事，这方面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对佛法的信仰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安慰，比如2008年夏天我在拉萨被警察传唤，在他们的办公室等候处置时，从他们抄我家时拿走的书上我读到尊者达赖喇嘛的这段教导，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你敌对的人是你最好的老师。靠法师的教诲，你可以了解何为忍辱，但得不到修行忍辱的机会；只有在碰到敌人时，你才真能实际修行忍辱。”
但因我只认得中文，读的都是中文译本。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吊诡。更多一份哀伤的是，当我阅读用母语写作的本族作家、学者的著作，也须是译成中文的著作，否则无法读。
实际上真正影响我的中国作家有一个人，就是王力雄。我可能是因为一位作家的著作以及与他的结识而改变写作方向和生活方式的人吧。我仍记得在1998年底的拉萨读到他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时的震撼，我当时还写下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感受：“这部由一位汉人著述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书，实乃一份难能可贵的、值得重视的见证式的分析、评说和总结。也可以说是完成了许多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人想做却没有做或者说是没能做的事情，这中间包括我，我甚至为此汗颜！……我要感谢这部书的作者，王力雄，感谢他在这部书中体现的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精神！以及，一种真挚的调查方法！”
而他在1999年底给我的一封Email足以颠覆我过去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他写道：“西藏的现状令人悲哀，但对一个记录者而言，却是生逢其时。你周围存在着那么多传奇、英勇、背叛、堕落、侠骨柔肠、悲欢离合和古老民族的哀伤与希望……诗和小说可以写，但是别忘了把你的眼光多分一些给非虚构类的作品，那对你的民族可能更有意义。”
我当时将这段话抄下来，贴在我的电脑上方，以提醒自己的责任感和勇气。当然这也是因为王力雄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触碰了我最敏感的神经。
另外，要补充的是，多年阅读的经验让我倾向台湾、香港翻译出版的中文书籍。由于中国的言论审查和洗脑效果，即便是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同一本著作，中国版或添油加醋，或故意删减，与海外中文版有不同。也因此，我会尽可能地寻找台湾译本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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