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记大昭寺的一樽千年鎏金银壶

出现在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上的这个银壶有很重要的用场。

记大昭寺的一樽千年鎏金银壶

唯色

 

在拉萨大昭寺二楼的主佛殿确杰拉康，即主要供奉图伯特历史上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塑像的法王殿，有一樽鎏金银制酒壶供放在赞普松赞干布塑像前，壶身庞大，高约九十厘米。平日里信众与游客所见到的应该是复制品。而完全相同的原物据介绍是公元七世纪，为纪念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全境而专门制作，在诸多有关吐蕃宫廷宴饮的壁画上也常见到，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件珍贵的吐蕃银器。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上，出现的银壶复制品，
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唯色拍摄）

2018年2月至7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年度特展“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180多件图伯特珍贵文物中就有这樽银壶，名为“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我去看了展览，有关这樽银壶的说明写着：“……系用银片捶揲而成。银壶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肇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一长须醉汉，另一位穿着高靿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其右足。”

 

银壶的兽首到底是羊首还是马头？因为据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所著的《大昭寺：拉萨的坛城——大昭寺的七十三个典故》一书记载：“在法王‘酷似我’塑像的对面，还有宗喀巴大师从扎热河岸取出的伏藏马头纯银酒壶。”这应当源自五世尊者达赖喇嘛撰写的大昭寺目录中，所提及的马头银圣壶系宗喀巴大师掘藏圣物。但仔细查看银壶，那兽首确实像羊首。民间传说大昭寺的建成主要靠山羊驮土，连壁画上都有山羊，连有一间佛殿的角落都有一只羊的塑像，连大昭寺最初是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的，那么给银壶做一个羊头以纪念它的功劳倒也是应该的。

 

又据国外学者考证，壶身錾刻的人物群像的纹饰具有粟特帝国的服饰特征。所谓“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的“胡人”是不是指粟特人？实际上这樽银壶的形状本身也很像被中国称为“胡人”的粟特人当年传入中国的胡瓶。也因此，这樽银壶或有可能是粟特帝国赠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礼物，毕竟当年的吐蕃帝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而在图伯特其他地方似乎并没有类似的器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吐蕃时期的宫廷文物，在现如今除了大昭寺的这樽酒壶，以及布达拉宫收藏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金头盔、赞普赤热巴坚的御用犀牛角高足杯，似乎并无更多保留下来。

 

供奉于大昭寺的鎏金银壶，
应为复制品。

早在2003年，调查有关文化大革命给西藏造成的劫难时，我采访过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据他的回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后）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不知怎么被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十世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那年，打听到这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并且，出于保护吐蕃旧物的原因，当时还仿照原样做了一个鎏金银壶，并铭刻藏文：“这是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酒器，在十四世纪由宗喀巴大师自地底发掘，作为伏藏圣物供奉在大昭寺赞普松赞干布像尊前。”平时原品收藏于大昭寺，复制品供奉于法王殿，也即是我们通常朝拜大昭寺的时候所见到的。而两年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那个展览，据说头一个月展出的是原品，之后由复制品替代展出。我是3月底去看的，那么我看到的、拍摄到的就是复制品了。当然也是很美，毕竟也有三十多年了。

与这樽银壶相关的传统习俗是，每年一度的、拉萨隆重的“白拉日追”节（吉祥天女游幻节），僧侣会将这樽银壶从法王殿抬出，放置在大昭寺的庭院中；同时还将二楼至三楼之间的，朝北位于墙角的古阿拉康（五王殿）所供奉的蛙面天女像抬出，也放置在庭院中并与银壶遥遥相对。当祭祀与供奉的时辰来临，当僧侣奉行法会仪轨，当信众汇聚虔诚心意，最纯净的头道青稞酒会被缓缓地倾入这樽银壶，又被斟满精美而昂贵的酒碗，在首先奉献给蛙面天母，领受了她的神圣的密意加持之后，再回赠给无数信众。有酒盈樽，有酒盈樽。据说，从这樽银壶中倒出的青稞酒之甘醇，世间无任何酒可比。但不知出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上的银壶是不是吐蕃时代的原物。或许，在已经移风易俗或与时俱进、或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无论是这樽银壶甚或大昭寺本身，某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原来的、固有的价值吧。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6242020152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