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社会主义改造之文革中的拉萨改名记（三）

图片翻拍自《杀劫》一书。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尊者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被改名为“人民公园”。（摄影：泽仁多吉 文字：唯色）

社会主义改造之文革中的拉萨改名记（三）

唯色

2、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

对于西藏这个绛红色的佛国而言，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都是法王达赖喇嘛的宫殿。当然，矗立在拉萨这片河谷地带之中的神山——“玛波日”（红山）上面的布达拉宫更为悠久、显著和高贵，它早在1300多年前，图伯特君主松赞干布时期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统一西藏，成为全藏至高无上的僧俗领袖，而他的另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在佛经中授记的观世音菩萨之道场的神山上筑建布达拉宫（由第司•桑杰嘉措完成）。规模宏伟的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象征，而他自己不但深居于此，圆寂于此，珍藏其法体的灵塔也安放于此，这成为后世达赖喇嘛所承袭的传统。

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罗布林卡，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那包容在大自然和世俗民间之中的环境，总是为以后的历代达赖喇嘛所钟爱。每年初夏，达赖喇嘛迁往罗布林卡的日子，是拉萨盛大的节日，但见明媚的阳光下，脱下沉重冬衣的人们无论贵贱贫富皆倾城而出，手捧洁白的哈达，夹道护送心目中的观世音菩萨移驾夏宫。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也忆旧：“辞别我在布达拉宫的阴暗卧室，无疑是我全年最欢愉的一日。……这时节，正值芽萌叶出，到处涌现新鲜的自然美。” 1954—1956年，罗布林卡里修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新宫“达旦明久颇章”，意为“永恒不变的宫殿”，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寝宫，里面的陈设颇具现代化，但不料三年之后，罗布林卡竟成为他未来长达近六十年流亡生涯的起点。在传记中，尊者达赖喇嘛这样回忆1959年3月17日深夜，最后一次来到护法殿的情景：

“我推开沉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情景印入脑海。许多喇嘛在护法的巨大雕像的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供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酥油，添加到供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僧人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别仪式的一部分，代表忏悔以及回来的意愿……”[8]

几天后，在拉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猛烈炮火中，罗布林卡变成屠戮之地，无数藏人被当作“叛乱分子”在这里流血丧命，多年以后，在一些建筑上仍可见深深的弹痕，在红墙下仍可挖出累累白骨。1959年的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最为血腥一幕的无言见证。

“宝贝园林”从此名不副实，虽然在1966年以前仍然徒有其名，然而没有了达赖喇嘛的罗布林卡还是罗布林卡吗？大概这也正是新政权所考虑到的，那么以人民的名义来重新命名岂不顺理成章？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小将们率先宣称：“‘罗布林卡’原来是达赖以他自己的名字起的，达赖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根子，我们坚决不能要达赖的臭名做劳动人民修建的林卡的名字”。[9]

于是，正如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描述的：“从早晨起，‘人民公园’（原‘罗布林卡’）的革命职工就满怀激情地在门口迎接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到来。早在几天前，他们学习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支持红卫兵的倡议，把‘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并将一些带有欺骗群众的迷信物拆除、砸碎，在大门的红瓦顶上插上五星红旗，以表示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这天，红卫兵抬着巨大的‘人民公园’牌子走来，他们就跑向前去迎接并亲手接过牌子挂在大门上。这时，全体职工激动地擂起锣鼓，和几千名革命群众的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前来游园的职工群众也加入了改名的行列，大家唱呀！跳呀！尽情赞颂人民公园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

而这天，因出身“三大领主”之家，为逃避学校里的批斗，与一位躲在罗布林卡写书的藏文老师相伴的拉萨中学学生德木•旺久多吉，亲眼目睹了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的一幕。他回忆说：

“拉萨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游街的第二天，罗布林卡里的园林工人组织的红卫兵造反队，跑来抄我和龙国泰老师的宿舍，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到罗布林卡的大门口，还把我的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曝光。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画，像‘措吉颇章’就是‘湖心亭’那里面原来有很好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在‘破四旧’时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收音机也被说成是‘收听敌台’的证据，可说实话，‘敌台’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勒令我俩在大门口低头站着，站了一上午。当时还来了很多红卫兵，不过没有我们学校的，是别的学校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要给罗布林卡换上一块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园’。后来学校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红卫兵，拿着红缨枪，把我们押送回了学校。”

既然将罗布林卡改为“人民公园”，为何不把在1959年“平叛”中被解放军的炮弹轰炸的布达拉宫，改名为“人民宫”或者别的什么呢？这两座往昔的宫殿不都是“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吗？据说确曾有人建议过将布达拉宫改为“东方红宫”，而“东方红”恰是被比喻为红太阳的毛泽东威力遍及四方的象征。后来尽管未曾改名，却把文革中最著名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刻成巨大的牌子，置于布达拉宫的金顶前俯瞰拉萨全城，并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左侧竖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右侧竖立“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当然，迄今那面五星红旗还插在布达拉宫顶上的。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三年，北京政府做出调和姿态，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长达三十年之后第一次建立联系，积极响应的达赖喇嘛委派参观团赴全藏各地视察，《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记录了由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参观团回到拉萨重返罗布林卡时的情景。其中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除了新宫那个院子之外，它里面的花园不过是一片灌木丛。这里的殿堂亭阁只剩下了一副外壳，而且摇摇欲坠，仅仅增加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园，里面有些假山和猴笼。二名中国男女领着他们参观朴素的两层楼新宫，参观团听了他们的解说词，这些解说内容有关西藏领袖的生活方式，平时是讲给为数不多的一些参观者听的。他们对参观者说，‘这是达赖睡觉的地方，这是他吃饭的地方，这是达赖会见他母亲的地方。这是他的电唱机，这是他的电扇。’最后洛桑三旦插话了，‘我对你们讲的十分清楚，难道你们不认为我该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吗？这座宫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经天天都在这里工作。’他们没有再解说下去，而赶忙答道，‘啊，是的，洛桑是比我们清楚。’过了不久，参观团从格桑颇章门前经过，这是罗布林卡内的一座大宫殿，曾是国家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他们发现正门上了锁，因此从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从破旧的窗洞里看到了里面的大殿。殿堂里面一堆毁坏了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佛像、头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达二十五英尺。导游解释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从人们手中抢救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它们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们。他们抢走了珠宝金子，事实上，假如我们没有保护这些佛像的话，它们也会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颇章内的那堆毁坏的佛像，就离开了官方招待他们的地方，大步走到宫殿前门的台阶上向人们发表讲话，这违背了他与中国人达成的谅解——决不发表公开讲话。”[10]

至于今天，虽然拉萨城里还是有人把罗布林卡叫做“人民公园”，但那曾经高悬在绛红色的旧日大门上方，犹如君临一切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和“人民公园”的牌子早已不见，罗布林卡又恢复了从前的名字。可是，这片到处晃荡着行为随便的游客、充斥着旅游纪念品的所谓罗布林卡，还真不如就叫“人民公园”更为名副其实。

注释：

[8]《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页161—162。

[9] 《西藏日报》1966年8月26日第一版。

[10]《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页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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