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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 |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5）
唯色
7、在和田的书店看见我的书
我会特别记住和田这个城市，虽然它跟我看见的南疆的每个城市一样，在今天已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当然，位于广场中心的那个头戴羊羔皮帽的维族农民的塑像倒是别具特色，他肩扛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农具，以迎着东升的旭日下地干活的姿势屹立在用水泥和瓷砖堆砌的柱体上，那四面各自呈现“田”字图案的建筑柱体可真够难看。不远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以五星红旗为背景，在用维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旁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面带微笑，拍着巴掌，一群维汉男女青年在他们的怀抱下正幸福地放声歌唱。
但我不会忘记和田，确切地说，是和田的新华书店。原因只有一个，这新华书店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一楼是维吾尔文。狄尼雅尔耐心地向我介绍维吾尔文书上的内容。不少书都是人物传记，是维吾尔民族在历史上涌现的著名人物，有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英雄。最多的是诗人。看来这是一个把诗歌当作无价之宝的民族，于是诗人也就成了宝冠上的明珠。在狄尼雅尔如数家珍的讲述中，我第一次听说了“三区革命”。似乎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被利用、被修改的运动或者组织，其民族主义的实质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末了却被毛泽东定位成“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是也？非也？我是一个外人，只能说我不知道，不过窃以为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容易被天花乱坠的空话所打动。
二楼是中文。伟大的旅行家斯文•赫定的书摆了一书架。如果他只写了一本或者两本关于西域的著作，我想我肯定会读，可是他写的太多了，反而不知看哪一本，踌躇间，结果哪本都没读。还有斯坦因的《沙埋和阗废墟记》。对于这本似乎成了在和田地区旅行的必读书，说实话，我看了一半就放下了。我更爱读曾经在喀什生活过的瑞典人贡纳尔•雅林写的《重返喀什噶尔》，那里面对往昔充满着美好的、忧伤的感情，而多少年后旧地重游时又含蓄地表达着批评，适宜在整个西域的土地上旅行时反复阅读。在后记中，关于从前的驮队走过的古丝绸之路，如今已由卡车司机们接管的公路，他有这样几句话：
“到过这一片广阔地区的探险家们记下的地名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地名，在另外一个场合，我曾称它们为‘完整句子的地名’（full Sentence Place-names），有的地名或是叫tiva oldi，意为‘这里骆驼死了’，或是叫at tushti，即‘这里马掉到绝壁下去了’。这是过去商队的人们用来辨认和记住这个荒无人烟地区的地名的唯一方法。我不知道今天的卡车司机们是否还继续用这种方法起地名。他们会把那些无法辨认的地方叫做‘这里卡车抛锚了’吗？”
突然王力雄叫住我，说：过来看，这是什么书？
——嗯？《西藏笔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书店看见了我的书。这对于一个只出版过两本书的写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里乐开了花。可怎么只有一本？是不是卖得不错？店员告诉我这已是第二批，不过每批只进5本。这就是说在和田我有9个知音？那么，就把承当第十个知音的任务交给狄尼雅尔吧。我当即付了款，让刻着“新华书店 和田留念”的大红印盖在了《西藏笔记》的末页。狄尼雅尔笑道：哈，一个用汉文写书的藏人。
8、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倒酒
和田往西是墨玉。听上去又像是一个汉名，有关资料介绍说，这里的本名“喀拉喀什”在维语中指的就是“墨色的玉石”。但狄尼雅尔不这样认为，他说“墨玉”的意思是“黑眉毛”或者“伟大的河岸”，美则美矣，可哪一种说法更准确呢？
狄尼雅尔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两个同学，长相犹如敦煌壁画上佛陀的弟子阿难的那一个如今是警察，另一个瘦高个儿是乡干部。他俩过去都是狄尼雅尔的好哥儿们，拥戴他当了他们的班长，但从大学毕业后再未见过，已经七年了。
同学相逢当然要吃饭喝酒。可餐桌上还多了几个狄尼雅尔也不认识的人，是同学的同事，都是维吾尔人。吃的是火锅，而且还是鸳鸯火锅，一红一白，恍如四川。果然老板就是四川人，打工的倒全是维吾尔人。狄尼雅尔皱眉。同学忙解释说，虽然老板是汉人，可还是清真。又笑狄尼雅尔还那样，当年在学校旁边有一家烤肉店，同学们都去吃，就他不吃，因为烤肉的是一个汉人，他宁可请朋友吃自己也不吃。
但这次他还是坐下来拿起了筷子，毕竟不再是当年。
又是烈性的“老陈酒”。不过他们喝酒与别处不同，不会硬要灌酒，而是由一人当主人，在两个酒杯里倒满酒，然后想让喝就递给其中两人，让这两人碰杯，这样轮流转圈一般谁也不会拉下。当然主人也会斟酌局势，如果谁不能喝了就让这人接着当主人，再如此转圈碰杯。维吾尔人喝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拿到酒杯的人都不会当即一饮而尽，而是站起来先要滔滔不绝一番，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可那架势，那神态，简直个个都像演说家。
狄尼雅尔尤其像。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而一桌听众聚精会神，频频颔首，让我好奇他是不是在宣讲什么大道理，正好旁边坐着一位在乡里给汉人书记当过翻译的维吾尔人，赶紧叫他翻译却不免失望，原来说的是些初次见面非常愉快之类的客套话。
维吾尔人或者说这一桌维吾尔人真能喝酒，眼看着“老陈酒”喝了一瓶又一瓶。送酒的是一个年轻的维族女子，穿着统一配发的服务员的服装。她被叫住说了几句什么之后，酒桌上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狄尼雅尔和同学的一个同事争执起来，而后，那同事很不高兴地告辞离去。我忙问我的那位翻译，他解释说，他（指的是离去的那人）要让她给我们倒酒，但是他（指的是狄尼雅尔）不同意。为什么？我大惑不解。他耸耸肩，指指狄尼雅尔：他说了，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倒酒。
这倒是闻所未闻。待酒桌上又恢复如常，我问狄尼雅尔是否这么说过，他认真地回答道：是啊，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们的女人是做妻子的，是做母亲的，不是在酒桌上给人倒酒的，这样下去会堕落的。要知道，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比母亲伟大的还是母亲，我们要爱护她们。我们不能糟践了我们的女人。
这话叫人感动。没想到狄尼雅尔还是如此深刻的一个护花使者。或者说，在他们的文化中，对待女性自有一种特殊的传统。这种传统中还包括了譬如蒙面。对于从未蒙过面的我以及更多的异族女子，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这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为外人所不知的秘密，但正如张承志所说，“这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题目，我当然不能浪言轻论”（《正午的喀什》）。
大概在北京时间2点半新疆时间12点半，这顿漫长的晚餐结束了。
写于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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