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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藏医赤白啦出身拉萨著名的娘绒厦藏医世家。文革中她与身为名医、教育家的父亲及哥哥，遭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游街批斗。（唯色2003年2月采访拍摄） |
在拉萨采访文革经历者的经历——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7）
唯色
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前年8月末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其中，访谈者罗四翎问我在当时的调查中有没有采访到照片上被批斗的那些人。是的，实际上那正是无数次按图索骥的采访方式。
在我父亲的照片中，遭红卫兵及革命群众批斗的约四十多人，都是过去西藏的高僧、官员、商人、医生、军官和农村中的庄园主等等。被批斗的场景包括在群众大会上集体批斗、游街批斗和各居委会组织群众分批批斗等。时间是1966年8月底至9月期间。事实上，连续批斗的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后因两派内战辗转于两派继续挨斗，并归入“牛鬼蛇神”小组，在各自居委会长期劳动和学习。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文革中被批斗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共在1950年代至文革前被当作“统战对象”的上层人士，更因为他们在1959年的所谓“叛乱”中并未跟随“达赖分裂集团”“叛逃祖国”或“弃暗投明”而被中共优待。也即是说，他们都是中共的合作者（有一位高阶喇嘛还是西藏军区的线人），却在文革中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倒在地，其结果是疯的疯，病的病，死的死——照片上的部分人死于文革时期，部分人死于文革后，迄今幸存无几。而在幸存者当中，有的人离开西藏去了国外。留在西藏的，重又成为可以享受高官厚禄的“统战对象”，分布在政协、人大和佛协，充当中共需要的政治花瓶。
所以我找到的大多为他们的亲属，如儿子、女儿、前夫，或者被批斗的喇嘛的弟子。这些受访者不只是知道自己家人的遭遇，也知道其他人的遭遇，甚至认识那些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感慨。
比如拉萨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他是西藏最有名的贵族之一，因为这个家族出现过一位达赖喇嘛。桑颇从五十年代便与中共合作，也获得了好处，但文革期间他被斗得很惨。照片中可以看到，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备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文革中他不仅失去了一切，他的太太也被批斗，他的长子被关进监狱近20年。他最小的儿子想逃往印度，结果被抓。当时有不少藏人翻山越岭逃去印度，被抓后都是很重的“叛国罪”。桑颇的小儿子就给枪毙了，还不满20岁。桑颇在文革后期就去世了。
又比如女活佛（其实“活佛”这个中文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称仁波切，意为珍宝）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在西藏女活佛很少的，她可以说是西藏最著名的女活佛。1959年她曾追随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但受中共干部的劝说，很快又返回，被共产党视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还被毛泽东接见过。文革时她成了河坝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遭到批斗羞辱。照片上，正在挨斗的她只有24岁，当时她刚生第三个孩子不久，身体虚弱。她的丈夫是拉萨大贵族噶雪巴的公子，后来离婚了。她及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是她的前夫对我讲述的。我给他看过照片。如今多吉帕姆仍健在，是自治区人大副主任、中国政协常委，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里的各种会议上。我很想访问她，给她看这些照片，但被告知最好不要这么做。
照片上，被批斗的多吉帕姆戴着一顶黑冠。在西藏，只有两顶黑色法冠，一顶是噶玛噶举法王噶玛巴的黑冠，一顶就是女活佛多吉帕姆的黑冠，密宗教义认为是十方空行母以自己的头发编织而成的黑色金刚宝冠，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这顶缀满金像、金丝和珍珠的法冠，本身也价值连城。但在批斗中，法冠上的金像金丝和珍珠已被拆走，后来据说这顶黑冠也被革命群众扔进火里烧了。
还有一位被批斗的大贵族霍康·索朗边巴的儿子，文革时他不在拉萨，只听说父母被斗，但不知是怎样情景。他问过父母，父母也不怎么告诉他。当我给他看照片时，他第一次看到父母及外祖父被批斗，他的反应令我震惊。当时他快60岁，他翻来覆去看照片，突然爆发出剧烈的哭泣，但却是特别压抑的恸哭，全身发抖，泪流不止，却没有声音。他也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我也采访到了数位照片中的当事人。比如女藏医赤白。她的父亲是拉萨著名的世家医师，并创办了传授医学在内的学馆，是过去西藏非宗教性的学校里规模最大、教育最好的私塾。2003年，66岁的她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指着照片说，当时她刚生女儿才几天，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冲到她家，把她和她父亲、哥哥赶出家门游街批斗。她说，那些人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她被逼弯腰接受批判时，血流了一地。她看见照片倒没有哭，只是很惊讶，没有想到有人拍下来了。她还指着照片上的积极分子说就跟法西斯一样，抄家抢东西，还在他们脸上乱涂乱画。而赤白老人在几年前去世了。
访谈者还问我是怎么找到这些被批斗的当事人或其亲属的？这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的。因为拉萨不大，1950年代就几万人，现在有几十万人，外来移民还占了一半以上。我是拉萨人，虽然我在藏东康区成长，后来在汉地上大学。我父母都有很多亲戚在拉萨。我在西藏文联就职十几年，所以有许多认识的人。我先是从最小的圈子开始，如亲戚和同事，他们看到照片，都会从中认出当年的许多人，讲出许多事，他们会介绍照片里的人给我。完全陌生的采访对象不太多，我没有给他们看过照片，因为担心当局知道有这批照片也许有麻烦。只有信任的人我才给看照片。
我还记得一位研究西藏民俗的学者看见这些照片，激动得双手发抖，他虽然文革开始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但他的同学大多都在砸大昭寺的红卫兵合影里。所以他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参加砸大昭寺的红卫兵之一，还叫来了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的儿子。他们都向我讲述了很有价值的证言，比如拉萨中学红卫兵是遵照自治区的指示去往大昭寺的，当学生红卫兵还在讲经场上表演节目，已经有居民红卫兵冲进寺院砸开了。更重要的是，当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那位民俗学者还保存的有1968年6月7日在大昭寺，被解放军枪击的女红卫兵戴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还有拉萨红卫兵的红袖章，“造总”印的藏文报纸及制作的毛泽东像章，全都让我拍了照片。但是，采访中也有一种情绪我能感受到，那就是受访者依然挥之不去的恐惧。
这是因为在西藏，文革是一个敏感话题，仍然是官方和许多当事人的忌讳。所以我都是去受访者家里或是在私密的场合采访的。而我父亲拍摄的照片，当时都由王力雄在北京做了洗印，所以我带着的是洗印之后又复印了的照片。后来有朋友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录像？我说我拿出录音机都很难，有时连拍照都不让拍，怎么可能录像？有位出身贵族的中学教师当年才是孩子，在我采访结束后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写是她指认了照片上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不然的话，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报复。”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眼里的恐惧，那种对文革的恐惧还存在。有一位受访者说：“这样的书，你写可以，你没有那样的经历，我们是不敢写的。有些事情，写了就麻烦了。我的心里面对那时候还是很害怕，但你也要小心。”
有一位受访者说：“你的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你要注意，侧重点一定要抓好。”等等。这些话都是原话，我当时做了记录。他们的恐惧也会感染我，每次我自己也会感觉害怕。所以每次采访之后，我会有一段时间不敢再去采访。
另外，我很想采访文革中斗过别人、砸过寺庙的人，但很难。我找到过，但被拒绝。在我父亲的照片里有一个女积极分子，文革中很凶狠，带人抄家除了拿走财物，还把西藏大学者根敦群培遗留的手稿当场烧毁。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说这是对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犯下的最大罪过。这个积极分子后来是河坝林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我在居委会找到她，看上去很不起眼，个子矮小。我和她提起文革，她脸色马上变了，拒不接受采访和拍照，而且再不露面。还有一个退休干部，她在文革中倒没做过什么，也没当上红卫兵，因为她出身商人家庭，属于成分不好。不过，砸大昭寺的时候，作为拉萨中学的学生她也去了，照片里有她。我给她看了照片，她很惊讶，但不愿意多说。
对藏人来说，砸寺庙、烧经书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过，不可能释怀。和他们提起这些事情，他们就特别的羞愧和自责。实际上，相当多的积极分子在文革结束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重又信仰起佛教来，很多人形容其程度就跟当年破坏宗教一样强烈。
我采访到一位在文革中砸过佛塔、烧过经书的前僧人，他后来自愿在大昭寺当清洁工长达17年。他对我说:“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地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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