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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一开始，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就源源不断。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的汉人红卫兵。还有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藏人红卫兵。他们在“破四旧”和两派武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照片上，首都红卫兵与唱文革红歌出名的才旦卓玛合影。 （摄影：泽仁多吉） |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去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从去年8月起，我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扎原（本名）：男，藏人，日喀则某局副局长，已经退休。（2017年补充：已去世）。
访谈时间：2001/9/21 上午
我是中央政法干校二期学员。59年入校，64年毕业留校当老师。当时学校有两个少数民族班：西藏班和新疆班。藏族学生有260多人。其他班级都是从全国各公安机关来培训的干部。66年“五· 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发表以后，学校里有了红卫兵。这时我二十四岁。作为老师的我曾被学生贴过大字报，说我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因为有一个学生的父亲病故了，她特别悲痛，老是哭，但我这个老师没有给予关怀，事实上是我担心她因此耽误学业所以批评过她。不过只是一张大字报，我也没什么事。
当时在北京的藏族学生主要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而且跟我们学校的联系比较多。8月份，在中央民院召开了揭批班禅大师的大会，我们学校也参加了。我们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师生，有七八十个人，都是藏族，叫了几辆公共汽车，一起去国子监班禅大师的住处抓他。他就在屋子里，很镇定，没有什么张皇失措的样子。红卫兵们把班禅大师一家子都抓走了。其中还有他的弟媳白央，以前是我在日喀则念书时候的同学。我记得在公共汽车上，白央被勒令跪在车上，天气很热，她穿得也单薄，那车上铺的是木条，车一颠她的膝盖就很重地落在木条上，我看她很疼的样子，就悄悄地把自己的脚伸出去，让她的膝盖压在我的脚上免得疼，结果被中央民院的人发现了，后来告诉我们学校说有个老师同情剥削阶级。当然我否认了，也没什么事。
我们这辆公共汽车上有班禅大师的弟弟、弟媳和他的大胡子厨师。班禅大师在另一辆车上。一下车，我看见等在校园里的红卫兵们蜂拥而上，对班禅大师又推又搡，很快变成拳打脚踢。白央的头发也被剪得乱糟糟的。在批斗大会上，红卫兵们还用皮带抽打他，连皮带上的铁扣都打掉了。班禅大师也不吭声，因为天热，他满头是汗水，就这样整整批斗了一天，然后把他关在了一间屋子里。可能是中央了解到这个情况吧，第二天，突然有人把班禅大师转移到了我们学校。我们这里没有人批斗他，保护得好好的，我们吃什么给大师吃什么，我还去给他送过吃的。但是他吃得很少。接着又是第二天，大师和他的全家都不见了，这次不知道转移到哪里去了。
大概是八月底，我和还有两个老师带着五六十个学生去全国串联。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广州、延安等等，特别好玩。那时候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睡觉、坐车都不要钱。这么串联了几个月，回了一趟学校，67年的春天就回到拉萨来串联了。人少了一点儿，四十多个。我们坐客车到了柳园，接着坐客车到了拉萨。拉萨乱哄哄的，内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已经不少，不过我们相互之间没什么联系。我住在尺觉林寺院里，那时候早已经改成了公安学校，让学生们白天积肥送肥到农田，晚上回各自的家。他们都是拉萨人。
我还记得我们在柳园车站看见过这样的几幅标语，有一幅是用藏文写的，意思是“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有一幅是用汉文写的，“看你张国华往哪儿跑”；还有一幅也是用汉文写的，“青松不老，造总不倒。”这些都是“造总”写的标语。最后那幅标语跟“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名字有关，在当时被翻译成藏语，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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