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在法国Jentayu文学杂志上有关地图与领土的话题及答复

在法国Jentayu文学杂志上有关地图与领土的话题及答复

文/唯色

法国Jentayu文学杂志2016年七月份第四期推出亚洲文学特刊，发表了我早年在拉萨写的一篇散文《地图之美》，由Filip Noubel先生翻译。这篇散文的开头几段是这样的：

我深信地图有一种隐秘的魔力，因为它总是让我感到轻微的晕眩。它很像一座迷宫，密布分叉的曲径，仿佛无始亦无终，即使任意选择两点，由此即彼，不过是一条笔直的线，但那种强烈的迷失之感仍然挥之不去。我甚至不得不遏止我的想象力，因为我无法知道任何一座大山的真正高度，像岗仁波钦，六千六百五十六公尺，在地形图上颜色褐黄之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地图它自成一个高度抽象的世界，将生命以及生命的过程巧妙地隐匿其中，然而却在渐次深浅的色彩里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感情，当然是与生存之地理并存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第一幅地图必定出自最卓越的天才之手，他显然居住在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处，这使他得以清晰地俯瞰大地，精确地描绘大地，——地图，谁的智慧之结晶？

    我曾经见过一幅非常感人的地图，是西藏的地图。年代不久，颜色单纯，似是用铅笔勾勒而成，却十分形象地展示了一个殊胜的佛教圣地的景象：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和蜿蜒流淌的江河，而在广大的山河之间，一座座绛红色的寺院宛如鲜花盛开，份外美丽；尤为醒目的是位于左上方似是心脏部位的一尊观世音的画像，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再充分不过地昭示了西藏是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庇护的土地。关于观世音，正如一位西藏人所说：“人们认为他是西藏牧羊人，而他的羊群则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他像牧羊人一样赶着羊群，把它们安全地带回羊圈里，在最后一只羊进圈之前，他决不寻找栖身之处。”

从严格的地理学的意义而言，这幅地图并不标准，但是谁又能说它不是一幅很美的地图呢？它至少照亮了人们在黑暗或庸常中沦落的心，让人们梦想，是的，梦想获得一种非凡的能力，穿越地图这个纯粹文本的界限，在黎明或者薄暮时分，目睹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的金色之光使大地上所有的形象呈现出金子的质地，多么可贵！

……

这一期Jentayu文学杂志的话题是地图与领土，在译文发表的同时，Jentayu杂志向我提了相关四个问题，以下是问题及我的答复：

1、问：唯色，你是在拉萨出生的，现在你住在北京并用中文写作。那么你在地图上怎么定义自己的位置呢？你是一位多重身份的人吗？

答：曾经我无所适从。地点；语言；血统……这其实与身份认同有关。我曾在早期的一篇小说中描写过这种挣扎：“这些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即便在一个地方消磨了一生，又能说明什么呢？也许是别的另外一种东西吧。譬如血统，它一旦混杂就不伦不类，难以挽回，使得人的真实处境犹如置身于一块狭长的边缘地带，沟壑深深，道路弯弯，且被驱散不尽的重重迷雾所笼罩，难辨方向；……终生踯躅在这样一块边缘地带，这本身就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这边的人把你推过来，那边的人把你推过去，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举目四望，一片苍茫。多么难以忍受的孤独啊！犹如切肤之痛，深刻，又难以愈合。”

我在24岁时从汉化程度很高的康定（位于藏东康区）回到拉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现已被汉化、失去母语的我在自己的故乡犹如一个陌生人，这使我深深地纠结于身份认同。一度我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其实我们什么民族都不是，我们的身份就是诗人。他的这句话令我如释重负，以至于在拉萨的最初几年，我自闭在诗歌的“象牙塔”里，写的诗越来越个人化，执着于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意象、个人的语言。而我自认为诗人或者艺术家高于一切，或者说是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属性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写这样的诗并不能解决内心的痛苦。我也不是说我有多痛苦，也许说空虚更准确。而且，写这样的诗也写不下去了。

从什么时候起，我一步步地走出了“象牙塔”？应该是，在广阔的图伯特游历的经验逐渐地改变了我；应该是，在游历的过程中慢慢地亲近佛法，才明显地感觉到内心一天天地充实。安多、卫藏、康的许多地方我都去过。既是游历，也是朝圣，因为在我心中，我把辽阔的雪域大地视为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当然这是最初游历时的动机。当我在雪域大地上走得越远、停留越久，那种文学情怀便逐渐被历史感和使命感所替代。也即是说，从来只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图伯特的我，逐渐地开始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

也因此，我如今住何处都可能不会令我太困扰。无论住在北京，还是住在拉萨，甚而至于如果有一天住在更为遥远的地方，肉体的移动都应该不再会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心有所属，魂有所系，所谓的“生活在别处”这个难题已得到解决。表面上，我似乎有着多重身份：比如血统是四分之一的汉人和四分之三的藏人；比如母语是藏语，却不会用藏文写作而是用中文写作；又比如个人身世等等更是几句话说不清楚。但我亦同样不再为此困扰。一个人的身份只与个人相关；个人的认同才是至关重要。就我而言，我只有这三个并立而存的身份：藏人；佛教徒；写作者。

2、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对地图那么敏感？

答：我对“地图”以及“地理”一直怀有很敏感、很纠结的那种兴趣。比如地理这个话题（是的，地理永远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地理之于图伯特，它有两种：传统的图伯特地理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之说，基本上囊括现如今中国行政区划的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以及西藏自治区；而“现如今的中国行政区划”的各藏地，即意味着与传统的图伯特地理不同的地理，是一种被大大缩减、被分割他属的地理，而且被重新命名，由此可知，这已是失去了自主意义的地理。

我的第一本书其实不是散文集《西藏笔记》，而是游记《西藏：绛红色的地图》（2003年在台湾出版）。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我将“努力阐明西藏的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上，更是体现在人文上，无论是‘地理’的西藏，还是‘人文’的西藏，实际上这两个西藏难以分割，其实是、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词性上来说，前一个西藏是名词，后一个西藏是形容词，而作为形容词的‘西藏’意味着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同一性，它延伸到地理学意义上的‘西藏’之外（如‘香巴拉’），并和‘西藏的……’（如藏传佛教）一起诞生，从而力求展现西藏的全部景象无论在自然地理上或宗教地理上，乃是一幅辽阔而壮丽的地图——绛红色的地图。”

随着写作的持久与深入，我所关注的地理不只是自然地理、宗教地理，更是历史与现实的地理，因为这与一个人的存在息息相关，与一个民族的存在息息相关。确切地说，与我自己有关，与正在消失中的、藏人自称的“BOD”有关。而地图，我认为是一种证明；但必须是符合事实与真相的地图，而不是被涂写、修改的地图。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可以证明你曾在这个世界有过怎样的位置，这很重要。正如萨义德所说：“你对帝国主义所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土著没有地图，白人有地图。”我特别理解这句话，因为其中的“土著”与“白人”，只要换个词就是我们的写照。

其实多年前我就在写一本书：《拉萨地图》。一度用名《我的拉萨，你的地图》。现在改名为《拉萨辞典》。但都是暂名，最终未定，因为此书尚未完成。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极像一个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考古学工作者。更像一个，怎么说呢，有时候我深信自己恰是丧生于殖民者之手的某个生命的转世。历史成为一种地理，回忆正如考古。且让我在一些地图中、许多的回忆中，重新建构或竭力恢复自己的家园吧。”

3、问：你现在不能够出去中国，你觉得外国文学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角色？有多么重要？

答：外国文学是我的精神食粮，一日不可缺。其实不单单是文学著作，还有学术类、思想类、艺术类的著作。比如，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有关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书籍，有关民族志、人类学等田野研究的书籍，以及，中国之外的国际藏学研究的书籍。但因我只认得中文，读的都是中文译本，所以我即便离开中国，也离不开中文书籍。准确地说，是离不开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还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吊诡。

比无可奈何的吊诡更多一份哀伤的是，当我阅读用母语写作的本族作家、学者的著作，也须翻译成中文，否则不可读。

相反，多年来，我已极少阅读中国作家、学者的著作，基本不读中国诗人的诗作。我会浏览中文网络的文章，却不会专门花时间阅读书籍。人生苦短，不必将时光浪费在没有兴趣的事物上。

另外，多年阅读的经验让我倾向，如台湾、香港翻译出版的中文书籍。由于中国的言论审查和洗脑效果，即便是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同一本著作，中国版与海外中文版都有多处不同。比如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一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我将这两个译本的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地进行篡改，是为了借哈勒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国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充满鄙夷的印象。

我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到的西方学术训练和教育，使得翻译中的这类有意识的篡改变得很精心、巧妙，如果不是中英文水平都不错，是难以察觉的。比如，有关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读了哈佛博士的中国人。我读这本中译本的感受是多处读得令人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很巧妙的修改、增加或删减，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隐而不现的立场，或者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语境下的那种语言规则。

4、问：你是如何看西藏文学在未来的发展，无论是藏文写的或者是汉语写的？

答：自1959年尊者达赖喇嘛及成千上万藏人被迫流亡异国，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以多种文字叙述的声音：除了以母语写作的声音，也有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声音。

以藏文、中文、英文等多种文字，以及双语、三语等兼具的文字来写作，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写或者说如何叙述。叙述才是最重要的。我曾在党的报社当过记者，在党的文学杂志社当过编辑，也写过 “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在无法掌握话语权的环境里，被允许叙述的规则和潜规则了。

在西藏，官方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于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化、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藏文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中文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使用藏文的单位则更少，且都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地控制。而且，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共统战部，审查之严之细难以想象，最终若获出版已是遍体鳞伤。所幸中文世界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在海外有着虽然不大却比较自由的文化市场，对于我来说，从2006年起，我的书主要在台湾出版，并因此被译成多种文字。

不过西藏文学的未来肯定不是暗淡的。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是伟大的转折点。互联网为不同的声音提供了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可以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如今，愈来愈多的年轻藏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开始发声，其理性的、敏锐的、自信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识并没有因为洗脑被减弱反而变得清醒，同时又掌握了用藏语、汉语、英语等表述的能力，使得声音传出很远。曾有一位年轻藏人写信告诉我：“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出内部的声音，目的是一致的。”

2016年5月28日写于北京

（转自自由亚洲特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