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劉：王三小與自由民主客

2014年7月5日于内蒙古。（拍摄者：唯色）

王三小與自由民主客

文/小劉

貌似風馬牛的兩樁事兒,給擰巴擰巴。

2014年11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舉辦了一場關於《沒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研討會。（原著楊海英 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 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研討會。楊憲宏先生字斟句酌,聲音曠如隔歲：

恭請諸君禀閱: 

據《挖肅災難實錄》記載：“呼和浩特鐵路局一共四百四十六名蒙族職工，其中四百四十四人被打成‘内人黨’，其中被打死十三人，傷殘三百四十七人，五名女職工被暴力毆打以至於流產，四名蒙古小孩也被打死。賽漢塔拉機務段司機司機蘇德連同妻子一起被‘挖肅’，此時蘇德的妻子已經懷胎四個月，漢人兇手們硬是用鐵絲將四個月的胎兒勒出來，還說什么‘生下來也是内人黨，留他做什么用’”。（226頁） 

托縣中灘公社哈拉板申大隊第五小隊的王三小，於1962年盲流到達茂旗白音珠日和公社的滿都拉大隊放羊。1968年9月，王三小當上了“挖肅”專案組長，強姦多名蒙古女性，甚至連才十五歲的少女都不放過。（310頁） 

全書此類極其殘忍兇暴的記錄隨處可見。這些惡人既不怕天譴，又不怕下地獄吗？血債在身的王三小，現在在那裡?天涯海角,天荒地老,命案永無逾期，我們可否列出這些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犯罪者名單,將之擒拿歸案？為何我們空談自由，人權，遇到強權就乖乖舉手以“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作罷呢？我們（臺灣關懷人權聯盟）正在推動立法院约法三章，無法無天的侵犯人權者，我們有案在錄，禁止入臺，如來臺灣，我們將繩之以法。

頭一次聽到楊先生分别用普通話與臺語念到“王三小”時,小劉心裡楔入一道闪電,臺灣朋友實心蘿卜,不擺譜大詞大理之類的瘦肉精撒麵蒸發人，而是將“王三小”這一特定的人名,既作為極權體制下出於恐惧與讎恨而發作的平庸惡暴之集體記憶象徵,同時“王三小”不儘儘是一句“制度的狂飙裹挾”可以逃之夭夭的個案，盡管烟海浩瀚,歷時弥久，但“王三小”仍混迹於世，人模人樣地颐享晚年，如果忘記了這些消失了犯罪個人，又如何對得起冤死泉下的死難者呢。

謝天謝地,這次新書沒躺在海關的某個旮旯角,譯者老劉顛顛地,抱了兩本寶搭車過河去送同病相憐的文革的幸存者以及平日對“自由、平等”還識文斷字甚至指點江山的自由派公知。以往,“兩頭真”的老哥們扯起這码子問題還比較過心,無非是發發牢騷跺跺脚罷了,倒也如冬天胸口上燒碗糯米酒,相互熨帖熨帖。但却沒料到都土埋大半截脖子的“知音”,這回可老臉拉長成“民族大義”的理中客啦。（理性、中立、客觀三詞各一字，即以技術討論、客觀基數為話語體系，被稱為“選擇性失明”。）哈，頗有點兒挽救失足青年之語重心長了。

“老劉呀老劉,内蒙文革之慘絕人寰，與咱自個兒遭的那個苦大冤深，與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廣西“人喫人”狂潮,湖南道縣濫殺，同出一轍呀，“極端時代”的“極端相斫”，换而言之，都是老毛和共慘黨那個害人精給整得人性裂开了嘴，齜出了牙呀。咱該對文革毒土掘地三尺，究其根本，但這書將内蒙文革，往前牽扯到百年前的金丹道，往上給提升到違反了《防止及惩治絕滅種族罪公约》，認為二者在針對蒙族，組織性地殺人奪地，滅絕生命，善後處理等方面相似，以及今天對内蒙生態環境的破壞是文化性文革屠戮的現在進行式，這不，文革就族裔主權（ethnic sovereign）論了吗？文革期間，咱（＝漢族）不更是屁股上盖了大戳的魚肉，隨時可能被送上砧板横切豎割吗？咱自個兒還未先民主化呀,咱家（＝五十六朵花的大中華民族）自個兒連筋帶血的凄惶事兒给捅出去，小心给人離間算計呀。再說呢，單單挑出内蒙的话，不也像CCAV和那份屎報一樣了么？說到底，那時節，普天之下，莫非文革，提升到‘種族屠殺性”，就是民族問題了！”。

老劉雖一軸人，多少也心知肚明了，論及少數民族的文革問題，跟這些個文章寫得要多刷就多刷的“自由派公知”是---滿妹子咳嗽---口中無痰（談）了。民主自由與漢文革，可在緊箍咒内發發小火，就像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而少數民族的文革，却直接抽筋碎骨了。熬單蹦的老劉硬脖子鏗鏘了一會兒，但咋操刨都是瞎子點灯白費蠟。

像往常一樣，那紅的綠的，滿滿當當，倒是一桌，老劉却拿得起筷子端不起碗。

好一個滿嘴“自個兒”“自家”跑轂轆車，小劉上網瞅一瞅，看到幾年前“爱國王四小”給唯色的推特留言：“一提到文革，唉，唯色你重貼這些CTV上不斷地放拉萨街頭打砸搶的鏡頭又有什么區别呢？文革的确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連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都不能幸免於難，我自己的亲人也被迫害至死。但是，糾纏於歷史舊賬，沉湎於讎恨之中，人類永遠也不會進步。从原始社會的部落戰爭，到中世紀的宗教迫害，人類艱難地走到了今天。唯色女士，你應該是一位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有别於這裡的许多胡搅蛮纏，只知讎恨謾罵的無知之士(包括對罵的雙方)。為了人類的文明和進步，請讓我們共同抛弃狹隘的理念，讓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不同的宗教意識形態之間，和睦相處。”

唯色找到與藏語發音最近的四個字“人類殺劫”來概括二十紀五十年代以來至文革的“革命”對數西藏（TIBET）民族之劫難。對只有幾百萬人口的民族的而言，“人類殺劫”不就是民族滅絕吗？小劉尋思，少數民族為啥非得“被革命”當血貢呢，“要是不在……境內，也許能避免這一劫難”，哈，掌嘴，小心被扣上“分裂國家”罪，逮進局子里五花八門的黑刑伺候，皮不實的小劉可不敢堅貞不屈地矯情啦｡

哈哈，原來網上的“爱國王二小”與二拐子“自由民主”客，本是一窝子的扒地鼠呀，如果以為自己＝漢族有比少數民族更有對苦難赦免權，那苦,豈不是白遭了么。

小劉扳蘭花指粗粗數了一下近代史上繼胡適以來的幾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如第二代的儲安平，他的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觀察》給中國言論史抹上了最後一道夕陽，但其早期一部分的文章都在點贊國家民族主義，他担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期間，文章不少為擁護國民黨，呼籲國家統一，甚至贊揚希特勒鐵腕的國家動員能力，歡呼纳粹德國撕毁凡爾賽合约，稱之為“伟大的民族”，并呼籲中國以德國為榜樣，實現“民族的強盛”，相對於“自由、民主”，文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國家”、“國運”，可參見其文集《強國的开端》。（群言出版社，2014年）“人有病，天知否”，儘管他最深知國共兩黨治下的“自由”不過是“多少“與”有無“之别，但國族情懷超越個人自由至上,這恐怕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建設新中國”充滿期待的首因素。

國家民族主義與根基浮萍的中國式“自由主義”不謀契合，二者其實是對稱與共生的雙胞胎。

放到具體的少數民族文革的事兒上，“王三小”之卑琐的實用主義的惡暴與“普天之下，莫非文革”，人人皆受難，族族都遭孽，不必錙铢必較哪個民族，充當和事佬的理中客，有何相異呢？内蒙文革中蒙族是絕對的受害者，毫無起來迫害漢族的可能。上至屠殺直接指揮者的原錫林郭勒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說“我見蒙古人就惡心，把錫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國也是一小撮”，下至“殺韃子”的歷史慣性中“王三小”，都將被迫害者纳入了某個族群，不管他（他）們屬於哪個什么人，統統都屬於帶菌者、異端者，這一“種族主權”或者說“漢種族優化”的心理只是在假定的民族存亡、階級差異、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文化優劣論下讓殺人正當化、麻木化，更為可怕的是，國家民族“大義”與“自由主義”相互滲透，不知不覺成修炼成精的詖詞、遁詞、邪詞亦為“王三小”内心去咎消躇，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往往容易輕而易舉地變為庸俗的唯物利圖主義,在專制鎮壓時倒八辈子霉，一旦招安時就會投機倒把、自我濫情成帮兇，離動手的“王三小”倒计時賽跑還多遠呢。

提醒好好先生读者，中共審判“四人幫”的數字，當時內蒙古自治區漢族人口一千三百萬，蒙族人口只有一百四十萬，而三十四多蒙族被迫害，其中兩萬七千九百人被打死，致殘者十二萬之众，也就是說，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被打成“内人黨”，而蒙族學者的統計，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整個蒙族精英階層傷筋傷骨，元氣大損，實際上文革期間，整個中國只有內蒙，連歷史地域的行政區都被肢解與分割。

“南京大屠殺”，就是被稱為“中日友好人士”的左翼學者，對三十萬這一齐涮涮的數字亦無法認同，但中國去年升格為國家公祭日，并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即便善意地承認地三十萬受難者這一統計，佔當時中華民國人口四億的百分之零點七五，而內蒙受害者，佔整個蒙族的百分之十五，哪個更大呢？可是這本記錄内蒙文革的書，不儘連蒙文版不能公开出版，蒙族連自己舔一下傷口都遭拘留（http://mongoliinmedee1.blogspot.jp/2015/06/blog-post_71.html …），又談何文革叙述的“種族主權”呢。”

記得小劉同友人看過電影《南京！南京》后聊起过应该有一部纪实电影通过一记录西藏、内蒙文革的惨痛，友人也不以为然地说先得拍北京文革，言下之意也是谈文革与自由得有个先后上下秩序。现在想起来这些不经意的言谈，实质上表露了自由民主客内心深处的“大与小”、“先与后”、“内与外”之别,這是否是文革問題的“種族主權”論呢？

內蒙文革與二戰開始前蘇聯就清洗和鎮壓包括車臣在內的六個少數民族有驚人相似之處。

由於內蒙地處反“蘇修”與“蒙修”的戰略前哨，還有1925年10月成立過探索民族自決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與1945年9月成立過“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儘管“內人黨”與“臨時政府”早已宣佈解散，但這一“原罪”卻成為毛消除心頭之梗的藉口。

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口有一億多，車臣只有四十萬，但卻曾在北高加索地區有過車臣—印古自治共和國的建制，蘇聯為了以防“內奸”與“希特勒德國“通敵”，先發制人，強制遷徙，移民俄羅斯和其他小民族“摻沙子”，之後在車臣開發石油為俄羅斯“輸血”，污染環境。儘管蘇聯早在1957年就恢復了車臣的自治共和國，但他們祖祖輩輩的家園已被“合法”地鳩佔鵲巢，至今流血紛爭不斷。

人類文化學者的楊海英是幸存者的後代，他用傷痕累累的語言艱難地撰寫著本民族的苦難詞典。這十幾年除出版學術書籍之外，以個人之力，收集并整理加害者與受害者证言-《内蒙文革資料史》，每本一千頁，已經出版到第七本。在《漢人垄斷的少數民族史話語權》一節中哀痛摧剥地發問：絕大多數蒙古人都在石頭般沉默。九死一生的受難者至今尚未找到更合適的語言回憶與表達大屠殺的黑暗與恐怖，在公开場合，甚至不得不使用官方語言來表述痛楚的歷史。那么，蒙古人為何沉默？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們沉默？沉默是否也是一種歷史的力量？為什么蒙古研究者的叙述會聽不到？其中是否有意識形態的牽扯？還是因為不够“學術客觀”，未超越“狹隘”的自民族主義？是有意掩盖，還是無意看漏，甚至聽到之後無動於衷呢。今日之大開發＝文明化＝漢化，不正是變形金剛的第二次文化革命么。

小劉搜刮到1987年諾貝爾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爾的一句話發給老劉：“言說可能是歪曲，不言說則可能是背叛和掩盖”。閱讀本書，首先需要的不是文革五穀雜糧一鍋煮，而是別讓少數民族把話給憋死在心裡，理解并與他（她）們共痛，才是消除讎恨與流血的开端。

老劉回信：背書，話痨。

201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