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向埃利亚特·史伯岭表示敬意的书及我的文章

这是一本向藏学家Elliot Sperling表示敬意的书。

2月23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举行新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的发布仪式，向著名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柏岭）表示敬意。

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在发布仪式上表示，这本书是为了感谢埃利亚特·史伯岭多年来在研究西藏文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埃利亚特·史伯岭也致辞说从事藏学研究至今，从各界藏学研究同仁处获得的友谊，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这本书591页，藏文、英文、中文三种文字，包括31位藏学家、作家的文章。其中有我的文章《记埃利亚特·史伯岭》，如下：

记埃利亚特·史伯岭

唯色

1、

有一次——我不太记得是这几年的哪一次，因为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这几年都来过北京，除了不能去拉萨，北京他还是来过好几次——他拿着一本很厚的英文书，对我说这是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回忆录。

那时，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不过我读过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和散文，埃利亚特因此很满意。我们便一起复习了那首给诗人带来厄运的诗：“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想起来了，那是2011年3月刚结束。16日那天，20岁的僧人彭措在安多阿坝为抗议三年前的屠杀，以身浴火，惨烈牺牲。数日后，我见到了一位与彭措同属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次巴，他含泪讲述了彭措的自焚，但他很快就失踪了，直到两年后我才得知他是被警察从北京的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带走了。

我给洛桑次巴写了一首诗。其中转载了曼德尔斯塔姆的两行诗句，并写到：“这诗句，来自死于斯大林之手的一位良心诗人，/却也是盛世华夏之写照。”我还在诗中记录了与埃利亚特在Skype上的对话：

“深夜，我语无伦次地吐露：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我还是说了。

我其实知道，说了也没有用……’

来自‘让旺隆巴’的友人，语调铿锵：(让旺隆巴：藏语，自由世界)

‘他们企图让人以为说话没用。

但我们必须不停止地说！’”

2、

第一次见到埃利亚特的情景是清晰的。

那是2010年的夏天，埃利亚特顺利地从北京机场抵达受邀参加会议的住处后，放下行李就直接打车来东郊的通州看我。虽然他是少有的通晓中文的藏学家，但他很少、很少对我说中文。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博盖（藏语）多么流利，都知道我的博盖水准，而埃利亚特是为了帮助我的博盖更加进步才不说加盖（汉语）的，我这么认为。

当晚，我带埃利亚特去了建国门附近的藏餐馆“玛吉阿米”。这是个有着歧义名字因而对图伯特造成更多误读的藏餐馆，不过说实话，菜肴的味道还不错，虽然不完全是纯正的图伯特风味。而且，还有从拉萨运来的青稞啤酒，多少安慰了埃利亚特经年不见拉萨的感情。年轻的男女博巴（藏人）表演的那种风情歌舞，则让帝都越来越多的“西藏粉丝”虚构起东方主义的想象，我记得埃利亚特与我谈到过这点。

这以后，好像我们的见面常常与吃有关，去了北京不少餐馆：图伯特风味的餐馆、印度风味的餐馆、墨西哥风味的餐馆。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中国餐馆——辣得过瘾的火锅店，等等。其实不只是吃喝。我们还去过书店、美术馆，还去过圆明园、国子监、南锣鼓巷、宋庄，有两次差点中暑（似乎他来北京的时间常常是在盛夏）。

我们还看过歌剧。有一次，埃利亚特（鉴于他的长相越来越像列宁，我有时会称他是“列宁同志”）请我在国家大剧院（被人们戏谑为“巨蛋”）观看了歌剧《卡门》，他是那种几乎对所有的古典歌剧都烂熟于心的人，穿一身白色的麻质西装，一边轻声哼着一边微微打着拍子。有一次，是我和好友的生日，但当天在国家大剧院只有来自朝鲜歌剧院的歌剧《卖花姑娘》，这是我小时候饱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革命文艺经典，王力雄便请埃利亚特与我和好友度过了一个“忆苦思甜”的生日，当晚北京暴雨成灾，似乎比朝鲜的眼泪还多。

3、

我爱开玩笑叫埃利亚特“格啦”，你知道，这是拉萨敬语，先生的意思。

有一次，我们去承德参观满清皇帝给他的佛法上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的行宫（俗称“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在埃利亚特漫不经意的指点下，我写的有关承德的文章也显得有些水准了。

其实那一路的所见所闻很有趣，我们遇见所谓的“西藏师傅”行骗，给排着队的男女游客每人一盏需付钱的蜡烛灯，埃利亚特就用博盖彬彬有礼地向他问话，让假扮博巴的骗子很是慌乱。除了个人行骗，政府也在行骗，重新叙述被政治篡改的历史。比如，把十八世纪末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东迁渲染成“回到祖国怀抱”，且有专门的展览和崭新的浮雕。埃利亚特拍了照片发给一位蒙古学家，得到幽默的回复：看来在承德发现了很重要的新资料。 

再讲一个可笑的细节，当然也是埃利亚特发现的。“小布达拉宫”有道“五塔门”，城门上矗立着五座色彩各异的佛塔，符合佛教的解释应该是以此代表中央、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五方佛，可是立在门前的牌子上写的中英文解说错误百出，不但将五座塔说成是代表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如黄塔代表“黄教”即格鲁派，黑塔代表“黑教”即“笨波派”，而且这个“笨”是中文“笨蛋”的“笨”，于是英文解说依照中文翻译为Stupid，于是原本在正确的解释中并不存在的苯教便写成了the stupid wave sends。

4、

作为中国政府讨厌的异见人士，我和王力雄经常会被限制自由，遭到软禁。我被限制更多，体现在王力雄可以得到护照（但有时候连护照、签证都没用，国家安全警察可以在你临上飞机之前，宣布你的旅行作废），而我从来得不到护照。我们都认为这与我们的民族身份不同有关。

有一段时间，危险似乎已经迫在眉睫，我真的不知道侥幸躲过的成分会有多少，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于是，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博盖和汉语各说一遍：“不错！”

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他们后来消失于另一个世界，被送往流放地、集中营和地狱……”是的，我说的是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们的挚友，维吾尔学者，于2014年1月15日当着两个幼子的面，被几十个警察野蛮地从北京家中带往乌鲁木齐囚禁，至今未获自由。而在他被消失的七天前，我和王力雄还与他在民大附近的维吾尔餐厅见面，还去他家见到了他瘦弱的妻子和多病的母亲。

在他被消失的两年前，同样是在这家维吾尔餐厅，埃利亚特与伊力哈木一见如故，在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中，这种真诚与信任显露无遗。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说埃利亚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只是因为他安排伊力哈木去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当伊力哈木赴行时却在北京机场被扣留，使得18岁的菊尔心惶惶地独自远去美国，但并未在后来的日子遭遇困厄，原因是她一直被父亲托付的这位友人照顾着。

实际上不只是对朋友才会付出关切，不是这样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段话：“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 Elliot Sperling ，尽管他的研究在于西藏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西藏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并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存亡图的斗争事业。”而这种种行动，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在此仅举两个事例：去年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并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另一件事是中国独立电影人王我摄制的纪录片《对话》于今年3月完成，这是一部有关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民族问题的纪录片，其中有尊者达赖喇嘛与几位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进行对话，以及主持这一对话的王力雄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埃利亚特不但帮助修订全片的英文字幕，并在印第安纳大学最先放映。

5、

有一次，埃利亚特的女儿蔻琳也来北京了。他的女儿才是真正的美人呢，相信见者都会有惊若天人的感觉。埃利亚特就会面露得意，用博盖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就会做出怀疑的表情，小小地打击一下列宁同志。

其实埃利亚特年轻时的嬉皮士风采还是很帅气的，尽管如今从外表上看，嬉皮士显然已经成功转型为学者形象，但我觉得他是嬉皮入骨。不然，他不会在前年的一个酷夏之夜，与我和两个博巴在墨西哥风味的饭馆喝得大醉，抱头痛哭。王力雄听说后笑叹史伯岭可真是个老嬉皮，居然跟年龄跨度不一的你们喝酒还喝醉。

我很喜欢他的女儿，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还因为1995年春天，埃利亚特携七岁的蔻琳去拉萨（他总共去过八次，最近一次是2004年去的），他教了女儿一句博盖：“博格达波博弥应”（图伯特的主人是藏人）。于是，无论是去拜访主人早已流亡数十年的布达拉宫，还是去凭吊文革被毁成大片废墟的甘丹寺，长得像天使一样的女儿会对遇见的僧人，或者朝圣的老人和妇女，用清脆的声音、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轻喊“博格达波博弥应”，博巴们无不惊讶、感动甚至流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也差点哭了。

6、

原本以为我们在这个夏天又能见面的。我提前从亚马逊网购了两本中文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这是送给嗜书若命的埃利亚特的礼物。还打算这次要带他去另一家藏餐馆品尝具有图伯特风味的美食。

6月间，我和王力雄在南蒙古旅行时，听埃利亚特说他顺利拿到了签证，这还真是出乎意外，毕竟有太多的藏学家、汉学家、新疆学家等等国际学者，因为不同于中国政府的观点而遭到排斥，不予签证。也许埃利亚特·史伯岭是统战对象？

但显然不是。而是一个类似于猫玩老鼠的游戏。7月5日下午，当埃利亚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还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当我第二天在Skype上见到他时，他已安坐在他纽约家中，似乎就没动弹过，这让我感觉魔幻。

不提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仅机票和签证费共损失近两千美元，这难道是中国政府故意折腾他吗？伊利亚特倒是很幽默，把被打上醒目黑叉的签证照片发给我说：“热烈恭贺史伯岭获得中共授予外国人的人权奖！”

我自是忿忿不平，当即将这一事件在推特和博客上做了曝露，引起了诸多媒体的重视。纽约时报采访了伊利亚特，引述了他的话：“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拒绝入境。我认为，这明显与伊力哈木有关。中国试图压制那些声援伊力哈木的人，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是孤立他们。”而对于是否还能去中国，伊利亚特说“我不会为了获得签证而遵从专制规则。”——看看，埃利亚特·史伯岭绝不是列宁同志啊。

王力雄转过头来对我说：“看来你俩往后只能在Skype上见面了。”

2014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