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另一个西藏

（上图：德里的西藏难民村。）

（上图：Boudhanath的西藏难民村。）

（上图：达兰萨拉，讲座散场。）

（上图：达兰萨拉，讲座散场。）

Doubt is very important. Without skeptical attitude or doubt,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o bring investigation. Without investigation, you cannot see the reality.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怀疑很重要。没有怀疑，就没有可能调查。没有调查，你就看不到真实。——达赖喇嘛尊者）

　　一

　　我在四川成都出生长大。成都是中国通往西藏的一大门户，也是川藏公路的起点。但是，除了四川的阿坝和甘孜，我至今没去过真正意义上的西藏。Melvyn C. Goldstein那本精简而又冷静的《雪山狮子和龙》（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告诉我，西藏分为政治西藏（Political Tibet）和人种志西藏（Ethnographic Tibet）（注一）。所以，我去过的四川藏区，只能算是人种志西藏。
　　从小到大（直到我读高中），我时常听到周围的中国人把西藏人叫做“藏蛮子”。蛮子，代表野蛮，落后，愚昧，迷信，未开化，肮脏，贫穷（虽然我们这些文明的中国人那时也穷，但是“藏蛮子”更穷）。我也跟着这么叫。一九七零年代，我读小学，学校组织学生去西南民族学院，看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展览：头盖骨做成的酒杯或碗盏（我后来知道这是祭器），挂在墙上的人皮（我后来知道这也是用于祭祀），挖眼睛、剜膝盖骨和抽脚筋的刑具（旧西藏确有酷刑，但我后来知道，中国的凌迟更是登峰造极）。这个展览告诉你：旧西藏是一个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社会，一小撮反动的奴隶主和僧侣骑在广大农奴头上作威作福，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从农奴社会一跃迈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除了歧视，中国人对“藏蛮子”也有几分惧怕。四川靠近西藏，省内又有藏区，成都时常可以看到西藏人。我身边的大人常常吓我，不要招惹“藏蛮子”，他们有刀，动不动就会割掉你的耳朵，把你的手砍断（注二）。走在街上，看到佩刀的“藏蛮子”（很多藏人大概来自康巴，那时还喜欢随身别上一把装饰精美的藏刀），我总是有点害怕。我也害怕跟他们靠得太近，惹上一身跳蚤（大人也说，除了出生那阵洗过一次，“藏蛮子”从不洗澡）。但在学校，逢年过节的文艺表演，总有几个汉族女生化上浓妆，穿上艳丽的藏族服装，甩着长袖，跳上一曲“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
　　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
　　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 巴扎嘿
　　这个舞蹈，这首伪民歌，除了表示“民族大团结”和“翻身喜悦”，跟我在街上看到的“藏蛮子”毫无共同之处。
　　现在回想，当年的我，不仅从不怀疑我在学校（初中和高中）学到的虚假历史（包括有关西藏的历史），也从不觉得看低西藏人有何不妥。我的父亲毕业于一九五零年代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个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后来教我的有些历史名词，譬如“五胡乱华”，他后来常常强调的有些道德观，譬如跟外国人打交道“要不卑不亢不失民族尊严”，我也从不细究。中国人扭曲的天朝心理，尤其近代以来，不论是对“西夷”还是周边“蛮夷”，不单限于满清王朝、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它已溶入无数普通人的血液，借助于耳濡目染和洗脑灌输。这是另一形式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它的傲慢来自无知。
　　关于西藏，我的觉醒来得很迟。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的示威蔓延到成都。我那时二十来岁，在省级国宾馆工作。我的“单位”严禁员工参与和围观“动乱”，但是每天下班，我都从西郊踩单车，到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看着一队队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绝食、游行、呼口号或演讲；我也登上毛泽东塑像下面的观礼台，读着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或小字报。我很兴奋。一九八零年代后期相对自由的报刊书籍，还有每天偷偷收听的BBC和美国之音中文广播，让我对这个国家的真正历史和现状有了初步认识。就像广场上不少人，我一开始也很乐观，觉得共产党政权就要崩溃，中国人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
　　我在广场认识了一个三十来岁的波兰裔美国人，他在成都中医学院学习。我俩第二次见面，仍在人潮涌涌的广场。我用蹩脚英语给他翻译市民谈话：中国需要民主自由，官倒腐败怎么可恶……随后，我俩站在四川新华书店楼前的人行道上，继续望着嘉年华一般的示威人群。一个穿着绛红僧袍的西藏僧人，大概五十多岁，也来站在我们身旁观望。周围都是衬衫、长裤和连衣裙，这个西藏僧人很孤独很另类。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的美国朋友仿佛早有准备，从衣袋掏出一张折成方形的光亮薄纸（显然来自中国人很少见到的英文杂志），把它递给僧人。僧人打开薄纸，上面有一小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照片。僧人把这张纸放进胸前衣袋，合掌向美国人道谢，转身消失在人群之中。
　　早于六月四日北京的“反革命暴乱”，这一年的三月五日，拉萨也有要求独立的“骚乱”。但是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并不特别关心，或者无动于衷。那位波兰裔美国人的举动（他用这一举动来表示对西藏人的同情和支持），虽然让我第一次看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崇，然而西藏距我仍很遥远。
　　过了两年多，我第一次走出红色中国，去了澳门工作。这个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虽无民主，却有资讯自由。在澳门前后五年，我如饥似渴浏览在中国看不到的报刊书籍，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活得像一个人。我终于知道了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几乎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去澳门市政厅前地，站在小众的烛光晚会旁，默默纪念。后来，我买了一本台湾出的中文版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注三），第一次知道了一九五零年代以来西藏发生的一切，第一次知道西藏不是一个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社会（当然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香格里拉），也第一次明白，宣扬慈悲和非暴力抗争的达赖喇嘛，为什么可以获得一九八九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随后十多年，多半限于书面，我对西藏的了解渐渐增多。尽管怀疑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些宣称，譬如中国统治西藏期间，大约一百二十万藏人死于非命（这一数据也有西方学者质疑），中国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但我并不怀疑西藏人在道义上的正确：一九五零年中国侵略西藏之前，西藏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内政外交都由拉萨政府负责。中国对西藏文化、宗教和社会的野蛮破坏，中国在西藏恶劣的人权记录，西藏人（包括流亡藏人）在一九五零年以后的苦难，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西藏仍很遥远。从澳门回到中国，我发现西藏不仅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也是一个多数中国人没有兴趣讨论的话题（除了谈论西藏的自然和人文“奇观”），不论文化人还是普通人。几乎没人觉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几乎没人认真想过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也几乎没人反思中国人对西藏人的诸多偏见，更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和同情西藏人的苦难。讽刺的是，当中国在新世纪“和平崛起”，十多亿中国人变成物质主义的“亲们”，消费西藏却渐渐时髦。在我今年初夏去过的甘孜藏区塔公乡，相对富裕的中国游客俨然主人，对着草原兴高采烈，专程赶来的中国新人穿着西式礼服，靠着寺院的转经筒，拍着“异域风情”的婚纱照。就像很多年前中国学校的汉族女生身穿藏族服装跳起“北京的金山上”，这跟西藏毫无关系。
　　我至今尚未鼓足勇气，前往本文开头提到的政治西藏，因为身为中国人，我深感羞耻。我不想跟那些腰包鼓涨手握狗仔队相机的中国观光客一样，把西藏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也不愿像那些逃避现实的中国失意者，把西藏视为一个纯净无尘的香格里拉。因为我知道，从书上，从我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遇到的外国旅行者口中，拉萨已经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正如三次到过拉萨的印裔美国作家Pico Iyer在《大路》（The Open Road）一书中所写：“二十一世纪伊始，当我第三次去到西藏，我甚至认不出我来过两次的这个国家。在首都很多地方，你看不到布达拉宫，宽敞洁净的大道穿过蓝色玻璃的购物中心和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小小的藏人区还在，很多灰扑扑的小巷和矮房，现在称为‘旧城’，仿佛它已成为一个纪念早已消失的本土族群诸多稀奇的历史区域。”就像从前的中国早已不存，从前的西藏也在迅速消失。
　　于是，今年七月，从甘孜藏区的塔公乡回来不久，我去了印度和尼泊尔，那里不仅是西藏人信奉的佛教之发源地，也是十多万西藏难民的临时居所，更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每年，不少西藏人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翻雪山越国境，有的把孩子送到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难民学校读书，有的则想见到他们的精神领袖。不是所有西藏人都能如愿以偿。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几个欧美登山者偶然拍下令人难忘的一幕：中国边防军人向远方一列即将穿越国境的七十多名西藏人开枪，十七岁的尼姑格桑南措（Kelsang Namtso）中枪身亡。随同其他同伴躲进卡车车厢三天三夜，然后徒步十来天，格桑南措距离自由几步之遥，但她倒在雪地中。（注四）
　　我想看看另一个西藏。

　　二

　　我到德里北郊的西藏难民村那天午后，正逢印度的独立日假期。走出冷清的地铁站，这里跟市区明显有别，街边兜客的几个三轮车夫没有一个会讲英语。硬着头皮坐上一辆，车夫把我拉到一个贫民窟，大约五分钟车程。一片低矮砖房密密麻麻，露天肉档摆着刚刚屠宰和去毛的家禽，地上一滩血水，苍蝇飞来飞去。巷内都是印度人，屋顶也是人，大人小孩在放风筝（翌日我从报上得知，独立日放风筝，是德里市民一大习俗）。从巷口走到巷尾，又从巷尾走到巷口，没人听得明白我想去的地方。我终于碰到一对老年的西藏夫妇。老太太会讲英语，一听我去“小拉萨”，带我穿过另外两条小巷，大街对面，又是一片低矮砖房。一座老旧的行人天桥横跨大街，桥上挂满风吹雨打已经褪色的经幡，几面鲜艳的雪山狮子旗迎风飘扬。“对面就是西藏难民村。”西藏老太太说。
　　除了雪山狮子旗，除了几乎每家商店、书店、客栈、网吧、咖啡馆和餐馆悬挂的达赖喇嘛像，除了玻璃橱窗的Free Tibet和Save Tibet一类贴纸，除了看不到持枪的中国特警和叼着香烟的中国城管，除了一座小小的西藏寺庙，德里的“小拉萨”跟我在成都爱逛的“小拉萨”没有太大不同。巷道很窄，砖房比对街的印度贫民窟好不了多少，然而相对整洁。身穿绛红僧袍的西藏僧侣随处可见。巷内墙上，贴着关于西藏的各类英文或藏文广告：音乐会，灵修课，文化或政治讲座。小路叉口的摊档，摆满英文、藏文和简体中文标题的盗版CD和DVD（柬埔寨的生意人把红色高棉当成卖点，西藏和达赖喇嘛也是“小拉萨”的卖点）。走进一家书店，翻着英文、藏文甚至简体中文的各类书籍，我想起成都的“小拉萨”几家藏文书店。这里当然没有《四川党建》的藏文版，没有红军时代的朱德怎样结交藏族头人的藏文小册子。自由，是这里跟中国或“中国西藏”最大的不同。
　　我不想陷入另一极端，但我必须说，凭借这几年的粗浅感受，西藏人给我的总体印象远远好过中国人。西藏人更容易对陌生人微笑（哪怕出于礼貌），也更容易跟陌生人交谈。我在甘孜藏区塔公乡去过的藏餐馆，除了西藏人和几个外国人，没有中国人进去，然而远比镇上几家中餐馆干净和实在，藏族女主人也很有礼貌。当我在草原迷路，一个中年的藏族牧民主动问我要去哪里，并用摩托车顺道把我载回镇上，坚决不收我的钱。“可以不要钱的。”他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我。他的身上的确有股味道；他是牧民，难道你要他每天洗一次澡，然后喷上CK香水？有一年，我从成都坐夜班火车到云南，半夜临时停车，对面也停了一列火车。一个十来岁的西藏僧人隔着车窗向我招手。我掏出Kindle，给他看达赖喇嘛的大幅照片，他看明白了，合掌，微笑，挥手。在成都的“小拉萨”一家藏餐馆，我跟三位僧人搭台（餐馆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活佛，一个寺庙堪布（abbot）。我们很自然就聊起天来，虽然我提到达赖喇嘛让他们有点意外和紧张（我能理解藏人对汉人的戒备）。年轻的堪布曾在中国佛学院和北京大学进修，能讲中国话和英语。他用英语问我信不信karma，我说我现在有点信了，我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在德里的“小拉萨”一间家庭式的西藏餐馆吃了午饭：一碟素食炒饭，一杯酥油茶。餐馆门口的小桌就像一个杂货摊，摆着中国产的酱油、辣酱、午餐肉罐头和袋装烹饪调料（我也看到另一家摊档摆满中国制造图案俗艳的塑料或铁皮开水瓶）。中国统治西藏半个多世纪，西藏人，尤其一九五九年拉萨起义后流亡国外的藏人，他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多少有些中国化。中等个头的餐馆老板年纪跟我差不多，浓眉大眼，身躯厚实。洛桑原籍西藏山南，二十多年前逃来印度，学会讲英语，现在还是独身。我问他在老家可有亲人。有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的在政府做事。但他回不去，印度国籍也很难拿到，他是没有国籍和护照的难民，前几年只跟父母在尼泊尔见过一面。洛桑还有一个兄弟，后也逃出西藏。“他是high lama，现在美国。”
　　我正吃饭，洛桑又回客厅，手里拿着两面绸缎旗帜：印度国旗和西藏国旗。“今天是印度国庆。”洛桑一边说，一边把印度和西藏国旗打斜，用图钉一左一右钉在墙上。
　　“印度是我的第二祖国。”洛桑说，很真诚。
　　“这是西藏国旗。”我指着雪山狮子旗，故意这么讲。
　　“对。这在西藏是不允许的。”他笑道。
　　我很少主动找人合影，但是我请洛桑跟我一起，站在前厅的达赖喇嘛像前合影留念。我俩靠得很近，相互搂着后背。这个渴望自由的西藏人，二十多年前逃来印度（我不好追问他的逃亡过程和随后经历，但我相信并非一帆风顺），至今没有国籍和护照，但他仍把印度当成自己的第二祖国。二十多年前，我也第一次走出红色中国，但我至今无法找到可以栖身的第二祖国，我只能在内心流亡。
　　大概半个月后，我到了加德满都。尼泊尔不仅有一万五到两万名西藏难民，也是大多数逃亡西藏人的第一个落脚点。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尼泊尔政府承认“非法越境”的西藏人为难民，并给他们登记。一九八九年，尼泊尔跟中国修好，当时的国王不再让西藏难民在尼泊尔永久居留。但是，根据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UNHCR）和尼泊尔政府的非正式“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尼国政府继续允许西藏难民把尼泊尔当成前往印度的“安全通道”。（注五）
　　如同印度，加德满都也让人爱恨交加：它的嘈杂，它的污染，它的混乱，它的贫穷，它的中世纪一般的神庙、宫殿、街巷和节庆，它的友善，它对国际背包客和观光客的迎合……我吃惊于加德满都有着亚洲最好的英文独立书店（而且不只一家），我也吃惊于加德满都各大“景点”和外国人居多的商业区几乎变成中国的半个殖民地。尼泊尔的店员和小贩在街头用简单中文跟你套着近乎，中文店招和中文标签随处可见，恶俗中文跟随中国“亲们”大肆入侵（神马，浮云，妹纸，童鞋，闺蜜，亲，萌，囧……）。在王宫庭院，一个中国“亲”给几个尼泊尔女学生拍完照，然后用普通话问对方：“你有微信吗？微信。我把照片发给你。”这位“亲”大概觉得全世界都应该用微信。在游客集中的Thamel，一对中国“亲”很努力，用普通话告诉的士司机想去哪里，可惜对方一头雾水。在一家餐馆，一个胖乎乎的中国“亲”瞄了两眼侍者递过来的菜谱，也用普通话抱怨：“没有中文菜谱。”
　　不管你喜不喜欢，西藏难民和中国“亲们”，两者的人权都应尊重，可是两者又像毫不搭界。然而，对比以下两个数据，也许很有意思，不仅见出微妙关联，借用流行词语，也能“彰显”现实政治的残酷。今年九月九日的《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有篇文章“Ni Hao Nepal”（你好，尼泊尔），根据尼泊尔旅游部统计，去年共有八万九千多名中国游客到尼泊尔观光，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了二零二零年，预计会有将近四十万中国游客来尼泊尔，这当然商机无限，财源滚滚。再看另一数据。今年三月，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公布了一份长篇报告《在中国的阴影下：尼泊尔虐待西藏难民》（Under China’s Shadow: Mistreatment of Tibetans in Nepal）。这份报告指出，二零零八年拉萨示威之后，随着中尼两国加强边境“合作”，每年有幸来到尼泊尔（或是经由“安全通道”前往印度）的西藏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从二零零八年之前的每年平均两千二百人，到二零零九和二零一二年的不足一千人，再到去年的一百七十一人。
　　然而，当我终于受不了加德满都的污染、噪音和游客区的商业化（包括中国化），当我来到远郊的Bodhnath，住进一间西藏寺院开办的简朴客栈，我还没读到“人权观察”这份报告，还不知道尼泊尔当局近年来屈从于中国压力，违反国际惯例和前面提到的“君子协定”，强行拦截和遣返偷越国境的西藏难民，限制和监控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Bodhnath是西藏难民在尼泊尔一大聚居地，也有不少藏传佛教的寺庙。白天，成群结队的外国观光客从市区来到这里，观赏那尊历史悠久的大型佛塔，钻进佛塔周围的游客商店购物。黄昏，观光客回到市区享乐，这里却是另一光景。西藏难民和僧侣围着佛塔转圈。很多人坐在佛塔下面一处空地集体颂经，要么五体投地不停跪拜。有的西藏老太太手拿尖嘴油壶，一边转圈，一边给佛塔周围的小小转经轮加油。也有中年的西藏妇人拎着小桶，边走边给寄居佛塔的十来条野狗喂食。布施，惜生，慈善，积德，祈福，这是大多数西藏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跟拼命发展、拼命致富和拼命消费天壤之别。
　　悖论的是，在这个到处都是不公、歧视、迫害和暴力的世界，在这个崇拜贪婪、成功、名望和财富的人间，靠近居于弱势的西藏难民，再度让我内心安宁。每天黄昏，我跟着西藏难民绕着佛塔转圈，凝视佛塔周围一盏盏酥油灯。每天午夜和凌晨，我听着寺庙钟鼓和僧侣诵经入睡和醒来。我读完两本佛陀传记，Karen Armstrong的Buddha，Vishvapani Blomfield的Gautama Buddha。我也认真想了想自己的精神生活。虽然我仍无宗教信仰，也不喜欢繁琐的宗教仪式，但我发现，佛教让我亲近，因为总的说来，它很现代，很平等，也很理性。它没有一个让我难以接受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它让你明白，只要努力，人人都可真正解脱。四圣谛，八正道，皈依三宝，也许我现在依然不可能照单全收，但是身体力行佛陀传下来的中道（the middle way）：训练内心，时刻警觉，克服私心、贪婪、仇恨和无知，不再执着，摒弃自我（egotism）……现在开始并不算晚。
　　在Bodhnath，我差不多每天都去Khawa Karpo（卡瓦噶博，亦即梅里雪山）那里吃一碗辣味汤面。这家面馆起了一个很有印度或尼泊尔风味的店名：Khawa Karpo Tasty Noodle Factory。店堂很小，门口悬着藏式门帘，只有本地人和西藏难民光顾，没空调，也没怎么装修，正中梁柱挂着达赖喇嘛像和前些年逃出西藏的十七世噶玛巴像，墙上贴着英超和西甲球队的合影，一台残旧的小电视播着印度的板球赛，的确也像一家简陋的面条作坊：店堂后方摆了一台铁制切面机，黑乎乎，仿佛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拷问异端的恐怖刑具。
　　thugpa，这是面条一词的藏语发音。Khawa Karpo的thugpa很棒，批发兼零售，然而有点中藏混血。我坐在陈旧的长沙发上，看着三十来岁的西藏老板煮面，看他用中国产的建华香油和酱油对调料，看他用一对又粗又黑的大木筷挑面。一问，他果然来自四川的甘孜藏区，十七年前逃到印度。身材粗壮，像个农民，他来尼泊尔仅仅一年，之前都在印度。德里太热了，太脏了，他用英语告诉我。他讲不了中文，但是会讲百分之七十的印地语，百分之四十的尼泊尔话，还有一点点英语。我给他看我在甘孜拍的照片。“Nice。回不去了。”他叹道。就像我在德里“小拉萨”见到的洛桑，他也独身，至今也没国籍和护照。
　　“尼泊尔入籍要给钱。”他用拇指捻着食指，比着给官员上供的可怜状，然后瘪瘪嘴。“没钱。”
　　“你喜欢足球？”我望着墙上那些大牌球星照。
　　“尼泊尔老停电，看球也看不舒服。”他抱怨道，点了一支烟，继续盯着电视上的板球赛。
　　九月二日，我到Bodhnath第三天，一大早，通往佛塔的大小路口站着身穿蓝色迷彩服的尼泊尔男女警察，有的拿着警棍盾牌，有的端着枪。铁马挡道，所有行人，除了西方人和尼泊尔人，都要开包检查，出示身份证或护照。走进佛塔周围的人行道，商店门口和佛塔四周也有不少警察，如临大敌，然而西藏难民安之若素继续转圈。走回路口咖啡店（我每天早晨在那里喝杯咖啡），我跟尼泊尔中年老板娘说起刚才也被警察开包检查，她说：“警察显然把你当成西藏人。”我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她支支吾吾。
　　回到客栈，每天坐在接待室的西藏老先生，正在读一本英文的coffee table book。老先生是一九五九年拉萨起义后流亡国外的第一代西藏人。他很矜持，甚至高贵，一口不紧不慢的英语，胸口别了一枚达赖喇嘛的金属像章。“今天是西藏的民主日。尼泊尔政府不准西藏人纪念。”老先生告诉我。
　　“达兰萨拉可以纪念吗？”我问。
　　“可以。西藏起义日，达赖喇嘛的生日，这些节日，尼泊尔的西藏人都不得公开纪念。”老先生有些愤懑。“印度政府很强势，不像尼泊尔政府跟在中国政府的后面。”
　　这番话，也让我第一次留意，不同于德里的“小拉萨”，我在Bodhnath看不到雪山狮子旗和Free Tibet一类标语。根据上面提到的“人权观察”报告，二零零八年后，西藏难民在尼泊尔的处境愈加艰难。每逢关于西藏的“敏感”日子，或有中国要人到访，尼泊尔军警都在西藏难民集中的地区戒备，或是短暂拘留黑名单上的西藏活跃人士。西藏难民的集会自由受限，他们的入学、就业、经商和旅行也受当局刁难。最近几年，Bodhnath曾有三起流亡藏人的自焚事件。最新一起是在去年八月五日，一位曾是僧侣、刚刚逃来尼泊尔的西藏人在此自焚身亡。尼泊尔当局只允许藏人社团在室内悼念，不得悬挂政治标语和口号。
　　尼泊尔当局近年来对西藏难民的强硬立场，当然离不开中国有形无形的政治施压和经济诱惑。“人权观察”采访了一位曾经任职尼泊尔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自中国的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并不公开，但它实际存在。多年来，我目睹一名低级的中国官员怎样跟尼方高层接触。这完全不平等。尼泊尔没有能力抵抗这一压力。美国是国际社会唯一就此大声疾呼的国家。”“人权观察”也采访了一位匿名的南亚高级外交官：“所以，你看到中国大使馆的情报人员直接去到地区警察局，告诉他们要做什么。礼仪上这不允许，但就是这么做的。这是很粗鲁的行为，当地的尼泊尔警察很反感。但是他们无能为力——这种行为很容易就能吓唬他们。这很无礼，中国人会对着当地官员吼叫。”
　　整整两天，从早到夜，尼泊尔警察都在Bodhnath的佛塔周围戒备。可怜的西藏人，可敬的西藏人，继续绕着佛塔转圈，手握佛珠，默默念诵，跪拜，祈祷，转经，就像什么也没发生，就像不知道，除了同情和几声微弱的抗议，这个世界（尤其“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苦难早已漠然。第二天黄昏，佛塔前面有个盛大的宗教仪式，僧人坐在地上，击鼓吹号，念诵经文。信众和游人把一张张不同面额的钞票捐给寺院或僧人，把一包包炒米、饼干和糖果交给僧人放在圈内，垒成一个小堆。晚上大约八点，仪式结束。主事僧侣敬完庙内神祗，再把地上堆满的各类食物和部分钞票分给围观者，其中不少身为印度教徒的尼泊尔穷人，早已拎着塑料袋等在那里。然后，每晚拎着香炉晃来晃去的那位中年僧人走出寺庙，绕塔一圈，像是要用缕缕松香驱走看不见的妖魔。

　　三

　　读西藏现代史，你发现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的小算盘，怎样一步一步让西藏走向深渊。一九五零年中国入侵西藏前夕，印度，西藏的另一大近邻，并未施以援手。印度总理尼赫鲁很天真，觉得可以用印度在国际事务上对红色中国的诸多支持来劝说北京退兵。北京政权胁迫西藏人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之前，绝望的拉萨政府曾向联合国求助，然而印度、英国和美国反应消极，致使西藏问题被“国际社会”搁置。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起义前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才暗中支持西藏抵抗组织（CIA负责培训康巴游击队员并且提供少量军事援助）。印度虽然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请求，但是，不顾国内反对党和民间对西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尼赫鲁继续骑墙，不愿因为西藏而牺牲跟中国的“友好关系”，而且劝说西方国家不要支持达赖喇嘛。当西藏人再度向联合国求助，西方国家也各有小算盘，害怕西藏问题开了先例，让他们残余的殖民地也向“国际社会”要求民族自决。只有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之后，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态度才有了根本转变，最终鼓励达赖喇嘛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建都”印度西北喜玛拉雅山麓Himachal Pradesh的达兰萨拉。
　　就像幕府时代的日本和自认天朝的满清，西藏的悲剧，也跟西藏人置身世外的驼鸟心态不脱干系。十九世纪末叶，英国想就“国际贸易”事项跟拉萨政府接洽。英属印度总督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去函，然而后者连拆都不拆，就把这些信原封退回，最终导致英国总督派遣远征军直捣拉萨，迫使西藏人在一九零四年签下羞辱的英藏协约。从满清覆灭到一九五零年，西藏享受了一段难得的事实独立。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曾痛定思痛，着手改革与现代化，譬如成立新军，交给英印训练，加入国际邮政组织，聘请英国人主理江孜开办的英语学校。这些新政受到保守的贵族和僧侣阶层抵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把改革派降职，关闭英语学校。西藏再度把头埋进沙堆。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东部的昌都，一名西藏官员用无线电跟拉萨政府联络，但是对方回复，高官正在野餐，不得搅扰。“去你妈的野餐！”这是拉萨和昌都最后一次通话。
　　西藏从此“回到祖国怀抱”。一九七零年代，尼克松和北京握手言欢，美国不再援助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也不再谈及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要到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世界或“国际社会”，才会再度广泛关注、同情和支持西藏（依然限于道义和人道援助）。然而，不论“中国西藏”还是流亡西藏，都已今非昔比。前者遭受的苦难和继续遭受的压制让世人不安，后者也已脱胎换骨。西藏流亡政府制定了民主宪法，流亡藏人有了民主选举，达赖喇嘛则成为“国际明星”和国际畅销书作家，不再像初访美国时对着听众大谈艰深佛法，而是弘扬普世道德观。他公开说自己不是活佛（因为他看错滥杀无辜的奥姆真理教），他要西方信众不必信佛，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宗教，他还说信不信教也不重要（“寺庙并不需要，也不需要复杂哲学。你的内心就是寺庙”），他甚至声称，就连达赖喇嘛将来也可投票选出。当然，他的最大让步或妥协，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声明，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但是要求真正自治。
　　这一主张来自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现实主义的考量，但是并非所有西藏人都能接受（本文前面提到的印裔美国作家Pico Iyer，就在书中写到激烈批评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习惯操控一切的北京，就连弹丸之地的香港选举都要动手动脚，更不可能让西藏人真正自治。尽管上个世纪末叶，尤其胡耀邦时期，北京对西藏的政策一度宽松，但是强硬路线渐趋上风。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也让北京不再理会“国际社会”的批评。即使身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国内地”，点开中国西藏新闻网的“西藏各地庆祝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5周年”专题报道，读着以下这类文字：“55年前，西藏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民主改革，取得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进步。”“让广大群众认清十四世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西藏各族人民安定幸福生活的反动本质，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自觉行动起来，筑牢维护稳定的坚强防线。”——我的感觉也像时光倒流，仿佛回到文革前后的中国。
　　不同于中国政府的宣传，近年来，国际传媒和西藏流亡政府关于西藏的诸多报道和声明，尤其不断增加的藏人自焚，几乎都让人沮丧甚至难过。达兰萨拉去年一月公布的一份白皮书《西藏为何燃烧》（Why Tibet is Burning…），引用了在“中国西藏”的藏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之间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最初十年（1950-60），我们没了土地。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没了政治权力。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没了文化。第四个十年（1980-90），我们没了经济。”这份白皮书把这几年的藏人自焚归咎于中国在西藏的“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边缘化、社会歧视和环境破坏”。中国政府则把“幕后黑手”定为“分裂祖国的达赖集团”。因为从未踏足政治西藏，对人种志西藏认识也很肤浅，我不敢完全认定任何一方的指责，但我能够感到不少西藏人（包括流亡藏人）的沮丧、焦虑和绝望。借用克林顿当年访问中国所说，西藏人也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但是达赖喇嘛日渐老迈，“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无实效，北京的强硬立场并未因为藏人抗争而有软化，真正的西藏（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也在迅速改变（我在甘孜遇到一位在成都学藏语的芬兰女子，她告诉我，当代藏语跟传统藏语有不少差异）。时间，似乎并未站在西藏人的一方。
　　然而有一点尚未改变，无论北京在经济上对“中国西藏”如何慷慨，无论达赖喇嘛不求独立只求自治的“中间道路”怎样引起藏人争议，大多数西藏人依然把达赖喇嘛视为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强迫西藏人谴责达赖喇嘛，也许等于强迫天主教徒辱骂教宗）（注六）。在相对宽松的四川甘孜藏区，我去过的那家藏餐馆，“公然”挂着达赖喇嘛的大幅照片，寺院佛坛也供着达赖喇嘛像。在加德满都的Bodhnath，一个英俊的年轻藏人，每天都在佛塔下方虔诚跪拜。在成都的“小拉萨”，两个年轻的西藏僧人坐在街边乞讨，然而方式独特：他们摇头晃脑狂诵经文。没有任何信仰的大多数中国“亲们”，或许可用金钱收买和软化，可以沉迷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笃信佛教的西藏人却很难用物质主义同化，并非后者不希望离苦得乐，而是西藏人和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就像油和水，你无法把它们掺在一起，哪怕你觉得自己的动机无比高尚。

　　四

　　跟达赖喇嘛相识三十多年的作家Pico Iyer写道，他在达兰萨拉目睹的最感人一幕，是在一九八八年西藏新年，达赖喇嘛接见刚刚到来的几十个西藏人。这些衣衫褴褛的藏人，冒险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跟达赖喇嘛见上几分钟，有的人还得回去，再也不会来印度。“达赖喇嘛进到房间时，整个地方像在啜泣颤抖。转瞬之间，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在哭泣，抽搐，对于其中有些人，也在释放内心积蓄了三十多年的所有情感（希望、恐惧、忧虑和解脱）。这人（达赖喇嘛）坐在他们面前，看着他们，眼神敏锐专注，在他面前的这些成年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达赖喇嘛后来告诉作家，尽管悲伤可以控制，但是，看到他们把所有希望寄托给他，看到他们遭受的痛苦，他也常常流泪。
　　虽然我有一本垃圾护照，不必像普通藏人那样历经艰苦，从德里到达兰萨拉，还是得坐整整一夜汽车。黄昏，我们离开德里市区，一直在平原疾驶。午夜过后，空气潮润，在一个加油站最后休整十来分钟，汽车渐渐爬上弯曲山路，我跟车上的印度人、西藏人、以色列人、美国人和欧洲人一起渐入梦乡。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遍山松林，薄雾游走。我们停在山腰一处空地，印度的吉普车、三轮摩托和的士司机高声兜着生意。一条灰扑扑的狭窄柏油路弯向几步之遥的上方小镇。时辰尚早，叉路口的各类商店还没开门，只有几个卖早点（西藏momo，类似中国蒸饺）的小贩和探头探脑的西方旅人。达兰萨拉。僧人帕登嘉措（Palden Gyatso）在“中国西藏”蹲过三十一年监狱，他的回忆录《雪中火焰》（Fire Under the Snow）这样写道：“在狱中，我们低声念着达兰萨拉的名字，生出敬畏。”但是乍眼一看，除了路口一家Pizza Hut和德里这类大城才有的咖啡连锁店Coffee Day，达兰萨拉跟印度的偏远小镇没有太大区别。
　　一身疲惫，我在镇上几条狭窄的泥土路、石板路和沥青路上来来回回，不论当街还是背街，每家客栈爆满，尤其藏人开的旅店。一个身穿素淡chuba（藏人服装）、举止文雅的中年西藏女人见我无奈，把我带到一家印度人开的宾馆：只剩没窗户的憋闷房间。另一家印度人开的高档宾馆很多空房，但是价格奇高。我来得太巧：今天是达赖喇嘛三日佛法讲座的第一天。将近八点，达兰萨拉几条路上很快人潮涌涌，几乎朝着一个方向：Temple Road尽头的Tsuglhakhang寺院（达赖喇嘛的居所也在那里）。胸前戴着通行证的西藏人（僧侣，俗众）、西方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和香港人，拿着笔记本，拎着折叠软垫，手握可以收听同声传译的袖珍收音机。寺院门外，靠近Richard Gere捐赠的公共厕所，几个印度警察站着维持秩序，西藏和印度小贩卖着早点茶水，几个印度乞丐也已“开工”。从我下车，将近两个小时过去，讲座早已开始，我总算住进一家陈旧的印度客栈。
　　草草安顿，我很快出门，又到Tsuglhakhang。还在门外，我就听到喇叭传来达赖喇嘛的浑厚嗓音，回荡山谷；他正用藏语说法。登上寺庙旁边的二楼，几十个西藏人在办讲座的通行证。还好，外国人和西藏人分别办理。挤到桌前，填表，电脑照相，出示护照（我很担心也很尴尬我的PRC护照），奉上十卢比工本费（大约等于一块人民币），我顺利拿到通信证。回到会场门口，通过印度警察和西藏流亡政府安全人员的开包检查和搜身（不得携带任何摄影器材、易燃物品和刀具），我终于入内。
　　Tsuglhakhang，藏语又叫Jokhang，亦即大昭寺。这是拉萨大昭寺的“流亡版”，但它外表现代，就像一座中型体育馆，几根钢架撑着巨幅白色帆布，悬出寺院前方。台阶下方的林间空地，背对达赖喇嘛的两层居所（就像一家中档旅馆），各国听众席地而坐，对着几幅液晶屏幕。我步上殿堂，地上也坐满听众：除了西藏人和零散的外国人，日本、台湾、韩国、泰国和葡萄牙的信众比邻而坐，负责传译的各国译员坐在前排忙碌。里里外外，估计三四千人。正中讲坛，高高在上，年近八旬，藏人心中大慈大悲的菩萨，北京眼里“披着僧袍的狼”，达赖喇嘛侃侃而谈，不时呵呵而笑。肩挂老式步枪的印度警察站在角落，并未阻止像我一样凑近的几个外国听众。我站在过道端详，距离达赖喇嘛不过二十来米；他偶尔也朝这边望望，似乎也在好奇，怎么会有闲人晃荡。随后，我走到讲坛后方，靠着围栏盘腿而坐，平心静气。
　　毫无准备（没有收听同声传译的收音机，也不知道讲座主题），我没久留，出去看了陈列简单的西藏博物馆（最有意思的展品，当数中国军警折磨藏人的电棒手铐一类器具，据说是从西藏偷偷带出）（注七）。大昭寺门内，斜对博物馆，还有一座海外华人捐赠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Tibetan National Martyrs’ Memorial）和自焚藏人雕塑，今年三月落成，有些粗糙。雕塑下方，一块藏英中对照的铭牌：燃烧的西藏（1998-2013），列出藏地自焚的一百二十二位藏人姓名（注八）。临街围墙，一侧挂着被中国当局软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照片（World’s Youngest Political Prisoner：Missing Since May 17, 1995），另一边则是立场激进的西藏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制作的宣传牌Sacrifice of Life for Tibet，都是自焚藏人照片，其中三十多位只有空白，世人连他们的相貌也不清楚。
　　达赖喇嘛的三日讲座（限于每天上午），是在讲解公元八世纪印度高僧寂天（Shantideva）的《入菩萨行》（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 of Life）。这本经典阐述菩萨道：宽容，道德训练，耐心，热忱，冥想和智慧。一九九三年，达赖喇嘛在美国讲经，专门论及该书第六章：愤怒，怎样毁灭人的一生德行。那次讲座结集成书：《治愈愤怒》（Healing Anger），我这两年读了两遍，受益太多。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当我买好袖珍收音机，跟在场几千人一道，望着达赖喇嘛走出大昭寺对面的居所，步上台阶，登上讲坛，同声传译的讲座却让我费解。坐在林间地上，我从英文换到中文，又从中文换到英文，依然难得要领（相对而言，中文传译太多“行话”，要比英文晦涩），虽然我知道他在讲“无我”“无常”，在讲他跟西方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切磋。《入菩萨行》我早有英译本，我后悔这几年没有认真读过。
　　愚昧如我，更有启发也许还是现场：当达赖喇嘛走过林间，一个面容姣好的白人女子，身穿素色chuba，就像所有西藏人一样，低眉，合掌，躬身。讲座刚刚开始，一个中年藏人，对着讲坛不停跪拜。一个中年西方女人，一边戴着耳机，一边核对《入菩萨行》的英译本。一个白人青年一直盘腿端坐，不时写着笔记。一个西藏老者，膝上摊开一叠没有装订的藏文传统经书，不时翻阅。几个沙弥拎着茶壶纸杯穿梭人群，不停给大家续着奶茶。两个年轻僧人拎着口袋，不停派发藏式烤饼。到处都有西藏男女，把早已买好的盒装牛奶放进僧人拎着的桶里，这是信众的利他奉献：你受益，但也付出，就像讲座开始前喇叭传出优美女声的英文吟诵（出自《入菩萨行》）：
　　For as long as space endures
　　And for as long as living beings remain,
　　Until then may I too abide
　　To dispel the misery in the world.
　　（只要宇宙继续
　　只要生命存在
　　我愿常驻
　　驱散世间痛苦）
　　海拔一千七百多米（仅为拉萨一半），达兰萨拉现有八万多西藏难民。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在此设立军营，一九零五年地震后，这里再度荒废。准确说来，西藏难民聚居的小镇名为McLeod Ganj，又叫上达兰萨拉（Upper Dharamsala），有别于相距不远海拔较低的印度小镇下达兰萨拉（Lower Dharamsala）。作家Pico Iyer写道，很多人觉得，一九六零年，尼赫鲁让达赖喇嘛定居McLeod Ganj，是想让西藏人远离外界视线，当然这只是猜测。但在印地语中，dharamsala，意为朝圣者的庇护所或旅舍。西藏人信奉的佛教来自印度。一九五九年，佛教在西藏面临灭顶之灾，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跟随达赖喇嘛逃出雪域，也许就像犹太人跟着摩西出埃及，又像孤立无援的朝圣者来到佛陀弘法的故土寻求庇佑。
　　因为达赖喇嘛和西藏难民，达兰萨拉的简陋街道和地处偏远只是表象。中午，讲座散场，镇上有了生气。各类商店都已开门：西藏人和印度人的工艺品店，杂货铺，小超市，洗衣店，餐馆，网吧，咖啡馆，多如牛毛的旅行社，水准不俗的几家小书店……这里既是另一个“小拉萨”，也是加德满都游客区的迷你版，但更自由，更政治，更有灵性，也更cosmopolitan，因为印度政府对西藏难民更多同情宽容，因为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不受禁锢真正延续。西藏流亡政府安全处，西藏青年大会和其它组织，难民学校，还有各类NGO，散布弯曲而又起伏的小街。你在达兰萨拉可以听到各国口音，见到各色人等：同情西藏的西方志愿者，忙着购物的台湾师奶，一身绛红迦裟的西方喇嘛和尼姑，呆得无聊的以色列女子，到此一游的印度客，对着寺庙壁雕大赞“都是金子”的四川老和尚，或许，还有隐姓埋名的中国间谍。
　　雨季已过。每天上午，达兰萨拉天清气朗，一到下午却又云蒸雾腾，气温骤降，不时细雨。第三天午后，听完最后一日讲座，我把袖珍收音机送给住处附近的西藏餐馆中年老板娘，我是那里“常客”，也在大昭寺会场见过她。“今天的讲座有点难。”她用英语说，接过收音机：“明年再来。”她知道我是中国人，但她很客气，就像明白我的尴尬身份，就像了解我在努力赎罪。
　　夜里，我站在街边，跟一个将近三十的西藏青年聊天。我俩相识很偶然，两个印度警察走进我住的客栈调查一起纠纷，我和西藏青年因此搭话，愈聊愈多（想到西藏人对中国人常有的戒备，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注九）。他是第三代难民，印度出生，拿到印度国籍，中学毕业，有个出家的弟弟。就像我在尼泊尔博卡拉远郊的西藏难民营遇到的那位西藏中学生，他也讲得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和熟练英语。他没工作，暂时这么闲着，因为工作不好找。他说有些印度警察很坏，常常刁难和敲诈西藏难民，哪怕你有合法身份。我问他有没回过西藏。没有，他从没回过西藏，他想等到西藏自由的那天回去。Free Tibet，他说，信心满满，但他并不主张暴力，他希望西藏人和平抗争，让西藏得到自由。
　　他也许看得到这一天。（注十）
　　
（2014年12月）

　　本文首发《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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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Goldstein引用了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英属印度政府驻拉萨代表Hugh Richardson的划分：“在‘政治’西藏，西藏政府的管治从早期延续到一九五一年。在这之外的北部和东部（藏语中的安多和康）……则是‘人种志’的延伸，曾为藏族独居，而且仍占多数。”
　　注二：Heinrich Harrer的回忆录《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写道，在旧西藏，小偷小摸要被公开鞭笞，拦路强盗则被砍手砍脚。
　　注三：必须说明，我现在对这本自传有所保留，正如西藏历史学者Tsering　Shakya的西藏现代史《龙在雪域》（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所写：“这些（自传）不能视为准确的历史叙述；它们是为了大众阅读和争取对西藏事业的支持而写。”
　　注四：相关始末，可上YouTube网站参看一部纪录片Tibet: Murder in the Snow。
　　注五：参见“人权观察”组织（http://www.hrw.org）二零一四年三月的报告：Under China’s Shadow: Mistreatment of Tibetans in Nepal。
　　注六：Melvyn C. Goldstein在《雪山狮子和龙》一书中写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应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三个代表团回西藏考察。在青海，代表团受到藏民狂热欢迎。北京很尴尬，担心代表团去到拉萨不知还会怎样。但是，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让北京放心，因为拉萨人民更有政治觉悟。代表团来拉萨前，拉萨市的居委会劝说“群众”应该礼貌待客，不要因为仇恨“旧社会”而向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扔石头吐口水。结果，拉萨“群众”对代表团的欢迎远远超过青海。成千上万的拉萨市民涌向代表团，很多人哭喊，跪拜，敬献哈达，争着触摸达赖喇嘛的兄弟，有的高喊“西藏独立”“汉人回家”的口号。
　　注七：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僧人帕登嘉措（Palden Gyatso）写道，逃出西藏前，他找人暗中搜集了这类二手的“警用器械”。上路时，除了衣物，他的包里还装着电棒、警棍、匕首和手铐。我看到的这些展品，也许就有帕登嘉措的“贡献”。
　　注八：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最新统计(tibet.net/factsheet-immolation-2011-2012)，从二零零九年二月至今，西藏内外共有一百三十二名藏人自焚，其中男性一百一十二名，女性二十名，人数最多的年份为二零一二年，共有八十五名。流亡政府去年一月公布的白皮书“Why Tibet is Burning…”表示：“我们继续呼吁，不要采取激烈行动，包括自焚，因为生命宝贵。”
　　注九：一九八零年代中期，英国人Catriona Bass曾在拉萨教书一年多，她的回忆录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 A Time in Tibet（我在加德满都的Pilgrims书店购得这本印度版的小书），站在第三者角度，对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有不少微妙观察，尤其她写到，个别相对开明的“援藏”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很敏感，想要了解西藏人及其文化，想要对方接受，面对的却是藏人的不断怀疑和拒绝”。
　　注十：本文刚刚定稿，我读到BBC采访达赖喇嘛的一篇报道。昨天（十二月十七日），七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在罗马表示：他也许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在他身后，是否还有新的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西藏人民。要是下一位达赖喇嘛很愚蠢，那会很可悲。所以，趁着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广受欢迎，最好终止这一延续数百年的传统。我不知道这一宣称是否当真。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之所以广受世人同情和支持，这跟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人格魅力和巨大影响息息相关。虽然达赖喇嘛前些年已把政治权力移交民主选举的流亡政府总理，没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事业，将会更加艰难。

【转自周成林博客：半场。作者简介：周成林，独立作家，译者，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