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确立主权的互动

确立主权的互动

文/王力雄

可以说，人类近代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崛起。十八、十九两个世纪，西方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全球扩张、征服和殖民，打破了原本在欧洲以外自成一体的每个封闭社会（包括中国和西藏），所有抵抗都以失败告终，西方从胜利走向胜利。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基本都纳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

不奇怪，维系和运行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必然是来自西方。既是同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观念与秩序，其他观念和秩序都需要变化。西藏因为坚持自己的观念与秩序，付出了惨败与耻辱的代价。中国比西藏更先一步尝到同样的苦果。除非你有让人家服从你的实力，否则只有接受人家的规则。不改变就挨打──这就是国际“丛林”的规则。

在近现代世界，非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来自按照西方标准对自己所做的改变。在那些改变中，除了被强迫进行的改变，还有把西方原则视为公理而自觉地追随。传统割裂、平衡丧失、文明冲突和社会震荡，还有转型之中的困惑茫然，民族精神的分裂以至歇斯底里……非西方国家在这种改变中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停留在十八世纪不变，清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一方得面子，一方得实惠──应该是一种在模糊状态下获得自然平衡的恰当方式。然而，一旦接受西方的主权观念，中国和西藏就不得不转换到新体系，按照新的规则调整相互关系，甚至需要用新的标准改写历史。可想而知，让中国接受主权观念，它就要对西藏实现明确的主权控制；而西藏接受主权观念，它要的却是摆脱中国而独立。二者原来可以和平共处的模糊关系，不可能纳入必须明确界定的主权体系。因此，进入主权体系，中藏双方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对立的。

按照主权的定义，西藏人可以认为自己一直拥有实质上的主权，它有符合独立国家定义的领土、人民和政权三要素，有独立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则以西藏历史上的臣服姿态为根据，宣称自己拥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即使延续长达近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对西藏没有实质性权力，但其中具有的统治象征，却足以使北京产生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这种意识不仅存在于北京的王宫，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而且可以很自然地与近代主权概念画上等号。

双方的这种对立，在主权体系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日益尖锐。传媒时代造成的民众参与，使得对立越发难以调和。可以说，中国和西藏迄今发生的一切，早在西方开始寻找新大陆和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起，就已经埋下了命定的劫数。二十世纪以来的中藏关系史，核心就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套用和调适，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冲突，奠定了中国与西藏当代关系的基础，延续到现在，并将一直延续到相当久远的未来。

2014年8月

（(转自：自由亚洲雪域漫谈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