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瓦才仁：1963年出生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992年告别家乡经拉萨、尼泊尔逃亡印度，2008年任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
二○一二年，来台湾工作满四年后，我与父亲开始海峡两岸周末热线对谈。父亲常以佛法教诲，直指我的政治作为是因为瞋心仇恨。父亲常说众生如母，作母亲的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总想呵护照顾孩子，而每一个众生，都曾当过我的母亲，佛教徒应该悲悯众生之愚痴，所以希望众生要学习佛法，走上成佛解脱之道。父亲也说，西藏人与中国人共业，所以才有今天的处境。
西藏的一切都是为了宗教，政治手段也是为了服务宗教，求取西藏作为培育佛教的土壤。父亲是典型的西藏老人，因中国入侵西藏被迫还俗。如果父亲没有还俗，也不会有我这个人，从事西藏政治工作。
中文教育历史政治的影响
我离开家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作为一个西藏人，我从小就感受到藏人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很多人讲五十年代战争中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形成几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压迫和屠杀。
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接受过中文教育，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在感受「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之激情，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激昂的同时，很自然地会想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发现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吃、被饮或被逐的对象，由此发现「中华」与我的身分间的距离。另外，一些介绍亚非拉殖民地的人民怎样为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故事，也给我启发。
那个时代，每年春节跳舞是我们最盛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每一个青年和小孩都可以参加，但正式演出时，要经过挑选，好几年我都在被淘汰之列。最后有一年，我被宣布可以参加表演，却为没有跳舞必需的长袖子藏装而发愁，当时整个结古镇只有两个民（族）贸（易）公司，我们半夜叫醒一位藏人售货员，卖了几尺红色和白色的丝绸，才连夜缝出跳舞的衣服。
我们生产队跳舞最好的是一个叫窝瓦的男领队，他长得很英俊，另一个有名的是女舞蹈领队丹正卓玛，他们每次跳舞可以在肩上披哈达，被我们看作电影明星一般。记得有一次，我把海地革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说到革命领袖被殖民者诱捕杀害的卑鄙行为时，窝瓦却说，「五八年我们这里也一样，那些部落酋长和喇嘛也是这样被解放军抓去的，都一样。」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中国解放军和殖民侵略者相提并论。
窝瓦除了英俊和跳舞一流而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因此，他说一些过头的话不会被在意或计较，否则，他说这样的话肯定不能免除吃牢饭的下场。类似这样点点滴滴的影响，应该是我后来离开家乡的基础。
九二年春节青年朋友难忘的聚会
如果说离家的近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共玉树州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上班，他的办公室有中共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有一次刊登了有关西藏的一篇报导，说境外流亡的西藏青年党要组织「康巴勇士团」回西藏展开游击战争。这个消息触动了我，觉得有一种终于动手了的感觉。那时候，我还是非常相信毛泽东的「枪杆子出政权」，认为西藏要自由独立，就必须、也只能通过血腥的战争才能得到。因此我多次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孙子兵法》等书，虽然其中内容，今天几乎都已忘记。也可能年轻，并没有真正看懂。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学了兵法，如果能够加入游击队，应该可以一展身手，并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像《基督山复仇记》一样，为五八年死难的同胞报仇。而且我也是康巴人，青年党应该会收录我。我还看过很多中共有关游击战的书籍，因此对战争、对游击战那种充满浪漫和激情的战斗岁月和生活有所向往。
另一个直接的因素是，一九九二年春节晚上，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烤肉，喝到后来，大家都有一些醉意，兴奋地聊起了民族这个话题。那个在计生办上班的最有文才的朋友，借着酒兴在哪里高喊：「再过几百年，西藏民族就会没有了，那时候，我们的后代只能从课本里读到西藏民族」，接着他又以朗诵似的语气说：
「从青海湖到喜玛拉雅山脉之间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叫做藏族，这个民族曾建立强大的帝国，曾经攻占长安。后来这个民族信仰了佛教，强悍的战士披上了袈裟，连个苍蝇都不敢杀害；刀枪都挂在经堂里锈迹斑斑，然后这个和平民族就注定地走向了死亡，然后就没有了，消失了，哈哈！西藏民族完蛋了，要死了，为藏族的死亡而祈祷吧！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大家念啊，现在，藏民族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这个莫名其妙的嗡嘛呢叭咪吽！那就念啊！西藏民族要完蛋了，念啊，念经啊！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他又哭又叫地在闹，说了很多，我感触很深，至今还是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当时，几个朋友在劝他，我也站起来说：「闭嘴吧，西藏需要的不是哭哭啼啼的女人，而是战士」，然后就离开了。那时，我强烈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所行动，不能再彷徨蹉跎了，想起《参考消息》有关「康巴勇士团」回西藏打游击的报导，我下定了前往参加的决心。
请教寺院仁波切受到鼓舞
十几天后我就动身离开家乡前往印度，投奔自由西藏。当然，过程还是有些曲折。首先，我怎样告诉老父亲我的决定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之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离家出走的尝试，大概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曾和几个朋友密谋离家出走前往拉萨。当时，文革刚结束，宗教开始复兴，常常有青少年突然离家出走前往拉萨。在家乡人们的心目中，拉萨仍然是那个非常遥远而又圣洁的地方，因此，离家出走的小孩从拉萨返回家乡时，都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种行为被视为受到宗教性召唤的朝圣之旅。尤其是一些人逃家后受戒出家，并以僧人的身分返回家乡时，其逃家行为更会成为一种传奇。因此，我们几个朋友也决定出去「闯闯世界」，并偷偷将家中干肉装在袋子里以做干粮。到了约定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爸爸的身旁，心中充满歉意地看着爸爸。结果很奇怪，那天爸爸吃糌粑，他一边吃，一边不断地抓给我吃，这是以前很少有的，我的歉意更强烈了⋯⋯。第二天黎明，当我们几个朋友依约见面准备出发时，我告诉他们，我决定不走了。因为我不舍伤害到父亲，几个朋友气急败坏的情景，我还记得。
现在我要离开父亲，面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情形，也许就此一别，今生再也不会有相见之日，因此我还有些犹豫。两天后，我和一个挚友商量，他强烈赞同我前往印度，他说：「你那么喜欢看书，又有学问，跟我们这群文盲一起做买卖真的是很不值得，你如果去印度，一定可以帮助达赖喇嘛」。他认为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我去印度，但我不这么看。
我们家乡有个习俗，就是新年初一要点燃柏树篝火敬神，因此，过年前我去乡下买柏树，顺便去一个我父亲非常信任的寺院，找寺院的仁波切算卦，我告诉仁波切：「我想去印度，但我不知道我去印度是否会有用，如果无用，我想就留在家里孝敬父母」。仁波切问我：「你到印度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到印度为西藏的自由做出一点贡献。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出贡献，如果能，我将九死不悔，但如果我在印度那边不能为民族做事，这边又失去孝敬父母的机会，人生就会两头落空。」仁波切说：「我知道了」。然后就用骰子算卦，又郑重地拿出一本经典，看完之后对我说，「你去印度，应该能够为西藏民族做出贡献。但是你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吗？」我说：「不知道，父亲应该不会同意」，仁波切说：「那不一定，你跟父亲说一下，也许他会同意你去」。
父亲劝勉因果报应，不要执着
当我把这个过程告诉那位朋友时，朋友就说：「既然仁波切这样讲，那应该是没有错。但你的爸爸真的会对民族的说法感兴趣吗？会让自己的儿子冒险吗？」诚然，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年轻时出家为僧，中共民主改革才被迫还俗，他的宗教情怀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从来不接受人们说的民族问题，也不承认中国入侵西藏让西藏人民遭受苦难的说法。每当谈到这些议题，父亲总是反复地说他的那一套理论：
「这一切都是业力，是我们西藏人造下的共业，那些中国士兵也和我们一样是乡下农民的孩子，他们大老远跑到我们家门口，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砸我们的佛龛，杀我们的人，为什么？就是由于我们在累生累世中所造下的共同的业力，是业缘成熟，才会有那些中国人如地狱的鬼卒一样前来找我们，因此，不要讲中国人的坏话，更没有理有去仇恨，是你自己造的业，业报来临时，你却因无知，仇恨对方，因此而又造下新的恶业和罪孽，不是很愚蠢吗？再说，你的前世就可能是一个中国人，（指我）你那么喜欢看中文书，谁能说这不是前世留下的习气？今天来杀你的敌人，前世可能是你的慈母，一切都是业力，什么民族、官位大小，一切都是表象和幻觉，要相信业力和因果报应，不要执着。」
如此等等，每当我看到父亲唾沫四溅地谈论这些时，曾不止一次地对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产生由衷的信服，觉得爸爸就是最直接的被麻醉的受害人。当然，这样想并不表示对宗教的排斥，实际上，当遇到困难或迷惑时，我还是本能地想到找仁波切或僧人──虽然到印度之前，我找仁波切或僧人的次数非常少，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五次。
父亲终于同意我去印度出家学法
最后，我和朋友决定利用父亲的宗教情怀，演出一段双簧。那天，我父亲正在家里的经堂擦拭供水的碗，我进去后直接告诉父亲：我想到印度去，希望父亲能够同意。父亲吃惊地问我：你到印度去干什么？我说：你不是常常让我学习佛法吗！我到印度去学习佛法，看看佛法讲的有没有道理。父亲说当然有道理，我说你讲有道理没有用，我要自己学习。父亲说那你可以去宗萨佛学院，我说宗萨不一定会接受，而且能够真正学到佛法的地方只有印度。
这个时候，那个朋友走了进来说：你们父子在讨论什么？爸爸说：这个家伙疯了，说要去印度。朋友马上训斥我一顿后，装成很生气地问我：去印度干什么？我说想去学佛法，朋友噢了一声，想想然后对爸爸说：「这很奇怪，你的儿子喜欢看书，有慧根，而且一直都不肯结婚成家，说不定真的有出家利益众生之缘噢。他现在想去印度，也许就是业缘成熟，如果有一天，达瓦像一只孔雀一样地回到家乡的话，那将是多么的稀奇啊！」
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所谓像孔雀一样地回来，指的是穿着袈裟回来，西藏人认为世间最美的动物是孔雀，便以孔雀来形容出家之美。父亲听到这些话，开始若有思索，接着我俩谈了许久，父亲最后决定问转世喇嘛，我告诉他我已经问过，但他还是想自己去问。几天后，父亲找我谈话，又跟我谈了很多佛法的知识和佛教的殊胜之处，我一听他这样讲，就意识到父亲可能同意我去印度了。
果然父亲最后说：「希望圣地印度和在印度之诸圣者的加持，能够让我的儿子放下世俗的执着，尤其是放下所谓民族或国家等无谓的执着，学到佛法，并成为一个披着释迦牟尼法衣的出家弟子，最终走上解脱之路。」我在确定父亲不会阻拦后即感到高兴，又隐隐有一种事情真正来临时的紧张和不安，同时也为欺骗父亲而感到愧歉。
筹措路费告别家乡玉树州结古镇
几天后的一九九二年农历春节正月十五，有一个寺院的卡车要去拉萨，我正好可以搭便车。由于事出突然且是临时决定，父亲手头没有很多钱，他连夜跑去找一些朋友借钱，结果几个平常很要好的熟人都不肯借，反而是一个失联多年的朋友借了几千块钱，加上父亲手头的和几个妹妹凑的钱，共六千元人民币。另外，大妹妹坚持将她唯一值钱的一对耳环珊瑚送给了我。
当天晚上，父亲又跟我长谈到半夜，妈妈则陪在旁边掉泪，父亲谈的都是佛法，一再地希望我好好学佛，殷殷教诲，如今想来实在愧对父母。期间也谈到边界的凶险，因为时常听到一些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时丧生的消息，因此，妈妈泪眼汪汪地乞求我不要冒险，如果可以，就在拉萨那边买个护照等。爸爸则教导我说，如果在途中看到死亡后没人认领的尸体，你就想办法清理掉，不论是埋葬或布施给动物，都会有很大的功德等等。当晚，我把大妹妹送的一对珊瑚交给父亲，请他在我走后还给妹妹。
第二天早上，当我踏进车门时，父亲又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真的会学习佛法吗？如果不能学佛，我们父子最好不要分开。我坐进驾驶室不吭声。父亲看我不会回头的样子，最后就说：「如果你肯听爸爸所说的话，那就记住，在异乡，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干出偷抢或欺骗的勾当，束手无策时你可以去乞讨，乞讨来的食物是最干净的，佛陀也会托钵行乞，没有什么丢人的，去偷去骗才是真正丢人的。要一心向佛，要时时向三宝祈祷，平常要念度母经，听到了吗？如果今生我们父子还能见面，则这是我的教诲，如果此生我们父子无缘相见，这就是我的遗言。」说得我悲从心生，真想大哭，但我还是忍住了。
从地图看，我的家乡玉树州结古镇正好位于西藏的中心，也就是藏人所说的西藏或中共所说的藏区（或大西藏）的中心，而且紧靠西藏自治区，但由于玉树被画入青海省，当时所有的交通或公路都只通向省会西宁市，并没有通往拉萨或西藏自治区的公路。因此，我们去拉萨必须要绕一个大圈子，先向东走八百公里到西宁，然后从西宁向西走八百多公里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回到玉树州所属的北部羌塘——可可西里，从那里翻越塘古拉山，进入西藏自治区。
由于路况不好，我们的汽车整整跑了六天才抵达拉萨。
这是我流亡的前半部。
（开放杂志，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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