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至达兰萨拉的拉卜楞寺僧人果洛久美举行新闻发布会

5月28日，从境内西藏逃至达兰萨拉已10天的拉卜楞寺僧人果洛久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外媒及流亡西藏媒体介绍了他因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而三次被捕、被酷刑、被构陷并被悬赏通缉，以及逃匿近两年，最终以生死大逃亡的方式抵达印度的惊险经历。

据美联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媒体，以及流亡西藏诸多媒体（西藏之声、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的报道，果洛久美做了如下介绍：

“今天躲过生命危险的我，得到了在这里与大家见面的机会，这是自己一直都未敢奢求的奇迹。抵达达兰萨拉之后，时常会觉得这就像是一场梦。  

“我叫果洛晋美，出生于西藏传统三区的安多果洛瓦秀色达，今被中共划分为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我的父亲叫多丹，母亲叫赞珍。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三，15岁时出家为僧，之后在拉卜楞寺学习。由于中共当局在拉卜楞寺实施限制僧人人数的政策，前些年我只能以旁听者的身份学习，后来在拉卜楞寺寺主嘉央谢巴仁波切的特别关照下，才正式成为拉卜楞寺的僧人。 

“我反抗中共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亲眼看到中国政府以冤枉、屠杀、虐待、镇压、逮捕、关押等手段来消灭藏民族的行为。中国政府不但强行禁止藏人信仰崇拜心中最信赖、最爱戴的尊者达赖喇嘛，而且还强迫我们批判、诬蔑尊者达赖喇嘛。在整个藏区的所有寺院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控制缩减以拉萨三大寺为主的所有寺院僧侣的人数等，打击宗教信仰自由等令人寒心的事情频频发生。 

“另外，西藏的语言文化也在被消灭中。比如，藏区的政府单位不使用藏文，在藏区传递邮件包裹必须用中文填写地址等，若用藏文填写，这个邮件就会消失不见。对于藏人善心人士建立的私立学校，被当局与政治挂钩，遭到强行关闭。中共大肆宣传给予了西藏多少经济援助，实际上，是中共依靠西藏的各种资源获得巨大利益。而且将西藏牧区城镇化，为了彻底消灭牧区，各种令人心酸悲痛的运动正在进行中。  

“事实上，境内广大藏人都在期待着西藏获得自由与幸福，期待尊者达赖喇嘛早日返回西藏，但是中共却对世界民众谎称99%的藏人都满足于目前的幸福生活，对中共的西藏政策不满的只是一小撮反动分子等等，试图对外界隐瞒境内藏人的苦难和愿望，同时歪曲尊者达赖喇嘛尊者以藏汉双赢的目的提出的中间道路。”

为了将藏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介绍给世界，果洛久美与友人顿珠旺青（又写当知项欠）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拍摄了纪录片《不再恐惧》，因此先后三次遭捕（顿珠旺青被判刑6年）：

“我第一次被捕是2008年3月23日，甘南州夏河县张局长带领60多名警察和200多名武警，带着枪与电棒将我抓捕。我被关押至10月15日，共被监禁了6个月22天，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折磨。有51天被酷刑，被强行脱光衣服，绑在被称为‘老虎凳’的刑具上；或四肢用带刺的铁丝捆绑，并被吊在半空中毒打；或用强光灯对准面部长久照射。16个警察边毒打边审问，从晚上9点一​​直被吊打到早上7点，所感受到的痛苦无法用言语表述，有一种被开膛、内脏全都掉出来的感觉。这种被半空悬吊遭毒打的酷刑先后遭受过7次，使得我的四肢、脊椎、肋骨与眼睛都受了重伤，肋骨被打断，膝盖被打坏，至今仍未完全康复，只要一受凉全身就酸痛。 

“被酷刑的51天过后，说是从北京来了一个小组，他们摆出亲切的姿势审讯我，却要求我污蔑尊者达赖喇嘛，承认2008年遍及全藏地的抗议是暴力行为。还说2008年全藏抗议有共同的组织进行策划，而我是带头人之一。他们还要求我承认是藏青会的成员，接受了藏青会的资金提供，如果我交代出藏青会的人，他们就会宽恕我。甚至还说我领到了达赖喇嘛的钱等等等等。当我反驳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跟​​他们讲道理时，他们总是哑口无言。 

“对于他们所有的指控，我只承认协助拍摄了纪录片《不再恐惧》，向民众散发了尊者达赖喇嘛的著作、中间道路的宣传册以及《西藏政治史》等书籍，除此之外，我拒绝反对尊者达赖喇嘛，拒绝承认2008年的和平抗议是暴力事件，否认抗议受到外界的煽动和策划。  

“我第二次被捕是2009年2月16日，被夏河县的警察突然带走，监禁长达3个月15天。而他们对我的主要指控是把国家机密透露给自由亚洲电台，对外界说包括拉卜楞寺在内的全藏地在2009年依然处于军事镇压之下。不过这次所遭到的虐待比第一次稍轻，只是被棍棒殴打，遭拳打脚踢。 

“我第三次被捕是2012年9月22日，也是被夏河县的警察抓捕，先是被关押在附近的旺格唐（音译）派出所。他们指控我是全藏地自焚抗议事件的总策划者，以及向外泄露国家机密，非法拍摄影片等。我反驳说，自己从来没有鼓励过他人自焚。这次我没有遭到毒打，他们反而以温和的口气说，你只是不懂得党和政府的恩德，等10月1日‘国庆节’结束后，我们把你带到甘肃省兰州市的军医院检查身体，如果有病会给你治疗、打针。我坚决表示不同意，但他们说医院是必须要去的。从他们这些种种反常的现象，我觉得他们想不择手段地除掉我，而这时候他们并未指控我涉嫌‘故意杀人罪’。 

“我开始想办法逃跑，先是绝食了4天，到9月30日晚上，深夜12点多钟，趁看守人员去睡觉，用力砸开脚镣后悄悄逃走。当时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几名公安还在打麻将。就这样我成功逃脱之后，一直在藏地的深山野林藏匿。当我在两个月后得知当局发布通缉令，指控我是杀人犯并悬赏20万人民币，我非常震惊，因为我在被拘押时并未听到过这样的指控，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别说是杀人，连杀人的动机都从未有过。  

“想到中国当局的无端指控和构陷，我很悲愤，曾产生过要去甘肃省或四川省的公安机关前进行自焚以表达抗议的想法，但又想到自己是因为从他们的掌心中逃脱，才会被他们编造犯有杀人罪的谎言，而一旦自己自焚，他们又会编造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谎言来进一步对我抹黑，思来想去，我于是选择了逃亡。  

“经过长达1年8个月的东躲西藏，花费了大量资金，最终用18天的时间成功逃亡到印度，为了安全起见，虽然不便透露逃亡路线和详细经过，但我要在此对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

果洛久美最后提出四项诉求：第一，呼吁全球各国政府正视藏人的艰难处境，伸张正义，不要被经济利益忽视藏人民众的正义呼声；第二，基于好友顿珠旺青的刑期于今年6月5日结束，呼吁国际社会促使中共政府准时释放顿珠旺青；第三，感谢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及民众长期对西藏正义事业的支持和关注，提醒极少数不知真相的外国人士，不要再被中共收买的所谓“凶天”组织成员蒙骗，停止伤害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情感。第四，自己决心将一生致力于西藏民族的正义事业，维护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人类自由与环境保护等工作，希望各界提供支持和帮助。

果洛久美的新闻发布会，由瑞士西藏电影协会和西藏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联合举办。

图片来自西藏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