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以及中国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部主管中国的西藏政策，自9 月以来由令计划担任部长一职。2011 年8 月以来，来自河南省的汉族干部陈全国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职务。在甘肃、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省的 10 个藏族自治州当中，有 9个州的党委书记职务由汉族干部担任。青海省有一个藏族自治州的党委书记是藏族人。与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样，汉族共产党员把持了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几乎所有的党、政、警、军高级职位。最高权力集中在由 25 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 7 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文职政府一般来说保持着对安全部队的有效控制。
本年度，中国政府对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人权的尊重与保护显著恶化。在维稳名义下，政府对西藏特有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进行了严厉打压，其打压的方式之一为严格限制对藏人的言论、宗教、结社和迁徙等民权。政府常常诋毁达赖喇嘛，并谴责“达赖集团”和“其他境外势力”煽动了本年度发生的 83 起藏族普通信众、僧人和尼姑的自焚事件。中国官方新华社在10 月23日援引一位中央官员的话，说涉藏问题对于中共而言至关重要，藏族地区应该强调稳定与发展，中国应该加大对抗“达赖集团”影响的力度。
中国当局在藏族地区其他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法外杀人、酷刑、任意逮捕、法外监禁以及监视居住。藏人越发感觉到，他们正在系统性地成为经济边缘化以及教育和就业歧视的对象。在青藏高原的所有社区仍然有大量的人民武装警察（武警）和其他安全部队驻扎。压制政策在全年都很严重，但在政治和宗教纪念日的敏感日期前后格外如此。3 月，在 2008 年西藏地区抗议和镇压事件纪念日期间，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藏族地区的寺庙均有安全部队警戒。在很多藏族地区，学生、僧侣和普通信众与其他人因为要求自由与人权以及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而被拘押。在中共十八大会议及与其相关的中央权力交接期间，当局在青藏高原地区采取的高压安全措施导致当地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严格管控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信息流通，外界因此很难准确评估该地区违反人权的状况。由于这些限制以及政府对外籍人士进入西藏地区的诸多禁令，本报告引述的很多事件和案例无法得到独立证实。
当局内部的纪律程序缺乏透明度。外界无法得知，是否有安全部门和其他权力机关根据中国法律法规有关滥用职权的界定为其行为受到过相应的惩处。似乎存在官员逍遥法外的问题。
藏人自焚
据报道，本年度藏传佛教普通信众和神职人员的自焚事件高达 83 起，超过 2011 年的六倍。除了自焚事件数量增加以外，自焚发生的地域范围也扩展至整个青藏高原（还有一例发生在北京）。此外，普通信众（相较于正在修行或已经还俗僧尼）的自焚人数也有所增加，其中多数人年龄超出21 岁。10 月至12月，自焚事件激增至43 起，其中35 人是普通信众。甘肃省有 18 人自焚（此前该省只有两例），青海省有 16 人，四川省两人，西藏自治区有3人。这些事件中绝大多数的自焚者死亡。
3 月以前，多数自焚者是正在修行或已经还俗的僧尼。但是，正如美国国会中国行政委员会（CECC）8 月22 日发表的题为《西藏自焚—更频繁，更广泛，更多元》的报告指出，普通信众自焚事件在春季显著增加。截至 2012 年年末，普通信众自焚者已经超过年内自焚人数的一半。北京藏人作家和博客撰稿人茨仁唯色收集并发布了 26 名自焚者的遗言。据唯色讲，知名藏学家王力雄根据唯色汇集的资料发现，留下遗言的26名自焚者中有 14 人表示，自焚是为催生变革而发出的一种抗议；10 人把自焚看成是宗教行为，并对达赖喇嘛表达忠诚；还有5 人表示因无法忍受的现状而绝望。尽管一些自焚的普通信众表达了与僧尼自焚者相似的呼吁（比如要求西藏自由，以及期盼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据报道，还有一些自焚者是为了抗议青藏高原地区某个具体的采矿或基础设施项目。他们担心这些项目可能会对他们本人或者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其他人则是为了抗议对藏人不利的不公平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比如，在 6月，甘肃省玉树(Yulshul，下同)藏族自治州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40 多岁的德吉曲宗自焚。据报导，她是为了抗议政府强征其家有财产。9 月13 日，当地另外一名妇女，62 岁的巴桑拉毛在北京的一次类似抗议中点火将自己烧伤。她的现况外界尚不知悉。
中国政府对自焚事件作出强烈反应。3月，阿坝(Ngaba，下同)藏族羌族自治州州长吴泽刚说，自焚者“受到企图制造混乱的分裂主义分子的利用”。吴泽刚指责自焚者与西藏流亡社区有联系，并表示，“达赖集团和海外分裂主义势力正在凶残地把藏传佛教引入极端主义歧途。这些人把自焚者称为所谓的英雄，并为死者举行超度仪式，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和鼓励自焚。他们煽动人们仿效自焚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通过牺牲他人生命的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分裂主义目的。”
12 月3 日，甘肃日报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联合发出《有关依法处理西藏地区自焚事件的意见》将涉及自焚的一系列行为定为犯罪，包括“组织、策划、煽动、驱使、引诱、教唆以及协助他人自焚”。其中任何一项行为均可以“蓄意杀人罪”提出指控。根据这份文件，自焚者的动机“一般来说是为了分裂国家”，自焚行为本身即构成犯罪，因为自焚对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威胁。该文件还声言要对“组织者”严惩不贷。
根据多家中国境外权益组织透露，11 月 14 日，青海省黄南(Malho，下同)藏族自治州政府发布了一项通知，通告当地党员和政府官员以扣发救灾援助等公共福利的方式对自焚者家属施以纪律惩罚。该通知还要求惩处组织或参与自焚者哀悼活动的普通信众、僧尼、家属以及官员。发生自焚事件的村镇可能会被取消政府资助的发展和救灾项目，被发现参与或组织为自焚者或其家人举行的筹款或超度仪式的寺院可能会被断绝政府拨款，甚至被勒令关闭。
11 月 14 日通告发布后不久，青藏高原各地一些自焚者的亲友和相识者被关押、逮捕或判刑。例如，官方新华社 12 月 9 日报道，警方拘捕了格尔登寺僧人罗让贡求和他的侄儿罗让才让，并指控叔侄二人煽动自焚。12 月14日，流亡藏人开设的网站Phayul 报道说，中国官员逮捕了涉及12 月 9 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Tsekhog，下同)县 17 岁的学生万钦吉自焚的 5 名藏人。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12 月 27 日，Phayul 网报道说，11 月26 日甘肃省甘南(Kanlho，下同)藏族自治州碌曲县自焚藏人贡保次仁的父亲和祖父在12 月初被扣押。二人下落至今不明。
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
有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或其工作人员任意或非法杀人。但没有关于官员调查或惩罚责任者的报道。
在本年度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一些藏人在数起事件中丧生。据中国境外媒体和人权组织报道，1月23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Draggo，下同））县的安全部队向一群抗议者开枪，打伤至少 32 人，并打死至少一名藏人。此人名叫诺布云丹。有报道指出，示威者抗议对藏人的任意拘禁，并声言如果藏人的关注得不到重视，就将有更多人自焚。Phayul 网报道说，在2 月9 日的另外一起事件中，当局对涉嫌参与1 月23 日炉霍抗议活动的藏人进行追查，益西热赛和益西桑珠两兄弟被射杀，僧人茨仁坚赞被打死。
中国境外媒体报道说，1 月 24 日，中国武警部队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Serthar，下同)县向抗议者开枪，最多可能有 5 人被打死，还有大约 40人受伤。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在“暴乱者”冲击色达县城关派出所的过程中，一名“暴徒”被打死。还有报道说，武警部队在抗议者呼喊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的时候，向他们开枪射击。
失踪
本年度，西藏各地政府持续对藏族僧侣和普通信众实施任意的无限期拘禁。几桩此类案例似乎与政府企图惩罚涉嫌牵涉自焚或者拒绝向官方提交自焚者遗体的人有关。
仅次于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第二位精神领袖班禅喇嘛根敦却吉尼玛的下落仍然不明。2010 年，一位西藏政府官员说，根敦却吉尼玛“在西藏生活幸福”，“他和他的家人希望过正常生活”。
酷刑以及其他残酷和侮辱性对待
根据中国宪法所言，“国家尊重并保护人权”。但是，由于释法权完全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掌握，法官无法在司法程序中应用该宪法。
西藏地区的警察和监狱当局对一些在押者和囚犯使用了酷刑和侮辱性手段。
酷刑：本年度有报道指出，一些因自愿或被驱离而从尼泊尔回国的藏人在被中国官员监禁或以其他方式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包括电击、挨冻、毒打以及重体力劳动。安全部队常常强迫在押者和囚犯参加“政治调查”，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国家不够忠诚，即会遭到惩罚。
3 月29 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藏人贡布仁增自杀。据中国境外的西藏之声报道说，他是为了躲避逮捕以及可能的酷刑。据报道，地方当局拍摄到贡布仁增参加 1 月 23 日抗议活动的照片，并对他施压，要求他自首并接受“法制教育”。
另据西藏之声报道，2009年在西藏自治区被判处5 年监禁的藏人贡波达杰在本年度早些时候获准保外就医。但由于他在服刑期间遭受酷刑，双腿已经无法使用。
监狱和关押中心的状况
2009年，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一位副主任对一位外国外交官表示，在西藏自治区的5 座监狱里总共有大约3千名囚犯。这并不包括劳改系统的在押人员。
据多家消息来源透露，西藏地区的政治犯不得不忍受不卫生的关押条件，并常常无法洗漱和沐浴。很多囚犯在地上睡觉，没有毛毯和床单。已出狱的囚犯有报告说，他们曾连续多天与20 至30 人关押在同一处狭小的牢房，最长可达三个月。牢房没有阳关，缺乏适当的食物、水和毛毯。此外，狱方禁止在押人员进行宗教活动。
出狱者还报告说，监狱常规性地不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有消息来源指出，除非在押人员生了重病，否则他们很难得到医疗照顾。出狱者还抱怨说，他们常常收不到家人送来的钱、食物、衣服和书籍，因为狱警会将这些物品没收。
不断有报道指出，有人怀疑当局在西藏地区通过强迫在押者服用精神病药物而对其实施虐待。
在很多情况下，在押者被禁止与包括家人和律师在内的访客会面。该政策显然被用于很多在押人员和囚犯，但往往被更为频繁和严格地用于政治在押者和政治犯。
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当局禁止外界对其监狱系统进行独立监督。
任意逮捕或拘押
任意逮捕或拘押问题在西藏地区日益严重。警方如持有拘留证，就可以在不将当事人合法逮捕或提出起诉的情况下扣押最多 37 天。警方必须在拘押后24小时内通知在押者家属或雇主。在37 天过后，警方必须要么正式逮捕在押者，要么将其释放。但实际上，中国警方常常违反这些法规。很多人都被关押在公安部掌管的劳改系统或其他不必受司法审议的拘押系统内。
在 2011 年 3 月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一名僧人自焚后警方展开的镇压行动中，当局强行从寺内带走上百名僧人。他们将其中一些僧人赶回家乡，并拘押了其余的人。镇压过后，余下的几百名僧人被迫定期参加政府官员主办的“法制教育”课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 1 月 23 日发生抗议活动后，炉霍寺的几名僧人被当局拘禁。据流亡藏人记者创办的网路刊物西藏国际邮报报道，在 1 月 23 日抗议后数天内，四名炉霍寺僧人（洛桑丹增仁波切、格西次旺南杰、赤列和扎拉）在成都被拘押。他们的下落以及受到何种指控至今不明。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4 月 2 日，炉霍寺长老格西丹增巴桑因涉嫌组织1 月23日的抗议而被拘押。其下落至今不明。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警方 2 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Derge，下同)县竹庆 (Dzogchen，下同)乡展开一系列搜捕活动。期间，警方殴打、审讯并带走了一些僧人。4月24日，几千名僧人和普通信众在该乡派出所及政府办公地点外聚集，抗议警方的搜查行动，并要求当局释放被关押的僧人。10月，当地联络人士对几名仍被警方关押的僧人状况表达了担忧，但目前没有关于这些僧人进一步的消息。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Lithang，下同)县理塘大寺僧人嘉央丹增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据西藏国际邮报报道，嘉央丹增在8 月28 日失踪。该报说，当地官员证实嘉央丹增被捕，但拒绝透露他的现状和关押地点。嘉央丹增至今下落不明。
据西藏之声的消息来源透露，8 月 30 日，公安人员在西藏自治区昌都(Chamdo，下同)州贡觉(Gonjo，下同)县内将嘉日、济德、桑珠和夏塘等寺庙的70 多名僧人拘押。据报道，这些僧人在贡觉县受到15天的法制教育。
拒绝公平和公开审判
遭到拘押或监禁的藏人获得的法律保障在设计和实施方面均不充分。2009年，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一位官员说，自治区所有7个市州级行政部门均设立了司法援助中心，用藏语提供服务。囚犯有权要求与政府指派的律师会面。但实际上，很多被告，尤其是政治被告没有办法获得法律代理。本年度，西藏自治区的法律事务委员会、司法厅、检察院以及公安厅负责人均是汉人。兼任西藏自治区律师协会会长的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也是汉人。
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阿坝镇藏族居民喀桑（又名贡嘎）于 2011 年 4月失踪。他的家人在本年度1 月得知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定罪，并被判处 3 年监禁。喀桑失踪后，他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被拘押、审判、宣判的信息，也没有被允许去监狱探视他。
审判程序
在当局声称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分裂主义”的案件中，审理过程通往往是草率而不公开的。在涉及政治抗议的案件中，当局拒绝了外国外交官为观察审判而提出的多次申请。被控支持藏独的藏人无论是否被指控犯下暴力行为，均会被判刑。
据西藏自治区党报西藏日报报道，西藏自治区在实施一项政策，加强党对律师的管理，以确保律师工作的“正确方向”。西藏日报在 2011 年 4月报道说，截至2009 年，西藏自治区总共有17 家律师事务所和101名律师，此外还有直接接受自治区司法厅管辖的 72 个政府法制办公室。在17个律师事务所当中，有11 家设立了党委，其余6家由所在州司法局党委兼管。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没有党组织的律师事务所均被指派一名党的干部。6月30日，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举行仪式，300 名自治区行业律师宣誓拥护社会主义、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政治犯和在押者
本年度，数量不详的藏人因其政治或宗教活动而被拘押、逮捕以及/或者被判刑。很多人被关押在司法程序之外的劳改监狱，从未公开出庭。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的信息显示，截至9 月1日，总共有626名西藏政治犯被监禁，其中多数人关押在藏族地区。据信，西藏政治囚犯及在押者的实际人数要高很多，但由于无法接触囚犯和监狱系统以及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实际数字很难掌握。数量不详的人仍然被关押在劳改系统。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所追踪的626 名西藏政治犯当中，597名藏人系在2008 年3 月10 日以后被拘押，29 名藏人在此日期前被拘押。在597 名2008 年3月10 日以后被拘押的藏人当中，有308人据信或者据推测是被关押或囚禁在四川省；188人在西藏自治区；66 人在青海省；33 人在甘肃省；1 人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还有 1人关押在北京。这其中有 140 人已知是在服刑，刑期为 18 个月到终身监禁，平均刑期为 7 年零两个月。在这 140 人当中有 65 名僧人、尼姑以及藏传佛教长老。
据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TCHRD)透露，4 月 6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Zatoe，下同)县格杰早今寺主持、当地一所儿童学校的创办人添布爪哇在未被提出具体指控的情况下被判两年徒刑。在添布爪哇的学校师生抗议官员禁止他们庆祝宗教节日后，他在3 月8日失踪，并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关押了20天。
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还说，在 4 月 29 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的 16 名僧侣和普通信众被判处 3 年至终身监禁。这些人被指控参加了 1 月 23 日在炉霍举行的抗议活动。示威者在抗议中要求西藏自由以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透露，6 月18 日，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卡西寺僧人云丹嘉措被判7年监禁。他的罪名是散发尼姑丹增旺姆 2011 年10月自焚的照片和相关信息。云丹嘉措在2011 年10月被捕。有报道说，他在判刑前被关押期间遭到毒打和酷刑。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8 月6日，17岁的晋美卓玛因从事“分裂主义活动”而被判处三年监禁。报道说，她曾经在四川省甘孜自治州甘孜县举行抗议、散发传单，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以及西藏自由。她在6月24日遭到毒打。
言论和新闻自由现状
言论自由：与外国记者交流、试图向境外提供信息、以及通过手机、电子邮件或互联网传播有关抗议的信息或表达其他不满的藏人都会受到骚扰或者拘禁。在 2008 年抗议事件后因“制造和散布谣言”而于 2009年被定罪的 59 个人至今下落不明。拉萨居民说，即使在自己家中私下交谈的时候他们也要回避敏感话题。
新闻自由：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外国记者在藏区旅行。本年度大多数时间里，整个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和甘肃省的很多藏族自治县都不对外国人开放。一些外国记者说，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由政府组织的严格约束的旅行来访问西藏自治区。在这种旅行中，政府官员无时不在，使得独立报道很难进行。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外国记者常常被禁止进入藏区或从这些地区被驱离，尽管中国政府在 2008 年通过规定，声言外国记者在这些地区采访无需获得地方当局批准。
据自由亚洲电台7月16日报道，安全官员7 月14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寺将札西敦珠和格桑嘉措（二人的笔名分别是美唯[音译]和龚古[音译]）带走。这两名僧人曾经写书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二人至今下落不明。
中国政府继续在一些藏族地区干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及西藏之声的藏语和汉语广播。在甘肃省南部藏区以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警察收缴并销毁了他们怀疑被用来收看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以及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卫星广播的接收天线。一些天线被换成可以接收政府控制的有线电视系统的天线。有藏人报告说，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收听收看海外藏语广播和电视节目。
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以及甘肃其他藏区的政府官员几次采取行动，清查非法卫星接收天线、出版物以及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信息传播，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国国内记者一般不对藏区的压制事件进行报道。在网络上公布这些信息的博客通常会被迅速删除，其作者有时会受到惩罚。3 月初，安全部门把 2011 年获得克劳斯亲王奖的北京藏族作家和诗人唯色置于事实上的监视居住状态，以阻挠唯色参加荷兰大使在官邸为她举行的私人颁奖仪式。唯色曾经撰文记录藏人的抗议和自焚，并呼吁保护西藏的人权、环境、文化及宗教。唯色被监视居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3 月中旬人大会议结束之后。在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前和期间，唯色被当局强迫离开北京，在拉萨居住了三个月。她的丈夫王力雄 11 月 6 日在纽约时报撰文发表的《不受党的欢迎》（Unwelcome at the Party）一文中描述了这个事件。
中国官方媒体很少提及藏区的抗议事件。不过，一些以海外华人为受众群体的官方出版物曾经发表文章，指责“达赖集团”和其他“外部势力”煽动藏人自焚。供职于中国国内媒体的记者们被严格控制，并可以因其政治可靠程度而被聘用或解雇。比如，在3 月5日，西藏自治区官方电视台公布了 19 个媒体职位的招聘声明。应聘者必须满足 5 个条件。首要条件就是应聘人必须支持党的路线、原则和政策；捍卫国家团结；以及政治立场坚定。
暴力与骚扰
据报道，2月15 日，藏族作家和教师岗吉志巴嘉在其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的家中被 20 多名安全官员带走并拘押。其被捕原因及下落至今不明。
还有报道说，2011年7 月藏族作家白马仁青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的公安局人员从家中带走。次日，他被送到县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原因是他在警方关押期间遭到毒打。截至年底，白马仁青的状况和下落仍然不明。
2009年因为拍摄25分钟纪录片《远离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而被定罪并判处6年监禁的藏族电影制作人顿珠旺青目前仍然在监狱之中。他制作的电影记录了西藏地区的人权问题。据传他身患肝炎。
网络自由
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以及甘肃省藏区的手机和互联网服务在动荡时期和政治敏感时期都被严格限制，比如 3 月里的 2008 年西藏抗议事件周年纪念、“农奴解放日”（参看学术自由和文化事件）、7月份达赖喇嘛的生日前后以及 11 月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此外，在藏区主要宗教、文化和政治节日期间，很多网站被关闭，网吧也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之下。比如，中共党报系统下的环球时报在 2 月 3 日发表的文章《僧侣横行》（Monks Run Amok）报道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和色达两县方圆30 多英里的范围内，因特网和手机信号一度被切断。此前，在1月23日和24 日，这些地区曾发生抗议事件。
全年，大多数中国境外与西藏相关、批评中国西藏政策的网站均在中国遭到屏蔽。一家中国境外的研究机构称，中国境内和境外的藏族活动人士遭到来自中国境内组织严密的网络黑客攻击。网管部门常常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来对藏语内容实行有效的监控。因此，藏语博客和网站常常被不加区分地实施管制，尽管并未触及敏感话题，但网站还是被全部关闭。四川省一些教师和学者透露说，他们在用iPhone交换了被认为性质敏感的藏文信息后，收到了官方的警告。
中国官方媒体 2011 年 4 月报道说，拉萨市公安局的网络安全监督部门要求拉萨104 家网吧的业主参加一个“网吧安全管理”会议。业主们在会上必须签署“责任文件”，承诺确保网路安全。此次会议的宗旨是“净化互联网，保障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另外，在 2011年4 月，西藏自治区昌都县的执法人员清查了 15 家网吧，搜缴了据说是被用于非法传播“分裂国家”和“西藏独立”内容的设备。
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藏区当局要求高等院校师生参加政治学习，以防止校园出现“分裂主义者”的政治和宗教活动。藏族学者常常被鼓励参加政府宣传活动，比如发表公开讲话支持政府政策，或者接受官媒采访。拒绝配合此类活动的学者会面临升迁受阻的威胁。在中国，公开批评中共西藏政策的学者会遭受官方报复。政府控制课程设置、教科书、其他教学材料以及具有历史和政治敏感性学术书籍的出版。当局常常拒绝批准藏族学者出国开会或参加学术和文化交流。
在 1 月 30 日召开的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主持的会议讨论了本年度宣传工作重点。会议敦促自治区党政领导人“确保西藏意识形态和文化阵地的巩固”，继续批判“达赖集团”，调查和防范“有毒”文化影响的侵袭，以及倡导“共产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民解放军好”和“爱党爱国”等主题。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在8 月的一次讲话中呼吁学者与分裂主义作斗争，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中共保持一致。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2011 年 1 月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文章，呼吁开发西藏旅游和文化产业，以此对抗国家身份认同的弱化以及“过分强调推广佛教信仰”所产生的其他“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继续实行拒绝招聘在印度和尼泊尔受过教育的藏人导游的政策。政府官员表示，所有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导游都必须经旅游局批准并通过旅游业务和政治思想考试后才能上岗。政府称其意图是为了确保所有导游都能向游客传达政府反对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活动的立场。自治区一些藏族导游抱怨说，他们面临来自中国政府支持的内地“援藏”导游的不公平竞争。这显然是由于内地导游政治上更为可靠，因此在参加了一个关于西藏的速成班后就开始工作。
有规划的城市经济增长、快速的基础设施开发、非藏人涌入传统藏人地区、扩展旅游产业、强制性重新安置藏族农牧民以及削弱初高中的藏语教育，当局的这些政策在继续破坏着藏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
从5 月到8 月，拉萨地方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严打活动。据官方公布，在严打初期，警方搜查了 16 万户住宅和 1 万 3 千 8 百家旅馆。尽管这些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犯罪，但警方在民宅、宾馆、酒店、酒吧以及网吧等地搜查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其他政治上被禁止的物品。警方还检查拉萨居民的手机，搜查来自印度的“反动音乐”和达赖喇嘛的照片。甚至一些手机的铃声也被认为具有颠覆性，因此可能导致当事人被拘押。
3 月28 日，西藏自治区连续第四年庆祝“农奴解放日”，纪念 1959 年这一天中国政府正式接触了西藏噶厦政权。在官方纪念活动中，政府官员及来自乡村和寺院的代表被要求谴责达赖喇嘛。
本年度仍有报道显示，中国政府关闭私营藏族学校。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一所学校在2 月被关闭。西藏之声报道说，在4 月2日，当局强行关闭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莱马乡一所藏族学校，并逮捕了校长雅玛次仁及一名藏语教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中国当局 5月关闭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Luchu，下同)县一所孤儿学校，并拘押了负责学校事务的两名教师桑杰顿珠（Sangye Dondrub) [Translator’s note: The English name in the source
text is included here (and hereafter) because the Chinese name could not be
found in any external reference after extensive search. ]）和江央（Jamyang）。该校前任校长阿松顿珠嘉措（Atsun Tsondru Gyatso）据报道在2011 年1月失踪。
西藏之声8 月9日报道说，地方当局取缔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加乡白石崖寺僧人在2011 年成立的一个推广藏语的组织。
观察人士仍然担心，发展项目和中央政府其他一些政策过于优惠非藏族居民，导致大量汉族和回族人进入西藏自治区。道路修缮、增设航班以及藏青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降低了旅行成本，增加了中国其他地区非藏族居民进入西藏的频率。据官方新华社报道，2006 年，西藏自治区汉族登记人口为 18 万人。西藏自治区一份官方文件显示，2011 年，该数字已经增至 24 万 5 千人。还有很多人在西藏自治区生活多年，但户口仍然保留在原籍，因此并未列入西藏自治区居民的统计范围。政府仍在显著改善为自治区移民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同时为移民的新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在 8 月 18日的一次公共安全视察中走访了拉萨地区的汉族企业家，并向他们保证当局将致力于改善西藏自治区的公共安全，为他们的企业提供更好的保护。
即使在官方指定的“自治”地区，藏人也无法在保护藏区文化遗产和独特自然环境方面发挥实质作用。如果他们对可能损害环境和圣地的采矿和其他工业活动表示抗议的话，就会面临逮捕或恐吓。2010 年，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Shigatse,下同)附近，数百名藏人试图阻止有争议的谢通门(Shethongmon，下同)铜矿工程。当局派遣武装防暴警察和公安人员压制抗议活动，并拘捕了15名藏人，其中包括来自附近林嘎寺的5 名僧人。另外还有几人在事件中受伤。有报道说，被捕的僧人是堪布卡桑（Khenpo Kelsang）, 嘉央次仁（Jamyang Tsering）、泽旺多杰（Tsewang Dorje）, 仁增白玛（Rigzin Pema）、和嘉央仁桑（Jamyang Rigsang）；他们被带到谢通门和日喀则的拘留中心。截至年底，他们的下落仍然不明。
8月15日，大约1千名藏人游行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Markham，下同)内的一处矿场，抗议这个他们认为会危害环境的大工程。安全人员向抗议者发射了催泪弹和实弹，导致藏人尼玛死亡。当局逮捕了6 名抗议者。其中5人被证实为达瓦（Dawa）、亚松（Atsong）、彭措尼玛（Phuntsog Nyima）、嘉央旺姆（Jamyang Wangmo）和卡桑玉顿(Kelsang Yudron)。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藏语和汉语均为西藏自治区官方语言。一些（但并非所有）公共和商业标识使用两种文字。在包括银行、邮局和医院等官方和商业建筑内，常常缺少藏语标识。很多情况下，表格和文件只有中文。汉语普通话被广泛使用，官方通信交流也使用汉语。在很多农牧地区，儿童只能获得一到三年的藏语教育，然后进入普通话学校继续接受教育。根据中国西藏新闻网（ChinaTibetNews.com）在2 月20 日发表的文章，一名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说，截至 2011 年底，西藏自治区文盲率已经降至 1%。青海省统计局 6 月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藏族地区的文盲率在 2010 年降至百分之 13.69%，而该数字在 2000 年为 25.12%。很多观察人士对这些数字提出质疑。一些人指出，西藏自治区的文盲率实际上是40%，而甘肃和青海的藏区，文盲率可能高达50%。
在藏区，中小学的藏语教材大多从汉语普通话全国统编教材翻译而成，无法帮助藏族学生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藏区很少有小学使用藏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Dartsedo，下同)地区，小学甚至不用藏语授课。虽然当局承诺保障藏人的文化和语言权益，但在藏区中小学，甚至在一些官方指定的藏语学校中，藏语通常只用于藏族语言、文学和文化等课程。所有其他课程均用汉语普通话讲授。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地区至少有 15 所初高中学校，但只有 3 所学校主要用藏语授课。2011年初，西藏自治区政府在农村地区设立了 217 所双语幼儿园，以此强化学龄前儿童的双语免费义务教育。青海省以及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羌自治州都在 2011 年宣布启动类似项目。
3 月14 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Kangtsa，下同)县有大约4 千名学生抗议当地学校增加汉语普通话教学。这是自 2010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此类抗议。2010年，青海省4 个藏族自治州的数千名中小学生因为同样的原因举行了持续数天的抗议。据报道，8 月，当局将塔什茨仁（Tashi Tserin）和措央贡布（Choeyang Gonpo）判处三年监禁，罪名是组织 3月的抗议活动。
多处报道指出，青海省海南州共和(Chabcha，下同)县一所医学院5百至“数千名”学生在11 月26 日举行示威，抗议他们收到的一份书面印刷材料和相关调查问卷。他们被要求填写的这些材料中含有关于自焚、达赖喇嘛以及双语教育的煽动性语言。有报道说，当地武警动用武力，致使多达20 名学生受伤。12月12 日，Phayul 网援引中国境外消息来源报道说，有 8 名学生因为牵涉 11 月 26 日的抗议事件而被判处 5 年监禁。该校目前仍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之下。
在中国，熟练掌握普通话对于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政府工作至关重要。中国的顶尖大学不用藏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少数民族学生和有兴趣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汉族学生设立的“民族”院校只在藏族语言和文化课程中使用藏语授课。由于其他高等教育课程均不使用藏语教学，受过充分技术培训的藏人数量较为缺乏，藏区内要求有专业技术和资质的工作一般都是本国的外地移民来担任。藏传佛教僧侣以及一些知名藏学家都被禁止在大学担任教职，原因是这些人的宗教职务以及他们缺少教育部认可的学历。
Phayul 网援引中国境外的藏人消息来源报道说，三名广受欢迎的西藏歌手被当局逮捕，据说是因为他们歌词中有政治内容。歌手乌金丹增2 月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被捕，歌手洛洛 4 月19日在青海省玉树州被捕。另外一名歌手确萨尔据说于 6 月 29 日在青海省西宁的一家网吧内被拘捕。当局指控他用音乐“煽动民族分裂”。自由亚洲电台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流行歌手安卓普尔雄 8 月 3 日在四川省阿坝藏羌州马尔康(Barkham，下同)县被捕。据说他的被捕与他5 月份推出的最新专辑有关，专辑中有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截至年末，安卓普江的下落仍然不明，不过一位当地消息人士说，他被关押在马尔康拘留所。
宗教自由
请参阅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迁徙自由
法律规定公民有国内迁移、国外旅行、移民和回国的自由。但事实上政府严格限制藏人，尤其是藏族僧尼旅行和迁移的自由。
国内迁移：在整个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和四川藏区，所有藏人，尤其是藏族僧尼的迁移自由受到严重削弱。有个案迹象显示，这个问题在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迪庆(Deqen，下同)情况稍好。在迪庆，藏族人口约40%，他们很少抗议政府政策。武警与藏区当地的公安人员在主要公路、城市、城郊以及寺院周围设置路障和哨卡，这种情况在敏感时期尤甚。身着僧侣服饰的藏人在路边哨卡会受到格外严格的检查。
5 月27 日，来自四川和甘肃两省藏区的两名年轻藏人在拉萨自焚。这是近年来拉萨发生的首次自焚事件。其后，当局基本上禁止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尤其是僧尼，进入自治区。区外藏人进藏必须事先获得官方颁发的特别旅行证件。许多藏人都报告说很难获得需要的旅行证明。这个规定不仅使自治区以外藏人无法进入西藏自治区的宗教圣地朝觐，同时也阻碍了从陆地经尼泊尔进入印度的旅行。此外，有很多非本地居民的藏族僧尼和普通信众被驱离西藏，尽管他们已经在西藏自治区居住了长达15 年之久。例如，在12 月，成都一名年轻藏族艺术家报告说，政府官员在发现他的原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后，便将他从西藏自治
区驱离。这位艺术家已经在自治区内一座有名的寺庙工作了两年，帮助该寺修复神圣的唐卡彩绘。即使在西藏自治区之外，也有藏族僧尼报告说，在他们自己的寺庙以外旅行非常困难。官员常常拒绝批准到访的僧人在寺内短暂停留和灵修。
非藏族人，尤其是汉族的藏传佛教僧人，也只被允许在藏传佛教寺庙短暂访问。这项规定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实施得格外严格。当地宗教事务官员常常禁止汉族和外籍藏传佛教僧人在寺内长期居住修行。
境外旅行
很多藏人，尤其是知名的宗教和文化界人士、学者、活动人士以及来自乡镇地区的人士继续报告说，获得新护照或者给现有护照延期变得更加困难。一些藏人报告说，他们只有通过数额不菲的行贿或者承诺不去印度旅游才能拿到护照。在其他案例中，拿到外国大学奖学金的藏族学生被禁止出国留学，因为当局拒绝给他们颁发护照。一些没有合法文件从中国进入印度旅行的藏人称，在有限的情况下被允许返回中国，然后又被允许从尼泊尔再次进入印度。
有报道说，中国当局拘押了上百名参加了达赖喇嘛2011年12月31日到 2012 年 1 月 10 日期间在印度主持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的藏人。很多被关押者持有合法旅行证件进入印度。他们在返回中国境内时或者在返回后几个月内被关押，并在关押期间被迫参加“政治学习”。自由亚洲电台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5 月 26 日，中国边防官员把 9 名参加了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之后试图返回中国的藏人强行遣返尼泊尔。报道说，中国当局毒打这些朝觐者，把他们关押了一个星期后送交给尼泊尔官员。
藏人在出于宗教、教育和其他目的进入印度时仍然面临显著的困难和障碍。有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干部和共产党员被禁止将其子女送到海外留学。严密的边境控制大大限制了进入尼泊尔和印度的人数。本报告年度，有241名难民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加德满都设立的藏人接待中心进入尼泊尔，并由此转往印度定居。这个数字与 2011 年的 739 人和 2010 年的 874 人相比明显下降。
中国政府在敏感纪念日或敏感事件之前或期间对藏人活动进行限制，并在此时期加强边境控制。有报道说，一些人，尤其是僧侣或尼姑在从印度和尼泊尔回国的时候因为没有中国使领馆颁发的旅行证件而被任意拘押。拘押一般持续几个月，但大多数情况下当局并未对在押者提出正式起诉。旅行变得越发困难，通讯有时会被切断。尤其是在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由于从2011年3月从格尔登寺开始的自焚事件不断延续，情况更是如此。
有报道说，中国当局遣返了试图从尼泊尔返回中国，但没有携带中国“旅行证件”的藏人。据西藏之声报道，3 月，中国公安和边检人员逮捕了5名藏人，并将他们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关押了大约4个月。报道说，8 月 23 日，中国武警在中尼边境樟木(Dram，下同)口岸将 5 名藏人送交给尼泊尔当局。他们随后被转移到加德满都的移民办公室，当局要求他们在被释放前必须缴纳罚金。
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进入西藏旅游实行管制。根据一项 1989 年出台的规定，外国游客在进藏前必须获得一份官方证明信。很多游客在通过官方注册的旅游公司预订行程的时候获取这份文件。除了从尼泊尔进入西藏的游客，外国游客只被允许乘坐飞机或火车进入西藏。一般来说，他们必须最少四人同行才能进藏，而且所有人必须拥有相同的国籍。外国人很少被批准由公路进入西藏。
每年的惯例是在3月里的1959 年西藏平暴纪念日以及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之前和期间，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自治区。但与往年不同，本年度中国禁止外国人进藏的政策持续到年底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只有几个施加了严格限制的特例除外。在外国游客获准进藏的时候，游客不得脱离旅游团的规定被执行得更加严格。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尤其是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外国游客也面临严格的旅行限制，尽管当局从未正式公布在这些地区旅行的禁令。一些零星的证据显示，中国国内游客进入西藏人数的增加超出外国游客进藏人数的下降。与外国游客不同，汉族游客进藏无需特别许可，其同行人数和进藏交通方式也不受限制。
官员继续严格限制外交官和记者进入西藏。外国官员只有在获得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到西藏旅行。即便如此，他们的旅行也必须由西藏外事办公室安排并受到全程陪同。此类许可很难获得。美国政府官员在2011年5月到2012年12月期间递交了十余次外交官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申请，但均未获准。自从 2011 年春季以来，美国外交人员从未获准进藏。合法进入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如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的外国外交官常常受到当地警方盘问，有时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即被迫离开藏区。除了几次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的旅行外，当局反复拒绝外国记者和观察人士进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申请。
社会歧视与虐待
妇女
强奸和家庭暴力：本年度没有经过证实的关于藏区强奸和家庭暴力事件的信息。不过，四川藏区一名藏族人士说，包括强奸等基于性别的暴力在藏区牧民中相当普遍，而且常常没有报告。
生育权利：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藏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不必象汉族一样受到一胎化限制。一些在城市地区有固定工作、身为共产党员、或者担任政府官员的藏人最多可生育两名子女。当局对一些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居民也有同样规定。根据各县的情况，西藏自治区一些农村藏族居民有时被鼓励生育不超过三个子女。和中国其他一些由于性别选择堕胎以及女婴健保不足而导致性别比例失调的地区不同，西藏自治区没有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
性工作在藏区并不少见。HIV病毒传播知识的缺乏以及经济压力使得很多女性性工作者从事未经保护的性行为。也有的女性性工作者清楚未经保护的性行为的风险，但常常为了较高报酬而同意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歧视：妇女参政没有明显的限制。女性在基层政府中担任了很多职务。但是，在省、州级政府工作岗位中，妇女人数明显偏低。一个中国官方网站显示，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女性干部比例超过30%。据信，由藏人拥有、并雇用藏族员工的企业几乎不存在基于性别的工资差异。但是，在汉族人拥有的企业工作的藏族妇女，其工资常常低于从事同样工作的汉族男性或女性雇员。
儿童
中国官方政策规定了义务、免费和全民普及的小学教育。西藏自治区官方数据显示，99.2%的 6 岁至 13 岁的儿童在小学就读，自治区 90%的小学生升入初中，完成 9 年教育。2003 年，联合国教育权利观察员报告说，中国官方的教育数字没有准确反应实际入学情况，也未经独立证实。
社会暴力
藏族牧民之间的暴力，有时包括致命的暴力事件，一直是个严重问题。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些藏人说，藏人之间的暴力有时缺乏警方介入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10 月 5 日，藏族僧人带领多达 2 百名藏族村民在甘肃甘南州碌曲县郎木寺乡的一处新建清真寺工地袭击了那里的回族穆斯林。Molihua.org 网站援引当地消息来源报道说，12 名回族穆斯林在打斗中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
2011年12月，四川成都铁路职业高中的汉族和藏族学生之间爆发打斗事件。有报道说，种族欺凌以及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些优待政策的愤怒是使矛盾激化的起因。此次斗殴导致的学生受伤人数不详。
少数民族
尽管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截至 2011年11月，藏族居民在自治区常住登记人口当中占90.5%，但是官方数据没有包括大量在自治区长期、中期或短期居住的汉族人口，其中包括干部（党政官员）、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军队武警人员及其家属。据一位拉萨市官员透露，本年度在45万拉萨市区居民中大约有26万人属于流动人口。
西藏自治区的移民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城镇地区。政府对经济开发的补贴政策往往使汉族居民获益多于藏人，结果引发怨恨。在青藏高原的很多以藏人为主的城市中，60-80%的小企业、餐馆以及零售商店都是由汉族或回族进藏居民拥有或经营。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乡村地区，藏人仍然占常住登记人口的约98%。
中国政府继续实施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将游牧藏人重新安置在城镇地区的政策。官方还提供资金补偿，鼓励牧民宰杀牲畜，迁入农村新建的藏民社区。有报道说，在政府承诺的补偿不足或未予支付的情况下出现过强行安置的做法。新华社12月29日报道说，一项由政府拨款兴建的永久住宅的重新安置计划涉及了西藏自治区的 40 万零 8 千户居民，包括210万农牧民。官媒报道说，这种重新安置计划是“对抗达赖集团的基础”，经过重新安置的农牧民可以“少拜佛，多学习文化和技术”。
官方声称重新安置的目标之一是帮助藏族贫困人口改善住房条件、卫生和教育；不过，牧民常常被安置在乡镇和公路附近，远离寺庙，而寺庙是传统上的社区和社会服务提供者。有关村民必须按官方要求在两年或三年内完成建房的规定常常使被重新安置的家庭因承担建房成本而陷入债务。
尽管中国官媒在 2010 年报道说，西藏自治区省级工作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到了70%，但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仍然由汉人把持。此外，自治区内 90%的县级单位党委书记也由汉人担任。在自治区内，安全、军事、财政、经济、法制、司法以及教育等领域的最高职务仍然主要由汉族干部担任。担任党政职务的藏人常常被禁止在寺庙公开敬拜，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宗教活动。在青海省的6个藏族自治州当中，5个州的党委书记由汉人担任，还有一个由藏人担任。在甘肃的一个藏族自治州、四川的两个藏族自治州以及云南的一个藏族自治州，党委书记均由汉人担任。在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区县级单位中，一些党委书记由藏族干部担任。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受到排斥是造成各种身份的藏人群体产生不满情绪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些藏人群体包括企业经营者、工人、学生、大学毕业生和农牧民等。仍有藏人报告说，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遭遇歧视。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工作招聘广告明文规定，不欢迎藏人应聘。一些人称，汉人在招聘过程中被优先考虑，从事同样工作也会得到较高报酬。5月，很多原籍在西藏自治区外的藏人被赶出自治区之后，区内非藏人得到更多就业和商业机会。一些藏人报告说，和汉人相比，有意创业的藏人更难获得许可和贷款。由于当局限制为藏人提供协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导致很多有益的 NGO 项目被叫停，多数外国 NGO 雇员被驱离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
政府有关“亲藏独势力”的宣传加重了中国社会对普通藏人的歧视。有消息来源报告说，在拉萨街头和其他城镇，安全人员常以身穿藏族僧侣服饰的人为目标，对其进行任意盘查或其他方式的骚扰。很多藏族僧尼在寺外活动或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选择身穿非宗教服装，以避免遭遇此类骚扰。成都市的一些藏人报告说，他们会遭到出租司机拒载，有的旅馆拒绝为其提供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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