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唐丹鸿 @DanHongTang
翻译：桑杰嘉 @Sang5449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转自：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唐丹鸿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
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无效后，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受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1．昂拉那时没有汉人
我今年82岁。我出生在西藏安多尖扎顿果村，我父亲叫夏吾，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母亲是昂拉人。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小时候的玩伴有诺斗、香莫加、夏吾卓玛等，我们那时爱玩过家家、射箭等游戏。
我七岁（译注：1935年）那年，我们家从顿果搬回到昂拉我母亲娘家去了，是我妈妈的弟弟、我的舅舅请我们搬回一起住的。舅舅是一个瑜伽士，没有孩子。搬家那天，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驮在马和骡子背上，而我是步行去的，那时我虽小但很能走路。我母亲娘家是个大户人家，家院很大，家里佛堂都有几间房子，也有榨油坊。从此我就开始了在昂拉的生活。
昂拉是一个千户部落，有八个雪巴（译注：下属行政管辖范围和行政机构官员）。昂拉头人已经延续了十二代。当时的头人项谦与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寨，他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有很高名望的人，非常关心爱护属民，大家都喜欢他。项谦头人有两位夫人。大太太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恰甲，一个叫晋美，女孩有拉措等。小太太也有好几个小孩，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头人还有七个兄弟姐妹，但他们不住在一个家里。我们不给头人缴税，每户每年给两斗粮食就可以了。也不给马步芳的政府缴税，但是在共产汉人快来的那段时间，马步芳开始收税了，之前根本没有缴税的说法。
昂拉四面环山，素有地势险峻难攻之名。现在想来也并不是很险峻，从热贡方向可以攻进来，从赤噶方向也可以攻进来，其实从很多方向都可以攻进昂拉。也有道路通往外界各地，除了通往赤噶和多帏的路比较狭窄外，其他的路都比较宽。这些路都并非商道。昂拉的人们从事农业和牧业，农业有水地和旱地两种。昂拉人主要靠农田维持生活，无人从事贸易经商。我家在昂拉的生活主要靠农业，此外家里还有榨油坊，耕田种地和榨油坊的工作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我们村没有寺院，但是有一个叫昂拉色康的殿宇，这个殿宇的来历是：宗喀巴大师的师傅到我们昂拉时，在这个地方休息烧茶，并说我们村的三座小山上居有三世诸佛（过去燃灯佛、现世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慈氏怙主），之后人们就在三座小山上修建了殿宇。小山顶上塑有三世诸佛的像，殿宇大门口有三个非常高的经幡。大门很大，门楣上有金顶。昂拉色康有旧经堂和新经堂，有未来佛殿，未来佛像有两层楼那么高，殿宇外有围墙。这是我们村三百来户人家的殿宇，是三百户人家朝拜、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舅舅贡宝次丹是一名瑜伽士，他有渊博的学识，村里无人能比得过他。舅舅每天都要做瑜珈士的祈愿等法事活动，他有瑜珈士的所有法器，蓄有瑜伽士的长发瑜珈辫，不过他平时只穿俗装，也不去别人家里做法事、念经等。舅舅非常疼爱我，常常给我糖果。
搬回妈妈老家昂拉后没几年，我们家人病倒了。我们得的是一种传染病，发高烧，父亲、姐姐、舅舅很快差不多同时病死了。我也生了这病，半死不活昏迷了十五天左右，对他们去世的情况记得不太清楚了。不久，我母亲就由于过度伤心流泪，眼睛哭瞎了。我姐姐是个非常勤劳的女孩，她才十五岁就担负起了我们家里里外外的家务事，也非常能吃苦。可父亲、姐姐都病死了，舅舅不在了，妈妈眼睛瞎了，妹妹还小，从此所有的农活都落到了我肩上。那之前我本来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过小孩的生活。我家的农田都很大也很好，收成如何全凭自己的劳动能力。我虽年幼，也只能竭力承担所有家务，担负起这个家的责任，那时我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不过到了我十六七岁时（1944、45年），我们家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
我们昂拉那时没有汉人。但我小时候听说过，汉人离我们并不远。大家议论汉人，认为汉人不好。若谁家的男人或女人与汉人结婚会受到斥责和歧视，大家会笑话。因为藏人和汉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博是博，加是加”（译注：藏是藏，汉是汉）。解放军到嘎多之前，我也听说过解放军与国民党在打仗之类的传言。
2．昂拉头人号令抵抗汉人
1948年我二十岁时，听说汉人到了噶多。当得知汉人已到噶多的消息后，昂拉头人项谦召集八个雪巴的负责人，在昂拉头人家里开了一个会，决定哪怕男尽女绝也要抵抗。当时我们说抵抗汉人，并不分解放军、国民党什么的。我们只会认为是汉人来了，汉人军队来了。汉人攻下昂拉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叫解放军这个名字。
会后各雪巴负责人就向民众介绍了开会的内容，宣布了会上的决定，开始布置昂拉与外界各通道上的防守。我是从我们昂拉头人项谦那里听说汉人已经到了噶多的，他通知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要出力，防守各通道。所有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全部安排人不分昼夜的防守，别说汉人，连外边的藏人也禁止进入昂拉。只有我们自己的人可以进出，出去是为了买武器。
这是我们昂拉头人的号令，我们当然要去。我回家对母亲和妹妹说我要去防守通道时，她们都很支持。我们昂拉所有的男人都去了。其实虽称防守，我们却没有像样的武器，除了个别人有藏枪外，大多数人没有武器，带的是矛和刀。我是拿刀去的。除了两三个通道比较远外，其他的都很近。我们轮换防守几个通道，也轮流换班。近的地方一天换一次，守一个晚上后可以轮班回家，最远的大概需要十五天换一次。我第一次去防守的地方叫多瓦山口，也在唐嘎日的地方防守了十天。汉人没有强来，他们绕道去了卡岗。
就这样防守了三年！我们没有让汉人进来。这三年里也与汉人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但没有大规模打仗。共产党十几次派人前来谈判，派来的是藏人，而且是一些官衔较高的藏人，但昂拉人没有让他们进入昂拉地盘，只在边界说话，然后叫他们回去了。
最后一次大约在1952年，共产党派了一个官衔最高的藏人官员扎西旺秀来谈判。当时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打不过汉人，所以昂拉方面也很想谈判，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汉人提出的要求是在昂拉成立一个合作社和贸易公司。我们很清楚如果成立了合作社和贸易公司，汉人就要在昂拉扎根。我们无法抵挡汉人，因而不得不让汉人进来。但是昂拉方面希望汉人不要干扰藏人自由安静的生活，合作社仅出售食物，贸易公司仅出售布料百货，可见我们有满足汉人的准备。双方说好了谈判时间，地点在尖扎麻科塘，现在是尖扎县政府所在地。
那天，在会谈的地方我们搭好了帐篷，铺好了地毯卡垫迎候。谈判代表除了昂拉头人项谦，还有我们地方的拉莫夏荣噶如大喇嘛、色赤仓等各大喇嘛和头人参加，加上围观的，我们的人大概有一百来人，当天我也在场围观。代表汉人前来的是扎喜旺徐，陪同他的有十名士兵。扎西旺徐到了后，我们头人项谦与他握了手。扎西旺徐当时是藏人中官衔最高的，所以大家内心深处对和谈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对抗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和谈成功双方都不必死人。
他们在帐篷里坐了一会儿，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头人项谦邀请扎西旺徐到家里谈。他说：“我们去我家谈吧。”说着站了起来，走出帐篷吩咐说：“来一个人，牵一下扎西旺徐的马……”这时我们却看见扎西旺徐上前跨上了他的马，飞奔而去！没跑多远他的帽子也给风吹走了。
扎西旺徐跑走大概两三分钟后，跟他一起来的几个警卫士兵也离开了。我们一片静默看着他们跑走。喇嘛拉莫夏荣噶如随即骑马追赶，追了一段路后赶上了扎西旺徐。拉莫夏荣噶如请求扎西旺徐回去，扎西旺徐却说我们要杀他。喇嘛拉莫夏荣噶如对扎西旺徐说：“您别怕，不会有问题的，请您回去我们继续谈。一定要把这事情谈好。”但是扎西旺徐说：“今天我就像羊进了狼口，并非你们没有杀我，而是我逃脱了。”就这样扎西旺徐没有回来。
这是汉人最后一次与昂拉谈判，昂拉方面也确实想解决问题，但由于扎西旺徐逃跑了，未能谈成。我们的防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我们知道汉人总有一天会来的。很多年长的人都说：“今年汉人一定会来。如果汉人打过来我们这些男人就得上山抵抗，所以要给老人、小孩和女人们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和暖和的衣物。要是我们上山了，方能保证他们在家里不冷、不饿。”
扎西旺徐回到西宁后对汉人说：“昂拉的人想谋杀我，我是逃脱出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昂拉非常危险……”等等，做了很多负面的宣传。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昂拉方面无论民众还是头人都希望谈判，和平解决这种对持的僵局。没有人想杀他，杀他有什么用？如果他当时不跑的话，昂拉的事情应该解决得很好，不至发生双方死人的事。可是扎西旺徐这样一来，促使了汉人决定攻打昂拉。
3．残忍的一仗
1952年4月14日，汉人对昂拉采取了军事行动，打了残忍的一仗。（译注：受访者可能说的是藏历。中共官方记载：“1952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昂拉地区进军。5月2日，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清剿，仅10天时间，项谦及马步芳残余苦心经营的‘小台湾’就土崩瓦解了。”）
汉人并没有从我们设了防守的地方进攻。当时我们在扎麦、上下龙巴山口、奥布拉卡、夏荣多等处设防，却没有防守黄河岸边，因为我们对黄河抱了太大幻想，以为汉人无法从黄河对岸过来。然而，汉人正是夜里从果里囊横渡了黄河，这里离昂拉村已经很近了。
汉人渡过黄河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拉莫（译注：地名，受访者安多语音译。以下地名同为音译。），直奔昂拉头人项谦的住处；另一路前往陆切，意图从那里围攻昂拉头人的指挥部，头人项谦当时就在陆切。据说汉人的计划是用两股军队包围昂拉头人项谦，从而迫使昂拉投降。但这个计划由于其中一路解放军迷路而被打乱了。朝拉莫来的汉人军队按计划抵达了目的地恰甲；朝陆切来的那股军队却迷路去了热沃，故而没能按计划天亮时抵达陆切。
按计划抵达到恰甲的这路解放军直接攻入了我们村。当时我在家里。头一天晚上我去给农田浇了水，整夜没有合眼，早上回家后我合衣躺着睡觉。突然听到三三两两的枪声，我翻身爬起来冲到院子里，急急忙忙煨了桑，赶紧冲出了院门。在门口我碰到了亲戚达耶，他对我说：“快逃吧，汉人已经来了！”这时同村的一个回民男人手持一把刀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着：“汉人来啦，汉人来啦，头人肯定有办法，头人肯定有办法……”我也跟着跑，忽见前面有汉人士兵在开枪，我无法继续迎上，只好往下跳到一条小山沟里，山沟里已经躲藏了几个人。这时汉人士兵向我们开枪了，十几个士兵一齐向我们开枪，还有机关枪扫射。恐慌中我们根本跑不远，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这时候昂拉的抵抗者也开枪了，双方打了起来……
我们好不容易逃到了离村庄不远的山顶。从山顶上能看见昂拉人与汉人士兵还在相互射击。昂拉方面打的很猛，大约半小时后，不少汉人士兵被打死了，其他的被赶回了黄河岸边，差点就被赶进黄河了。汉人被驱赶到黄河岸时，我们又下山去捡取武器，然后跑到附近小山上。枪声仍不断传来，枪战还没有停下来，有的人说应该再去拿些武器什么的。这时汉人另外那支迷路的军队赶过来增援了，被赶回黄河边的那支军队也再次吹响了冲锋号……
从山上到村庄、从农田到每户人家，都被汉人军人塞满了，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这么多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些解放军虽然是有经验的职业军人，而我们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我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但是汉人士兵成千上万密密麻麻，我们这边胡乱开几枪都会打死他们的人。汉人遭到我们这边开枪却不逃跑，挨枪的倒下了，其他士兵继续朝我们走；但如果我们用石头打，用“鼓尔朵”（译注：一种长条状羊毛或牦牛毛编织物，藏人放牧时用以投石驱赶牧群，也赶走狼豹等野兽）朝他们砸石头，他们就会跑，于是我们没有武器的人便用“鼓尔朵”朝他们飞石头，一个藏人要对付十个汉人，还有藏人不要命与解放军进行肉搏，所以汉人士兵死了很多。尽管如此，昂拉人终究还是无法抵挡汉人从两个方面的夹攻。当时据说共产党动用了八万士兵，有步兵、有骑兵，昂拉人怎么抵挡得住呢？抵抗者们开始溃退。
我的同伴都是十多不到二十岁的小孩，共有六七个。我们看见一个叫索巴的人骑着马，背了一支枪过来。他大概五十多岁，走到我们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向山上走了。索巴后面一个叫曲达的人又过来了，他大概六十多岁。曲达也没有跟我们说话，直接走了。我对同伴们说：“我们呆在这里好像不对劲，我们也走吧。”于是我们也跟着那两个人上了山。在路上碰到防守洛巴山口的人们都在往山上跑。我们走到一个叫雅洁山口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和各地撤回的抵抗者会合了。
会合之时，一个叫拉杰加的人正在讲话：“我们今天要战死在这里，要和汉人决一死战！”我们决定到拉加去部署反击，这时却发现我们已被从德钦和达瓦宫方向来的汉人军队包围了。见新情况对我们不利，头人命令撤离。这样一部分人先往山上撤，一部分人断后，边打边撤来到了措卡。我们本来计划从措卡去德钦寻找食物、衣服等补给的，但是德钦已经沦陷了！于是我们又只好往回撤。离我们不远处有前世嘉木央喜巴的驻锡地，撤到那里时，汉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对面的一座大山，头人也马上派人去占领了另外一座山，双方相互射击了一整天。我们当时躲在森林里，所以相对安全。
到了晚上，头人让识途熟路的人带路，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采隆的村庄附近，在村旁的拉孜集合，当时大概有近一千人。昂拉头人项谦讲了一席话，他说：“如果有谁想去投降，就去投降吧。共产党是接受投降的，但投降后你不要说自己不该说的话。”大家一致表示不投降。然后，我们又继续赶路。
当走到一个叫扎盖智塘的地方时，听到了几声枪响。我记得从前面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对我们说：“别开枪，是自己人。我去取糌粑，你们先上山，我会赶快回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当我们走到一个平滩上时，解放军开始向我们扫射了，机枪和布朗枪子弹如同下雨一样。如果要突围，就只有迎着汉人的扫射冲过去。我们大吼着直接冲向汉人，我们无人有马，都在拼命跑。当时我觉得所有人都肯定会被打死，无人能幸免。但我们冲过去的时候，汉人军人居然也闪开跑了，我们突破了他们的埋伏。但我们的人也跑散了。那次汉人没能抓住昂拉头人项谦，头人跑到山上去了。我和一些人跑到了果高，有些人跑到了德吉岗。从此我们就没能再汇合，也群龙无首了。汉人就这样把我们打垮了，昂拉就这样被攻下了。
4．“阿妈，我可以回家了吗？”
一个月后我回到扎盖智塘向当地人打听，他们说那次我们村只死了一个人，是一个回民。我那会儿想，打仗前我们村的人作了很多法事，所以打仗才只死了一个人。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实！
攻打昂拉的战争导致了汉人士兵和藏人的死亡，总数不是小数字。据说昂拉八个雪巴总共死了七八十人，但汉人军人死了好几百。由于我们地方的所有男人都逃上山了，汉人便命令我们那里留守的女人们去搬运汉人军人的尸体。搬尸体的都是我们那儿的女人们。在我们村子附近，有一块平地叫雅安塘，整个一大片平地满满的全是汉人的坟墓。据说这是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汉人好像有风水师。另外，还说有很多尸体当时就运到西宁去了。我们在汉人的墓地上看到，每个墓前都立有墓碑，上面写有姓名、年龄、籍贯等。两三年后，有的四五年后这些墓才被家人迁走。（译注：中共官方数据称“至5月12日，计毙伤匪264人，俘467人……在作战中，我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 http://www.qh.xinhuanet.com/2009-11/10/content_18193830_2.htm）
在扎盖智塘被打散后，我和十个人一起爬到了一座高山顶上，看到下面宽阔的平地上全是汉人军队，像天上的星星撒在了地上一样多！可我们必须得穿过这个军营。我们当中比较年长的是一个回民叫凯撒穆，他说：“不管汉人开枪不开枪，你们都紧跟我跑就是了。”于是我们慢慢向军营移动，到了军营边上就直接横冲。我们听到有人喊开枪，但汉人没开枪。我们就这样冲过了军营，跑进了森林里。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一夜，天亮时来到一处，看见地上有一堆什么盖着的东西。我过去掀开上面的东西一瞅，是一具尸体，双手背捆着，是被枪杀的。这个人我认识，叫夏吾多扎。这时凯撒穆说：“没有地方去了，今天我们姑且躲在这里吧。”一直在森林里辗转逃跑，没有食物，大家饿得挪不动脚步，于是我们就在森林里休息了一天。快到下午时，望见有人向我们走过来，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喊了起来：“阿妈，我可以回家了吗？”他母亲回话说：“不能回来，到处都是汉人！”
那时候我们已经饿得招架不住了。天黑以后继续走，凯撒穆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碗糌粑。吃了糌粑后，我们翻过了一座山。感觉那里不太危险，我们就躺下来休息。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没吃的，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决定设法找点吃的，这些地方毕竟还是我们的地方。
远远地我们望见顿果村的羊群过来了，从另一个方向，顿冬村的羊也被赶下来了。我和另外两人就决定去偷羊。我们朝羊群的方向走去，途中看到了汉人昨夜烧火的痕迹，看来火曾烧得很旺。当我们爬到一座山梁时，见有几头犏牛在那里，我就抓了一把土当成食物引诱犏牛。一头犏牛过来了，我们牵走了这头牛，宰了这头牛。大家吃了些牛肉继续赶路。路上我们也吃这头牛的肉，找最干燥的木头烧火直接烤着吃，因为干木头的烟相对较少，不容易暴露行迹。但吃牛肉感觉总是吃不饱。
晚上到了果廓。在那里我们又碰到两个躲避解放军的人，其中一个叫尕营长，以前是马步芳的部下。我们一起在山沟里燃火烧肉吃，然后去了叫勒纳的地方。我们计划先去拉卜楞寺，再从拉卜楞去拉萨。大伙儿觉得手里的枪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要是能卖掉的话就卖掉，卖不掉就扔了……
5．项谦头人投降了
十几天后我们到了荣卓。那时共产党开始让人动员我们投降。有很多人上山寻找自己的家人，他们在深山里喊家人的名字，说已经有很多人投降了，共产党对我们的抵抗不会追究等等。我们看到彭莫扎西的母亲鲁莫也在喊她儿子的名字，彭莫扎西和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就叫彭莫扎西下去与他母亲见面，打听一下情况。他回来后说：“我母亲说大家都在投降，你们也投降吧，共产党会宽大处理的。”于是我们也下去跟鲁莫老太婆见了面，然后也决定去投降。
我们是在嘎登投降的。那里有个汉人头头，我们把武器交给了他。那些汉人对我们说：“枪支、土地、财产都属于你们自己。你们不必担心，我们是共产党，是来解救被捆绑的人民的。”说了很多好听的话。然后他们给了一个通行证，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路上，我看见到处都是汉人军队，从山上到村子，从村子到民宅都塞满了。在村口，一个汉人头头又问了我们话：“你们认不认识宗布嘉洛？”我们回答：“不认识他，但听说过他的名字。”“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头头问，我们回答：“不知道。”他又问：“认不认识昂拉头人？”我们回答：“认识，他是我们的头人”。“知道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汉人头头又问，“不知道。”我们回答。问了这些问题后，才放行让我们回家。
整个村庄都是军人，家家户户被强迫住满了士兵。他们的上面安排他们住哪户人家就住哪户，他们也别无选择，不过当时汉人军队没有欺负民众。我们家住的是骑兵，院里拴有六七十匹马，士兵们睡在我家房子里。汉人军队的食物非常好，有羊肉、鸡肉、猪肉等。他们统一吃军队的饭，只是住在我们家。我们各吃各的饭，我母亲和妹妹也不用给这些士兵烧茶。
这些汉人军人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我们不会说汉话，他们不懂藏语，所以也没法交流，相互只是笑笑而已。村民之间也不敢议论汉人，里里外外都是军人，我们都非常恐惧，但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很痛苦，我们感觉这些汉人士兵是被强迫派到这里来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自由。有些士兵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当然也有些非常开心。
就这样，汉人军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我们的头人投降了，汉人军队就离开了。我们昂拉头人项谦跑上山后，本来已经逃出了军队的包围。后来，也许是共产党命令色赤仓仁布切去叫头人回来的，也有说是多帏格西请色赤仓去劝说我们头人的。总之，由于色赤仓仁布切的劝降，我们昂拉头人项谦迫于大喇嘛的劝说，回来投降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关心爱护民众，他对汉人官员说：“杀共产党军人的是我，杀军马的也是我。我的属民没有开一枪的权力，不是他们的错，都是我做的，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把这些账全部算在我身上，你们不许动民众一根毫毛。”汉人把他带走了，说是带到中国去了。从中国回来后他被封为县长，一直到1957、58年都担任县长。
6．强逼我们交粮
汉人打下了昂拉，我们投降后不久，我结婚了。妻子是我们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彼此喜欢，所以我就娶了她。
汉人军队离开时，共产政府宣布给我们七年自由生活：偷东西也可以，欺压别人也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自由，也可以跟共产党走等等。昂拉被占领的头三年，共产党没有干涉我们一句话，民众可以自由生活，想做什么做什么。
三年后（1955年）开始了粮食“珠热俄仓”运动（译注：统购统销），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汉人说：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种子、人吃的、喂牲畜的，还剩这么多粮食，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汉人把农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级，认定各等级的农田各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比如我家，光农田税就要交一千斤粮食，而且要运送到热贡（译注：今青海同仁县），而这一千斤粮食需要雇八十头毛驴来驮。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我们的农田很小，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只好把家里的豆子、杂粮、青稞等农作物统统交出来。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一年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
汉人收购粮食时，如果有人交不出来粮食，就会遭到殴打，五花大绑，绑得很多人脱臼。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有汉人干部，也有藏人干部。汉人干部是头头，藏人干部是助手。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严重的会遭关押。大家不敢说不，无能无力，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缴税。
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汉人命令他要缴三千斤粮食。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根本没有粮食了。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他答应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粮食到县城。他在甲巴囊的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请大家向我学习。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村子里也在召开会议。他又在村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我当然要给共产党缴税，请大家学习我。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他没有回家，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
另一个叫拉萨的村子，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强迫他交粮食。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干部出来后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我们那里就有四个人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是去自杀，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
昂拉“解放”前，我们不给头人缴税，也不给马步芳政府缴税。统购统销时，他们说“我们头上出现了红太阳”，就这样强逼我们把家中的所有农作物都给交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发生了饥荒。当时很多人逃跑。在昂拉统购统销搞了一年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逃跑。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７．抛家别子
那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只要走出村庄就得请假，申请批准。如果外地人来我们村，也必须要有人担保后才能进来。检查进出的干部是本地人。我们最初商量出逃的有三个人：我、更桑、还有一个是个回族，叫尼锁，他是汉人的干部。尼锁对我和更桑说：“你们两个好好干，等过了年我们三人一起跑。我们对干部说我们出去挣钱，一年内会给国家交很多钱。然后我们去拉萨，到了拉萨我们去寺院当僧人（译注：那时中共在“西藏”尚未推行“改革”政策，在很多安多和康的藏人看来，还是“自由”的地方）。你俩出家没问题，我也可以出家为僧，只要不吃穆斯林教义禁止的食物就行。”
有一天我们村里开会。来了两个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押送到二楼，那里有个汉人官员。那个汉人官员藏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叫了我的名字说：“洛日甲，你已经犯了三次错了，你要老实一点。”这件事吓得我决定出逃。两三天之后，我就与同伴更桑一起逃亡了。我们俩向村里请了两天假，说要去找种子下地，就这样逃出去了。我跑的时候没有对我的妻子说，也未能告知尼锁。
跑之前的那个晚上，两个孩子和老婆睡在我旁边。我的大儿子叫次仁多杰，七岁；小儿子叫格桑贡保，三岁。我当时想六亿中国人都能扛着，我一个人为什么担负不起这个痛苦呢？我想过自己逃亡后家人会更艰难，我这样想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看着孩子和老婆我非常伤心，但是我还是决定逃亡了。
我们非常幸运，逃出去了，其他很多人没有成功。我叔叔叫夏扎南召，在昂拉是个非常有名的人，我逃离家乡后不久得知他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个叫鲁先的人，也是昂拉数一数二的人物，割脖子自杀的。几年后我的两个孩子和妻子，还有我盲了眼的母亲，都饿死了。汉人不给粮食，饿死了。
8.“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
我俩先跑到青海湖，那里我有一个叔叔。我叔叔在多拉（译注：现祁连县）为我们办了去拉萨的通行证。当时我们听说拉萨还比较自由，所以我们选择了去拉萨。心想先呆在拉萨观望情况：如果家乡那边的汉人改变了我们就回去，如果拉萨的情况也糟糕我们就往印度跑。我到拉萨时已是1958年。刚到拉萨时，我们还听不懂康巴方言和拉萨方言。
当时在拉萨八廓街上，我们还看到有枪支出售，不知道是汉人的还是藏人的，反正有武器销售。在昂拉老家人们的枪支、刀等都已被没收了。看到这些武器后我们心里很高兴，觉得我们藏人还没有彻底完蛋，还有一点希望。拉萨虽然驻扎了汉人的军队，但也有藏军在各处巡逻（译注：其时藏军已并入解放军编制），看到这些后我们觉得藏人还有点实力。
当时汉人已经发布通告，命安多和康的藏人返回原籍。达赖喇嘛对此通告的回答是：“我也是安多来的，而且班禅喇嘛也是从安多来的。”如此似乎稍有缓和。由于我们是安多人，无法呆在拉萨，我们就去占卜看如何是好。占卜结果是经商不吉、到山南参加四水六岗军也不吉，只有出家为僧为最佳。我们就选择去出家了。我和贡桑是在哲蚌寺出的家。我们在八廓街买些鼻烟什么的，然后到偏远的村子用鼻烟换糌粑度日。与家乡比，在拉萨这样应该算是过得很好了。
1959年3月，我是在寺院里，听说罗布林卡发生了保卫事件（译注：指民众担心达赖喇嘛被中国人扣留，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戏）。罗布林卡发生保卫事件时，哲蚌寺有噶厦的武器。寺院把武器发给了僧人们，我也得到了一支英制卡丹枪。罗布林卡的事态稍有缓和的时候，寺院又开始把发下去的枪支收回。我没有交回枪，而是带着枪走出寺院了。我决定去山南参加四水六岗护教军。更桑已经先我去了山南。拉萨发生“世时翻转” 时（译注：指1959年3月拉萨事件），我已经到了山南。
我和我的同伴更桑一直在一起，后来一起到了印度。1966年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收到亲戚写给我的一封信，得知我妻子和孩子都在1962年的饥荒中饿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专门去菩提伽耶做了法事为他们祈祷。亲戚们叫我回家，但是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回去干吗？
更桑到印度后，在离达兰萨拉不远的地方闭关修行一直到2000年，后来去世了。在这里火葬时，火葬场的上空升起了彩虹。
我二十九岁从家里出来，就这样到了印度，现在已经82岁。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园？是谁抢占了我们的博？我们像小鸟被从巢中赶了出来，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从家里到拉萨，从拉萨再到印度，走过了所有的痛苦。这一切都是汉人造成的。我当然恨汉人，我的家园被汉人抢占了。
（洛日甲访谈完）
附：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连载流亡藏人访谈录说明：
2010年夏天，我在年轻的流亡藏人桑杰嘉先生的协助下，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我的提问是一些模式化的框架，在采访过程中再针对不同受访者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对相关陈述临时提问。
这些模式化的提问主要有：
您流亡异国他乡，人生坎坷。请您告诉我您的故事好吗？
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
在您眼中，您的父亲、母亲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平常做什么？
您儿时最喜欢的人或最喜欢玩的游戏？什么时候开始认字念书？主要学习什么？
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头人（地主、庄园主）？在您印象中，头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议论头人（地主、庄园主）的？
您家有“农奴”吗？您对他们印象如何？
要是“农奴”做了让头人生气的事，会有什么惩罚？
您那时听说了汉人、汉地吗？
那时您认为西藏和汉地同属一个国吗？
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汉人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
家里人或乡邻对汉人的到来是怎么议论的？
您和到家乡来的汉人说过话吗？交没交朋友？
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
决定抵抗以后，当时你觉得你们有获胜的希望吗？
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么？
您认为在您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
像很多藏人一样，您还保持着念经祈祷的日常修行。能告诉我您为谁祈祷吗？
我希望把对您的访谈和对其他一些流亡老人的访谈整理出来，出版一本访谈录。谢谢您告诉了我您的经历，最后您愿意对汉人说什么？
目前访谈录仍然在翻译整理中。整理稿几乎完全保留了受访人的言说，我只去掉了重复或完全与访谈无关的部分，并按时间线形调整叙述内容。为了阅读连贯，我也去掉了我的提问。我把整理稿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分为：“农奴社会”、“解放”、“翻身乱世”三个部分。“农奴社会”包含的是中国军队入侵之前的时间段；“解放”包含从中国军队进入到“民主改革”前的时间段，跨度大致为1949年到1956/58年；“翻身乱世”的时间跨度大致为1956年到1962年，也即中国政府所指的“西藏平叛”时期。待全部整理完后，桑杰嘉先生会针对一些事件、背景、地名、风俗等作相关注释。因为桑杰嘉先生的翻译和我的整理工作都是抽业余时间进行，因此进展缓慢，迄今已近三年，受访的老人已有两人过世，我们深感愧疚。我和桑杰嘉先生商量后，决定把整理好的部分先陆续在博客连载。
唐丹鸿
201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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