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遍布拉萨的碉堡

文化大革命期间，拉萨街上，红卫兵与积极分子游斗“爱国上层人士”。照片右上角呈方形的房子，即“金珠玛米”（解放军）修筑的碉堡之一。

1959年遍布拉萨的碉堡

文/唯色

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我父亲是西藏军区的一名军官。他热爱摄影，几十年来拍过不少照片，尤以文革期时拍摄的照片非常珍贵，我依据这些照片进行调查，于六年前在台湾出版了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一书——《杀劫》。

其中有学生红卫兵及居民红卫兵游斗“牛鬼蛇神”的系列照片，有几张照片是游斗最早与中共合作的上层人物——曾被称作“爱国上层人士”——贵族崔科•顿珠次仁和商人邦达多吉父子，被戴上纸糊的高帽，穿上原本给护法神穿的法衣，拉着堆满剥削阶级“赃物”的木板车。游斗队伍几乎绕拉萨城一圈，在经过坚斯厦（十四世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今天的北京东路）时，照片右上角出现了一幢呈方形的房子，两三层高，一面墙上有四扇小小的没有藏式装饰的窗户，另外三面墙上则看不清有什么。我采访过的长辈们都说这是西藏军区的碉堡，建成于1950年代，位置大概在今天的赛康商场对面。

当时，我对碉堡的兴趣远不如对各种人物的兴趣更大。直到最近，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先生对我回忆起他在1959年3月的遭遇，记忆中最血腥的一幕恰与这个碉堡有关。他说：

右上角的房子是碉堡。

“当时解放军已经占领了拉萨的许多寺院。我是策墨林寺的僧人，才11岁。我的上师和其他僧人一枪没放，就被抓了，关进了旁边的希德扎仓。我因为年纪小，被解放军释放。当我从希德扎仓出来，穿过马路，去往斜对面丹吉林那片时，看见马路上走着一家人，男人穿藏袍的怀里装着一个婴儿，手里摇晃着一根挂有白哈达的树枝，女人一只手牵着小孩子，一只手也举着哈达。他们都背着朝圣者背的那种行李托架，看上去是从康区来拉萨朝圣的藏人。谁都知道挥舞白哈达是投降或乞求饶命的意思。可是，就从这个碉堡，金珠玛米（解放军）开枪了。一连串的机枪声，把这家人连同孩子全都打死在马路上。我也差点挨子弹了，只是被墙挡住了，但这家人全被打死了，连孩子在内，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匆匆地记录着，潦草的字迹犹如被震惊的内心。我问道：“当时拉萨有几个碉堡？”“很多。”老先生回忆着，“记得在色新拉扎（拉萨市第一小学）的两个门口都有碉堡，朝向宇拓桥的大门口的碉堡很厉害，一圈铁丝网都是带电的，牛啊驴啊都有触电死的。坚斯厦附近有四个碉堡。西藏军区的周围碉堡更多，记不清多少了。今天的拉萨晚报那里也有个碉堡。其他地方还有。”

“这些碉堡都是解放军修的吗？”我问。

2012年9月6日被“便民警务站”
枪杀的甘丹寺僧人
索朗多吉

“差不多都是，”老先生说：“也有单位上自己修的。但解放军修的碉堡都比较大，比较高，圆形的或者方形的石头房子，墙上开着长方形的玻璃窗子，从外往里看是看不清的。刚修好的时候，拉萨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没过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间，所谓的‘叛乱’发生了，解放军把玻璃窗砸开，就露出了机关枪，这石头房子就成了军用碉堡，打死过很多藏人。”

最后，老先生又补充了一句：“这些遍布拉萨的碉堡，实际上就跟今天遍布拉萨的便民警务站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务站。”

我则想起，就在9月6日下午，是的，不是1959年而是2012年的9月6日下午，在拉萨市城关区附近的一个便民警务站，甘丹寺40岁僧人索朗多吉进城看病，经过此处时被特警开枪击中，不治而亡。有说是枪支走火，但也有说是特警有意射杀。而这一幕与1959年那时候的一幕幕比较，何其相似。

写于2012年10月17日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拉萨新建136个“便民警务站”之一。

在拉萨老城大昭寺南门前的“便民警务站”，地上有灭火器及收拾自焚者的钢叉等武器。

1月19日，在新浪微博上截了个图，是拉萨一警务站发的微博，不知是冲着那位摇转经筒的老大爷还是冲着那位穿绛红袈裟的僧人，@拉萨市红旗西路便民警务站说：der逼货，我让你闹…派出所来了回家去吧。当然，因为被议论转发太多，此微博已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