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巴在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4月5日
原文标题：Tibetans in Nepal: The Lost Sanctuary
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4/05/tibetans-in-nepal-the-lost-sanctuary/
转自：译者博客“说，还是不说？”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

尼泊尔警察抓捕参加集会的博巴妇女

尼泊尔的博巴正在陷入一场迅速恶化的危机

2012年，随着图伯特境内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尼泊尔对博巴（藏人）的打压也愈加严厉。截止目前，图伯特境内已经有至少33人自焚，要求达赖喇嘛回归。中国军队采取意料之中的强悍武力应对所有抗议，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图伯特地区实施实际上的军管。中国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1]的新政府有效地施加了压力，旨在——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话说——控制“尼泊尔的反华分裂势力”。

随着中国的霸权野心以一种难以称为“软实力”的好斗姿态伸向南亚和东南亚，中国现在宣称对所有信仰佛教的图伯特族群和文化地区拥有“宗主权”（ suzerainty），这个地区沿喜马拉雅山脉呈条状分布，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和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从图伯特进入尼泊尔修建公路，并以强大的战略优势垄断尼泊尔贸易，无论多少西方援助或就此进行的国际新闻报道也都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中国在沿图伯特-尼泊尔边界一线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2008年拉萨起义之后，中国军队封锁了绝大多数连接图伯特和尼泊尔的山口，这一措施使得新逃亡者的数量剧减。由于没有国际监督和媒体报道，试图逃亡的博巴在图伯特-尼泊尔边界要冒很大的被捕和被遣返的风险。

加德满都曾经是图伯特难民的安全港，现在还依然是尼泊尔的图伯特文化、宗教和商业枢纽。但是，那里的博巴们现在不断遭到尼泊尔警方和中国特工的骚扰、任意搜查和逮捕。任何对境内博巴表示关注的言行都会马上遭到禁止，组织者会受到惩罚。

一位在加德满都出生的图伯特商人说：“尼泊尔已经成了第二个图伯特。人人自危。政府里没有我们的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过去我们有一个由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管理的办公室，还能够得到尼泊尔王室的庇护。而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

1959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回绝了毛主席的要求并同意给来自图伯特的难民予以庇护。尼泊尔最早的博巴定居点迦瓦拉科尔（Jawalakhel）和乔巴迪（Jorpati）是尼泊尔王室在1960年作为王室礼物赠送给图伯特难民的。坐落在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山谷中的博卡拉（Pokhara）容纳了4座图伯特难民营。其中包括，瑞士红十字会于1962年建造的扎西佩吉（Tashi Peykhil）难民营和1965年建造的扎西林（Tashiling）难民营。还有由“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Chushi Gangdruk）在1972年建造的巴觉林（Paljorling）和强巴林（Jampaling）两座难民营。在从索洛罕布（Solokhumbu）到雷瓦萨（Rewalsar）一线的边境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小型的图伯特难民安置点。

比兰德拉国王延续了他父亲的政策，在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难民潮期间，慷慨接纳图伯特难民。2008年图伯特起义之后，通过难民通道成功出逃的人数从每年6000至8000人下降到不足700人。联合国难民署（UNHCR）还在加德满都继续运营着一个“难民接待中心”，为新难民提供临时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并且与印度驻尼泊尔使馆配合，给新难民发放签证。但是，尼泊尔不是《国际难民条约》的签署国，因此外界无法保护新难民免遭遣返，也无法为在尼泊尔已经居住了53年的老难民提供支持。

有大约13000名博巴是在尼泊尔政府登记的正式难民，但是还有大量博巴难民是没有正式登记在册的，因此非官方的调查估计，在尼泊尔的博巴总人数超过25000人。

数十年来，博巴们在尼泊尔经营旅馆、商店和餐厅，是尼泊尔一流的企业家。他们建造地毯工厂，雇佣了数千尼泊尔工人并给加德满都山谷带来了财富。流亡的图伯特喇嘛在尼泊尔各地修建寺院，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朝圣者和学生以及尼泊尔北部地区的年轻僧侣。“图伯特品牌”为尼泊尔每年带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和游客。尼泊尔人自己可以销售图伯特的国旗、T恤和海报，而图伯特商人却因为在办公室或酒店大堂悬挂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而受到敲诈威胁。

君主垮台，庇护终结

在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被刺杀之后，图伯特难民失去了来自王室的庇护。这个人员复杂历经数代的难民社群依然生活在老旧的定居点里，难民们生活贫困，社会地位边缘化同时又无依无靠、群龙无首。

在尼泊尔的博巴有几个团体旨在反对中国肆意干涉尼泊尔对待图伯特流亡人口的政策。2012年2月，18名图伯特高中生在联合国驻加德满都总部门前举行了一次小型抗议示威，结果遭到警方逮捕并被关押将近两周。2012年4月，BBC拍摄了加德满都联合国办公室门前的另一次暴力抓捕。当时有个图伯特团体爬上联合国办公室的院墙，并且会见了一位联合国代表。但是，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外交使团，都没有能力改变尼泊尔新近对待博巴的粗暴政策。

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的“藏人行政中央”（CTA）在1961年至2006年，一直运作着在尼泊尔合法注册的“博巴福利救济办公室”（ Tibetan welfare office）。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出售了流亡政府在尼泊尔拥有的产业并且终止了流亡政府安全官员在接待中心和救济办公室的工作，这些政策导致了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服务网络的崩溃。现在，图伯特流亡政府的官员害怕去尼泊尔。达赖喇嘛仅仅去过一次尼泊尔，1981年他对佛祖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进行了6个小时的访问。

2011年，美国国务院官员造访老迦瓦拉科尔（Jawalakhel）难民营，有12名尼泊尔武装警察寸步不离如影随形，还有一位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代表在没有任何指控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后来由于联合国难民署和美国大使馆的介入，他才被释放。但是，尼泊尔安全部队的任意搜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由此造成的恐惧和焦虑使得图伯特难民更加隔离于盟友和见证人。

自上世纪90年代“毛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以来，尼泊尔的“毛主义”分子将矛头对准博巴的产业，或敲诈勒索，或强取豪夺，迫使很多博巴的产业关门大吉，也使得成百上千的尼泊尔工人失去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本在博巴开设的地毯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几十年来一直是尼泊尔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和最大宗的国际贸易项目。

美国大使馆、联合国难民署、印度大使馆以及尼泊尔政府的官员都一致认为，中国通过军事交流、无偿援助和贿赂等手段向尼泊尔施加的压力，已经相当成功地孤立和削弱了尼泊尔的图伯特社区。中国现任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数次发表新闻公告，要求尼泊尔必须“清除反华势力”。中国使馆给脆弱的尼泊尔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拒绝承认博巴的任何合法居民身份，限制博巴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并阻止图伯特逃离者穿越尼泊尔边界。

相比过去几十年尼泊尔给予流亡博巴的人道主义待遇，目前的情况堪称天翻地覆。2011年11月20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斯科特•德里斯（Scott DeLisi）在《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撰文写道：“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尼泊尔的政府和人民对难民表现出了巨大的慷慨宽宏，其中包括在尼泊尔寻求庇护或试图安全前往印度的博巴。美国赞赏尼泊尔尽管面临改变政策的压力，但依然给予难民坚定的支持……对于美国而言，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人道主义保护而非政治博弈伎俩，我们将继续把关注焦点放在如何为脆弱的流亡者提供保护，而不是他们原住国的政治变化……那些试图将我们对待图伯特流亡者的立场描述为‘反华’的人，从根本上误解了美国的政策，以及我们对坚持普世价值、权利和原则所赋予的重要性。”

中国对流亡社区的渗透

尼泊尔的博巴社会目前已经遭到中国特工和间谍的彻底渗透。中国在尼泊尔拥有一个高效的进行人员和电脑情报收集的间谍网络，雇佣印度人、尼泊尔人和甚至西方人搜集有关流亡藏人活动的情报。这些谍报人员中有大批来自中国占领下的图伯特的博巴，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军事院校受过训练并持有中国护照。

在尼泊尔的博巴说，这些间谍接近他们并提供大量的贿赂，作为交换条件则要求他们放弃“达赖”和“站到我们一边”。如果他们拒绝了贿赂，那么这些间谍则原形毕露，威胁对他们进行报复，有时甚至进行绑架。

一位在博达纳大佛塔附近的图伯特商人说，“这些博巴间谍跟踪我们，对我们进行电话骚扰。他们会威胁你并且说道做到。很多中国特工人员敲诈勒索当地商人或是收买警察，让他们骚扰博巴。很难想象博巴们在这样新的环境中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中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好像他们使我们的主人。在边境地区，警察挨家挨户突袭搜查达赖喇嘛的照片。我们知道很多屡次受到死亡威胁的人都已经逃到印度去了。”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尼泊尔

2012年一月：温家宝访问尼泊尔

2012年1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加德满都进行了6个小时的访问。在官方会谈中，他要求尼泊尔方面提供博巴的人口数量和生活状况的详细资料，并且明确表示把压制博巴社区作为中国向尼泊尔进行投资和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

温家宝访问尼泊尔的时间安排恰逢大约9000名图伯特朝圣者返回图伯特。这些朝圣者在2011年的12月，途径尼泊尔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在菩提伽耶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菩提伽耶是佛祖释迦牟尼在公元6世纪悟道成佛的地方。大多数的图伯特朝圣者获得签证后通过公路或飞机进入尼泊尔，然后将护照留在尼泊尔再经陆路进入印度，这样在他们的旅行文件上便不会有印度的签证或其他官方记录。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由印度返回图伯特的朝圣者遭到逮捕，绝大多数人被关进设在日喀则的一个拘留中心，他们在那里受到酷刑殴打，还要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很多人甚至“被失踪”。

在温家宝访问之后，尼泊尔的博巴们受到的监控、骚扰和恐吓明显增加，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信仰图伯特佛教以及衣着习惯与博巴类似的尼泊尔公民，包括夏尔巴人（Sherpa）[2]、塔芒人（Tamang）[3]和玛郎人（Manang）等等，在尼泊尔的佛教社区激起了混乱和冲突。

尼泊尔的媒体报道有明显的反图伯特倾向。尼泊尔销量最大的尼泊尔文报纸《坎特普报》（Kantipur），经常刊登反图伯特的社论和诽谤文章。《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喜马拉雅人报》（The Himalayan）和《共和国报》（Republica）是尼泊尔最主要的三份英文报纸，这些报纸也以一种强烈的反图伯特偏见报道博巴的有关新闻事件，经常把图伯特抗议者说成是对尼泊尔国家安全的威胁和中尼关系的障碍，尽管这些抗议者人数不多而且从来都是非暴力的。这些负面报道使得博巴们在尼泊尔成了疑心病和妄想症的受害者，而脆弱无力的流亡社区没有任何办法对此进行辩解或缓解目前的处境。

有些尼泊尔作者批评尼泊尔警方在处理博巴集会时过度使用武力，并且对中国在相邻的图伯特进行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关切，认为这些行动是对尼泊尔主权的一种威胁，但是表达这些观点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

一位在尼泊尔出生在加德满都工作的博巴记者说，“去年，社会上出现一种对待博巴的新态度。我们现在被看成了妨碍中尼友好关系的绊脚石。一旦人们发现你是博巴，他们不愿意和你一起工作，尽管在过去的50多年里，众多的博巴一直是尼泊尔社会中贡献斐然的居民。现在，我们既拿不到居留证也拿不到出境证，我们去留两难。我们成了他人游戏的赌注。很多年轻人感到绝望，觉得他们除了离开别无选择，尽管他们出生在这里，也希望留在这里。”

2012年3月10日的加德满都

今年的3月10日是1959年拉萨起义的53周年，散布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图伯特流亡社区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King Birendra）遇害之前，博巴们都会聚集在博达纳大佛塔（the great Stupa of Boudhanath）前举行纪念活动，有很多尼泊尔王室成员站在达赖喇嘛的代表的旁边，并且会用尼泊尔语高声朗读一份声明表达对图伯特的支持。在90年代后期，纪念活动中部署的警力开始增加，活动也经常以小规模的警民冲突收场。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纪念活动中尼泊尔安全部队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参加守夜祈祷的博巴人数，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暴力。很多的博巴在当场就收到殴打和逮捕，并随即被加进“监控名单”而受到持续的监控和骚扰。

2012年3月12日，在博达哈（Boudha）的喜绕林寺（Sherap Ling Monastery）博巴举行了一个小型的集会。一大队尼泊尔警察站在寺院外面戒备，还有便衣特工在守夜活动现场招摇过市。仪式结束后，逃回家的博巴遭到警察极为蛮横敌对的入户追捕，这些警察还用包着铁皮的警棍驱赶僧人和学生，并且威胁那些质疑他们无端使用武力的记者和西方观察人士。

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次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门前，数百名尼泊尔警察配备盾牌、枪支、手铐和警棍，将20名博巴团团围住。2012年3月14日，2008年拉萨起义4周年纪念日，在加德满都山谷有至少70名博巴遭到随意逮捕。警察还袭击了很多尼泊尔人。一位做旅游生意的尼泊尔人当时刚巧路过斯瓦扬布纳特佛塔（Svayambunath Stupa），有很多博巴居住在那一带。这位尼泊尔人说：“警察拦下我们的车，把我的妻子拉下车盘问，仅仅是因为她身上披着一件和袈裟的颜色一样的大披巾。我们看到警察将僧人拉下大巴，还殴打孩子和年轻人。”

尼泊尔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尼泊尔的头号兴趣就是图伯特难民：他们已经拥有所有在尼泊尔的博巴的详细档案。”中国官方将达赖喇嘛看成“分裂主义者”，并坚持认为达赖喇嘛在尼泊尔和图伯特运作着一个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间谍网，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其实，任何去过达赖喇嘛的流亡地达兰萨拉的人都了解，图伯特流亡社区是一个规模有限的，脆弱而贫困的社区。但是中国官方推动的咄咄逼人的宣传加上资金诱惑，使得人们日益将图伯特难民看成是敌对和危险分子。

一位最近逃到尼泊尔的28岁的博巴说：“我从市场回家的路上被拘捕，因为我没有居住证，尽管我想申请一份居住证，成为一名合法的寻求庇护者。那些警察非常暴力。他们用棍子抽打我的身体和脚底板，嘴里还喊着‘图伯特狗’（Bhote Kukkur）。我被释放的时候甚至无法走出监狱，只能爬着出去，他们一边踢我一边大笑。”

博巴们在加德满都实际上已经在各个方面失去了行动自由。在急剧增加的来自警察的侵害之外，博巴们还越来越多受到来自当地黑帮有针对性的暴力袭扰。很多人相信这些黑帮得到了中国特工的资助。一位在加德满都附近的旅游点泰米尔（Thamel）从事纺织品生意的流亡博巴说，“如果我们晚上出门，这些黑帮会截住我们的车辆，抢走所有的钱财珠宝，还会袭击妇女，但是我们无法报警，因为警察的作为和黑帮一样。”

合法地位与文件

1998年，尼泊尔政府停止向1989年以后在尼泊尔出生的博巴签发难民卡（RCs）。这些在尼泊尔的年轻的第三代流亡博巴，现在成了“黑人黑户”，他们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身份证明、居住许可或是旅行文件，甚至连正式的尼泊尔出生证明现在看来也得不到了。

有一位来自博卡拉（Pokhara）的年轻博巴在加德满都获得了医学学位，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在他的出生地尼泊尔却得不到行医许可。这一切都是由于他民族属性和难民地位。2011年，中国特工胁迫在博卡拉的一家尼泊尔银行的经理解雇了一名已经工作了7年的图伯特妇女。一位27岁的来自博卡拉的博巴说，“申请工作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博巴。然后你就只能空手而归了。”

那些住在破败不堪的帐篷难民营中的最贫困的博巴们在情感上最容易受到图伯特危机的影响，他们最有可能甘冒巨大的风险去参加政治性的抗议示威。

2011年11月2日，一位名叫索朗曲登（Sonam Choedon）的图伯特妇女在贾瓦拉科尔（Jawalakhel）把身上浸满煤油试图自焚。警察制止了她并将她带去一家医院接受烧伤治疗。11月3日，住在印度的25岁的图伯特难民喜饶扎多（Sherab Tsedor）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使馆门前点火自焚。

有报道证实，作为对这些发生在流亡博巴中的自焚事件的回应，尼泊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尼泊尔政府将很快重新检视针对图伯特难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可能变得更加严厉。2011年11月13日，来自内政部的Sudhir Kumar Sah对媒体说：“博巴开始用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使得尼泊尔政府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尼泊尔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允许任何违背我们邻邦利益的活动。随着局势的发展，尼泊尔政府最终或许只能削减向居住在尼泊尔的博巴提供的所有便利措施，甚至包括他们的行动自由。”

一位出生在加德满都最老的图伯特难民营贾瓦拉科尔的图伯特记者说，“我们感觉遭到了软禁。我们出入自己的家门都受到监控。我们的电话被切断。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中国的压力在起作用，我们的社区网络被肢解的四分五裂。我们甚至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因而，我们也无法制定任何计划去应对尼泊尔方面的针对博巴的政策变化。”

逃亡与遣返

博巴的流亡路线是世界上最为漫长和凶险的逃亡之路：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以前，那些能够逃过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山坡和边境上的中国巡逻兵的流亡者会受到联合国援助人员的救助，但是近年来，联合国难民署（UNHCR）已经不被允许在边境地区开展工作。

由于在边境地区失去了国际监督，想要记录被遣返的案例非常困难。一个叫扎西的年轻流亡者和其他五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同村的博巴，在2011年9月中旬进入了尼泊尔。这六名年轻人为了从拉萨到达尼泊尔边境，每人给向导支付了6000元人民币（大约943美元）。这几个人在9月中旬到达尼泊尔之后，扎西和其他人走散，国际声援图伯特运动（ICT）在三个月之后证实了他遭到遣返。

就在同一时间，一个有23人的博巴流亡团队在边境地区遭到拘捕，其中有很多还不到10岁的儿童。他们在加德满都的尼泊尔移民部被关押12天之后，被移交给了联合国难民署，尽管中国使馆施加压力试图将这些人遣返并移交给中国的边境警察。

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夏伯特（Steve Chabot）和詹姆斯•森赛布伦纳（Steve Chabot）在9月下旬到10月期间访问了加德满都，并公开发表声明称美国支持图伯特难民。11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共和党委员弗兰克沃尔夫说，如果尼泊尔不向去美国寻求庇护的博巴签发离境签证，他将设法中止美国对尼泊尔的资金援助。（201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尼泊尔提供了56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11月20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斯科特•德里斯（Scott DeLisi）的文章在《加德满都邮报》发表，当时尼泊尔外交部长Narayan Kaji Shrestha正在访问拉萨，他在那里说，绝不允许在尼泊尔的土地上从事任何“反华活动”。

博卡拉（Pokhara）

目前有大约3000名流亡博巴居住在博卡拉难民营。这个难民营的学校和医院由雪狮基金会（Snow Lion Foundation）和来自欧洲的非政府组织（NGO）出资建造，但是与设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CTA）没有任何关联。

博卡拉曾经是“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流亡总部，但现在已经成了一座中国人的城市。在这里的湖边旅游区曾经有150家博巴经营的商店，而现在只剩下12家。中国人掌控了这个地区的商业，各处的酒店、餐馆和商店都是面向中国游客。2011年，配备枪支和警棍的尼泊尔士兵首次在博卡拉禁止了所有为达赖喇嘛祝寿的庆典活动。（在加德满都，达赖喇嘛的生日庆祝活动从2008年拉萨起义发生后便遭到禁止。）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由技术服务组织（TechnoServe）和雪狮基金会（SnowLion Foundation）合作创办的项目，在博卡拉定居点创建有机农场。在这个项目的陈述书中写道：“生活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博巴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严重制约了流亡社区的维系和流亡博巴人生愿望的实现。博巴定居点经济发展计划（EDOTS）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个计划可以为人们创造可持续和可复制的谋生之道，并将减少流亡社区的人口流失。这将保持流亡社区的完整性，从而保持博巴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和语言传统——这是图伯特流亡社区的一项关键目标。博巴定居点经济发展计划（EDOTS）将展示一种规模适应性强的经过改进的有机农场和劳动力开发模式，这一模式能使得参与计划的农民的产量和收入获得10%的增长，而得益于劳动力开发计划的介入，人们的工资也将提高10%。”

但是，博卡拉的一位图伯特流亡社区领袖说，“我们得到的援助文不对题：我们不需要新房子。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居留文件，既找不到工作也不能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房子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达赖喇嘛做了很多努力让图伯特流亡儿童接受教育，因此我们有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融入尼泊尔社会，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超过50年。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未来。重新选择定居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1世纪的生存之道

博巴们成为失去祖国的流亡者已经53年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勒斯坦人的历时最长的未获解决的流亡危机。达赖喇嘛是全球最受尊重的人士之一，博巴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但是这些同情并没有转化成对散居在印度次大陆的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图伯特流亡者的物质支持。

在尼泊尔的图伯特流亡者们的选择还受制于尼泊尔脆弱不堪的治理状况，这个国家经过了长期破坏性的内战，有15000人丧身，数千人受酷刑，遭到战争创伤或是被逐出家园。尼泊尔带着28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努力从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向共和国转型。加德满都受困于污染、人口过量和长期的水、电、石油短缺。

2011年，尼泊尔毛派政府驱逐了两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尼泊尔特使团（UNMIN）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这两个机构当时尚未完成他们调查战争罪行和将战争凶手绳之以法的工作。新宪法还有待起草和批准，因此，图伯特和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这种状况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区之要冲，湿婆和佛陀的住所，是连接中国和印度的独一无二的缓冲国。随着国王时代被共产主义势力所替代，这个国家正在蹒跚地走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在历时15年的暴乱中，毛派势力并没有给农村的穷人们带来食物、课本或医药。他们带来的只是长期战乱导致的战斗疲劳症、步枪和手榴弹、红色高棉式的酷刑技巧和红卫兵式的革命歇斯底里。当前毛派在尼泊尔掌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中国在尼泊尔日益扩张的影响力使得与印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印度外务部长贾斯旺辛格最近说，“中尼关系日益升温……而尼印关系则渐入寒冬。”

冷战时期，中国是喜马拉雅地区一个令人忧心而遥远的存在。印度曾经是，目前依然是尼泊尔最大的外国援助者和石油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唯一来源。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仓促缔结的《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允许两国公民无需护照或签证在彼此国家自由往来。有超过800万尼泊尔人在印度生活和工作，但是，尼泊尔的毛派在2008年开始提出动议废除与印 度签订的条约中的一些条款，转而鼓励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初的“人民运动”（ Jana Andolan）爆发之前，中国从来不是在尼泊尔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在尼泊尔无处不在，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扩建“中尼友好公路”，并在图伯特与尼泊尔边境一线开发各种项目。加德满都到处是旨在促进“中尼友好”的各类新设机构组织，包括贸易往来、学术会议、文化展示和旅游观光。

随着毛派当权以及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日趋密切，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的整合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为难民重新选择定居地既可以缓解尼泊尔政府面临的压力又可以让图伯特难民脱离危险。在2006到2007年，美国政府提议安置5000名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但是毛派政府拒绝为这些难民签发出境许可。

2011年，三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尼泊尔总理巴塔拉伊，提请他适时地关注图伯特难民的地位问题。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可以和尼泊尔政府重开对话，讨论有关流亡博巴的合法居留文件、难民获得应有保护以及难民的重新安置等问题。美国已经对80000名生活在尼泊尔的不丹难民进行了重新安置，那么是否能以此为杠杆再度对人数少得多的图伯特难民进行重新安置？

尼泊尔和图伯特之间有着跨越若干世纪的交往历史。在过去的53年里，尼泊尔人给予了图伯特流亡者慷慨的庇护，尼泊尔人民和图伯特人民之间依然保有着牢固的友谊。让我们共同期盼这样的友谊不要成为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受害者。由于图伯特危机日趋恶化，短期的前景黯淡渺茫，但是正如在加德满都的一位图伯特喇嘛所看到的，“尼泊尔人开始质疑为何中国人如此强力控制他们的图伯特邻居，很多人在问：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图伯特？”

【译注】

[1] 巴布拉姆·巴特拉伊（1954-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党中央副主席，2011年8月25日被推举为尼泊尔政府总理候选人，2011年8月28日巴特拉伊在尼泊尔制宪会议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多数票胜出，当选新一任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1954年出生于尼泊尔廓尔喀县，1986年取得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区域发展规划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职业政治家。52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是尼联共（毛）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普拉昌达，主管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他是尼联共（毛）党内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理论家，也是领导人中唯一的博士。

[2] 夏尔巴人（Sherpa），族名在藏语中表示“来自东方的人”，相传先祖来自中国甘孜地区。是一个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玛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操藏语族夏尔巴语，但无文字，书面使用藏语。

[3]  塔芒人（tamangs)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在尼泊尔大约有78万。（1990年数据）主要在尼泊尔和西藏的边境地区。相传是吐蕃的马兵后裔。原来四水六岗在尼泊尔的基地：木斯塘（与阿里相邻）就是塔芒人的聚居地区。以农业为主，相对而言比较贫困。信仰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巴。使用语言也是西藏语言的方言。不过只有很少的僧人掌握西藏文字。使用藏历，过“losar”（藏历新年）是最大节日。——来源：http://hi.baidu.com/%D4%F3%C8%CA%BD%DC/blog/item/96a06dfb1a9ef61c6c22eb5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