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汪杰先生的英文传记《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已经出版中文译本：《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著，黄潇潇译）。以下内容是其中第三部分第十二章。
平措汪杰先生之传记片断：《十七条协议》
我抵达昌都时，昌都已被十八军正式解放十三天了。作为战胜一方的军队进入这座城市，感觉很奇怪。更让我觉得不自在，甚至有些不舒服的是，十八军第四把手王其梅已安排我住进前昌都总督兼噶伦阿沛的宽敞宅第中（王其梅自己也住在那里）。我当即告诉王其梅，我不要那么大的地方，而我当然也不希望把阿沛赶出自己的家。但他不理会我的暗示，说他在大房间里的睡眠并不好，又说搬进去对我这个藏族干部来说会很方便，因为邻近有宽敞的会议室。我觉得他不过是出于客气而找了这借口，但我还是同意了，因为我不想在这事上和他争论。
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因此，我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设法将刚俘虏的西藏高级官员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尤其是阿沛。具体来说，我的任务是使他们相信，此刻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让拉萨派正式代表至北京，开始商谈和平解放事宜。我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这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我也得知，此次战役胜利之后，吴忠将军马上犯了一些错误，加大了我的工作难度。
吴忠是位一流的军事将领，但他缺乏政治上的敏锐，对待那些被俘藏人太像是对待战败的囚徒了。比如说，在军队的庆功大会上，他和王其梅坐在台上正中；所有缴获的武器像战利品一样堆在一边，阿沛和其他被俘官员被卫兵押着站在另一边，场下的中国官兵欢欣鼓舞，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们要争取他们，不是要侮辱他们。
第二天，我带上一条哈达、一台新收音机和一些精美的织锦去看阿沛。他住在总督府大院一座朴素的一层楼房里。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他再回巴塘时，他穿着普通的藏族服装，坐在非常薄的垫子上，这与他从前所习惯的华丽官服和礼仪上的奢侈截然不同。他的贵族助手兼秘书崔科也在场，两人看上去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让我感觉莫名的不忍。
但我也有我的工作要完成，于是我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开始了讨论。阿沛很不自在，又有些疏远，谈话进行了两天都没有实质进展。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任何进展，就不得不尊重他。于是我去见王其梅，向他解释，昌都总督一职是西藏政府中声望很高的职位，在因公出行时，他的身前身后各有五、六位骑手护驾。在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里，至少有三十多位仆人为他服务，而他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都会鸣炮。更何况，阿沛还是一位噶伦。虽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但我竭力主张我们待他时应表现出更多尊重。他并不算是我们的阶下囚，而是我们希望与之谈判的西藏政府中的重要官员。我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比如让他搬回自己从前居住的地方。（我说我很乐意住在他旁边的小房间里。）王其梅同意了，我又去见阿沛，坚持请他搬回原来的住处。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到的是，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在专供解放军高级官员使用的餐厅里一同就餐。在那以前，阿沛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我们有三个不同的食堂── 普通士兵使用大食堂，低阶官员使用中型食堂，高级官员则在小食堂里用餐。（不用说，那里的伙食也比别处好太多了！）王其梅也同意了，于是阿沛和他的助手崔科就开始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开始他们有些不安，但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变化。
最后，我还说服王其梅将那三十几位被俘的拉萨高级政府官员的衣服还给他们。他们穿着解放军给的廉价衣服显得贫穷落魄，这对他们志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敌人。把他们习惯了的衣服还给他们，就能还给他们一些尊严。如果我们想让他们拥护并且帮助我们的话，这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
做了这些改变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他们有关新中国政府的事情。我花很多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向阿沛和崔科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政策。
除了与他们一起谈话以外，我还私下和崔科单独谈。他和詹东色是好友，而詹东色是我们西藏共产党在拉萨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早就听说过我，从一开始就比阿沛对我的态度更友好。我很快发现崔科在关于西藏改革和前途方面的想法其实很进步，所以我就向他更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有时会谈到凌晨两、三点，而崔科也比阿沛更快地站到我们这边来。
除了花大量时间向他们介绍中国政策的好以外，我还竭力强调，西藏要想在军事上反抗中国是徒劳的。我记得当时很坦率，直言不讳地对阿沛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不管是以石击卵，还是以卵击石，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管战争以何种方式爆发，输的必然是西藏一方。我知道阿沛很明白这一点，因为解放军夺取昌都时，他已经亲眼见识过他们的力量。但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其他西藏领袖，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和解放军的强大一无所知。我记得当时听说一件事让我非常吃惊。据说就在几年前，领导噶伦的僧官曾询问刚从南京返回的西藏代表：“拉萨和南京比起来，哪个城市比较大？”
就在我们与阿沛和其他拉萨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渐有成果之时，我们讨论出一个办法，觉得或许可以说服拉萨同意商谈。阿沛应该写信给他在噶厦的同事，说明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以及这里的现状和机会，并且敦促拉萨派代表前来。
阿沛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商量了这封信的内容。在崔科草拟出第一稿之后，他、阿沛和我一起讨论并修改了好几次，然后我把信给王其梅看，他和阿沛又仔细讨论过，再修改了几次。最后，阿沛和其他所有西藏官员都在信上署了名，我们派人把信送往拉萨。
这封信的重点是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达赖喇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因为如果他决定开战，必然会造成大批人员伤亡，以及宗教文化场所的损毁。我们希望他和身边的高级官员能意识到，谈判会带来很多好处。解放军已经用武力攻下昌都，但他们却很尊重那里的人民和宗教文化场所，并且约束自己的行为。西藏也会受到同等待遇。我们希望这封信能使拉萨的噶厦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都通情达理，是可以相谈的，他们不是一门心思要摧毁西藏宗教文化的野蛮恶魔。我们派出两位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西藏官员去送信，因为他们能提供有关中国军队纪律的第一手信息，证实信中所言不虚。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收到回复。由于我们和拉萨之间没有通讯，所以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氛围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一个新方案浮出水面：王其梅和阿沛将在一支小分队的护卫下一同去拉萨，直接与噶厦会谈。我们刚准备要实施这个计划，就听说西藏政府已经同意派出五人代表团去北京。
西藏代表团将分两路前往北京。土登列门和桑颇色两位官员从陆路到昌都先与阿沛会合，再从那里一同前往北京；另两位官员是总司令凯墨和僧官土登旦达，他们则从印度经海路去中国首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我陪同将从昌都离开的西藏代表团，于是我们集合了一支队伍，包括几位翻译，大约三十位解放军战士，以及阿沛和另外十来个藏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仆人。我们骑马去了甘孜，这里驻扎着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又从这里乘车抵达成都。我们从成都飞往重庆，在那里与邓小平和刘伯承短暂会见后，又飞往了北京。
飞行中，计划突然有变；我们要改道去西安，因为北京正为我们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还需一天时间才能完成。在西安机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来迎接我们。那天晚上，他为我们全部人举办了招待宴会。这本是表达尊重和友好的姿态，但却几乎变成一场灾难。
问题出在格西喜饶嘉措身上。喜饶嘉措是一位著名的西藏僧人学者，他在拉萨居住期间曾教授藏文，学生包括阿沛和许多西藏贵族。汪锋邀请他赴宴，作为向代表们表示友谊的方式，显然他以为代表们看到这位老朋友会很高兴。但他不知道的是，喜饶嘉措极度反感西藏政府，特别是贵族。
喜饶嘉措依然为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耿耿于怀，当时他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派他和大约五十个汉人去西藏，他说那些汉人是他学生。他们一行人带着大量金钱和物品，抵达北部边界那曲的时候，西藏边境士兵拦下了他，最终，西藏噶厦政府裁定，他可以孤身入藏，但他的“学生”和那些物品却不能带去。喜饶嘉措怒火中烧，不得不返回中国。接着，在1950年，他再次在那曲被拦下，这次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去劝说拉萨谈判的，他从没忘记西藏“贵族”如何对待他，所以当汪锋邀请他参加宴会时，他觉得这是个宣泄情感的机会。
宴会开始时汪锋亲切致欢迎辞，场面很安静。然后，喜饶嘉措站起来说他也想说两句，事前完全没有安排。他先用藏语泛泛地讲了些话，接着，在告诉翻译不要把下面的话翻译成中文之后，他对西藏政府和拉萨贵族展开一大段激烈抨击。阿沛等人大吃一惊，但他们保持沉着，坐姿一丝不乱，试图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汪锋听不懂藏语，但他也从他们的表情上觉察出不妙，何况这些话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宴会结束后，汪锋问我当时喜饶嘉措讲了什么，我如实相告。他听完后很不高兴，担心喜饶嘉措那些侮辱人的话会影响到西藏代表们的态度，而他也会因此被上级领导责骂。我们仔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决定，与其冒着把这事的影响扩大的危险去面对它，不如干脆当作一切没有发生，希望不会有事。
第二天我们就上了火车，在第三天抵达北京，受到隆重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同来的还有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來自不同民族的三百多人，他们都是来迎接西藏代表团的。然而就算是在这样的场合，也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在一些简短的致词和正式欢迎之后，我向周恩来介绍了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但是，就在我们一起走出火车站时，我从眼角瞥见一个迅速的小动作，一位叫曲洛的藏族人悄悄给阿沛塞了一张纸条。曲洛当时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到了中国）。我当下什么也没说，因为不想让西藏代表觉得我在监视他们，但几年以后我问过阿沛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阿沛大笑着说，那张纸条警告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曲洛告诉他，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仅没有宗教信仰，更糟糕的是，还坚定地要摧毁宗教。不过，这张纸条并没有起到直接作用。几天之后，另一路西藏代表也到了，我们开始商讨后来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具体内容。
我们全部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里，讨论很快就开始了。中方代表团的领导是一位叫李維汉的资深官员，身兼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三职；西藏代表团这边的领导则是阿沛。不过，当西藏代表内部私下讨论问题时，我感觉凯墨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人。尽管阿沛是噶伦，又是西藏一方的首席代表，但凯墨是索康的叔叔，而且也见过世面，他早在1946年就作为西藏代表到中国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会议，还是在青海省发现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团成员之一。最近，他跟随达赖喇嘛和噶厦呆在邻近印度边界的亚东，因此，他对印度和西方的现状了如指掌，也很清楚达赖喇嘛身边西藏高级官员的想法。除此以外，我们确信索康一定叮嘱过他叔叔在谈判中应该怎么做。索康是西藏贵族精英中最见多识广的人。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阿沛的地位已被削弱。当时流传的谣言说，阿沛收受了金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收买了，或者说他在昌都被俘后已经被迫改变立场。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外界却对阿沛心存怀疑，我觉得这些谣言一定削弱了阿沛的影响力。
不用说，讨论从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因为双方对历史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种分歧首先从语言名称上表现了出来。例如说，在如何称呼西藏和中国方面，西藏代表团用的名称是“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表述的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我们这一边则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为西藏被认为是中国这个大实体下的次级单位。
不过，名称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激烈争论是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议题上，中央政府坚持认为，派驻解放军进藏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并且保卫国家边疆；西藏代表团则强烈反对，坚持说西藏不存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军。他们又说，假如今后有外国势力威胁西藏，他们一定立即请求中央政府的支援。因此，在西藏驻扎解放军是没有必要的。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事实上，派军入藏是个早已做出的决定，中央政府下决心要让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代表团竭力争辩了很久，最终，碍于可能造成谈判破裂以及解放军进攻西藏的威胁，他们妥协了。不过，双方同意在协议的秘密附款中加上一条，声明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派驻其间的解放军应尽可能地少。
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方面，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大争论。
中央政府知道两位喇嘛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藏人对此事的反应强烈。例如说，当中国政府在1951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邀请班禅喇嘛到天安门城楼上时，虽然北京的西藏代表团也参加了那次庆典，但阿沛等西藏官员拒绝正式会见班禅喇嘛，因为西藏政府仍然没有认可他。那一天，阿沛向毛泽东献上一条哈达，却没有给班禅喇嘛。
这对中央政府来说就是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情况，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公开承认班禅喇嘛，并且下决心要让他回到其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但他们也希望获得西藏政府的同意。这事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其中不只是达赖喇嘛认可一个转世灵童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有关税务和其他方面职权的问题。争执进行了一段时间，双方都不愿让步。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强迫西藏政府认可这个男孩为班禅喇嘛，并允许他回扎什伦布寺。但让他们应允也不是件易事，因为西藏代表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没有认可喇嘛的权力，更不要说是认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了，那是达赖喇嘛的特权。中方代表团则坚持，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判就进行不下去。这时，阿沛向身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发了一封电报。达赖喇嘛回电说，他承认这个男孩就是十世班禅喇嘛。此后，其他的问题也通过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而不直接列出两位喇嘛各自的管辖权而解决了。协议中有一则条款只说班禅喇嘛能回西藏，而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将保持彼此在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
讨论接近尾声时，另一起争执几乎让谈判破裂，这次是关于中央政府希望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以保证《十七条协议》之执行的计划。
在正式会议中提出这一条件以前，李維汉先邀请我和阿沛去他的住处。李維汉的想法是，如果阿沛有时间考虑这个提议并与其他代表讨论一下，将对会议进展很有帮助。那天晚上，李維汉很有技巧地开启了话头。“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他说。“我们都在很努力地工作。虽然也遇到一些分歧，但多数问题都已解决，意见也达成一致。但是，最后还有一件必须讨论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我们需要在西藏设立一个军政委员会，这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办事处，但达赖喇嘛将担任主任委员，班禅喇嘛和一位汉人代表则出任副主任。”他解释完以后，一直默默听着的阿沛就客气地告辞了。他和我步行回饭店，一路上完全没有讲起李維汉的提议，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很吃惊。
三天之后，李維汉觉得西藏代表已经有充足时间消化这个信息，于是召集了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讲到在西藏设立军事委员会的事。当西藏代表听到这一建议的细节时，他们按捺不住吃惊和愤怒。
在此以前，西藏代表喜欢这个协议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理解中，此协议仍然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运作。他们听到新条件以后很生气，因为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这个主意，似乎会削弱传统西藏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看起来好像中方一手给他们好处，一手又把它们夺走。在李維汉解释细节时，我听到凯墨轻声低咕着：“真是荒唐。会谈没完没了，真不妙。”
很显然，他和其他代表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势迅速恶化。我觉得李維汉当时可能正要说“我相信阿沛已经和你们讨论过了”一类的话，但他被脸色铁青的僧官土登旦达打断了。土登旦达卷起袖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每天中央政府都有新的话要说。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已经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论过，可是现在呢？还以为就快结束了，你们又抛出这种提议！”阿沛什么也没说，沉默地坐着，其他西藏人也都因李維汉的建议而感吃惊。西藏代表一方作出更多愤怒反应之后，李維汉也生气了，他说：“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想法，那就卷起铺盖滚回去吧。”这里的暗示很明显，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眼看事情就要一发不可收拾，我决定设法让场面冷静下来，于是站起来说：“今天大家都生气了，说了很多话，产生很多误会。李維汉刚刚叫我们回北京饭店，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我自作主张讲了这些话，以缓和李維汉下的最后通牒，显得他的意思是叫西藏代表回“饭店”，而不是回“西藏”。
中方代表完全没料到这个局面，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个难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阿沛已经跟其他代表讨论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中国到处都设有这样的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而特别提出。
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因此，我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设法将刚俘虏的西藏高级官员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尤其是阿沛。具体来说，我的任务是使他们相信，此刻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让拉萨派正式代表至北京，开始商谈和平解放事宜。我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这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我也得知，此次战役胜利之后，吴忠将军马上犯了一些错误，加大了我的工作难度。
吴忠是位一流的军事将领，但他缺乏政治上的敏锐，对待那些被俘藏人太像是对待战败的囚徒了。比如说，在军队的庆功大会上，他和王其梅坐在台上正中；所有缴获的武器像战利品一样堆在一边，阿沛和其他被俘官员被卫兵押着站在另一边，场下的中国官兵欢欣鼓舞，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们要争取他们，不是要侮辱他们。
第二天，我带上一条哈达、一台新收音机和一些精美的织锦去看阿沛。他住在总督府大院一座朴素的一层楼房里。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他再回巴塘时，他穿着普通的藏族服装，坐在非常薄的垫子上，这与他从前所习惯的华丽官服和礼仪上的奢侈截然不同。他的贵族助手兼秘书崔科也在场，两人看上去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让我感觉莫名的不忍。
但我也有我的工作要完成，于是我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开始了讨论。阿沛很不自在，又有些疏远，谈话进行了两天都没有实质进展。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任何进展，就不得不尊重他。于是我去见王其梅，向他解释，昌都总督一职是西藏政府中声望很高的职位，在因公出行时，他的身前身后各有五、六位骑手护驾。在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里，至少有三十多位仆人为他服务，而他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都会鸣炮。更何况，阿沛还是一位噶伦。虽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但我竭力主张我们待他时应表现出更多尊重。他并不算是我们的阶下囚，而是我们希望与之谈判的西藏政府中的重要官员。我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比如让他搬回自己从前居住的地方。（我说我很乐意住在他旁边的小房间里。）王其梅同意了，我又去见阿沛，坚持请他搬回原来的住处。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到的是，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在专供解放军高级官员使用的餐厅里一同就餐。在那以前，阿沛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我们有三个不同的食堂── 普通士兵使用大食堂，低阶官员使用中型食堂，高级官员则在小食堂里用餐。（不用说，那里的伙食也比别处好太多了！）王其梅也同意了，于是阿沛和他的助手崔科就开始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开始他们有些不安，但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变化。
最后，我还说服王其梅将那三十几位被俘的拉萨高级政府官员的衣服还给他们。他们穿着解放军给的廉价衣服显得贫穷落魄，这对他们志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敌人。把他们习惯了的衣服还给他们，就能还给他们一些尊严。如果我们想让他们拥护并且帮助我们的话，这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
做了这些改变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他们有关新中国政府的事情。我花很多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向阿沛和崔科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政策。
除了与他们一起谈话以外，我还私下和崔科单独谈。他和詹东色是好友，而詹东色是我们西藏共产党在拉萨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早就听说过我，从一开始就比阿沛对我的态度更友好。我很快发现崔科在关于西藏改革和前途方面的想法其实很进步，所以我就向他更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有时会谈到凌晨两、三点，而崔科也比阿沛更快地站到我们这边来。
除了花大量时间向他们介绍中国政策的好以外，我还竭力强调，西藏要想在军事上反抗中国是徒劳的。我记得当时很坦率，直言不讳地对阿沛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不管是以石击卵，还是以卵击石，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管战争以何种方式爆发，输的必然是西藏一方。我知道阿沛很明白这一点，因为解放军夺取昌都时，他已经亲眼见识过他们的力量。但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其他西藏领袖，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和解放军的强大一无所知。我记得当时听说一件事让我非常吃惊。据说就在几年前，领导噶伦的僧官曾询问刚从南京返回的西藏代表：“拉萨和南京比起来，哪个城市比较大？”
就在我们与阿沛和其他拉萨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渐有成果之时，我们讨论出一个办法，觉得或许可以说服拉萨同意商谈。阿沛应该写信给他在噶厦的同事，说明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以及这里的现状和机会，并且敦促拉萨派代表前来。
阿沛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商量了这封信的内容。在崔科草拟出第一稿之后，他、阿沛和我一起讨论并修改了好几次，然后我把信给王其梅看，他和阿沛又仔细讨论过，再修改了几次。最后，阿沛和其他所有西藏官员都在信上署了名，我们派人把信送往拉萨。
这封信的重点是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达赖喇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因为如果他决定开战，必然会造成大批人员伤亡，以及宗教文化场所的损毁。我们希望他和身边的高级官员能意识到，谈判会带来很多好处。解放军已经用武力攻下昌都，但他们却很尊重那里的人民和宗教文化场所，并且约束自己的行为。西藏也会受到同等待遇。我们希望这封信能使拉萨的噶厦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都通情达理，是可以相谈的，他们不是一门心思要摧毁西藏宗教文化的野蛮恶魔。我们派出两位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西藏官员去送信，因为他们能提供有关中国军队纪律的第一手信息，证实信中所言不虚。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收到回复。由于我们和拉萨之间没有通讯，所以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氛围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一个新方案浮出水面：王其梅和阿沛将在一支小分队的护卫下一同去拉萨，直接与噶厦会谈。我们刚准备要实施这个计划，就听说西藏政府已经同意派出五人代表团去北京。
西藏代表团将分两路前往北京。土登列门和桑颇色两位官员从陆路到昌都先与阿沛会合，再从那里一同前往北京；另两位官员是总司令凯墨和僧官土登旦达，他们则从印度经海路去中国首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我陪同将从昌都离开的西藏代表团，于是我们集合了一支队伍，包括几位翻译，大约三十位解放军战士，以及阿沛和另外十来个藏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仆人。我们骑马去了甘孜，这里驻扎着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又从这里乘车抵达成都。我们从成都飞往重庆，在那里与邓小平和刘伯承短暂会见后，又飞往了北京。
飞行中，计划突然有变；我们要改道去西安，因为北京正为我们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还需一天时间才能完成。在西安机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来迎接我们。那天晚上，他为我们全部人举办了招待宴会。这本是表达尊重和友好的姿态，但却几乎变成一场灾难。
问题出在格西喜饶嘉措身上。喜饶嘉措是一位著名的西藏僧人学者，他在拉萨居住期间曾教授藏文，学生包括阿沛和许多西藏贵族。汪锋邀请他赴宴，作为向代表们表示友谊的方式，显然他以为代表们看到这位老朋友会很高兴。但他不知道的是，喜饶嘉措极度反感西藏政府，特别是贵族。
喜饶嘉措依然为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耿耿于怀，当时他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派他和大约五十个汉人去西藏，他说那些汉人是他学生。他们一行人带着大量金钱和物品，抵达北部边界那曲的时候，西藏边境士兵拦下了他，最终，西藏噶厦政府裁定，他可以孤身入藏，但他的“学生”和那些物品却不能带去。喜饶嘉措怒火中烧，不得不返回中国。接着，在1950年，他再次在那曲被拦下，这次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去劝说拉萨谈判的，他从没忘记西藏“贵族”如何对待他，所以当汪锋邀请他参加宴会时，他觉得这是个宣泄情感的机会。
宴会开始时汪锋亲切致欢迎辞，场面很安静。然后，喜饶嘉措站起来说他也想说两句，事前完全没有安排。他先用藏语泛泛地讲了些话，接着，在告诉翻译不要把下面的话翻译成中文之后，他对西藏政府和拉萨贵族展开一大段激烈抨击。阿沛等人大吃一惊，但他们保持沉着，坐姿一丝不乱，试图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汪锋听不懂藏语，但他也从他们的表情上觉察出不妙，何况这些话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宴会结束后，汪锋问我当时喜饶嘉措讲了什么，我如实相告。他听完后很不高兴，担心喜饶嘉措那些侮辱人的话会影响到西藏代表们的态度，而他也会因此被上级领导责骂。我们仔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决定，与其冒着把这事的影响扩大的危险去面对它，不如干脆当作一切没有发生，希望不会有事。
第二天我们就上了火车，在第三天抵达北京，受到隆重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同来的还有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來自不同民族的三百多人，他们都是来迎接西藏代表团的。然而就算是在这样的场合，也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在一些简短的致词和正式欢迎之后，我向周恩来介绍了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但是，就在我们一起走出火车站时，我从眼角瞥见一个迅速的小动作，一位叫曲洛的藏族人悄悄给阿沛塞了一张纸条。曲洛当时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到了中国）。我当下什么也没说，因为不想让西藏代表觉得我在监视他们，但几年以后我问过阿沛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阿沛大笑着说，那张纸条警告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曲洛告诉他，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仅没有宗教信仰，更糟糕的是，还坚定地要摧毁宗教。不过，这张纸条并没有起到直接作用。几天之后，另一路西藏代表也到了，我们开始商讨后来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具体内容。
我们全部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里，讨论很快就开始了。中方代表团的领导是一位叫李維汉的资深官员，身兼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三职；西藏代表团这边的领导则是阿沛。不过，当西藏代表内部私下讨论问题时，我感觉凯墨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人。尽管阿沛是噶伦，又是西藏一方的首席代表，但凯墨是索康的叔叔，而且也见过世面，他早在1946年就作为西藏代表到中国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会议，还是在青海省发现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团成员之一。最近，他跟随达赖喇嘛和噶厦呆在邻近印度边界的亚东，因此，他对印度和西方的现状了如指掌，也很清楚达赖喇嘛身边西藏高级官员的想法。除此以外，我们确信索康一定叮嘱过他叔叔在谈判中应该怎么做。索康是西藏贵族精英中最见多识广的人。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阿沛的地位已被削弱。当时流传的谣言说，阿沛收受了金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收买了，或者说他在昌都被俘后已经被迫改变立场。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外界却对阿沛心存怀疑，我觉得这些谣言一定削弱了阿沛的影响力。
不用说，讨论从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因为双方对历史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种分歧首先从语言名称上表现了出来。例如说，在如何称呼西藏和中国方面，西藏代表团用的名称是“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表述的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我们这一边则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为西藏被认为是中国这个大实体下的次级单位。
不过，名称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激烈争论是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议题上，中央政府坚持认为，派驻解放军进藏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并且保卫国家边疆；西藏代表团则强烈反对，坚持说西藏不存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军。他们又说，假如今后有外国势力威胁西藏，他们一定立即请求中央政府的支援。因此，在西藏驻扎解放军是没有必要的。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事实上，派军入藏是个早已做出的决定，中央政府下决心要让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代表团竭力争辩了很久，最终，碍于可能造成谈判破裂以及解放军进攻西藏的威胁，他们妥协了。不过，双方同意在协议的秘密附款中加上一条，声明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派驻其间的解放军应尽可能地少。
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方面，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大争论。
1924年，九世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间就税务和政治问题发生了争执，在漫长的争论无果之后，他从西藏逃往中国。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们住在青海省，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立起密切关系。他身边的许多高官，比如计晋美（见图十八），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早在中共上台以前几十年就已经接受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他的官员出发寻访（十世）转世灵童，而西藏政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当九世班禅的人在中国境内的藏族地区找到转世灵童之后，拉萨的西藏政府拒绝承认。他们也找到了几位灵童候选人，提议让九世班禅的追随者将那位灵童也送到拉萨去，作为候选人之一，等待最后的筛选决定。九世班禅的追随者坚持说，他们找到的是真正的班禅喇嘛，拒绝将他送往拉萨与别的候选人竞争。他们单边宣布那位男童为新的十世班禅喇嘛。
尽管拉萨政府不承认那位灵童的地位，但国民党政府却在即将逃往台湾之前，承认了他的合法性。就这样，班禅喇嘛的官员以及蒋介石政府都认可了这位灵童是班禅。不过，因为西藏传统要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互相让定对方转世灵童的合法性，所以拉萨不承认新班禅喇嘛。
中国的内战改变了这一状况。到1949年秋天，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眼看青海省就快被解放了，十世班禅（当时只有十二岁）和他的官员决定从青海首府西宁撤到青海中部的香日德。在香日德有一座寺庙，是著名的清朝皇帝乾隆于1780年赏赐给六世班禅喇嘛的。在那里，他们决定先不要立即飞往台湾，而是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于是派出代表去打探共产党的情况。在代表给了共产党肯定评价后，他们决定留在青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班禅喇嘛向北京发出贺电，表达他对解放西藏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回了一封热忱的电报。因此，在十七条协议进入讨论阶段时，班禅喇嘛已经是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的合法转世活佛，而他也完全站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 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中央政府知道两位喇嘛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藏人对此事的反应强烈。例如说，当中国政府在1951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邀请班禅喇嘛到天安门城楼上时，虽然北京的西藏代表团也参加了那次庆典，但阿沛等西藏官员拒绝正式会见班禅喇嘛，因为西藏政府仍然没有认可他。那一天，阿沛向毛泽东献上一条哈达，却没有给班禅喇嘛。
这对中央政府来说就是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情况，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公开承认班禅喇嘛，并且下决心要让他回到其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但他们也希望获得西藏政府的同意。这事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其中不只是达赖喇嘛认可一个转世灵童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有关税务和其他方面职权的问题。争执进行了一段时间，双方都不愿让步。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强迫西藏政府认可这个男孩为班禅喇嘛，并允许他回扎什伦布寺。但让他们应允也不是件易事，因为西藏代表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没有认可喇嘛的权力，更不要说是认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了，那是达赖喇嘛的特权。中方代表团则坚持，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判就进行不下去。这时，阿沛向身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发了一封电报。达赖喇嘛回电说，他承认这个男孩就是十世班禅喇嘛。此后，其他的问题也通过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而不直接列出两位喇嘛各自的管辖权而解决了。协议中有一则条款只说班禅喇嘛能回西藏，而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将保持彼此在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
讨论接近尾声时，另一起争执几乎让谈判破裂，这次是关于中央政府希望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以保证《十七条协议》之执行的计划。
在正式会议中提出这一条件以前，李維汉先邀请我和阿沛去他的住处。李維汉的想法是，如果阿沛有时间考虑这个提议并与其他代表讨论一下，将对会议进展很有帮助。那天晚上，李維汉很有技巧地开启了话头。“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他说。“我们都在很努力地工作。虽然也遇到一些分歧，但多数问题都已解决，意见也达成一致。但是，最后还有一件必须讨论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我们需要在西藏设立一个军政委员会，这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办事处，但达赖喇嘛将担任主任委员，班禅喇嘛和一位汉人代表则出任副主任。”他解释完以后，一直默默听着的阿沛就客气地告辞了。他和我步行回饭店，一路上完全没有讲起李維汉的提议，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很吃惊。
三天之后，李維汉觉得西藏代表已经有充足时间消化这个信息，于是召集了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讲到在西藏设立军事委员会的事。当西藏代表听到这一建议的细节时，他们按捺不住吃惊和愤怒。
在此以前，西藏代表喜欢这个协议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理解中，此协议仍然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运作。他们听到新条件以后很生气，因为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这个主意，似乎会削弱传统西藏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看起来好像中方一手给他们好处，一手又把它们夺走。在李維汉解释细节时，我听到凯墨轻声低咕着：“真是荒唐。会谈没完没了，真不妙。”
很显然，他和其他代表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势迅速恶化。我觉得李維汉当时可能正要说“我相信阿沛已经和你们讨论过了”一类的话，但他被脸色铁青的僧官土登旦达打断了。土登旦达卷起袖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每天中央政府都有新的话要说。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已经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论过，可是现在呢？还以为就快结束了，你们又抛出这种提议！”阿沛什么也没说，沉默地坐着，其他西藏人也都因李維汉的建议而感吃惊。西藏代表一方作出更多愤怒反应之后，李維汉也生气了，他说：“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想法，那就卷起铺盖滚回去吧。”这里的暗示很明显，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眼看事情就要一发不可收拾，我决定设法让场面冷静下来，于是站起来说：“今天大家都生气了，说了很多话，产生很多误会。李維汉刚刚叫我们回北京饭店，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我自作主张讲了这些话，以缓和李維汉下的最后通牒，显得他的意思是叫西藏代表回“饭店”，而不是回“西藏”。
中方代表完全没料到这个局面，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个难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阿沛已经跟其他代表讨论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中国到处都设有这样的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而特别提出。
既然李維汉告诉阿沛之后西藏代表一方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以为他们没有异议。回到饭店后，我直接去找西藏代表，试图向他们解释中方的建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凯墨对我说：“平汪啦，这个委员会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就好像在一个骑马人的脖子上再安一个骑马人一样。”他非常不高兴，也很气愤。我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首先我强调，军事委员会是中国的标准政策，不是专为西藏发明的，我说中央政府已经在新中国的四大区域设立了这样的委员会。在每个地区，军事委员会的作用都只是过渡性的，它们是暂时代表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最终会被更具代表性的、永久性的机构取代。而西藏的军事委员会也是同样的暂时行政机构，其层级不会高于西藏政府。而且，我还提醒他们，达赖喇嘛依然是那个骑马的人，他将担任委员会主任一职，并负责整个委员会，因此他们不必担心什么。
我还间接告诉凯墨和土登旦达，这件事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李維汉之前就对西藏代表团提起过。但我没有提到阿沛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再明显不过了。我们讲了一阵子话以后，凯墨和僧官土登旦达说：“哦，是这样，那我们明白了。”接着我问凯墨，如果明天开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话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这边我在努力打消西藏代表的担忧，而中国政府代表那边却正做着最坏的打算。他们真的相信西藏代表团或许会因此而打道回府，那将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处境。那就意味着战争。
我立即给李維汉打了电话，说我需要和他见面，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人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了吗？”让我高兴的是，我能告诉他没有。“事情回到正轨上了，”我说，“因为我向他们解释了军政委员会的实质，我还使他们了解，这只是个暂时机构，不会削弱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李維汉很惊讶，一开始还有些不敢相信。“真的吗？”他问，“你确定吗？”我告诉他我确定。接着他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说：“平汪刚刚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我们就能继续与西藏代表会谈。”房间里非常安静，我能清楚地听到毛的声音。他非常满意这个结果，当然，李維汉也是。李維汉热情地和我握手。第二天早上，双方在冷静下来之后，继续开始了会谈。
我不知道阿沛事先为何没将这个建议知会西藏代表，也没有和他谈过这件事，但当李維汉问我为什么西藏代表听到他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么吃惊，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我说我觉得阿沛之前没有转达那个消息，是因为他曾被俘虏，现在又有许多关于他已被共产党收买的谣言。他或许觉得，一旦他表明自己曾和中方私下谈过这么重大的议题，人们只会加深对他的怀疑。这次谈判危机之后，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争论结束后，双方代表签了字，其结果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人们已经写过太多文章讨论这份协议了，哪怕在当时，它也显得具有历史意义。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西藏面对的利害关系，而我也很严肃地对待自己在会谈中扮演的角色。我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我对双方都很了解，而且相信对西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和平解放。我知道中央政府一旦感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中国和西藏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相差悬殊，如果代表们不接受和平解放，等待西藏的就只有灾难。许多西藏人民会丧生，经济会遭受重创，而和平改造西藏社会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我觉得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促成和平的结果。
协议签订后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酒会，我一时觉得自己好像英雄一般。到场的人超过三百，其中包括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酒会开始后不久，李維汉举杯站起来祝酒：“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汪同志！他为签订《十七条协议》立下了大功。”
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也很满意我的努力，在那天结束以前，所有代表都来单独向我道谢。比如，凯墨对我说：“平汪啦，我们来后听说你也会参加会议时很有顾虑，因为我们知道不久以前西藏政府才把你逐出西藏，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一个月的会谈之后，我们改变了看法。我的中文还算过得去，我知道那天李維汉是叫我们回西藏，但你说他叫我们回饭店，我们很理解你为会谈做出的努力，你为汉藏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解放的地区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一开始，军队是新政府中的支配力量。此时，中国分成了六大区域，其中四个地区，即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地区，由军政委员会管理。这种军管形式只是暂时阶段，将在可行的时候过渡到人民管理的形式。到1954至1955年左右，全部四个军政委员会都被人民政府所取代。──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我还间接告诉凯墨和土登旦达，这件事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李維汉之前就对西藏代表团提起过。但我没有提到阿沛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再明显不过了。我们讲了一阵子话以后，凯墨和僧官土登旦达说：“哦，是这样，那我们明白了。”接着我问凯墨，如果明天开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话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这边我在努力打消西藏代表的担忧，而中国政府代表那边却正做着最坏的打算。他们真的相信西藏代表团或许会因此而打道回府，那将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处境。那就意味着战争。
我立即给李維汉打了电话，说我需要和他见面，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人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了吗？”让我高兴的是，我能告诉他没有。“事情回到正轨上了，”我说，“因为我向他们解释了军政委员会的实质，我还使他们了解，这只是个暂时机构，不会削弱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李維汉很惊讶，一开始还有些不敢相信。“真的吗？”他问，“你确定吗？”我告诉他我确定。接着他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说：“平汪刚刚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我们就能继续与西藏代表会谈。”房间里非常安静，我能清楚地听到毛的声音。他非常满意这个结果，当然，李維汉也是。李維汉热情地和我握手。第二天早上，双方在冷静下来之后，继续开始了会谈。
我不知道阿沛事先为何没将这个建议知会西藏代表，也没有和他谈过这件事，但当李維汉问我为什么西藏代表听到他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么吃惊，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我说我觉得阿沛之前没有转达那个消息，是因为他曾被俘虏，现在又有许多关于他已被共产党收买的谣言。他或许觉得，一旦他表明自己曾和中方私下谈过这么重大的议题，人们只会加深对他的怀疑。这次谈判危机之后，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争论结束后，双方代表签了字，其结果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人们已经写过太多文章讨论这份协议了，哪怕在当时，它也显得具有历史意义。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西藏面对的利害关系，而我也很严肃地对待自己在会谈中扮演的角色。我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我对双方都很了解，而且相信对西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和平解放。我知道中央政府一旦感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中国和西藏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相差悬殊，如果代表们不接受和平解放，等待西藏的就只有灾难。许多西藏人民会丧生，经济会遭受重创，而和平改造西藏社会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我觉得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促成和平的结果。
协议签订后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酒会，我一时觉得自己好像英雄一般。到场的人超过三百，其中包括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酒会开始后不久，李維汉举杯站起来祝酒：“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汪同志！他为签订《十七条协议》立下了大功。”
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也很满意我的努力，在那天结束以前，所有代表都来单独向我道谢。比如，凯墨对我说：“平汪啦，我们来后听说你也会参加会议时很有顾虑，因为我们知道不久以前西藏政府才把你逐出西藏，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一个月的会谈之后，我们改变了看法。我的中文还算过得去，我知道那天李維汉是叫我们回西藏，但你说他叫我们回饭店，我们很理解你为会谈做出的努力，你为汉藏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附：本书出版资料——
《一位藏族革命家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Text in Chinese)
出版社：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作者：梅‧戈尔斯坦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约翰·雷诺兹·哈克雷斯人类学教授，及西藏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道帏喜饶是出生于西藏的学者，长期在中国内地居住和工作，撰有大量关于平汪的著作。
威廉‧司本石初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英语系主任。
译者：黄潇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专科研究生。
评述：「任何人如果希望了解西藏，平措汪杰的政治自传是必看的书。」─《纽约书评》
「这本充满活力的自传是现代西藏历史宝贵的一页。」─ Booklist
「它既是一个关于理想和勇气的故事，也是一项关于诚信和历史失误的目录。」─《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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