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张图片,由参加地震救援的喇嘛G.T、藏人志愿者D.N、P.K所拍,铭记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刻……正如另一位藏人志愿者从现场发回的讯息:“……永远铭记结古救援中让人泪流满面的那抹绛红色。”
【重贴】:“他们是我们的一切!”
文/唯色
4•14的玉树地震是惨烈的,在随后的救援中,正如一位藏人志愿者发回的讯息:“……永远铭记结古救援中让人泪流满面的那抹绛红色。”在灾区采访的外媒注意到全力投入救灾中的僧侣时,也注意到中国媒体避免提及僧侣们的表现,指出“在星期三为悼念而整天播放的电视画面上,也见不到这些在当地举目可见、身着绛红袈裟的僧侣们的身影。”(纽约时报)至于上万救援僧侣在震后第六天被勒令离开灾区,已是当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僧侣在玉树地震中的表现,在融合了慈悲利他的佛教精神、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怀之中,实则还蕴含了某种抗衡的意义。长期以来,尤其是2008年遍及藏地的抗议发生之后,西藏僧侣的形象在中国被妖魔化,西藏僧侣的生存境遇在当地被囚犯化。而这次由于地震这场意外,僧侣们以不计代价的付出令人瞩目,至于民众对僧侣的信赖,从一位失去亲人的藏人所说的这句话中表露无遗:“他们是我们的一切!”
当局视僧侣们的救援行为是争夺民心,最终恼羞成怒,驱逐僧侣。而僧侣们所蒙受的不公反而激发包括媒体在内的同情,于是大白于天下,从而为更多人所知,扭转了僧侣们被污名化的形象,揭示了当局与僧侣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僧侣们从一开始的自发救援,到不得不中止救援,离开灾区,期间与民众、与官方及其军队、与媒体互动的行为,自始至终呈现出非常了不起的属于僧侣的抗争意义,在践行的过程中,西藏的宗教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成为关键性的支持。而强权在手的权力者尽管不满、难堪,但由于地震,由于民心,由于举世关注,只好暂且容忍。虽然容忍的时间短促,也已经为僧侣形象的真实呈现提供了可能,使得多少年来,当局不遗余力地妖魔化西藏僧侣所取得的成果,如覆水难收,一溃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震救援中,僧侣们以不同以往的勇气,理直气壮地接受媒体的采访,甚至主动去寻求媒体的采访。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去采访救援僧侣时,他们直言不讳地披露事实,点明“我们只想救人。可他们把这次悲剧看成宣传的大好机会。”由于这些事实发生在公众场所而非只有僧侣存在的宗教场所,通过记者(不只是外媒记者,也有少数中国记者)的报道,传达出西藏僧侣想要告诉世人的话语,真可谓做得漂亮。
而在火葬成千地震遇难者的葬礼上,由于死亡以及处理死亡本来就是人生大事,超越民族、超越宗教、超越国家,因此其获得的关注是空前的。更由于当地的传统和文化,能够处理众多遇难者后事的,绝不是当局的救援队或者军队、警察,而只能是寺院和僧侣。从记录当时的影像来看,其场景之宏大、悲壮、庄严,尤其是完全迥异于所有其他文化而只属于当地、本族的文化,使得绛红色的僧侣在这一特殊时刻成为惊世骇俗的主角,无论当局如何淡化其影响力,仍然获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事实上这传达的是一种抗争的精神,但不是暴力的,而是有着“西藏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完全地来源于自身。
著述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一书的人类学家斯科特(Scott,J.C.)认为,即使那些受压迫最深的人也拥有一些可以支配的抗争资源,可能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还要多;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抵抗压迫,这种抵抗也往往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为深刻、更为有效。是的,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就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在玉树地震中四万救援僧侣的意义,即是灾难临头时,可以与各种灾难抗衡的力量。
2010-5-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文/唯色
4•14的玉树地震是惨烈的,在随后的救援中,正如一位藏人志愿者发回的讯息:“……永远铭记结古救援中让人泪流满面的那抹绛红色。”在灾区采访的外媒注意到全力投入救灾中的僧侣时,也注意到中国媒体避免提及僧侣们的表现,指出“在星期三为悼念而整天播放的电视画面上,也见不到这些在当地举目可见、身着绛红袈裟的僧侣们的身影。”(纽约时报)至于上万救援僧侣在震后第六天被勒令离开灾区,已是当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僧侣在玉树地震中的表现,在融合了慈悲利他的佛教精神、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怀之中,实则还蕴含了某种抗衡的意义。长期以来,尤其是2008年遍及藏地的抗议发生之后,西藏僧侣的形象在中国被妖魔化,西藏僧侣的生存境遇在当地被囚犯化。而这次由于地震这场意外,僧侣们以不计代价的付出令人瞩目,至于民众对僧侣的信赖,从一位失去亲人的藏人所说的这句话中表露无遗:“他们是我们的一切!”
当局视僧侣们的救援行为是争夺民心,最终恼羞成怒,驱逐僧侣。而僧侣们所蒙受的不公反而激发包括媒体在内的同情,于是大白于天下,从而为更多人所知,扭转了僧侣们被污名化的形象,揭示了当局与僧侣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僧侣们从一开始的自发救援,到不得不中止救援,离开灾区,期间与民众、与官方及其军队、与媒体互动的行为,自始至终呈现出非常了不起的属于僧侣的抗争意义,在践行的过程中,西藏的宗教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成为关键性的支持。而强权在手的权力者尽管不满、难堪,但由于地震,由于民心,由于举世关注,只好暂且容忍。虽然容忍的时间短促,也已经为僧侣形象的真实呈现提供了可能,使得多少年来,当局不遗余力地妖魔化西藏僧侣所取得的成果,如覆水难收,一溃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震救援中,僧侣们以不同以往的勇气,理直气壮地接受媒体的采访,甚至主动去寻求媒体的采访。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去采访救援僧侣时,他们直言不讳地披露事实,点明“我们只想救人。可他们把这次悲剧看成宣传的大好机会。”由于这些事实发生在公众场所而非只有僧侣存在的宗教场所,通过记者(不只是外媒记者,也有少数中国记者)的报道,传达出西藏僧侣想要告诉世人的话语,真可谓做得漂亮。
而在火葬成千地震遇难者的葬礼上,由于死亡以及处理死亡本来就是人生大事,超越民族、超越宗教、超越国家,因此其获得的关注是空前的。更由于当地的传统和文化,能够处理众多遇难者后事的,绝不是当局的救援队或者军队、警察,而只能是寺院和僧侣。从记录当时的影像来看,其场景之宏大、悲壮、庄严,尤其是完全迥异于所有其他文化而只属于当地、本族的文化,使得绛红色的僧侣在这一特殊时刻成为惊世骇俗的主角,无论当局如何淡化其影响力,仍然获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事实上这传达的是一种抗争的精神,但不是暴力的,而是有着“西藏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完全地来源于自身。
著述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一书的人类学家斯科特(Scott,J.C.)认为,即使那些受压迫最深的人也拥有一些可以支配的抗争资源,可能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还要多;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抵抗压迫,这种抵抗也往往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为深刻、更为有效。是的,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就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在玉树地震中四万救援僧侣的意义,即是灾难临头时,可以与各种灾难抗衡的力量。
2010-5-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4.14 དོན་རྐྱེན་བྱུང་ནས་ལོ་ངོ་དྲིལ་བོ་གཅིག་འཁོར་བའི་དུས་འདིར་ཁྱོད་ཀྱི་་དྲ་རྩོམ་འདི་མཚོ་སྔོན་བརྙ་འཕྲིན་ཁང་སོགས་ཀྱིས་དགོང་ཚོགས་དེ་ལས་རིང་དུ་བརྒལ་འདུག བཀའ་དྲིན་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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